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咖啡、茶：歐洲“苦藥”_風聞

    500年前，歐洲也許沒有一個人知道什麼叫做可可，什麼叫做茶，什麼叫做咖啡。過後傳進了歐洲，那價錢可貴可貴的，因此沒能一下子就成為普通人的杯中物。不但沒有能給一般民眾享受，千奇百怪的觀念都聚攏在那些苦東西上面。

    西班牙人打墨西哥把可可帶到歐洲。墨西哥的土人把炒過的可可豆、玉米粉、智利胡椒和一些別的材料混合起來煎湯喝。土人又拿可可莢當錢使，西班牙人當然沒有照搬照抄全部拿走，而是把煎湯的方法改得更為簡便。

    從西班牙傳到法蘭德斯（比利時北部）和意大利，1606年又到了佛羅倫薩。在法國路易十三時期，紅衣主教芮殊略（Richelieu）的兄弟是第一個嘗味的人——他是當作治脾臟病的藥喝的。在那個年代，不管是醫生還是不是，大家異口同聲地説這味新藥有些什麼好處或者不容置否地講它的壞話。

    1671年，賽維涅耶夫人（Madame de Sevigne）的信裏頭説，有一位貴夫人身懷六甲，可可喝得太多了，後來養了個黑炭似的孩子。有些醫生痛罵可可，説它是危險的瀉藥，只有印第安人的腸胃才受得住。幸虧，大多數醫生並不這麼深惡痛絕。有一位大夫甚至製造出一個新的醫療儀器——可可粉吹法螺，説是治花柳病毒特效藥。

    神父們也來插一腳。可可是算作飲料呢還是食物？四旬齋（Lent）裏頭可不可以喝可可，全看神父給這個問題以何種答案。1664年，羅馬的布蘭卡丘主教（Bishop Brancaccio）發表一篇拉丁文寫的論文，證明可可本身不算是食物，雖然它有點兒滋補……善男信女的吵鬧這才打住，這個大開方便之門的教條獲得了完勝。

    不為人熟悉的新奇東西都有可能先被入藥。可可在歐洲站住腳跟需要感謝上帝的雅量，那麼茶托了誰的福呢？

    約在第6世紀中，時值南北朝末期的中國已經大範圍種植茶樹，可是歐洲人卻直到1500年左右才聽到茶的聖名。又過了五十年，荷蘭人才把茶葉帶進歐洲。在1650年左右，英國人開始喝茶，再過十年，作家兼政治家的塞繆爾·佩皮斯（Pepys）便在他的聞名世界的日記上寫下了他的新體驗。

    好久好久，只有歐洲的上流社會才喝得起茶。從15先令到50先令一磅（約9兩）的茶葉，有多少人買得起？到了1712年，頂好的茶葉還要賣到18先令一磅，次貨也要賣14先令到10先令。這貴勢到了1760年才大為緩和。

    跟可可一樣，茶的作用一開始也給人説得神乎其神。法國的醫學界説它是治痛風的神葉，有一位大夫還説它是萬應靈丹，擔保它能治風濕、疝氣、羊癲風、膀胱結石、黏膜炎、痢疾和其他一切病痛。亞佛蘭徹主教丹尼爾-於埃（Daniel Huet）害了多年的爛眼和消化不良症，喝上了茶，居然眼睛清爽了，胃口也恢復了，無怪乎他要寫上58行的拉丁詩來讚揚了。

    咖啡的故事也一樣富於傳奇，咖啡樹原來只長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亞（又稱阿比西尼亞，Abyssinia），阿拉伯人在15世紀中用它當飲料，就此傳播出去。可是，近在咫尺的君士坦丁堡，不到16世紀也沒聽説有喝咖啡的趣味。此之謂，道不同，不相同飲。

    1644年傳到馬賽，可是除幾個大城市以外，法國有好幾十年不受咖啡的誘惑。拿世界繁華中心的巴黎城説，雖然有東地中海和阿美尼亞人開的供熟客抽煙打牌的小店裏出賣咖啡，巴黎人也沒有愛上它，直到1669年來了那一位奧斯曼大使，在宴席上大吹大擂才讓它時髦起來。

    近代式的咖啡館要到了17世紀末才出現，可是不多時便成了上流社會常到的地方——軍官、文人、貴婦人和紳士、打聽消息的人、尋求機遇的人，有事沒事全上咖啡館來，不相上下的時候，咖啡館也成了倫敦的固定機關——新聞和政見的交易所。

    到了18世紀，咖啡在德國也站穩了，可是激烈的抗議也時有所聞。許多丈夫訴説他們的太太喝咖啡喝得傾家蕩產，又説許多娘兒們，倘若淨罪所（Purgatory）裏有咖啡喝，寧可不進天堂。

    希爾德斯海姆（Hildesheim，現位於德國中北部）地方政府在1780年發佈的一道訓諭，勸誡人民摒除新來惡物，仍舊恢復古老相傳的舊俗：“德國人啊，你們的祖父父親喝的是白蘭地；像腓特烈大王一樣，他們是啤酒養大的；他們多麼歡樂，多麼神氣！所以要勸大家把所有咖啡瓶、咖啡罐、咖啡杯、咖啡碗全拿來打碎，庶幾德國境內不復知有咖啡一物。倘有膽敢私賣咖啡者，定即沒收無赦……”

    可見，抵制不是今天的發明，它的對象也可以不限於吃吃喝喝。

    不用多説，咖啡最初也是當藥使的。據説它能叫瘦子長肉胖子瘦，還治療癩癧、牙痛和歇斯底里，有奇效。奶酪對咖啡，原先本是當一味藥喝的，有名的醫生説這味藥是治傷風咳嗽的神品。洛桑（Lausanne，瑞士城市）地方的醫生定它治痛風。

    當然，也有懷疑的人，不但有懷疑的，還有説損話的。德國的哈瑙公主（Princess of Hanau）是個愛咖啡成癖的人，終究中了咖啡的毒，渾身潰瘍而死。1715年，有一位醫生的論文證明咖啡促人的壽命；還有一位鄧肯大夫（Dr. Duncan）説它不但誘發胃病和霍亂，還能叫婦人不育，男子陽痿。於是出來了一位大護法，巴黎醫學院院長赫克（Philippe Hecque），他只承認咖啡使和尚們能守他們的色戒。

    照此看來，可可、茶、咖啡，都是西方文明裏頭很新近的分子。拿來調和這些飲料的糖亦復如是。

    印度的祭司和醫生誠然用糖用了幾千年，可是要到亞歷山大東征到印度（公元前327年）以後，歐洲人才第一回聽説那個地方長一種甘蔗，“不用蜜蜂出力便能造出一種蜜糖”。

    又過了近一千年，歐洲人還是聞其大名而無幸見其面。到公元627年，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希拉剋略攻入了波斯國王的避暑行宮，搶了不少寶貝，這裏面就有一箱子糖。原來早個一百年的光景波斯人已經從印度得了種蔗之術。公元640年左右，阿拉伯人滅了波斯，也就學會了種甘蔗，把它到處種起來——埃及、摩洛哥、西西里、西班牙，全有了。新大陸發現之後，蔗糖這才大批地從基督教國土裏輸出，西太平洋諸島與美洲部分不久就成了產蔗的大中心。

    可是，好久好久糖只是宮廷宴席上的珍品和潤肺止咳的神藥。在法國，藥業雜貨業的聯合公司擁有銷售蔗糖的專利權，“沒糖的藥房”成了“不識字的教書先生”似的妙喻。直到1630年，糖仍舊是個貴族圈裏的珍品。巴黎一家大醫院裏，按月發一回糖給那管藥的女子：她得對天發誓，她只用來按方配藥，絕不營私走漏。

    一到17世紀，茶啦，咖啡啦，可可啦，忽如一夜春風來，一下子就盛行起來了，最大的功勞要歸於蔗糖普及。終於，它們成為了普羅大眾夢想的良藥。這是否象徵着歐洲權貴們打算與廣大民眾共享因世界貿易繁榮以及工業革命製造的潑天富貴了呢？

    答案顯然是要讓嗜糖成癮的人失望了。大人物們的慷慨，或許只是讓早餐桌前的工人們就着不再苦澀的飲品快點嚥下粗麪包。

    當然，糖也不是光做普度眾生的慈善，拿1730年跟1800年比較，後者糖的消費量足足增長三倍以上，1830年又繼續暴增五倍，讓銷售它的商人們賺得缽盆滿滿。兩百年來，越加越濃、如夢似幻的甜蜜不知有沒有片刻醫治過那些忙碌打工人的創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