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_風聞

“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環球人物雜誌2023年12月22日 08:00:25 來自北京0人蔘與0評論

·1942年5月，毛主席和參加延安文藝工作者座談會的人員合影。

2023年12月26日，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中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我們懷念毛主席，是懷念他的偉大，也是懷念他的質樸；是懷念他的天才，也是懷念他的品格；是懷念他的信仰，也是懷念他的赤誠。

環球人物於12月1日推出封面報道《毛澤東，踏遍青山人未老》，從12月20日起，至12月26日，連續推送各篇文章。在毛主席誕辰130週年之際，我們回到最初的起點，以一種最直接的方式走近他：在同時代的人當中，在認識他的人當中，他人眼中的毛澤東是什麼樣子？毛主席眼中的他人又是什麼樣子？以下為本系列第三篇。

“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

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作者：陳娟

1938年3月20日，延安。

21歲的蕭軍，經過20多天跋涉抵達這裏，住進陝甘寧邊區招待所，意外碰到了昔日好友丁玲。丁玲比他早到一年多。故友重逢，相談甚歡，聊到晚上才各自散去。第二日，丁玲去見毛主席，無意聊起蕭軍不請自來已到延安。對蕭軍，毛主席早有耳聞，知他是魯迅的大弟子，也很欣賞他的小説《八月的鄉村》，當即派人前往招待所表示問候，並邀其見面。

蕭軍性格倔強，一口回絕了。沒想到，毛主席第二天親自登門拜訪，並在招待所宴請了蕭軍。蕭軍被打動，決定暫留延安。4月1日，陝北公學開學典禮結束後，毛主席拉着蕭軍、陳雲、李富春、成仿吾等人，在露天操場上會餐。當時的延安還有些冷，塵土飛揚的大風中，大家共用一隻大碗盛酒喝，你一口，我一口，開懷暢飲，高談闊論。

這一幕讓蕭軍印象深刻。他晚年憶及當年的場景時説：“毛主席真是禮賢下士，平易近人，氣度非凡。和毛主席相比，偉大的是毛主席，自己年輕氣傲，就太渺小了。”

出身農家，但系統讀過書、求過學的毛主席，這一生都十分重視、尊重知識分子，和諸多文人名士成為至交。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他深知“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在不同時期將大量知識分子團結在身邊，共同為革命事業而奮鬥。

作家

蕭軍到達延安一年多後，1939年12月，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了著名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這一專門論述知識分子問題的黨內正式文件規定：“今後一切戰區的黨和一切黨的軍隊，應該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加入我們的軍隊，加入我們的學校，加入政府工作。”

決定下發後，一大批愛國青年如潮水般湧入延安。很多熱血青年“打斷骨頭連着筋，扒了皮肉還有心，只要還有一口氣，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對待遠道而來的知識分子，黨和毛主席採取團結尊重的態度，政治上一視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關心照顧。”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龔雲對環球人物記者説。

毛主席經常與文藝界知識分子見面、談話、通信，談思想、談藝術、談工作等。很多人都留下深刻印象：艾青説“腦子裏留下了永遠不會消失的一個既魁梧又和藹的身影和笑容”；老舍説“見過共產黨的主席，兩個黨一比，便分外地明白了”；範長江説“許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傑，誰知他是書生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諸葛亮‘山人’的派頭，而談吐之持重與音調，又類三家村學究”……

·1938年4月，毛主席在魯迅藝術學院演講。

蕭軍1938年在延安停留數日後離開，1940年才正式到延安。一年後，他對延安的氛圍逐漸感到不適，生出一些意見。1941年7月8日，他致信毛主席，借《毛主席抗戰言論集》一書，並請教一些問題。他等了將近一個星期，未見回信，7月15日再去信一封，推測“不見回示”的原因，以為“自己的要求‘不可能’或有‘越級’等嫌疑”。

毛主席接到信後，知道蕭軍誤解了，便在8月2日復了信：

“蕭軍同志：兩次來示都閲悉，要的書已附上。我因過去同你少接觸，缺乏瞭解，有些意見想同你説，又怕交淺言深，無益於你，反引起隔閡，故沒有即説。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你對我説的，都值得注意，都應改正。但我勸你同時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係，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我同你談得來，故提議如上。如得你同意，願同你再談一回。”

這封誠懇坦率、推心置腹的回信，令蕭軍深受感動。他當天回信：“承您誠懇地指出我的病根，這是值得鄭重感謝的！”“我是很羨慕你那樣從容寬闊的，但這一時是不容易學習的。”之後，兩人又相約見面暢談。

·蕭軍，1938年第一次到延安。

從1941年7月18日到1942年5月29日，不到一年時間，毛主席和蕭軍直接交往達13次之多，每次都被蕭軍寫在日記中。

晚年彌留之際，蕭軍對女兒説：“我之所以和彭真、毛主席相交，首先，他們不是按一般的作家來看待我的，我也不是按一般的政治領袖來看待他們的；其次，我不是他們的下級，我尊重他們，但也並沒忘記我自己。我們是同志、朋友、知交，是半賓半友的形式相處的。”

文藝家

投奔延安的知識分子主觀上追求進步、追求光明，好多人是抱着追求革命的理想到來的。

“但也有不少知識分子還是小資產階級世界觀，與一些工農幹部產生了矛盾，面臨如何與工農結合，如何為工農服務的問題。文藝知識分子表現尤為明顯，一些人鼓吹要樹立‘為藝術的人生觀’，要‘藝術指導政治’，公開宣揚小資產階級作家始終是中國文學運動的主力。”龔雲説。

·艾青，1941年奔赴延安。

1942年初，毛主席單獨約見艾青，明確提出：“現在延安文藝界有很多問題，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見，有的文章像是從日本飛機上撒下來的，有的文章應該登在國民黨的《良心話》上，你看怎麼辦？”

艾青説：“開個會，你出來講講話吧。”

毛主席謹慎地問道：“我説話有人聽嗎？”

艾青説：“至少我是愛聽的。”

與艾青的這次談話，更堅定了毛主席召開文藝座談會的想法。過了兩天，毛主席又給艾青寫了第二封信：“前日所談有關文藝方針諸問題，請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見。如有所得，希隨時賜知為盼。此致敬禮!”

他在“反面的”三個字上面還特意打了三個圈。

當時，艾青的文藝理論基礎並不是很深厚，也不知如何收集反面意見，就寫了篇文章《我對於目前文藝上幾個問題的意見》，交給毛主席。不久，他應邀來到毛主席的住處談話。

對於這次談話，艾青回憶了一個細節：“我準備記錄，但是地不平，桌子有些搖晃，我跑出窯洞去找小石片來墊桌子，不料他跑得比我還快，馬上揀來小瓦片墊上，桌子不再搖晃了。這件事給我印象很深。不要説他是革命領袖，就連一個連長也不會那麼快跑去揀石頭。”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這次延安文藝座談會，實際上也反映出毛主席當時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既要團結、尊重，又要政治引導、教育改造。但是方法上，他採取的是循循善誘的教育，並且跟知識分子交朋友，用一個真正的可接受的方式去引導。”龔雲説。

延安文藝座談會後，艾青寫信給毛主席，主動要求到前方去體驗生活與寫作。毛主席回信表示贊成。後來，艾青的創作也發生改變，排練秧歌劇《牛永貴受傷》深受羣眾喜愛，還寫作《秧歌劇的形式》一文，發表在《解放日報》上。

毛主席閲後，對艾青説：“你的文章我看了。寫得很好，你應該寫三十篇。”後來，這篇文章在毛主席的指示下，還被印成小冊子廣為宣傳。

1942年8月的一天，毛主席把蔡若虹、華君武、張諤3位畫家請到延安棗園自己的家中吃飯、聊天。聊着聊着，毛主席和華君武談到了《解放日報》上的一幅漫畫——《1939年延安植的樹》。這幅畫是華君武所作，畫面很簡單，只是一棵孤零零的禿樹。

在華君武的回憶裏，毛主席先問了他的創作動機，之後説：“延河植樹植得不好，應該批評。但是，要分清個別和一般。比方説王家坪植樹不好，就應該批評延安王家坪植樹。你不寫，光畫一棵樹，就好像是説整個的延河植樹都不好，這不準確。你要分清楚這是個別的，還是一般的，是局部的，還是全局的。”

經過這番開導，華君武開竅了，開始意識到自己漫畫存在一些問題。他開始在創作中改變畫風，向大眾化、民族化方向發展，“這都是後來我追求的一個方面，假如沒有這些東西，我的漫畫也不會這樣”。

名士

1948年“五一”勞動節，中共中央發出號召，提議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一號召立即得到各民主黨派的積極響應。

1949年1月，柳亞子在香港收到毛主席的電報，立刻出發北上。他與毛主席初識於上世紀20年代，彼時國共合作受到國民黨右派破壞，二人相見於廣州，談及時局，頗有共鳴，從此結下了深厚友誼。

初到北平，柳亞子覺得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牢騷”不斷。3月28日，他寫下《感事呈毛主席》，表達內心的不滿，流露出歸隱故鄉的意思。毛主席看了以後，在4月29日寫下《七律·和柳亞子先生》，開導規勸柳亞子“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並於5月1日專門到訪柳亞子住處，與其同船遊覽昆明湖。

5月5日，毛主席邀柳亞子到香山寓所敍談，中午設宴款待，柳亞子因“談宴極歡”，歸寓後仍興奮不已，“寫信數封，十二時始睡”。在《五月五日馬克思誕辰赴毛主席宴集》一詩前，他説：“談詩論政，言笑極歡。自揆出生六十三齡，平生未有此樂也！”

毛主席的熱情和寬慰，很快消解了他的“牢騷”。後來，他在給兒子的信中説：“中共對我極客氣，對文化人亦極好。”

1950年9月，柳亞子一家最終在北平城內一個四合院定居。院內寬敞，還種着棗樹、葡萄樹，毛主席特意為他寫了一塊“上天下地之廬”的匾額，柳亞子很珍愛，將其懸掛於家中客廳的牆上，時時都能看見。

·1949年5月，毛主席與民主人士柳亞子在香山雙清別墅合影。

對另外一位黨外老朋友梁漱溟，毛主席也未曾忘懷。這兩位同齡人之間有着一段非同尋常的交往。

1938年1月，梁漱溟隻身奔赴延安，受到毛主席的熱情接見。此次延安之行，毛主席共會見梁漱溟8次，每次交談都在兩小時以上，有兩次幾乎是徹夜長談。長談的主要議題是：一旦抗戰勝利，如何建設一個新中國。在這個問題上，兩人分歧較大，甚至產生了爭論。

·1938年1月，毛主席會見延安的民主人士梁漱溟。

梁漱溟後來回憶説：

“現在回想起那場爭論，使我終生難忘的是毛主席作為政治家的風貌和氣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時踱步，有時坐下，有時在牀上一躺，十分輕鬆自如，從容不迫。他不動氣，不強辯，説話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語。明明是各不相讓的爭論，卻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談。他送我出門時，天已大亮。我還記得他最後説：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們今天的爭論可不必先作結論，姑且存留聽下回分解吧。”

1950年1月，重慶解放才兩個月，毛主席就電邀身在重慶的梁漱溟來北京，共襄國是。之後，兩人交往日見頻繁，幾乎每隔一兩個月就有一次晤談，話題涉及方方面面。然而，1953年在一次會議上，這對老朋友因意見分歧而發生公開衝突，友好關係中斷。

1983年，90歲的梁漱溟到韶山參觀。念及故人，念及當年的爭吵，他説：“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説話不講場合，使他很為難……那件事後，我的政協委員照當，生活待遇照舊，也沒有受到任何組織處理，我知道那是毛主席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科學家

新中國成立後要治理國家，更需要知識分子。

1956年2月，作為新當選的政協委員，錢學森參加了全國政協會議。當晚，毛主席宴請參加會議的全體委員。入場時，錢學森疑惑地發現自己的座位從第三十七桌調到了第一桌。這時，走進宴會場的毛主席熱情地招呼錢學森：“學森同志，請坐這裏。”原來，毛主席在會前審看宴會名單，親筆把錢學森的名字勾到自己右邊的座位。

宴會中，毛主席高興地對錢學森説：“聽説美國人把你當成五個師呢！我看呀，對我們來説，你比五個師的力量大多啦！”

·1956年2月，毛主席和錢學森在宴會上。

1958年8月28日下午，中南海豐澤園，火箭專家錢學森和原子能專家錢三強，向毛主席彙報國防尖端科研的進展情況。周恩來總理、聶榮臻副總理和宋任窮上將也在座。

錢三強首先彙報了原子彈的研製情況：“如果考慮到蘇聯在履約上有變化，我們在人力、物力、財力和技術等方面會遇到很大困難。比如，我們的鈾原料就不夠用。”

這時，周總理插話道：“我們還是要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要做好立足國內的思想準備。”

“怎麼樣？”毛主席一邊吸煙，一邊問坐在他左邊的錢學森：“錢學森同志，你説説看。”

錢學森沉思片刻説：“周總理説得好，關於‘兩彈’的研製，要有立足國內的思想準備，這就需要組織全國大協作。”

“哦，這個建議很好。”毛主席將煙蒂在煙灰缸裏捻滅，站起身，走到周總理面前，一再叮囑，要儘快組織落實。後來，毛主席在中央關於研製“兩彈”的一個重要文件上，作了如下批示：“要大力協同，做好這項工作。”

兩年後，1960年11月5日，我國第一枚導彈“東風一號”發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這年12月26日，毛主席舉辦生日宴會，錢學森受邀參加，又被安排和毛主席一張桌子就座，同桌的還有勞模等。宴會上，毛主席笑着説：“今天，請各位來敍一敍，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原子彈爆炸了，我們的火箭試驗成功了，我們中國人在世界上説話，更有底氣了！”接着，毛主席指着錢學森，説：“我現在特別向在座的諸位介紹一下我們的錢學森同志，他是我們的幾個王呢！什麼王？‘工程控制論王’， ‘火箭王’！他這個‘王’用工程控制論一發號令，我們的火箭就上天。所以各位想上天，就找我們的‘工程控制論王’和‘火箭王’錢學森同志！”

晚年，錢學森回憶毛主席對自己先後有6次接見，“每一次都給我指明瞭繼續前進的方向，每一次都給我增添了攀登高峯的力量。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產黨給的”。

1995年1月2日，他給自己在研究系統科學過程中組織起來的學術團隊的6位學者成員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元旦剛過，我就給諸位寫這封信，這是因為我讀了《中國科學報》去年12月26日4版上幾篇紀念毛主席誕辰101週年的“毛主席與科學”研討會的文章，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毛主席要我們創新，我們做到了嗎？

……

但是今天呢？我國科學技術人員有重要創新嗎？諸位比我知道得更多。我認為我們太迷信洋人了，膽子太小了！

我們這個小集體，如果不創新，我們將成為無能之輩！我們要敢幹！

後來，有學者認為，“這封信與10年後他在病榻上提出的‘傑出人才培養之問’一脈相承”，將之列為“錢學森之問”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