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古代政權的合法性（六）上_風聞

（六）魏晉南北朝，禮樂崩壞下的大雜燴（上）

自從儒家上台後，漢朝的皇權就有了受命於天這層合法性庇護。當初那幫儒家子弟在給皇權找到合法性後，也順勢給自己找到了一個非常牛掰且名正言順參政的理由。既然皇權受命於天，那我們儒生也可以受命於天，輔佐皇帝（尤其是儒家的王莽，居然示範了一次取而代之，讓儒生們興奮不已），美其名曰：“士大夫與皇權共治天下”。不得不説這一招十分的受用，成為了中國古代儒家引以為傲的一條行為準則，一直延續到了明朝。

這種局面顯然在皇帝眼裏是很難受用的。等於你給了我一個甜棗，又打了我一巴掌。為了這個所謂的統治合法性，我的權力居然還要和你們這幫儒生野心家一起分享，簡直是豈有此理。

於是，在東漢末年爆發了著名的“黨錮之禍”。漢桓帝、漢靈帝養起了一幫宦官來制衡那幫儒家士大夫和貴族，宦官們在有了皇帝撐腰後自然是飛揚跋扈起來，於是黨爭不可避免。最終在皇權加持下，宦官以“黨人”罪名禁錮了那些不聽話的士人，讓他們終身不得再入仕途。

到了漢靈帝時期，沒有了士大夫制約的宦官終於開啓了禍害天下之門。那幫失勢的儒生也不是省油的燈，能輔佐你，也能禍害你，開始跑到社會上，滿世界影響輿論，老百姓也站在了儒生一邊。失去了儒生的支持，皇權變的孤立難支。終於在張角那句“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口號下，漢朝的法統被擊成了零散的碎片。

在打擊太平道中立下汗馬功勞的皇甫嵩曾上諫要求解除黨禁，重新團結士大夫和皇權，但後來各路地方諸侯在亂戰中已然做大，早就不把末代皇權漢獻帝再放在眼裏。頹勢中的漢朝終於迎來了在中華文化圈最耳熟能詳的三國時代。整個三國時代，漢家皇帝淪為了吉祥物，地方軍閥成為了整個國家的主導力量。

爭霸的羣雄中唯有曹操獨具慧眼採納了毛玠的建議。《三國志.毛玠傳》載：“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毛玠的“奉天子以令不臣”還是十分尊重漢家皇權的。畢竟在當時的環境下 ，想要號召天下百姓，只有兩個口號可以喊，要麼繼續擁護劉漢的天授皇權，要麼學張角“黃天當立”另起爐灶。劉漢的天下畢竟有着四百多年的根基，想要在羣狼之中重新樹立其這樣一面旗幟，談何容易。

《後漢書·袁紹傳》載：“沮授説紹曰：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官鄴都，挾天子而今諸侯，士馬以討不庭，誰能御之？。”可惜四世三公的袁紹狂妄自大，目光短淺，根本看不起這個董卓擁立起來的漢獻帝。只有當時還並不強大的曹操看到了這一點，最終走上了“挾天子以令諸侯”這一最成功的戰略決策，封自己為獨攬大權的漢丞相。

自從曹操有了漢獻帝這張法統王牌，才讓他可以名正言順的打着恢復漢朝榮光的旗號，擁有了獨步天下的威望。穎川那批荀彧這樣的“王佐之才”才會紛紛投奔到他的旗下。曹操自己也承認：“天下之定，彧之功也。”但是荀彧這幫人的目的真的是為了曹操而鞠躬盡瘁嗎？當然不是，他們眼中的法統依然是大漢朝。濟世弭亂，匡扶漢室才是他們的己任。也正是因為有這樣一批心念“興復漢室”的臣子，才讓曹操對加九賜都心有餘悸，致死都未敢稱帝，因為他知道得位的合法性可不是鬧着玩的，前車之鑑就在兩百多年前。就連劉備也是幾乎是一輩子都在高舉“匡扶漢室”的旗號做人，不敢妄自稱帝。失去了漢朝法統加持的羣雄們，很快就失去了其在百姓眼裏的正當性，成為了“流寇”和“逆賊”漸次滅亡。“名不正，言不順。”永遠不會得到老百姓的支持。那個不怕死的袁術臨死前玩了一把稱帝的遊戲，很快就自取滅亡了。

漢朝法統的正當性，一直苟延殘喘到了曹丕時代，終於又一次通過王莽發明的“禪讓”大法被徹底廢除了。曹操的兒子按耐不住自己心中那顆早已澎湃的野心，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曹丕稱帝之後，蜀漢的劉備，東吳的孫權也紛紛勇敢的稱帝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時代又一次降臨了，大家誰都別把自己説的那偉光正，都是一羣披着偽君子皮的野心家。你曹家可以篡劉家的權，我司馬家當然也可以篡你權。可惜司馬昭最後沒玩好，居然一不小心讓曹髦這個天子暴屍街頭了。無奈之下只好換個傀儡魏元帝曹奐，可惜他自己口碑已壞，不好意思讓自己坐實野心篡位的罵名。然而“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仍然成為了一句流傳千古的諺語。最終還是由他兒子司馬炎完成了“加九賜”“禪讓”這條政權合法化之路。

（未完續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