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為什麼哭泣？_風聞

文 | 飛劍客

庫茲涅茨曾將世界區分為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日本與阿根廷，這樣的分類無疑反映了阿根廷奇葩的經濟狀況。

阿根廷通脹夢魘

菲利普·卡根在1956年的著作《惡性通貨膨脹的貨幣動力學》中提出，每月超過50%的通脹率即會觸發惡性通貨膨脹。惡性通脹這一概念無疑在阿根廷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儘管這個國家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牛肉出口，但其貨幣疲軟的不像話。

自18年起，阿根廷通脹率的增長軌跡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先是年通脹率從20%升至50%，接着在2022年飆升至94.8%，成為G20中通脹率最高的經濟體，這通脹水平連號稱打敗了經濟學的埃蘇丹治下的土耳其都自嘆弗如。

一般來説，只要不是在戰爭，天災等非正常情況下，惡性通脹很難發生，**然而近半個世紀，阿根廷已經“奇蹟般”發生了三次惡性通脹。**分別是1975年的“羅德里加佐”事件、勞爾·阿方辛擔任總統期間的惡性通脹以及90年的第三次惡性通脹。每一次惡性通脹，都會將當時的中下階層的儲蓄和財富侵蝕殆盡。到了90年代，梅內姆上台後，政策右轉向了新自由主義，並在經濟部長多明戈卡瓦洛於1991年實施的《貨幣兑換法》幫助下，阿根廷成功地將通脹率降了下來。

既然選擇了新自由主義，就要擁有新自由主義的一切。

梅內姆政府依照《華盛頓共識》所規定的政策，掀起了一波私有化浪潮，由於放鬆了對商業和投資的管制，並且和拉美各國簽訂了成立南方共同市場的協議，阿根廷經濟有所增長，一時被西方經濟學界所津津樂道，但90年代後期貧富差距持續拉大，降低關税讓外來商品源源不斷衝擊本國民族產業，外資企業把阿根廷的多年“進口替代戰略”下培植的企業兼併，開放金融市場讓外資滲透到了金融體系的根本。

這會通脹的確壓低了，但隨着美元加息的提速，為了防止比索貶值，需要大量美元支持，那就只有借外債。我們看到阿根廷實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十多年的結果：外債高達1300多億美元，失業率暴漲至18%，全國30%多的人口陷於貧困境地。新自由主義戰略吸引了太多外資，在金融領域收割完一撤退，阿根廷就在2001年底爆發了震驚世界的金融危機，02年阿根廷的失業率和貧困人口都上升到50%以上。

阿根廷在經歷金融危機後，依賴對中國的大豆出口來緩解債務危機。然而，08年的金融危機再次讓阿根廷的中產階級對全球化的浪漫想象破滅，與勞工階級一起選出了庇隆主義的左翼政黨，採取了限制資本流動和嚴格外匯管制的措施。

庇隆主義者，2003-2015年先後執政的基什內爾和克里斯蒂娜夫婦

15年後，全球進入了康波二次衰退期，大宗商品價格不斷下跌，邊緣國家普遍受到嚴重衝擊，阿根廷在18年再次陷入危機，惡性通脹的夢魘重現。無論是民眾還是決策者，都對此問題深感無能為力，以至於選出了一個主張摧毀央行的領導人。

從經濟學的視角分析，阿根廷的持續通脹問題主要可歸結為金融紀律和宏觀經濟管理的缺失。政府未能在提升貨幣和財政紀律，以及無風險收益率的同時穩定匯率。這導致了本幣的疲軟，進而引發了惡性通脹。米萊主張大砍政府不是沒有根據：阿根廷通脹問題的核心之一是政府的高額支出，其中包括眾多政府僱員的薪金，大規模的教育支出，全民醫療保險和養老金等方面的開銷。老實説，阿根廷的福利還不錯，但福利的錢又不是草原大風颳來的，從哪裏來？

一個農業為主的初級資源國，工業品大量依賴進口，貿易幾乎年年逆差，其財政收入並非主要來自擴大税基，而是依賴於政府向央行發售債券，藉此迫使央行增發貨幣以籌集資金。這種集資方式促進了貨幣供應的持續增加，進而使得財政紀律和債務無法有效控制。疫情爆發後，政府支出增加，貨幣供給的急劇增長加劇了這一狀況。儘管政府無法擴大税基，但實際帶來的惡性通脹卻成為了一種税，居民儲蓄的實際價值在通脹中的萎縮轉化成了政府的收入。

之前提到，拉美左翼上台傾向於實施外匯管制。在全球資本主義的背景下，資本流動自由，外匯管制的目的在於限制這種資本流動，保護本國的金融市場。通過穩定本幣匯率，維穩物價。但到了阿根廷這裏，儘管實施了外匯管制，通貨膨脹並未得到有效遏制。**原因在於，存在一個大型的離岸結算平台，這個平台位於美國，使得大量的貿易和資產交易得以在離岸市場進行清算。**這個平台為投機資本提供了新的機會，使得它們能夠繞過外匯管制，進一步加劇了通貨膨脹的壓力。

更為複雜的是，地方政府對在岸和離岸的美元交易進行了保護，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了一個巨大的“隱形市場”。這個市場不僅使得資本得以更加自由的流動，而且直接引發了貨幣穩定的難題。由於這個市場的存在，即使實施了外匯管制，也難以有效地穩定貨幣和物價。

阿根廷的政治割據：民粹左翼VS新自右翼

阿根廷作為一個政治割據的國家，也可以這麼説，是一個半新自由主義半封建社會。左翼的民粹主義與右翼的新自由主義之間一直在爭鬥。從這十幾年看，左右翼勢力處於勢均力敵的割據狀態。左翼右翼的割據狀態一定程度導致阿根廷的國家能力持續削弱。

阿根廷的地區發展不均衡，經濟實力更是以布宜諾斯艾利斯周邊及港口城市羣重點分佈，大大強化了這種左右割據現實。阿根廷的政府力量在地方和聯邦之間分裂，導致該國事實上等同於兩個國家。阿根廷的財富主要集中在首都周邊的港口城市，而內陸地區相對較貧窮，阿根廷的左翼政客較容易在地方後者層面獲得選票。

在全球化時代，所有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左翼，尤其邊緣國來説的左翼來説，都要面對一個難題：左翼想通過重税以支撐社會公共開支、扶貧以及扶持國企，但會受到右翼資產階級的強烈反對，指責左翼政府劫富濟貧養懶人。為了規避税收改革的威脅，阿根廷的右翼富裕階層在國內外遠離阿根廷的銀行通過離岸資產交易市場來逃避税收。現實的結果只能是中低階層人民承擔更重的税收負擔。

阿根廷的金融業走過了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道路，導致外資和私人公司佔據了主導地位。這一途徑隨後催生了阿根廷的離岸美元市場。右翼的資產階級政府天生反對税收架構的改革和財富再分配，而左翼政府無法有效改變這種狀況。阿根廷的金融業被塑造成了社會利益和財富轉移的工具。

左翼政府經常遇到通脹的問題，而右翼政府則會倡導貨幣紀律、小政府和自由化，有時候確定能壓制通脹，但其加劇貧富差距，摧毀本國民族產業，金融自由化致使其被美國這種中心國家的金融週期綁架：外資增長的速度超過了它們自身的需求，導致了狂熱的投機和向發展中國家的貸款激增；在投資者過度擴張後緊縮出現，資本流動逆轉，最終導致金融危機。

阿根廷的人民始終在新自由主義和民粹主義之間搖擺不定，新自由主義（右翼）和庇隆主義（左翼）的政治漩渦亦為阿根廷社會帶來了無法割捨的痛苦。

邊緣國家得到的超額利潤少，本國右翼（其代表階層又和美國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上台會加大剝削力度，而庇隆主義的改良政策確實緩和了阿根廷階級衝突，但很多時候，阿根廷勞工階級的生活卻深陷在空口的承諾中，艱難掙扎。庇隆主義實質是作為一種基於選舉制度的民粹政策，它在針對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問題上的畫餅充飢策略並沒有帶來實質的改變，反而加劇了阿根廷的財政負擔與社會陣痛。

飢餓和土地問題

知乎上有一種言論，認為阿根廷這樣的國家是老天在賞飯吃，左右怎麼折騰都不會差哪裏去，至少不會餓肚子吧。

的確，這裏擁有肥沃的土地，寬廣的牧場，高於世界多數國家的人均糧食產量，被譽為南美洲的“糧倉肉庫”，在歐洲國家曾一度有“富得像個阿根廷人”的俗語。阿根廷礦產豐富，是世界鋰三角地區，也是採頁岩油儲量大國，金銀礦產量巨高，它的自然稟賦讓人稱羨。

這種言論問題在於，不至於餓肚子是假的。阿根廷本可以養活自己的人民，但現實卻是拿着金飯碗在要飯：在全球飢餓指數的榜單上，它的排名比巴西要高；近五年來，飢餓人口從19%暴增至37%。

記得在十幾年前新自由主義引發金融危機那陣，阿根廷還進入過總體食品緊急狀態，一年大約有數百名兒童餓死。

當我們站在彭巴草原，望着隨風搖曳的大豆花，可能會困惑，為何這個國家的龐大的農牧養活不了4600萬人口，飢餓的陰影愈加濃重？

若往深處追索，或許要從國際分工的角度回想那些經濟學教科書上的教條：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和世界貿易理論。按照這些理論，阿根廷應該專注於牛肉出口，而讓德國等工業國家專注於高科技的汽車產品生產。這種國際分工看似合理，卻讓阿根廷等國只能依賴出口原材料，一直遊走在繁榮和衰退的邊緣，不得翻身。

今日的阿根廷農業生產中，我們很難再看到博爾赫斯筆下獨立自足的農牧民形象了。家庭小農場在阿根廷日漸凋零，小農們變成了農業無產者，在巨型農企的陰影下辛勤勞動，無法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

一小部分大型農場主控制着大多數農牧田，而農民們則因土地集中和權屬不明確而遭受着高昂租金等問題的困擾，最終失地，農產品被中介低價收購後轉手高額盈利。跨國公司為了高收益，使土地逐漸成為了金融資產，加劇了土地的集中。採礦業發展進一步推動這種趨勢。

據阿根廷農業普查數據，由於土地日益集中在少數精英手中，全國農業用地持有數量在1988年至2018年間約下降了41.5%

整個拉美地區農民都面臨着類似的困境：**這種農業生產模式的集中化，在少數人的手裏積累過多（同時離岸交易，保證不投入本地工業化），而那些被驅趕到城市貧民窟的多數人，一旦遭遇經濟危機，就很容易失業，然後處於飢餓邊緣。**相比拉美其他大國，比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那更脆弱的產業結構，造成他每一次經濟危機都逃不掉。

綜合來看，阿根廷的現狀就是一場僵死的局，基本已經到了不破不立、需要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地步。

但要是置之死地，大概率就真死了。

當然，右翼資產階級不會放任將自己置於死地，而小資產階級政客激進的政策，聽一聽就行了：首先米萊的聯盟在國會只有13%的席位，立法層面很難通過；其次阿根廷中央集權度不高，比周圍國家都低。每一個奧派/無政資都能這麼安慰自己：阻力太大、奴役之路太多，要不然哈耶克聖早就顯靈了。

最終米萊政府大概率還是會回到傳統右派的貨幣紀律，財政縮衣節食的老路上，很多競選綱領淪為嘴炮。比起庇隆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二選一，阿根廷也許更需要一場自下而上的社會革命。

PS：其實談拉美，談阿根廷，有時候是為了澆中國的塊壘。無論從人均耕地面積，人均牧場面積，人均礦產，人均年糧糧食佔有率來看，阿根廷都優渥於東亞太多。像阿根廷、巴西還都是糧食出口國，中國是糧食淨進口國，但是中國的飢餓指數遠遠低於阿根廷和巴西，這説明他們那些資源基本都不是屬於國民，而是農牧場主和國際糧農巨頭的。

有意思的是，除了全球飢餓指數，在人均預期壽命、醫療可得性、犯罪率、財富基尼係數、人均用電量這些的客觀數據上，中國都遠遠好於同人均GDP水平的拉美國家，表現的不像是一個發展水平。中國現代化路徑是如何避免拉美化危機的，我們下回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