論中國古代政權的合法性（五）下_風聞

（五）漢朝，外儒內法和君權神授（下）

漢朝的法統最早是繼承自秦朝的。但是延續了戰國時代多元化的思想潮流。漢朝的法統也經歷了幾次變革。尤其是漢朝初年，經過了多輪的更迭。

如果説劉邦是漢朝法制化的主導者。那麼站在他背後的女人，則代表了更廣泛的社會思潮，而且這個女人顯然比劉邦還要強勢。因此在漢武帝之前，形成了黃老無為加法制主義的統治結構。我們知道道家和墨家的思想，在戰國時期就已經是社會的主流，擁有着大量的簇擁。劉邦的老婆呂雉正是一個道家思想信徒，但同時她也深受法家思想影響。劉邦去世後，她成為了中國歷史上女子稱制第一人。呂后為人剛毅果斷，她才是漢初“黃老之治”的絕對第一推手。《史記》對呂后的評價也非常之高：“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雖然呂后對待官僚和異己手段非常狠毒，但是對待百姓則是寬鬆的多。和劉邦類似，呂后也沒有前朝貴族血統而是平民百姓出身，她經歷過秦朝統治，深知秦制嚴苛壓制百姓的弊端，因此對道家的“無為而治”十分推崇。她執政期間重農寬商、設立西市，可以説為後世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無為之治”的經濟實踐在漢初確實是成功的，但是對於地方的“無為”也帶來了另一個弊端。中央和地方成了兩張皮。中央是帝王的血統繼承；地方則是豪強地主，自由兼併為王。這種對民間經濟不干涉的政策，導致漢朝民間出現大量的豪強地主和強大的諸侯封國。漢朝的地方豪族勢力的強大是建立在漢朝發達的經濟基礎之上的。長期的政治穩定和社會寬鬆，促進了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發達。

漢初的法統一方面以血緣作為皇權繼承的依據，另一方面又實行黃老之治，此時會發生系統不兼容的情況。血緣法統是貴族思維，告訴你出身決定一切。道家思想則是不培養奴才的，他會教育你“造反有理”。這個世上總是不乏擁有野心的人。於是野心家在做大後也就有了造反可以依仗的理論依據，憑什麼只有你可以做皇帝？漢景帝在位期間的“七國之亂”就是地方勢力做大出現威脅中央皇權的寫照。

於是，到了漢武帝時期，這種局面終於徹底扭轉了。儒家開始正式的登上了歷史的舞台。那儒家是何時開始接近並影響漢朝上層的呢？這就不得不提到一個人———孫叔通。這位孫大儒原本是秦二世封的待詔博士，後來看秦朝形勢不對就申請辭官回鄉，臨走時秦二世還賜給了他絲綢二十匹，提升他為正式的博士。沒想到這老頭轉身就投靠了造反的項梁，項梁死後又跟了楚懷王，看到懷王失勢後，馬上留下來伺候了項羽。隨後劉邦得勢後，又馬上“棄暗投明”去巴結劉邦。第一次見面時，孫叔通一身儒家打扮，被劉邦看不起。轉身就拋棄儒生裝扮換了一身楚人服飾來討劉邦歡心。他還給劉邦推薦了一堆的盜匪之人，助劉邦打仗。同行埋怨他，他卻説：“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打天下要靠土匪，守天下才要靠儒生。這位孫大儒的主導思想就是“與時俱進”、“與時變化”，“見風使舵”，終其一生，莫不如是。不愧被尊為漢家儒宗，就算放到現在也堪稱官場高手，玩的666，不由得讓人嘖嘖稱讚。

劉邦向來看不起儒生，呂后更是不可能與儒生為伍，留着孫叔通這幫人唯一的用處就是制定一些禮儀典章，把要舉辦大型的會議或祭祀活動搞的風光一些，也可謂之古代的形式主義。

漢武帝拋棄了道家那套法則，不再放任地方封國和豪強做大。漢文帝在位時曾經開放了全國山林和礦藏，供老百姓自由經營，甚至私人鑄幣都是合法的。到了漢武帝這裏可是行不通了，怎麼能放任你們盜採國家資源和私自發行貨幣呢？通通收歸中央。

當儒家掌握了話語權後，自然就又開始推行他的那套特權邏輯。不僅僅是皇帝威嚴不能侵犯，下級對上級也得畢恭畢敬。否則就是以下犯上。原本秦代的律法是是除皇帝以外人人都平等，到了儒家手裏，可以不守規矩的人越來越多，尤其是貴族豪強往往被法外開恩，律法又成為了只限制老百姓的手段。

大儒董仲舒將墨家的鬼神信仰改造後引入了儒家，提出“天人感應”論，以公羊學之“大一統”義提出“以元統天”、“以元正始”，“以元繼天”的一套完備的禮治建構思想體系，為各階層提供了一套儒家的法統原則。

儒家吸收了墨家的鬼神思想，以“君權神授”為核心建構了君權的神聖性。天子的權力來源是“天神”給的，和你們這些老百姓沒關係，也不是靠武力就能奪取的。皇帝是受到上天的委派，來管理人間事務的，一切災禍都是天罰，你們也不能全怪罪皇帝，皇帝如果覺得自己有過錯，他會受上天感應而下“罪己詔”。其實這種“罪己詔”並不能解決多少實際問題，不過是儒家改造出來的一種全新的掩人耳目的形式主義工程，但是對當時的老百姓而言還是很受用的。

自此，漢朝的法統結構正式確定，外儒內法加君權神授。皇帝的權力來自於“天授”，皇帝成為了人間之神。皇帝的血脈成為了神的血脈。“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疑問被儒家完美的解決了。人家是天生龍種，就是和你們這些平頭百姓不一樣。這樣一來皇權的穩定性大大提高了，造反的理由越來越難找了，總不能和老天爺過不去吧。

當然儒家這一套法統理論，存在着嚴重的BUG，也給兩個曠世奇才帶來了兩次舉世無雙的社會實踐機會。其中一個，就是儒家的穿越者王莽。儒家“君權神授”的理論讓他玩的爐火純清。你的皇帝位子不是“上天”授權的嗎？那我可以通過“禪讓”獲得轉授權。傳統的儒家是推崇“克己復禮”的，而三皇五帝時期權利合法化的來源是“禪讓”。儒家偷換了“禪讓”中權力來源於部落選舉的那部分理念，將“禪讓”的權力來源歸結為經過唯一的“上天”同意。可是誰又能代表“上天”發言呢？這話語權不還是在王莽手上嗎？合法合理的和平顛覆劉家政權，居然就這麼被他辦成了。雖然最終腦袋還是被劉秀這個位面之子搬了家，但不得不佩服他的實力。

另外一個天縱奇才就是道家的張角。你不是説你這皇帝位子是上天授予的嗎？那我給你連天都換了。“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口號把天都幹蒙了。你的天都死了，哪裏還有權力來源。真的是隻要你真的有思想，“敢教日月換新天”。張角將道家思想和民間的各種鬼神信仰相結合，創立了道教，並以《太平經》這本奇書作為其治理天下的思想綱領。“黃巾起義”的勢力，一時間席捲整個東漢大地。

漢朝自以為萬事永固的完美法統組合就這樣被兩個奇才發現Bug而破解了。從上到下的人都學會了，合法性的理論居然還可以這樣玩。從而到了魏晉時期才會有那麼多野心家有樣學樣，演出了一幕幕的權利更迭大戲。

（未完續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