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眼前，我的孩子被搶走”_風聞

作者 | 金桔

來源 | 她刊

試想一個情境——

一位女性經歷十月懷胎，熬過孕吐、脹氣、浮腫、陰道撕裂、妊娠紋、漏尿種種生育之痛，誕下寶寶；

放棄更好的工作機會，全身心投入家庭和育兒，在無數個夜晚被哭聲喚醒，起牀餵奶哄睡……

但遺憾的是，她並沒有遇到合適的伴侶。

從妊娠到育兒，丈夫和她爭吵不休。

她在一次次衝突中失望、崩潰，決定結束搖搖欲墜的婚姻。她提出離婚，帶着寶寶分開居住。

     《82年的金智英》

在她外出工作的某天，男方帶着人破門而入，搶走還沒醒來、身上只穿着睡衣的孩子，推翻追趕出門的姥姥、姥爺，開着轎車揚長而去。

那天之後，她窮盡一切方式，報警、求助、訴訟、尋找，但都沒用。

她再沒見過自己的孩子。

與孩子消失一同發生的，是生活的失序，和反覆坍塌、重建的內心。

這並不是虛構的故事，而是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的現實。

她的名字是——紫絲帶媽媽。

      圖源：紫絲帶媽媽公益羣體  

她在婚姻關係尚未解除的情況下，孩子就被對方惡意搶奪藏匿；

她取得探視權，卻無法有效行使；

她贏得撫養權，卻找不到、接不回孩子，等到孩子年滿8歲，對方甚至會申請變更撫養權……

2019年10月，紫絲帶媽媽公益羣體成立，在過去4年，她們相互扶持、推動立法，期盼着通過法律維權，讓孩子迴歸。

今年秋天，我們認識了紫絲帶媽媽公益羣體發起人朱莉。通過她的聯繫，採訪到7位紫絲帶媽媽。

她們來自全國各地，年紀30歲到50歲不等，是生物醫藥研發員、眼科醫生、服務經理、會計、後勤專員、育嬰師、前事業單位職工。

在孩子被搶奪藏匿之前，她們從未想到這樣的事會降臨在自己身上。

想了解她們的處境，需要回到孩子消失的那一天。

*為保護隱私，文章部分人物使用化名

噩夢降臨

最初一切都很平靜。

媽媽外出工作，姥爺去小區門口拿快遞，姥姥和往常一樣推着嬰兒車，帶1歲7個月的寶寶在小區院子裏散步。

直到藏身綠化帶的兩個黑影衝向嬰兒車，迅速摁住姥姥，搶走孩子。獨留翻倒的嬰兒車和老人的慘叫在原地。

秩序被打破。

「跟強盜有什麼區別？」

看完小區監控，沁娉（化名）憤怒到渾身顫抖。

她是這起事件中的孩子媽媽，從2021年6月到寶寶消失前的2年多時間，她在蘭州老家度過了整個孕期，和父母一起養育寶寶。

搶走孩子的，是寶寶的父親和爺爺。

為了這次搶奪，男方提前5天左右安排孩子奶奶在小區裏的民宿「潛伏」，之後飛回北京工作。

在搶奪的前一夜，再和孩子爺爺飛到蘭州匯合。

搶完孩子，男方開車繞小區一週觀察情況，確認沁娉不在附近，就載上寶寶和爺爺奶奶，驅車躲到北京。

這已經是第二次搶奪。第一次發生在兩個月前，當時沁娉已經和男方明確表達，不願意再和他一起生活。

沁娉前夫搶奪孩子當天的錄像片段

計劃周密、步步算計後的暴力搶奪，在涉及搶奪藏匿的婚家案件中，不是孤例。

「他提前在我車上安裝了定位器。」

2022年3月，顧琳（化名）去公司辦事。男方通過提前安裝好的定位器，觀察她的行動軌跡。

確認顧琳開車走遠後，撬開瓦房院門的鎖，衝進屋子，搶走當時只有4歲的女兒。孩子姥姥年紀大，根本追不上他。

當時天很冷，男方穿着長款的羽絨服，而孩子被搶出門時，身上只有一件白色秋衣、一條粉色褲衩。

事發一個月後，顧琳才知道定位器的存在。當時她開車去維修門店，是維修師傅發現有異常。

對於定位器的安裝時間，男方對法院和公安提供了兩套説辭。

對法院説是3月初安裝，4月份女方發現。對公安説2021年就安裝了，已經過了一年半。

而《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追訴時效是6個月。過了6個月，案件就無法再往前追訴，警察只能終止調查。

顧琳孩子被搶奪當天的監控錄像

欺騙也是常用的手段。

分居期間，前夫某天中午去曉雪（化名）家，説要帶孩子出去玩一會兒，晚上就送回來。

第一天晚上，孩子沒有回來；第二天，也沒有回來……第四天，打視頻不接、信息不回。

曉雪回到他們原來共同生活的屋子，發現男方已經換了鎖芯，她根本開不了門。去男方的店裏找，店面合夥人説不知道他在哪，好幾天沒見了。

給男方家人打電話，孩子奶奶一聽到曉雪的聲音就掛了，之後再沒人接聽。

「這下完了，孩子肯定被他騙走了。」

曉雪多次聯繫男方未果

田姐51歲，是紫絲帶羣裏年紀最大的媽媽。

她和男方是再婚，男方之前有兩個女兒，但他家一直想再要個男孩。

2016年為了要孩子，田姐辭掉工作，高齡備孕。同年12月份，剖腹產生下兒子。這是她第二個兒子。

45歲生產，加上第一個孩子不願意和自己相處，田姐把所有心血投入在小兒子身上，希望把他培養成可以自食其力的人。

在孩子消失前，她沒離開過孩子一天。而養育過程中，父親是缺位的。

「他10天有8天都是醉酒狀態。我陪孩子住院，他帶員工旅遊。」

田姐陪孩子過生日

孩子消失的那天，秦皇島下了2022年唯一一場小雪。

她一直認為父母離婚和孩子沒有關係，不能阻礙親情聯絡，想接就可以接去玩、可以打電話。所以男方讓人來接的時候，她沒有阻攔。

孩子早晨就走了，還和田姐説晚上早點回來練琴，因為第二天有線上的音樂會。

臨出門前，孩子問田姐：

媽媽，今天我可不可以堆雪人？田姐説可以，拿了一副手套給他戴上。

「他們説會早點給我送回來，但從那之後，再沒送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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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長的找尋

報警，這是事發後媽媽們的第一反應。

去年6月，班彤（化名）從男方家中接到兒子，想母子一起過端午。

買完東西回家時，發現男方用鑰匙把鎖眼堵壞，在樓下蹲守。

即便孩子抱着媽媽脖子説「我要跟媽媽玩」，男方依然毫不顧忌，打倒班彤，搶走孩子。

當天，她報了警。得到的回覆是：

「你們還沒離婚，這是夫妻之間的家事。」

今年元旦，她再度報警，當時已經進入離婚訴訟階段，但警方依然無法提供援助，因為他們沒有干涉司法的權力。

求助婦聯，回覆大同小異。

在大部分搶奪藏匿案中，派出所和婦聯的管轄權都很有限。幾乎都只能停留在聯繫男方、口頭調解，調取監控、告知男方搶奪後的行蹤。

接下來，媽媽只能自己面對漫長的尋女、尋子之路。

搶奪當天 男方暴力破壞班彤住處的門鎖

阿粒（化名）是江西人，最初她和前夫都在深圳打工。

年後她帶着小孩回孃家，男方上門鬧事，最終兩人商量好一起回深圳，等法院一審開庭。

回深圳的第二天，趁阿粒出門找租房，男方偷偷帶走了女兒，藏匿到老家廣西貴港。

之後的日子，她在深圳、廣西兩地輾轉尋女。

有兩次，她和女兒近在咫尺。

搶奪發生的第二天，她去男方户籍地找孩子，跑遍鎮上所有幼兒園挨個打聽，得知女兒上學的位置。

但男方要求老師不能讓任何人看小孩，即便阿粒出示結婚證、身份證，證明和男方的關係、證明自己是孩子媽媽，依然不行。

老師打電話給男方説明情況，對方卻從窗户接走了小孩。

擔心阿粒情緒激動，怕她出事，老師聯繫男方，打聽到他在家。

去他家找人，沒找到。孩子奶奶回來，看見阿粒坐在門口，報警説她在鬧事。

在派出所，她見到了小孩一面。但離開派出所再去男方家，孩子又被藏起來。

阿粒尋找孩子的部分往返車票

第二次是在開庭後，通過法官爭取到一次見小孩的機會。

她帶女兒去鎮上買衣服、玩具，發現孩子一直在抓隱私部位。

帶去檢查，發現女兒得了外陰炎。

沒有穿內褲，腹股溝、外陰都有褲子褪下的毛毛，很髒。

「小孩和我説，爸爸摸她。問爸爸摸她哪裏，她指着隱私部位。」

阿粒帶着醫生和女兒對話的視頻報警，但派出所的答覆是：

沒有實質性的證據，小孩子説的話不可信，如果報假警，要追究她的責任。

事情不了了之。

剛出派出所，男方就強制帶着小孩開車離開。

阿粒再沒見過女兒。

今年中秋，她再次上門尋找，被男方和男方父親暴力毆打，造成多處皮膚挫傷和軟組織挫傷，頭髮被抓掉一大把，頸部不能動。

在派出所筆錄，從早呆到晚。最終結果是：男方沒有得到懲罰，理由是阿粒也動手抓人了。即便那可能是自衞。

男方父親拘留5日，賠償另行起訴。

阿粒曾要求看完整監控，想確認男方脖子上的傷是否由她造成。等到的回覆是：不予調取。

「現在白天我沒辦法自己去找了，怕被打。」

阿粒被毆打後的就醫證明

驅逐、毆打，這是紫絲帶媽媽在找尋過程中普遍面臨的困境。

除此之外，還有男方不斷躲避、轉移孩子，以及挑撥離間。

佳圓（化名）在小學二年級的時候，被父親搶奪藏匿。

她原本生活在盤錦，但男方為了阻止佳圓媽媽尋找，上演了「諜戰」式轉移。

先讓佳圓在瀋陽的寄宿學校讀了半年書，又轉到北京的小學，再轉回瀋陽，接着轉到男方女友老家的小縣城。

直到初中，佳圓才回到盤錦。

監控最嚴的時候，男方還會搜佳圓的行李，看她身上有沒有寫着不明數字的紙條，有沒有偷偷留媽媽的電話號碼。

甚至給她改過一次名，以躲避佳圓媽媽的尋找。

「他説我媽是大壞蛋，和野男人跑了，找到我就要把我賣到山村裏。」

有一次，佳圓和媽媽只有一牆之隔。但她不敢去見媽媽，一直在哭。

「當時我太小，我爸説的那些話會讓我把媽媽當成壞人。」

佳圓和媽媽的合影

而要支持漫長的找尋過程，金錢也是很大的難題。

佳圓被藏匿時，人們普遍使用的還是按鍵手機，通訊、信息收集不像現在這樣方便。

佳圓媽媽曾幾次求助私家偵探幫忙尋找，請一次花幾萬。但找到了，也往往無濟於事。

7年時間，她花光了幾乎所有積蓄。

沁娉、阿粒、曉雪為了方便打官司和找孩子，都選擇了上班時間更靈活、請假更方便的工作。

當然，這也意味着薪資縮減。

孩子被男方控制在家後，班彤去男方家附近租了房子，每個月5600，到現在住了將近8個月，律師費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這麼辛苦為什麼還要繼續找？

那是孩子爸爸，和他生活再怎樣也壞不到哪裏去。

類似的質疑和勸告，不止一位媽媽曾聽過。

「但孩子從小都是我帶大的，有沒有人想過我也是孩子媽媽。」

如果男方在之前的家庭生活中，充分且負責地參與了家務、育兒，從經濟實力上看，也能給到孩子更好的生活環境。

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為了孩子能有一個平靜的生活，任何媽媽都不會如此執着。

只可惜，如果對方做到了，這樁婚姻也不至於鬧到這番田地。

班彤給孩子買過的玩具

兒子被搶走那天，為了不讓班彤繼續被打，4歲的小孩捧着男方的臉説：爸爸，你聽我説一句話。

接着轉過頭看向班彤：媽媽，我先和爸爸回去住一個晚上。

「他知道如果不和爸爸走，爸爸會繼續打媽媽，是他在保護我。」

去年年中，在男方監護的情況下，她和兒子在男方家附近的商場見面。

兒子悄悄和她説：

媽媽我什麼時候才能跟你回家呀？再不跟你回家，我就要長大了。

班彤始終忘不了在派出所和婦聯求助時，有人對她説的話：

-他搶孩子，那你當時怎麼不搶回來呢？搶到誰就跟着誰。

-你得忍住不去見孩子、不去找孩子，形成完全看不到孩子的事實，我們就能去幫找……

當時她不明白，為什麼不能用文明的方式解決，後來才懂他們「話糙理不糙」。

「可是我怎麼忍得下心不去見、不去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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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騙、隱瞞與暴力

「孩子出生3個月後，前夫告訴我，他確診了艾滋。」

曉雪和前夫是在2014年通過朋友介紹認識的，中間分分合合好幾次。後來到了適婚年齡，兩個人都沒找下家，才考慮結婚。

辦完酒席後的同居期間，曉雪懷孕。孕期兩人沒有過性生活和直接的血液接觸，寶寶出生後，她帶着孩子和前夫分房睡。

領證前沒做婚檢，是因為當時她對男方的健康狀況沒有懷疑。

得知對方攜帶HIV時，她第一反應非常驚訝，同時也害怕。立刻去了疾控中心和兒童醫院，給自己和孩子在不同時段做了幾次測試，確定沒事才安心一些。

後來在法庭上，曉雪終於知道對方真實的確診時間，那時她剛懷孕一個多月。

最初沒有離婚，是因為在認真瞭解過艾滋相關信息後，知道HIV的傳播路徑有限，做好防範還是能夠正常生活，病毒載量也能通過醫療干預的方式控制在極低水平。

「加上想到孩子還小，至少有一個完整的家先過着。」

曉雪給孩子慶生

她僅存的防線在2021年春天被擊碎。

前夫去醫院做檢測，説是複查前列腺。但曉雪在對方手機上看到了梅毒的化驗單，上面寫着：陽性。

信任徹底崩塌。

從那天起，曉雪在家的每天都戰戰兢兢。男方洗過的碗，她會重新洗一次；不敢共用洗衣機，她和孩子的衣服全都手洗。

精神緊繃到快要崩潰，她選擇帶着孩子回孃家。

而傳染病史，只是他隱瞞的一部分。

結婚之後，家裏的日常開銷、包括產檢費用幾乎都是曉雪一人承擔，男方在外跟人合夥開店，從不告訴她收入多少。

結婚時給的13萬彩禮，男方也以不同的藉口，比如在外欠賬、創業資金、酒席費用、店面房租等等，拿回11萬左右。

2022年勞動節，男方到曉雪家，説帶孩子出去玩兩天，曉雪覺得自己不能太自私，不讓爸爸看孩子，就答應了。

假期結束後，她和男方、孩子卻徹底失去聯繫。

曉雪孩子的衣服和玩具

「曾經分開過，後面他回來找我，我覺得他有所改變，就又一起生活了。」

阿粒和男方是在深圳廠裏打工時認識的，她是倉庫的管理員，男方是物料員。

2012年領了結婚證，沒有婚禮、沒有彩禮。

婚後男方和別的女孩曖昧不清，被發現三次。有一次吵架很激烈，他握拳暴擊了阿粒的頭部，四次。

阿粒説，可能男方本身對她沒什麼感情，是自己一廂情願。

2014年，兩人協議離婚。

3年後，看到男方行為改變了很多，加上當時阿粒想要小孩，男方也有意願生孩子。但阿粒輸卵管有問題，是原發性不育，男方有輕微弱精。

想成功受孕，需要做試管，兩人因此復婚。

阿粒試管期間起早貪黑是常態

「很順利但也很辛苦。那段時間，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熬過來的。」

醫院和工作地點距離很遠。

阿粒每天早上6點多起牀去請假，再趕2個小時的路去醫院檢查、取卵。一切結束後又回去上班，晚上常常加班到21點、22點。

3個月後，胚胎移植完成。孕早期她還在工作，但後來出現了流產徵兆。

為了保胎，她辭職了。

孕期一部分生活費由男方承擔，阿粒也把自己的住房公積金提出來補貼家用。

她每天做家務、買菜，做好飯等男方下班吃，獨自忍受着孕期的反應。

孩子出生後，育兒的壓力全擔在她身上，男方沒有幫襯過阿粒，且經常和她吵架。

「當時想着他只要還在給生活費，讓小孩有個完整的家，忍了也就算了。」

直到2022年，男方沒有了固定工作，迷上澳門六合彩，而且越買越大。

去年6月，因為賭博這件事，阿粒曾起訴過離婚。

當時男方跪下來求她不要離婚，答應她任何事，還在律師擬定的保證書上簽字，承諾不再賭博。

但到了12月29日，阿粒發現他還在賭。兩人的關係降到冰點，3個月後，孩子被男方搶走。

保證書、户口本連帶着小孩的東西，都被帶走了。

阿粒女兒用過的嬰兒車

「婚前他展現的一切都很好，後來我才明白都是偽裝。」

班彤和男方都曾有過一段婚姻，兩人通過網絡相親認識。因為籍貫都是黑龍江，所以班彤在潛意識中，對他有額外的信任。

結婚之前，在男方口中，他自己是做企業諮詢服務這方面工作的。弟弟有抑鬱症，但他從未放棄幫助弟弟，給他找了一份可以維持生活的工作。

女兒的撫養權給了前妻，但他很想念自己的女兒。

「他表達的這些，會讓我覺得他挺有愛心和責任感。」

但直到兩人越來越熟悉，組建了家庭，班彤才慢慢看到真相：

他就職的公司是相對正規的追債機構，弟弟患有精神分裂症。

在月子和產假期間，説好晚上他負責照顧小孩，但他其實從未醒來過。都是班彤和孩子姥姥在照顧。

2019年9月，男方失業，再沒有出去工作。下班回家，班彤看到的畫面，往往是他躺在牀上刷手機，孩子在旁邊看動畫片。

「我當時自己騙自己，説他可能白天一直在陪孩子，累了玩會兒手機也行。」

崩塌是在疫情期間，班彤、孩子和男方父母、弟弟住在一起。

一天夜裏，兒子刷牙時説：爸爸，有一天小叔拉着XX的手，放到他褲襠裏。

班彤聽到後，立刻衝進衞生間問：然後呢？

「然後XX就往旁邊躲。」

「XX」是鄰居家的小女孩，年紀和班彤兒子相仿。班彤問睡在客廳的奶奶是否知情，對方大吼：這事怎麼了？

「我當時覺得很受傷，我覺得傷害的不止是我的孩子，小女孩是更受傷的。」

而當她和男方提出不能在發生了這樣的事之後，繼續帶孩子在這邊生活。男方的回答卻是：

正常人都有生理需求，何況是精神病人。

班彤給孩子慶生

世欣（化名）和男方的婚姻維持了7年，他們都是保定人，通過親戚介紹認識。剛接觸的時候覺得人還行，能聊下去。

雖然聽到一些聲音，説他不怎麼和外界接觸交流。但世欣當時覺得：我不跟他在一起了，這樣的人以後誰要啊？

「現在想想，多少是有點同情心發作。」

在異地狀況下，談了一年半戀愛後，兩人結婚。

剛開始都還好，男方心思比較縝密。世欣早起趕動車出差，男方會送她去車站。月子期間，也有承擔起作為丈夫的責任。

但隨着時間推移，事情開始不對勁。

男方家庭原來是在北京開私企，後來生意不景氣了，依然覺得世欣家裏條件配不上他們。

潛移默化之中，男方開始在言語上貶低世欣。

即便他沒有固定工作，而世欣是大醫院的眼科醫生。

世欣和孩子在公園玩

家庭分工也出現了問題。

醫院的工作很忙，回家後還得搞科研。但男方似乎無法體諒世欣的壓力。

「下午剛到17點，立刻要求我馬上回家；我到家開電腦，他就拔掉電源線。這種事經常發生。」

對於母乳餵養這件事，男方也很執着，直到孩子3週歲，才允許世欣斷奶。

孩子摔跤了、生病了、報培訓班，不管大小事，都要打電話給世欣……他似乎沒有單獨處理孩子突發狀況的能力。

有一次寶寶生病，世欣抱着孩子，讓男方去繳費處付款。但最終，即便是不多的醫藥費，男方也叫她去支付。

那一刻是徹底的心寒，再忍下去只會越來越壞。

「我想不明白，婚後是這樣的狀況，當初為什麼要和我結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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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養權之爭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誰都不想走到訴訟這步。

「最開始是協議離婚，房子歸他，孩子歸我。」

走出民政局後，顧琳的前夫突然反悔，越想越不甘心，把預約號作廢，不久後搶走孩子。

第一次離婚訴訟是顧琳提出的，男方在庭上説**「我暫時不同意離婚」**。

後來顧琳才懂，這個「暫時」是什麼意思。

走出法院後，男方舉着「夫妻關係、家庭糾紛」的盾牌，開展了一系列報復行為——

跟蹤、騷擾、上門恐嚇、讓顧琳的老闆辭退她，強行找顧琳「談判」：

你如果現在離婚，就永遠見不到女兒了。

7年前，介紹前夫給顧琳認識的朋友，曾經形容他是個沒有不良嗜好的「老實人」。

第一次去民政局離婚調解時，他還寫了一篇「懺悔書」。

男方給顧琳的承諾書

2022年8月，顧琳給自己申請了人身安全保護令，期限是3個月。對方消停了，向法院提出離婚訴訟。

一審提交證據時，顧琳給孩子列了一個清單。自孩子出生到孩子被搶走，她為孩子採購的開支總額，在養育過程中佔了近90%。

母乳餵養的兩年多時間，她請過6個月的產假，休假結束後，她每天中午請假回家餵奶，從沒有睡過午覺。

刷抖音怕吵到孩子，所以她一直都是靜音，這個習慣現在還沒改變。

除了上班時間，其餘時間都是顧琳在照護孩子、記錄孩子成長。

她還學着給女兒做衣服，小旗袍、睡衣、T恤，女兒的日常穿着很多出自她之手。

顧琳給自己和寶寶做的母女裝

而男方看孩子的方式是讓女兒去找爺爺奶奶，他自己玩手機、打遊戲、看視頻。

剛開始打官司的時候，顧琳還安慰自己：

「在婚姻中他陪孩子很少，説不定能藉此機會彌補一些對孩子的愛。」

但現實並非如此，從去年3月到今年3月一審判決出來，女兒都沒有被送去學校上學。直到法官介入，男方才送去上了3個月。

5月，顧琳曾經通過幼兒園老師拿到女兒的體檢表，19顆牙齒蛀了12顆。

被搶走之前，女兒只有兩三顆壞牙，當時顧琳已經帶她修補好了。

「我真恨，為什麼把孩子養成這樣了？」

6月9日，男方再次藏匿孩子，6月20號終審判決，撫養權歸顧琳。

顧琳和女兒

但並非所有人都能夠在判決中順利拿到撫養權，即便證據充分。

班彤失去了撫養權。

一審判給男方的依據是孩子近一年的生活軌跡。

於是二審前，班彤整理了孩子從出生到22年6月的生活軌跡。

4年8個月中，有3年6個月是和班彤一起生活，剩下的1年2個月是在男方母親的房子裏。但當時班彤也陪伴在孩子身邊，直到被驅逐出去。

同時提交的還有男方藏匿孩子的證據，孩子從出生到離婚訴訟期間，班彤為孩子添置用品、繳興趣班學費等方面的消費記錄。

雙方的經濟條件、收入證明，也在家事調查中查證過，班彤的經濟條件明顯優於男方。

但還是輸了。

因為家事調查認為孩子在男方那邊的生活情況比較安定，男方教育孩子用心，男孩跟父親生活更便利。

但所謂的教育用心，實質是一個幼兒園中班的孩子，每天的時間被嚴格劃分——

15分鐘識字、15分鐘算數、15分鐘背詩……

班彤拿着時間表去給專業的兒童心理教育學家分析，對方的反饋是：

這對小朋友而言不是很好的事情，在未來可能會導致一定程度上的強迫症。

班彤聯繫男方未果

也有人始終等不來一個開庭。

田姐在去年11月19日提出離婚訴訟，截至今年8月底，一審還沒開過庭。

期間她曾申請婚內監護權、家庭教育促進令、孩子的人身安全保護令等等，均被要求撤訴、被駁回。

為什麼對方暴力搶走孩子，最後卻判給他？

事實上，保障紫絲帶媽媽權益的法條，目前尚不明確。

2021年6月1日，《未成年人保護法》完成修訂，其中一條內容是：

未成年人父母離婚時，應當妥善處理未成年子女的撫養、教育、探望、財產等事宜。

不得以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爭得撫養權。

「現有能夠明確體現出搶奪、藏匿孩子的應該僅有這一條法。」

徐文麗是紫絲帶媽媽公益羣體的律師，關注涉及搶奪藏匿的婚家案件近10年。

「但這只是原則性的法條，沒有具體的懲罰機制和有效措施。可以用，但難以通過制裁的方式落實。」

《未成年人保護法》第24條規定

2012-2013年，徐律第一次接手涉及搶奪藏匿的婚家案件。

孩子媽媽和前夫通過法院調解離婚，撫養權給媽媽，男方有探視權。離婚一年後，男方帶人跑到女方家搶走孩子。

在尋找過程中，男方曾經拿着刀威脅她，不允許她帶走孩子。

當時徐律多次陪伴她去派出所、去本地法院，都不予立案。男方所在地的法院曾提供男方姐姐和村委的兩份筆錄，都説沒見到他，救濟途徑也就斷了。

「當時我很難受，因為我也是母親，我也懂法律，但還這麼無助，幫不了她。」

6年後，媽媽才再次見到孩子，是在法庭上。兒子滿了12週歲，男方申請變更撫養關係。

開庭時，徐律團隊寫了答辯狀，思路是男方違法搶走孩子，法律不應保護這種行為。媽媽執意要自己宣讀，一邊讀一邊哭：

「我就是想不明白，為什麼法律要保護這類違法的人？」

但沒有用，到了12歲，孩子的主觀意願可以直接決定判決結果，他明確説要和爸爸生活。

即便這種選擇是在這6年間「被植入的」。

最高法發佈的反家暴案例中

曾提及搶奪藏匿中的暴力行為

在爭取撫養權的代理思路上，徐律團隊通常會告訴當事人：

先寫我們有利於撫養孩子的地方，再寫對方不利於撫養孩子的地方，不帶責怪，僅僅是客觀反映。

遵循以孩子身心健康為主的原則去講。

在《民法典》中，對孩子撫養權判決的説明是：

不滿2週歲，以母親直接撫養為原則；

2週歲-8週歲之前，雙方協商不成，按照最有利於未成年子女的原則。

但這裏面同樣存在很大的漏洞。

最利於未成年子女的原則，並非婚家案件的基本原則，僅僅是寫在撫養權這塊。

另外，怎樣做才是最有利於未成年子女的？

沒有標準、沒有細則。

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間非常大，但不同性別、年齡、經歷、出身的法官認知是不同的。

也會有法庭考慮到撫養權後期執行困難的問題，影響最終結果。

「這種自由裁量是一個內心的確認，這個確認就一定對嗎？肯定是有偏差的。」

徐律認為，對於「最有利於未成年子女」的界定，如果缺乏細則、沒有補充條款，不僅會加重法官個人的責任，對孩子也不公平。

每年《婦女權益保護法》修訂期間，徐律以及紫絲帶媽媽公益羣體都會積極提案：

希望能增加「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的一方，不得爭奪撫養權」的條款。從根源上解決紫絲帶媽媽在爭取撫養權方面的問題。

而要讓這短短的一句話入法，註定要經歷漫長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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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盡的等待

距離終審判決過去了近5個月，顧琳還是找不回女兒。

拿到撫養權對她而言是轉瞬即逝的勝利，更困難的關口在執行。

「當時還抱着一些希望，以為男方會像訴訟前承諾的那樣：判給誰就由誰帶走。」

判決書下來，電話不接、短信不回，男方失聯了。

顧琳帶着判決書去立案庭申請強制執行，最初的反饋是撫養權不能強制執行，不可以直接幫忙搶孩子。

顧琳解釋不是對孩子強制執行，是要求男方歸還撫養權。仍然不予立案，理由是判決書中沒有寫明男方應該在幾月幾號前交孩子，建議報警。

她按照建議，找到警察。得到的回覆是：你已經拿到了判決，法院有自己的執行局，應由他們負責執行。

她只能再回到立案庭，通過各種官方渠道催促、反應。好不容易立上了，又是將近一個月的內部審核，確定案件是否屬於本院的執行範疇。

之後三個月，顧琳幾乎每週都要打電話詢問進展，或者去執行局蹲守。她等到了4張貼給男方的傳票，但男方都未現身履行義務。

「那時對我來説，一週不是5天，是7*24小時，太難熬了。」

在第一次傳票發出，男方過了半個月都沒有現身後，她曾經碰上當地法院的大執行。

顧琳當時特別興奮，想着好幾個法警、法官一起上門去找，一定能見到孩子。

她和她姐姐聯繫好，説那天兩人一起去，法警開門拘留他，我們就把孩子帶出來。

大執行當天，她們從早上6點就在小區門口等，到8點等來法官和七八個法警，敲了門，男方不開，繼續敲，依然不開。

貼了傳票後走了。

「當時我和我姐真的好失望，孩子和他明明就在裏面，我們卻無能為力。」

10月18日，男方終於被拘。期限是15天，他和老闆請假時，並未説明真正原因。

   顧琳前夫被拘時  

並未向老闆説明真實請假原因  

徐律在2020年曾接手一起案子，執行了兩年，窮盡一切方法也無法接回孩子。

一開始是給藏匿方限制高消費、加入失信人名單，沒有效果。第二步法官下罰單，罰款5萬，依然沒用。

移交拒執罪，公安退回來了，説達不到嚴重的情節，不構成犯罪。

徐律和當事人再度爭取：一直拒不執行，不就構成拒執罪嗎？最終法院還是決定先拘留。

但由於當時正在疫情期間，拘留難以落實，拖到孩子年滿8歲，對方起訴變更了撫養權。

如果涉及到異地執行，情況會更艱難也更復雜。

徐律目前的一位當事人A正處於探望權執行階段。

她在2019年11月第一次訴訟離婚，判不離。一審結束後，男方就帶着孩子回了老家。

2020年再次訴訟離婚，一審判離，撫養權給了男方。

2021年二審，考慮到2年間孩子一直跟着男方生活，以及A後續會涉及撫養權執行困難的問題，未能幸運改判。

但A爭取到了探望權，每週視頻一次、兩個月過去看一次。

中途因為疫情，她難以線下見小孩，期間男方偶爾發過幾個視頻，但一直未能和孩子成功連線。

A在去年申請了強制執行。通過執行法官聯繫男方，男方説：你來看就行，不會不讓你看。

「去年國慶節，她在山西的某個縣城哭着給我打電話。」

2022年10月3日，徐律記得很清楚。當時A坐着綠皮火車跑了1000多公里，因為怕和男方起爭執，她特地沒有帶家人。

見了孩子不到1小時，男方就把人帶走了。想要和孩子一起吃飯、拍個照，也沒能成功。

回來後，A再次找法院執行探視，經過執行法院、調解員、律師多方開會商議和多次調解，男方那邊態度才慢慢緩和。

在今年春節，媽媽終於順利地和小孩會面。

法制日報曾發文報道 

離婚後搶奪藏匿孩子的問題 

由於孩子一直被控制在家裏，無法正常上學、社交，也沒有按時接種疫苗。顧琳曾試圖給孩子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

4次提交，均被駁回。理由是證據不充分。

「我如何去解釋她可能面臨的現實危險？這就像要求你拿出證據，證明你是你自己。」

她在申請執行過程中，也曾被多次詆譭、造謠，男方一直對外宣稱執行法官推動執行，是因為顧琳和他之間有見不得人的親密關係。

但孩子的人身安全保護令，並非完全不能下發。

在河北、河南、江蘇三省出台的反家暴條例中，明確規定了人身安全保護令措施包括「禁止被申請人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

世欣在2023年5月得知，河北在2023年1月開始實施上述法條。

二審結束後，她帶着河北高院的人身安全保護條例，和對方一直搶奪藏匿孩子的證據，回到一審法院申請。

「剛開始也是遇到一些困難，比如聯繫不到男方。」

世欣聯繫了代理這起案件的郭律，他和徐律一樣，是紫絲帶媽媽公益羣體的律師。

「找不到男方，不影響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簽發。」

最高法院規定，法院可以通過在線訴訟平台、電話、短信、即時通訊工具、電子郵件等簡便方式詢問被申請人。被申請人未發表意見，不影響人民法院依法簽發人身保護令。

7月11日，世欣同時收到孩子的人身安全保護令，和二審判決書——撫養權歸她。

這也是該院第一例以搶奪藏匿孩子為由，給孩子簽發的人身安全保護令。

紫絲帶媽媽公益羣體  《人身安全保護令攻略》

在執行階段能不能成功找回小孩、保障小孩的安全，很大一部分取決於能不能遇到負責的法官。

「要有足夠的耐心説服、教育、引導，這樣的執行方式更柔和，但同時也很考驗人。」

徐律説，《民事強制執行法》在去年擬草案時曾公佈徵求意見，預計今年12月份審議。其中有幾條是有利於撫養權執行的。

《臨時執行法草案》第193條規定：被執行人逾期未履行，按日予以罰款或者予以拘留。若拘留期限滿仍未履行，可再次拘留，累計拘留期限可達六個月。罰款最多是180次，每日最多10萬。

194條規定：執行依據確定未成年子女由一方當事人撫養，另一方當事人或他人拒不交出，除依據前條規定的方法執行外，人民法院可以將子女領交撫養人，但是滿八週歲以上明確表示反對的，不得領交。

195條規定：被探望人拒絕接受探望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關組織協助進行心理疏導。

「審議後的條款可能會有變化，但出現這些內容，至少説明問題被立法者看到了。」

而在法條通過、落實之前，紫絲帶媽媽只能繼續維權、奔走，希望能換回一個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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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搖欲墜

「我在江邊走，想起和孩子過去在這兒玩的畫面，感覺撐不下去了，想跳下去一了百了。」

孩子被搶走的前兩個月，世欣整夜整夜地失眠。睡着後總是循環同一個夢境：孩子回來了，但她怎麼也摸不到、抱不到他。

醒了以後，家裏還是空的，不知道哭了多少次。

她是醫生，也試圖努力保持理智自救，邊哭邊走進藥店買助眠藥物。

剛開始吃有效果，但很快又回到了不太好的狀態。上班的時候還可以分散注意力，下班後的獨處最難熬。

「我剛走出單位的那一刻，眼淚就啪啦啪啦往下流。」

2022年10月1日，她差點跳河。

那天，她給家人打了電話，發了銀行卡密碼，走到過去她和孩子常去玩的江邊。

當時有幾個在河邊釣魚的人，世欣就一直等，想等着他們走了，自己就跳下去。結果等到凌晨4、5點他們都沒走，世欣輕生的念頭也消下去一些，回了家。

那天動靜挺大的，警察、家人、單位同事都出去找她了。

「那次之後，我可能死而復生了，想着不能就這樣死掉，不能讓孩子在世上沒有媽媽。」

為了轉移注意力，每天下班她會在户外走一圈，或者騎車去西湖，來回一趟4個多小時，努力不讓自己陷入負面的情緒當中，積極收集資料和證據。

世欣和孩子在海邊

失去孩子的日子裏，每一位紫絲帶媽媽的精神狀態，幾乎都在懸崖邊緣「搖搖欲墜」。

搶奪藏匿發生後的前20多天，顧琳不想跟任何人接觸、聊天，請假把自己關在宿舍，一個人喝悶酒。

那段時間，她瘦了20多斤。緩過勁來才認真去想：

接下來怎麼辦？

她開始在空閒的時候做兼職，確保即便男方不支付撫養費，她也能維持穩定的經濟狀況。

她在網上檢索能幫助到自己的渠道，給心理諮詢師打電話，確認自己的狀態是否正常；

去醫院體檢，特意查乳腺、甲狀腺、子宮、卵巢、癌細胞……有結節，但都是良性的，只要不增大就沒問題。

聽到醫生説自己各方面都很健康，顧琳才放心一些，她知道她還能夠通過傾訴、求助調整狀態。

孩子一年多不在身邊，她害怕會適應女兒不在的生活。平時會翻看女兒的照片、女兒過去穿的衣服。

「我不想麻木，我就看着給孩子做的衣服。告訴自己要繼續戰鬥。」

但回憶起來是很難受的，心臟會疼，所以她有時又會努力剋制自己，不去過多地想。

顧琳拍的女兒

小裙子是顧琳做的

「孩子和我分開時間久了，會不會忘記我是媽媽？」

這是魏巍在直播連麥時，被問過最多的問題。她是心理諮詢師，今年7月加入紫絲帶媽媽公益羣體。

此前多年，她和徐律合作，處理了多起涉及搶奪藏匿孩子的婚家案。

「媽媽和孩子血脈相連的情感，是不會輕易斷開的。」

曾經向魏巍諮詢師求助的一位媽媽，和孩子分離長達5年，沒見過一次面。離婚訴訟時，雙方鬧得很不愉快。

法官第一次進行溝通時，男方帶着孩子，主張孩子拒絕見媽媽。

魏巍諮詢師和律師一起，繼續和法官進行一系列溝通，讓法官明白不管爸爸、繼母、爺爺、奶奶條件多好，都不能刻意阻斷孩子和母親的情感連接，否則不利影響會困擾孩子一生。

法官瞭解狀況後，再次聯繫孩子父親，在父親離場的情況下，重新詢問了孩子的想法，並用視頻記錄。

情況有了變化。

在執行法官的溝通下，孩子父親同意和魏巍對話。最終，媽媽可以從視頻電話開始，和孩子重新建立聯繫。

魏巍諮詢師直播連線

魏巍過去也曾直接和被搶奪藏匿的孩子溝通。

她記得有一個8歲的女孩，最初見面時，孩子是茫然、矛盾的。只要問她是什麼想法，她就開始掉眼淚，一直哭、不説話。

「到最後我説：你放心，不管你是什麼想法，阿姨都支持、尊重你，但能不能把你的心裏話告訴我。」

孩子開口了：她想跟着媽媽。

但她也害怕，她害怕成為媽媽的累贅，也怕媽媽工作忙的時候，她還是要被送到爸爸這邊生活。

「我不能讓爸爸生氣，也不能讓爺爺奶奶生氣，爺爺奶奶跟爸爸都很討厭媽媽。」

這就是孩子的心理。

「當時我聽了特別難受、婚姻出現問題是兩個成年人的問題，但最後受傷最多的是孩子。」

好在這起案子的結果還是令人欣慰的。

離婚後的4、5年時間，為了有經濟能力爭取女兒，原本是全職太太的媽媽出去打好幾份工，給母女倆攢房子。

有一定積蓄後，成功變更撫養權，女兒回到了媽媽身邊。

紫絲帶媽媽羣體中

很多媽媽都會出現分離焦慮

重則產生輕生念頭

「分離焦慮」是搶奪藏匿發生之初，所有媽媽和孩子都會面臨的心理問題。

如果不能及時求助調整，媽媽可能會產生輕生的念頭。孩子的情緒可能會變得應激、膽怯，長此以往，或許會形成討好型人格、社交障礙。

曾經有位媽媽帶着兒子來做諮詢，孩子之前跟着爸爸生活，8歲後媽媽申請變更撫養權，要回孩子。

「兒子變了，生活習慣完全不同，容易發怒。」

在被搶奪藏匿的幾年時光，他沒法和媽媽相處，爸爸也沒有給到孩子足夠的安全感和愛。

在回到媽媽身邊時，他常常會想：

媽媽對我的愛是不是有條件的？如果不乖、學習不好、不聽話，媽媽是不是就會拋棄我？

因為缺乏安全感，他一次次做出逆反的事，去試探媽媽是不是真的愛他。而媽媽很困惑，不理解他的行為是出於什麼原因。

直到走進心理諮詢室，兩人才建立起深度的溝通，努力修復關係。

心理壓力已經大到無法自行緩解、焦慮感無法自行消除的情況下，魏巍建議向專業的心理諮詢求助。

通過分析，理清焦慮的來源，陪伴當事人一起面對它、接受它，再想辦法一步步解決出現的問題。

「如果一直沉溺在痛苦、焦慮中止步不前，對媽媽和孩子都是很不利的。」

直到14歲，佳圓才回到媽媽身邊。

那時，她爸爸把她轉回盤錦讀書，媽媽的朋友在學校附近開店，認出了佳圓。

「阿姨打電話給我爸，説沒事讓佳圓去我那兒玩，我爸當時正和新女友談得火熱，默許了。」

通過阿姨的講述，佳圓才知道過去7年發生了什麼，也終於和媽媽通了電話。

她哭了。媽媽的每一句關心，都觸碰到了她心裏不被父親在意的柔軟角落。

兩三天後，她在學校門口見到了媽媽，雖然7年沒見，但她一眼就認出了媽媽。

「她剪了短髮，明顯老了。沒多説什麼，抱着我一直哭。」

因為沒有積蓄和穩定的經濟來源，當時母女倆沒法一起生活。父親再婚後，對佳圓更加漠視。

一次衝突發生後，佳圓帶着户口本和房產證，聯繫媽媽，跑去找她。最終兩人才得以團聚。

代價是佳圓名下的房產被賣了，男方分走6成。

長大後，媽媽偶爾還是會主動聊起過去那段經歷。對於母女分離的那7年，佳圓沒有怨恨和心結。

「如果有的話，可能是媽媽會覺得對我有虧欠，但我知道那不是她的錯。」

有一天夜裏，她刷到紫絲帶媽媽公益羣體的微博，去主頁翻看了很久很久，寫了長長的一段私信發到後台：

我知道這條私信或許不會被看見，但我真的想告訴還在堅持的媽媽——

就算孩子曾經被蠱惑，最後還是會和媽媽站在一邊。

佳圓曾在紫絲帶媽媽公益羣體的視頻中發聲

今年秋天，顧琳找回了女兒，男方被拘15天后，得知自己或將面臨拒執罪，態度終於鬆動。接孩子當天，顧琳母女倆正好都穿着粉色的衣服。

團聚的第一個週末，她們撿了黃色的銀杏葉做手工，在美術紙上畫了好多穿着舞裙的小女孩。

在滿城區人民法院的積極幫助下，世欣也接回了兒子。現在每晚睡覺，孩子都要拉着她的手，挽着她的胳膊。

只是站在幼兒園圍欄外，看着孩子正常上學，世欣都會流淚。

回想這一年多的經歷，她印象深刻的其中一點是，媽媽們在一起相互扶持、討論，有時會自我安慰説：

這些傷害在另一種層面來説，真的在促進我們快速成長。

她在爭取孩子撫養權、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時，總感覺自己身上揹負着一些使命：

我開了這些先河，可能以後的媽媽們就不會走得這麼艱難。

也希望立法者能看到我們的努力和困境，讓體系越來越完善。

世欣接回孩子後發的朋友圈

阿粒最近又去男方家尋找，在男方被拘留15天后，兩人簽署了和解協議：

男方可以在寒暑假探視孩子，非探視時間由阿粒撫養，若男方不履行，則視為自動放棄撫養權、監護權、探視權。

但男方並沒有履行協議，阿粒仍然見不到小孩。

曾經滴酒不沾的她，因為壓力太大，喝了這輩子第一瓶啤酒……

曉雪還沒有孩子的消息，自孩子失蹤後，她就每天在朋友圈計時。

DAY 1、DAY 2、DAY 3……

她已經和孩子分離605天。

還有很多紫絲帶媽媽仍和她們一樣，帶着對孩子的思念，等待着、尋求着、祈禱着一個轉機。

*本篇文章由受訪者口述整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感謝紫絲帶媽媽公益羣體為本文提供的幫助

監製 - 她姐

作者 - 金桔

實習生- 高千然、王璨

微博 - @她刊iii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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