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永生的革命者，但總會有永生的革命_風聞

文 | 時同力

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中，時間的流動不是絕對或均質的，觀察者在不同的相對速度或不同時空結構的測量點，所測量到時間的流易是不同的。但是讓我們超脱物理學對時間的規定，下降到大致以經典物理學轄制的人類社會，我們自然可以假設：歷史的流變是均質的、畢竟時光不會因為肉食者的祈求而駐足，或是因為黔首的厭惡而加快自己的腳步。有語稱：“**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就是此理。

然而正所謂客觀的時間總是不以人的意志作為流轉的依據，“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歷史卻不能不帶着人們的主觀烙印為我們所認知。時光倒回到130年前，在公元一千八百九三年的那個冬夜，誰也不會料想到中國南方內陸省份一個和其他千百個鄉村並無二致的山鄉，會孕育出一個怎樣改造了我們的世界並影響至今的人物。

如果説他帶來的“貢獻”或在另一部分人羣中被視作的“災難”總是能在他逝世後的近半個世紀內迅速的造成“爭議”，那麼，在爭議之中存在於不同立場的兩造之間，至少有一點可以稱得上是無可辯駁的“共識”是：

無論人們對他是存有什麼樣的評價，是臧否或是褒貶，總是會説他深刻的影響了中國，並且塑造了現今的中國，也深刻地影響了世界。這種影響儘管不能説是“絕後”，但對於我們的現代生活來説，至少可以算得上是“空前”。這一點不僅為他的崇拜者和讚揚者所確證，一定程度上也為他的敵人和否定者所“苦澀的承認”。

中國人是慣常於大人物、大事件的“逢十而記”，對既往做一個回顧和梳理。如果我們想在爭執的間隙稍事休息一番，不如正在這個時光賦予的紀念時刻，稍稍回顧一下一些相關的細枝末節，隻言片語之間以思考和記憶作為懷念。

正如前文我們所提到的那樣，歷史的記載在人們心中所刻印的烙印不見得依照人為的劃定，就像流傳甚廣的“8341”番號的由來，更多隻是人們對革命者歷程人生歷程的關鍵節點的牽強附會；人們總是賦予歷史的某種時刻、某種於將來的原發起點以獨特的意義。

當上世紀的知識分子感慨短暫的二十世紀行將終結，八十年代的回顧是革命世紀達致高峯的亢龍有悔，是對激進的二十世紀的最後反思。九十年代則徹底張開了擁抱新自由主義的一雙大手，以“告別革命”的名義向過去揮手終結。

我們或許難以想象，一百年前的另外一個九十年代，在桑田滄海的浩瀚鉅變之前，當時的人們是如何去規劃沉悶而又看似循環的未來。歷史總是以一種重複的形式回顧着過去，然而每一次重複並非意味着沒有差別。

當青年的革命者（或許此時還不能稱得上是革命者，正如他在同斯諾對談時所自我定性的那樣，更多的是叛逆，一種與普羅大眾掙扎在生死水平之間的，尚且因為富農的家境聊可追求未來可能的叛逆）還未成長為革命者時，當他行走於省城逼仄的青石板路上追尋前途時，是同樣的像時下的青年對未來的迷茫、無助。

“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離鄉的豪情壯志並不能掩蓋前途無着的窘迫（事實上，在斯諾的筆下，學費太貴、全英文授課、校規太嚴這些今人看之細枝末節的困難都成為了退學打退堂鼓的原因，儘管弔詭的是，僅僅就讀半年的學校在日後也將他視作了名譽校友，不知道校規是否因此寬鬆了許多？）

與之相對的是，同為“湘江三友”之一，日後分道揚鑣的那位同學在他的自傳中，不無深情的回憶自己的童年，儘管同在遠離省城的山鄉，但他家境優渥、祖上行醫積德，從小天賦異稟，博聞強識。家境與秉性的差異，理念與意識的分歧最終導致了兩位好友的分手。在革命者沿江而下，準備從長沙去上海、嘉興去實踐他那革命事業的旅途中，革命者仍舊與他爭論。“你是和我們走，還是繼續安那其？”

無怪乎這位日後分道揚鑣的昔日好友在回答楊度的提問時如是評價革命者——

“第一、他對他所從事的任何事情都肯花功夫去精心規劃，他是傑出的謀略家和組織者。第二、也對敵人的力量估計得異常準確。第三、他可以催眠他的聽眾。他確實有驚人的説服力，很少人能不受他説話的影響。假定你同意了他的説法，就是他的朋友，否則就是他的敵人，就是這樣簡單。

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經瞭解他是這樣的一個人。假定你説他有天份，那到他就是天才，張獻忠和李自成這兩個流寇頭頭也都是天才。他們的天分是類似的。同樣，劉邦和劉秀這兩位漢朝的皇帝也是成功的人；可是，假定他們的運氣差一點，那麼他們也就成為強盜了。”

存乎之間的自然是對這“顛覆”了整個舊中國的一種“宿命論”式的解釋，成王敗寇嘛，在他看來，成功者自然沒什麼好稱頌的，失敗者也無需大加撻伐。

看來，對二十世紀激進運動的否定評價，早已有人書之，相較而言，今人一句：歷史不過是勝利者書寫的，倒顯得不如這位革命者的同學含蓄多了。

對此，革命者自己，歷史漩渦中的中心人物，彷彿不以為意，在自我評價中彷彿悄然暗合了這位昔日友人的觀點：“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説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只可惜，歷史的境遇不會再創造兩人相見的如果，設若真有那時，不知是相視一笑？亦或是一方仍然高舉“反康大旗”，另一方則一笑泯之呢？

有相逢自然有別離，如果説歷史進程總是表現為恩格斯所説的不同意志的交匯的話，縱觀革命者的一生，總是在與別人的交集和相互作用中漸趨展露他的意志、個性與特質。總是有一些人，將他視作有神話般人物的魔力，有近乎“洗腦”似的蠱惑人心手段的顛覆者。這樣的情感或許無可厚非，但這樣的認知卻隱含着獨特的危險：“狀諸葛多智而近妖”，你要宣稱他是天降的神人，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將舊中國滌盪過去，就同樣要否認他在人生中最後一件大事的無能為力，對他最後一次激進革命裏的奮力一擊所產生的巨大悲劇裏將所有的過錯統統歸咎於他。

“全知全能始終面臨的不可解的難題是——你無法創造出一個你自己舉不起來的球。”那種將其神化的塑造和將其歇斯底里化的描述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卻殊途同歸的指向了同一個事實，那就是 他既然全知全能，那麼他自然要為發生的一切承擔責任。這種史觀顯然是不唯物的，正如王紹光在他的論文中説道：

“然而，參加者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真實動機並不意味着他們沒有這種動機。即使他們認為自己是真誠的，但他們仍可能沒有意識到真相或者歪曲了真相，因為在他們意識層面發生的事並不是真相的全部。……他們一直在互相爭奪有限的政治資源和影響力，正是他們對自身利益的追逐干擾了（他）對運動的部署，因而最終導致這位偉大舵手的最後社會變革試驗功敗垂成。”

或許，我們可以看看未經修飾的革命者的幾個片段。1925年，當革命者站立在省城的江心洲上，望着北去的江水，詩意沾染島上的點點秋色。一句“攜來百侶曾遊。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東岸是求學多年的母校，“男兒努力蔚為萬夫雄。”西岸則是南嶽七十二峯的餘脈，亦有同伴組建學會的所在。

方是時，正是與國內革命的主要力量首次合作的契機。作為激進黨人的青年骨幹，被委以重任。擔任黨內代理的宣傳部長一職。赴任途中，卻是自然一掃年少求學道路的困頓無着之氣。然而不知道此時的革命者是否會想到，短短二三年間，革命竟從同仇敵愾、高歌猛進發展到同室操戈，功敗垂成。個人的命運也正如歷史的江河，雖有雄心壯志。卻往往如同那河水激盪，迴轉千腸，縱使終能到海，也往往命運多舛，旅途多艱。

一個容易為人所忽略的事實，在廣州時期，他常常因為支持陳獨秀“（對右派的言行）都不可隱忍不加以糾正，但仍強調須盡我們的力量忍耐與之合作”的“兩面受敵”的狀況，而被某北大出身的同志視之為與右派的妥協人物。做“國民黨的工作”、是“胡漢民的秘書”。一種歷史再常見不過的弔詭則是，正是這位激進的同志，在日後國共二次合作時，卻從延安轉到了重慶，去做他貶斥的“國民黨的工作”了。

好在，這種兩面受敵的情況很快得到了緩解，1927年，革命者隨革命大潮又來到了武漢。

“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和他那些同事不同，擔任農民運動的領導者的他倒是有個好處，上班地點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在武昌，就在離住所三十米的地方。當代年輕人尋找工作的條件：“錢多事少離家近”。三者倒是居其一了。

幾個月後，更好的消息是，你再也不用時不時坐船渡過長江去漢口通勤上班了。壞消息是，舊日的同事四月十二號開列的一百多人的通緝名單，你赫然在列，恭喜你，你變成舊日同志的KPI了。

看似輕佻的話語掩蓋不了revolution的殘酷，**從來就沒有安樂閒適，有的只是踽踽獨行、勉力維持。**同志、愛人、朋友、敵人，他們來了又去。他更不像一個個體，而是像一個折射，千百萬上上個世紀的“90後”的折射。

革命的個體如同一支支細流從中國深處而來，匯聚成支流，再匯合成主流。從山鄉湧出的這一股清泉，不捐細流。順漣水，匯湘江，一路到北，望見兩岸之遼闊，不過只是地圖上的一個小點罷了。今日逆流南下，不期兩年後順流而北上。在南中國的中心，正是在革命的初步成功之際，在革命形勢於珠江一隅推進到半個中國之時，過去的夥伴，革命的同志選擇了背叛。旋即，同伴的屠刀立時置於昔日的同志頭上。

在武漢國民政府的舊址南洋大樓旁，便是當時在黃埔軍校組建的“血花劇社”，革命號角“由珠江吹到揚子江”的浩蕩轉瞬之間就成為了革命葬禮的哀樂。風華正茂的同學，馬上便隕落成了江岸旁的血花點點。至今在龜山的西側，仍然有同志的陵墓。

在江河匯入大海的過程中，有太多的浪花奔騰於潮頭，倏然消逝，詩意的浪漫終究是以血紅作為自己的底色的。不知革命者晚年，在江河中搏擊之時，會否想到同志與友人也曾化作這濤濤江水的浪花。與他並行匯入大海？

他應當總是能想到的，革命宣傳的社論，總是以戰鬥的檄文式的號角：“要革命，就必須有大無畏的戰鬥精神”去代替真切發生於革命者人生歷程的犧牲。恐怕全然忘記了，革命者固然是，也首先是充沛着真摯感情的個人。

無論是“我失驕陽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還是晚年深藏在箱底的兒子的衣物，都在超凡領袖的“克里斯馬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之外，顯示出濃重的情感。

儘管出於種種不同的目的，或是不同的原因。革命者被賦予了超凡領袖的“神格”，就連革命者自己都説：“赫魯曉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為他沒有個人崇拜。中國確有個人崇拜，也需要有點個人崇拜。”可是他也曾講：“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鍾馗。我就在20世紀60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這種神格化固然是脱離於作為個體的革命者的，但革命者對待個人崇拜的態度轉變，卻始終映照了他的本意——

在付出瞭如此多的犧牲之後，在承受如此多的代價之後，始終縈繞在革命者心頭的，是對革命事業後繼是否有人的擔憂。這個擔憂，也正是他日後最大爭議的來源。

自身的死亡是無須掛礙的，乃至於死了，都要開個大會來慶祝，慶祝辯證法的勝利，“物質不變，不過粉碎罷了。”同樣言猶在耳的是“‘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

這種強烈的衝突，正如利夫頓的《革命的永生》中所談及的“倖存者”。作為革命主體的個體終將死亡，這是不可更替的事實，然而，只要革命的意志能夠存續，革命者便獲得了永生。

對生理死亡的恐懼消失，對依託身體之上的革命事業的消亡的恐懼卻始終存在於革命者的精神之中。惟有將其思想、意志、觀點、與社會相連結，才能在物質消融的時刻，維繫精神的永存。如果犧牲了多少先烈的事業後繼無人，這恐怕比病痛更能折磨這位老人。“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1958年，革命者“帶着“痛苦，也許是揶揄，但首先是自豪”地對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説：“我很孤單”,“我在大眾面前感到孤單”。僅僅事隔幾年之後，革命者再一次發動羣眾進行了一場反對正是在他的領導下得以形成的制度的行動，這一行動對於千百萬中國人具有更加悲劇性的後果，也加重了革命者自己作為中國革命的領導人的悲劇形象”。反對他的人斥之為獨夫民賊，讚揚他的人則奉之為踽踽獨行的人。似乎在爭執之間，達成了某種奇妙的共識，他們都看到了孤獨。是的，在這一刻，他是孤獨的。

如果説革命者的消逝有那麼一種意義的話，就是當我們將他的功過統籌考量，將他的過錯和失誤造成的巨大悲劇充分、切實的納入到自己的考慮當中，我們仍然可以感知到。他提出了一個尚待解決的問題，如齊澤克的那個葷段子所稱：“革命的第二天，我們該怎麼辦？”

似乎在兩千多年後，問題從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有了一絲絲的進步：討論王侯將相是誰之前，就沒有人問問應該有王侯將相嗎？

在革命者的眼中，矛盾貫穿於歷史的長河之中，舊有的矛盾消失了，新的矛盾業已產生，歷史的發展正是在接連不斷的矛盾的被解決之中波浪化地前進。於是乎，我們，我們之前的我們和我們之後的我們，都被視作了一條綿延不絕的歷史展開的一個過程，一個片段。

在這裏，不會有“歷史的終結”，甚至都不能被視作輝格史觀下的高歌猛進，樂觀主義的坦途。因為它有低潮，有倒退，有曲折，甚至有可能崩潰。中國的發展道路，總是在巨大的張力下行進，作為替代資本主義的現代性的第二條道路，不可能是坦途和一帆風順。

革命者總將自己的一生和中國現代性的矛盾糾纏在一起。正像一本書中寫到：“它繼續絞盡腦汁地堅持一種新的現代性，以克服那些由現代性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問題。”這是比浮士德更加凸顯悲劇主義色彩的英雄角色。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去政治化的世紀，正如前文所述，早已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個年代，中國人就已經用行動擁抱了去政治化的世界。**然而，去政治化並不意味着“歷史的終結。”**事實上，只要現代性的矛盾依然存在，只要現代化的道路不是一帆風順的坦途，那麼，革命者的“幽靈”就會從一百三十年、一百四十年乃至其後的節點時刻不斷地湧現。

歷史的每一次重複，都昭示着未來的改變。“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揹負着沉重的負擔，承受着巨大張力的“舊邦”，正如革命者領導人民重新改造了過去的那個“老大帝國”一般，在“世界歷史”的徐徐展開的過程中，革命者的思想依舊會為一百三十年後的我們帶來啓迪：

沒有什麼人是永生的，但總會有革命者。沒有永生的革命者，但總會有永生的革命。

參考文獻：

《毛澤東年譜》

《超凡領袖的挫敗》

《革命的永生》

《西行漫記》

《我和毛澤東行乞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