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週刊丨馬斯克對民主的真正威脅_風聞

繪圖：Adrià Fruitós

原文截圖

譯按

本文作者是弗吉尼亞大學媒體研究系教授，著有Antisocial Media: How Facebook Disconnects Us and Undermines Democracy 。

本文原題“Elon Musk’s Real Threat to Democracy Isn’t What You Think”，見於2023年12月25/2024年1月1日一期美國《國家週刊》印刷版，提前上線於2023年12月11日。

譯者聽橋，對機器初步形成的譯文有校閲和多分段，並加上小標題。請忽略可能費解的表述。

馬斯克對民主的真正威脅

希瓦·維迪亞那桑（Siva Vaidhyanathan）

曾經，埃隆·馬斯克是個汽車迷：一個離經叛道的夢想家，有點不可理喻和荒腔走板，但大多數時候很有趣。出於某種原因，硅谷及周邊一羣關鍵人物非常看重他，但他絕少展示出那種會讓他的核心業務之外的任何人關切的深度或力量。

今天，馬斯克成了媒體大亨，他做出的決定可以取人生命，影響世界。他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荒腔走板，但我們再也承受不起無視或嘲笑他的代價了。

馬斯克是媒體大亨，不是因為他擁有眼下以他最喜歡的字母X命名的Twitter。到他2022年買下的那一天，這個平台幾乎從未躋身全球使用量最大的10家社交媒體服務商之列，也從未能獲得可觀的利潤。但馬斯克認為它價值440億美元。

自那以後，馬斯克笨拙而憤怒地瓦解了Twitter的服務，該平台曾經主持過許多有影響力的精英間對話，充當了支持“黑命攸關”（#BlackLivesMatter）等行動的網站，和可以標記突發新聞和緊急情況的一個早期預警系統。不論馬斯克之前的 Twitter 有什麼侷限和優點，但在他趕走那裏最有才華的員工和最有價值的廣告客户後，其價值幾乎所剩無幾。

馬斯克是媒體大亨，也不是因為他吸引了一羣憤怒的年輕男性，他們希望自己也能繁衍兩位數字那麼多的後代，而不必承擔責任或後果，並收穫阿諛奉承、言聽計從的商業媒體和名人八卦媒體的關注。

不，馬斯克是21世紀的中心人物，因為他對通信生態系統中最重要的資源之一衞星互聯網連接行使着一種不同尋常的新形式的力量。他可以隨心所欲，為數百萬人打開和關閉數字水龍頭。假如他願意，他可以監控世界各地敏感地區互聯網活動的性質，並已開始以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方式試驗那種力量。似乎沒有人樂意或有能力問責他。

馬斯克的媒體力量主要來自他私人擁有（但主要由公共資金提供支持） 的火箭和衞星公司“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的一個早期業餘項目。名為“星鏈”（Starlink）的這個項目填補了世界上相當廣大的一部分地區互聯網接入的巨大空白。

過去幾年裏，關於星鏈的力量和影響範圍，我們已見證了令人警醒的實時演示，尤其是在烏克蘭。自2022年2月烏克蘭戰爭爆發，星鏈已成為同時提供民用和軍用服務的核心設施。馬斯克同意在烏克蘭上空加載衞星，費用由星鏈承擔，同時北約各國政府和私人捐助者提供了地面上的絕大部分接收設備。

但因未能嚴肅對待烏克蘭衝突的性質和過程，馬斯克製造了一些危險的局面：最明顯的例子是，他拒絕將互聯網服務擴展到星鏈的地理圍欄界線之外，進入俄羅斯佔領區，而聲稱自己希望避免參與“一場重大的戰爭和衝突升級行動”。鑑於俄羅斯自2014年以來一直在非法蠶食烏克蘭，這實際上是接受了俄羅斯對克里米亞和頓巴斯等領土的主權聲索，而沒有考慮烏克蘭的主權、人權關切或國際法。

這是將全球衝突的基礎私有化的危險而不負責任之舉。以往，有威廉·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這樣的媒體大亨炒作戰爭，並幫助改變地圖，有摩根（ J.P. Morgan）這樣的銀行家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支持主要列強。但是，這些初代媒體和金錢大亨中，沒有誰像馬斯克那樣，擁有僅憑個人反覆無常的好惡就能影響到一場大戰結果的直接能力。

上述地理圍欄醜聞凸顯了一個令人深感不安的進展: 馬斯克對全球通信絕無僅有的控制，可以在全球衝突中充當引爆點。他的情緒搖擺可以影響到一個整個主權國家如何管理其數字生活，政府和企業如何運作，媒體系統如何運作。

烏克蘭事件固然吸引了圍繞馬斯克的新媒體力量的絕大部分注意力，但那只是一項按照馬斯克自己的構想重新規劃整個數字通信網絡的更廣泛、更低調努力的一部分內容。面對 Meta和 Alphabet等設在美國的巨頭技術公司，世界各國都努力建立數字主權，它們已被打包，放入了馬斯克牌的網絡連接業務中。甚至在獲得可以嚴重限制它們自己參與公共討論能力的那些壟斷平台的接入通道之前，許多國家已開始仰賴馬斯克的星鏈帝國，為它們在新入網的低人口密度地區進行高速互聯網連接提供支持。

星鏈對全球互聯網的壟斷，為馬斯克提供了一個極度渴求他提供服務的市場：渴求的程度遠遠超過了對他的其它企業。世界上有相當多地方缺乏將高速互聯網連接到美國城市的地下光纖或光纜；在世界上人煙稀少的廣大地區，星鏈的低軌道衞星提供了非常優質的互聯網服務，依美國標準，價格可以接受。這樣，對生活在澳大利亞或加拿大兩個海岸之間（或在美國偏遠地區） ，或在某個戰區辛苦管理企業或軍事單位的任何人來説，星鏈都顯得必不可少。

星鏈擁有先發優勢，早在2019年就將相對廉價的小型衞星佈滿天空，這些衞星連接設在地面（或船舶、飛機或無人機上），由電池提供電力的移動接收裝置。自那時起，它已經發射了5000多顆衞星，服務於60多個國家; 馬斯克計劃在軌道上總共發射4.2萬顆衞星。

2018年9月，馬斯克作客一檔美國播客節目時吸食大麻。圖源：The Joe Rogan Experience

數字時代的超級大反派

因為無法憑空爭取到額外的太空衞星線路，馬斯克利用了經典的“公地悲劇”大獲其利：他圈起了一件可以共享的社會公共品，迫使每一個依賴它的人永遠屈從於市場。

馬斯克的行動清楚表明了這一前所未有的力量積累為何極度危險。因為他控制着全球的通聯，但公共責任為零，他的“大亨的心血來潮”就成了這一基本服務在新興科技市場分銷的唯一基礎。馬斯克一次又一次，笨拙、語無倫次且危險地使用了這一力量。

當然，馬斯克成為高速數字時代的萊克斯·盧瑟（Lex Luthor）不單是因為他自己的勇氣和決心：早期有關萬維網覆蓋範圍和架構的談判呵護了他的地位。早在1990年代，美國就利用貿易談判的壓力和説服，確保私人運營商建造出了世界上絕大部分數字基礎設施。這意味着，思科、高通、微軟和谷歌這樣一些美國公司最終將主導全球通信生態系統的所有層面。（萊克斯·盧瑟，是1940年代首度出現在美國DC漫畫中的超級反派角色。——譯註）

這已成了一個天大的錯誤。美國迅速行動，令大亨階層得以控制全球數字通信的管道和實踐，就這樣將隱私、安全和觀點多樣性等重大公共關切當成了事後的考慮，落後於的瘋狂創新和擴張。這令各國疲於奔命，將公共利益改造成了一個早就被操縱，用來反對它的系統。與此同時，俄羅斯等非自由主義政權迅速調整了由大亨驅動的網絡連接模式，以適應當局實施鎮壓的命令。（本段刪去一個國家的名字。——譯註）

馬斯克酷似唐納德·特朗普，也渴望得到關注，並陶醉在爭議當中。他生性好鬥，又恃強凌弱，除了認定自己道德正派，他沒有任何信念。但不同於特朗普，馬斯克坐擁一座如假包換、壯觀瑰麗的財富寶庫。除了擔任總統四年，特朗普從未在這個世界上經營過太重要的事業。他幾乎沒有能力影響到他人生活：除了自己經常欺騙和背叛的不幸商業夥伴和前盟友。

馬斯克目前控制着六家公司。有一些，如市政基礎設施公司“無聊公司”（Boring Company） ，除了銷售雷聲大雨點小的軟硬件產品之外幾乎無所事事。其它公司，如Neuralink 和xAI，是一些不切實際的虛榮心項目，短期內不太可能實現市場生存能力——假如還有的話。

在馬斯克將其私有化之前，Twitter 或X是一家上市公司，利用了沙特王室這樣有道德污點的投資者的慷慨解囊。馬斯克洗劫 Twitter 和其它資產的唯一好處是，他基本上成功地將自己的投資、債務和決策變成了一出喜劇的主題，而非世界上的一個相關因素；在他成為所有者第一年後，Twitter的用户基數下降16%，應用程序下載量減少38%，同時廣告收入驟降。

儘管如此，因為馬斯克的一手遮天，作為突發新聞的聚合平台使用時，該網站仍存在一些有害而且迅速滋生的麻煩。如對哈馬斯攻擊以色列的響應所清楚表明的那樣: 馬斯克這個幾乎毫無節制的平台很快被所有方面的虛假信息、虛假報道、舊視頻和謾罵言論所淹沒。

2022年3月，德國格林海德（Gruenheide），馬斯克出席這裏新落成的特斯拉電動汽車工廠啓動儀式。圖源：Christian Marquardt / Pool via Getty Images

馬斯克與其他媒體和企業大亨的不同

特斯拉是馬斯克運勢的轉折點，也是他絕大部分財富的來源：但在這方面，再一次，與其説他是用激進的創新擾亂了電動汽車市場，不如説是用錢開道，進入了這個市場。

2004年，他從特斯拉的工程師兼創始人馬丁·埃伯哈德（Martin Eberhard）和馬克·塔彭寧（Marc Tarpenning）那裏收購了該公司最多的股份。作為最大股東，馬斯克接管了公司董事會。後來，他任命自己為首席執行官，為推銷一種新型汽車公司的使命出借了自己的顏面和聲音。這種新型汽車公司將把個人交通從對石油和有組織勞動力的依賴中解放出來。

特斯拉是馬斯克投資組合中唯一一家上市公司，也是在全球最複雜監管影響力格局下運營的公司。於是，那成了他與監管機構和原告律師之間多次混亂對峙的主題。對上市公司所有權的披露和透明度要求，引爆了馬斯克的一些標誌性憤怒情緒的發作。他試圖獲得更多行政豁免的公開聲明和推文，一再令他在證券交易委員會那裏陷入焦頭爛額的境地。事實上，在他發佈了一條虛假推文，威脅要將特斯拉私有化，以擺脱監管部門監督的不友善束縛之後，他幾乎失去了在特斯拉的領導地位。

這意味着太空技術探索公司是唯一真正由馬斯克締造的成功故事。那也大可能是他唯一一家一直盈利的公司，其絕大部分收入來自與不同國家政府簽訂的公共合同。太空技術探索公司建造併發射火箭和衞星，但有發射失敗和其它運營方面出現尷尬狀況的記錄，那些記錄引來廣泛的批評，和對其行為進行嚴格監管審查的呼籲。

很大程度上，正如失敗的搜索引擎雅虎早期步履蹣跚地成了互聯網首屈一指的新聞網站那樣，太空技術探索公司似乎也迴歸到了自己作為一家消費者公用事業公司所有者的角色。星鏈逐步成長為全球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後，展示出了以合理價位可靠地滿足廣泛需求的能力。但假如它繼續成為馬斯克人口迅速膨脹、充斥着不合時宜的技術玩具的島嶼上唯一可行的諸多產品之一，他就可能不會抵制用新的、意想不到的方式打破它的誘惑，烏克蘭的地理圍欄事件清楚表明了這一點。

同樣，這裏的關鍵錯配在於，將一項核心社會公共品即可負擔的互聯網接入，交付給了私人公司。私人控制的媒體資源的批評者太過經常性地迴避了公有和私有之間的區別，進而誤讀了後一種公司控制形式孕育的激勵。舉一個關於這些差異的決定性政界例子來説，特朗普2016年總統競選和隨後任期的一個標誌是，他的幾乎所有最重要金主和顧問都來自私人資本界。特朗普的許多主要經濟和貿易倡議都遵循了這些可疑源頭所鋪設的道路。

同樣的現實後果可以追溯到馬斯克與掌管上市公司的科技巨頭之間的對比。康卡斯特公司（Comcast）首席執行官布萊恩·羅伯茨（Brian Roberts）和Meta公司首席執行官馬克·扎克伯格之類人士對美國人可以見到、閲讀和信仰什麼影響巨大。但因他們經營的公司是上市公司，他們就必須對股東的紀律力量以及監管機構的命令負責。

當然，在公司管理制度中，股東並非向善的一股整體性力量，遠非如此。公司管理制度的驅動力是使股票回報率最大化，而不是其它任何事情。但某些股東集團，如養老基金和大學捐贈基金，可以向公司管理者施加壓力，要求他們表達對工作場所多樣性、環境破壞和為害民主等事項的關切。假如首席執行官面對足夠多這樣的壓力，他們就可能覺得有義務實施改革，以糾正任何可能損害公司聲譽，進而損害公司最終盈利的企業行為。除了這些證券市場的大玩家，做空者和維權投資者也可以幫助約束公司和市場，經常迫使公司董事會解決它們不然就忽視了的問題，例如不可靠的增長預測或可疑的會計操作。

維權投資者和做空者已經對特斯拉的運營方式提出了重要批評，並要求該公司對其許多法務和財政失敗承擔責任。投資者吉姆·查諾斯（Jim Chanos）警告稱，特斯拉“被高估得離譜”，其市值是其收入的75倍。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説，馬斯克比他迅速壯大的敵人名單上的任何人都更討厭做空者。（今年早些時候，馬斯克與一名特斯拉做空者提起的誹謗訴訟達成了和解。）這種反感可能是馬斯克在收購 Twitter 後立即將其私有化，並對特斯拉懷有同樣計劃的原因之一。

馬斯克通過私有制逃避問責的非凡能力，令他與當今幾乎所有其他主要媒體大亨和企業巨頭截然不同。儘管貪得無厭、目中無人、赤裸玩弄權力，福克斯新聞網前首席執行官兼董事長魯珀特·默多克仍統治着上市公司。面對衝突、監管機構罰款或訴訟損失，默多克只是接受減記，穩步前行，他明白，他的公開持股是資本和信貸渠道的現成來源。

太空探索技術公司的一枚火箭騰空而起。

重組後的數字媒體格局

馬斯克作為私人資本通信大亨的超級角色，還展示出我們看待媒體合併問題的方式發生了轉變。

媒體所有權趨勢的傳統批評者一般專注於“網絡”，即最初的三大電視廣播公司以及與它們同源的印刷、廣播和圖書出版部門，它們都由一個持股寡頭統治。詆譭昔日媒體秩序的人士恰當指出，這些企業集團對編輯部門決策和沿着利潤製造和（並非偶然）廣告商綏靖進行的傳統網格的信息分發行使了過度的權力。

對媒體合併的傳統批評追蹤到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美國廣播公司（ABC）和全國廣播公司（NBC）在20世紀的新聞失敗，以及它們所有者即通用電氣、迪士尼、海灣與西部 （Gulf and Western）的市場利益，專注於信息生產和傳播的手段。批評家們拓展了媒介理論家米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的猜測，推斷説假如媒介不完全是信息，至少媒介和信息通過縱向一體化的力量被不可避免地捆綁到了一起。

如迪士尼（除了美國廣播公司，目前還控制着 ESPN、漫威工作室和其它許多內容來源）和默多克新聞集團的成功所示，我們仍有這樣的龐然大物。換言之，媒體集中依舊是真問題，但眼下是另一個問題了。公司的性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公司所有者和首席執行官的理智和穩定也是如此。

梳理這一新的媒體格局時，將我們的媒體系統理解為在三個維度中沿着三個層次的排列，是有所裨益的。

底層是基礎設施: 所有金屬和玻璃纖維，所有衞星和路由器。今天，一小部分有線和電信公司，如康卡斯特、美國電報電話、T-Mobile 和 Verizon，控制着我們信息網格的絕大部分。

第二層是我們或可稱為信息大量同化的“應用”部分。在這裏，谷歌和臉書——或更確切地説，是 Alphabet和Meta——形成了雙頭壟斷，管理着我們認為重要、有趣和“相關”的東西。（因為有這些入口平台與它們的用户之間形成的算法共生關係，它們收集了出於用户利益預先決定了接入和消費者選擇的數據。）我們或許正在接近一個拐點，在這個拐點上，新的國際玩家，如中國公司字節跳動，即TikTok 的所有者，可能撼動這一雙頭壟斷局面。但我們還沒有到那一步。

最後一層是媒體消費者最瞭解的: 內容。那是假定的理想讀者（或電子內容閲讀者，或觀眾，或聽眾）的關注所在，他們代表對可靠信息的渴求，那些信息在一個民主國家可以激發公眾討論。當然，那也是不斷擴張的數字注意力經濟的交付點。因此，處於這一媒體活動水平的每個主要玩家都必須留意部署在第二層的壟斷平台即谷歌、YouTube、臉書、Instagram和TikTok所擁有的算法力量。這些平台引導讀者和觀眾留意一條內容而非另一條內容，這進而意味着，每個內容製作者都必須迎合這種算法，可能付出的代價是它們的市場生存。 

這最後一層也是繼續培育市場玩家之間某種程度實際競爭的唯一一層。與此同時，它也是監管審查的主要關注點，最近聯邦貿易委員會對谷歌提起的反壟斷訴訟，及其最近拒絕企鵝蘭登書屋及西蒙與舒斯特（Simon & Schuster）合併的提議，就證明了這一點。那種監管不匹配是傳統媒體集中模式的遺留問題。公眾對谷歌和臉書力量集中的關切只有大約十年的歷史，這意味着限制那兩家公司力量的努力，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理論層面。 

與此同時，私人持有通信公司的擴張性的和前所未有的影響力意味着，重組後的數字媒體格局中，基礎設施層面的控制是重中之重: 根據麥肯錫公司（McKinsey）最近的一項研究，2022年，私人股本控制了價值6750億美元的全球技術市場，高於2012年的1000億美元。如我們所見，那也是埃隆·馬斯克成為麻煩的緣由所在。

誠然，用户監視、公司和國家的戰略目標設定以及內容限制，都可以在基礎設施那一層之上發生，但邪惡力量在那裏建立起來後，會更加強大和高效。人們通常能選擇他們使用的應用程序和通過那些程序傳遞的內容。但涉及基礎性的數據網格時，或是因為網絡規模經濟，或是因為簡單的市場慣性，他們絕少能夠做出超越市場龍頭的有意義選擇。

星鏈系統國有化？

作為基礎設施領域的主導玩家，馬斯克已很好地適應了這些條件。他遠非競爭資本主義的使徒，而是沉浸在他的前貝寶（Paypal）同事彼得·蒂爾（Peter Thiel）提出的一模一樣的壟斷願景中。就像那位早期的臉書投資者，馬斯克一想到市場壓力、勞動力、投資者或公共利益可能在決定如何以最佳方式經營自己的企業方面發揮某種合法作用，就會退縮。

如此親密關係説明了馬斯克企業史的另一關鍵因素。馬斯克不只充當了他在種族隔離的南非成長中的意識形態容器，或堅守他後來在常春藤盟校的精英校園裏接受的指導，他真正成長起來是在硅谷風險投資的美好時代。因為風險資本投資者尋求創造新的市場和商業模式時很大程度上是無中生有的，他們往往根據自己經歷的市場衝擊和傳説中的直覺做出決策。他們的工作是將大把鈔票推到未經證明的企業家手中，而沒有像通常那樣，對照數據或跟蹤記錄檢驗他們的假設，以做出合理的決定。

假如市場資本主義的經典模式可以會所包含了什麼傳統美德，那麼它們主要就是希臘悲劇的美德: 對傲慢、帝國野心和虛榮的緩慢懲罰。那些只是通過美其名曰“電梯推銷”的方式積聚風險投資的支持，卻忽視任何有關自己最愚蠢之舉的市場警告的公司，最終通常會遭遇一個更重大的市場懲罰，因為它們誤導了本來可以有效用於滿足實際需求的資本。關於這一原則的最近兩個聳人聽聞的例子，可以看看伊麗莎白·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的血液檢測公司Theranos和塞繆爾·班克曼-弗萊德（Samuel Bankman-Fried）的加密貨幣帝國 FTX 的破產，以及它們對聯邦司法系統的最終清算。

埃隆·馬斯克是那種體現了風險資本投資和私人資本所有權雙重不負責任的典型首席執行官。他將風險投資界獎掖傲慢態度的風氣和一種狂熱追隨組合到了一起，而那種追隨似乎是為了滿足他的龐大自我，和他使自己成為有史以來最富有的人的強烈渴求而設計的。他做到了這一切，但沒有僱傭那麼多人，沒有在公開市場上銷售很多產品，甚至沒有經常盈利。

馬斯克成功挑戰了相當多傳統的市場引力定律，這至少意味着我們錯過了將互聯網服務作為一種公共事業來創建的時機。眼下，我們必須開始反思這一失敗的遺留問題，因為它在全球造成了嚴重破壞。可以從以下方面起步：致力於研判將星鏈這樣的衞星互聯網傳輸系統國有化的成本和收益問題。

這一努力的草率或好戰模式的可能風險是，延伸美國的市場霸權，而正是那一霸權最先締造了馬斯克斬獲全球通信秩序王座位置的崛起，這是事實。但由埃隆·馬斯克充當圍繞國家主權和信息接入通道的全球爭奪的事實上的仲裁者，意味着我們不再有選擇，這一樣是事實。

2023年12月25/2024年1月1日一期美國《國家週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