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盤”世界2023——亂雲飛渡，又踏層峯望眼開_風聞

2023年在世界歷史中註定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不凡年份。這一年，各國得以走出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的巨大陰影，而此起彼伏的動盪與衝突依然在深刻影響着後疫情時代的全球走向——整個世界正在進入全新的未知水域。“大調整、大分化、大重組”，“不確定、不穩定、難預料”——人們似乎有理由感慨“真的回不到過去了”。

然而，向好的時代大勢仍在那裏，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潮流依然不可阻擋。縱觀歷史，人類社會的繁榮與凋敝、和平與動盪、聚合與分散總是週期性上演，挑戰無時不在，而進步從不會停止。

疫後新階段與複雜大變局

新冠疫情可以看作是全球變局的“加速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顯著改變了人們的思想觀念與行動方式，更深刻重塑了國家間的競爭與合作關係。疫情之前業已存在的國際格局之變、各方戰略之變，以及各國內部與各國之間的利益之爭、理念之爭，在疫情期間均有所激化或放大。2023年，當各國擺脱疫情困擾、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時，卻發現世界變局的複雜程度大大增加了，大量既有問題繼續發酵，同時又呈現出一些不同以往或意料之外的新特徵。概言之，有五個值得關注的方面。

**一是分化的經濟態勢。**後疫情時代的開啓並沒有帶來強勁而廣泛的全球經濟復甦，疫後的國際經濟體系更顯支離破碎，高通脹、低增長、弱預期困擾世界經濟，更加強調本國優先、更加重視經濟安全、加緊推進產業轉型，成為不少國家經濟政策的共同原則。由於各國內在資源稟賦不同，耐受地緣政治衝擊的韌性不同，特別是由於各國產業政策的方向和力度不同，疫後各國經濟發展態勢日趨分化。美國經濟自2022年開啓加息週期後基本實現“軟着陸”，經濟數據比較好看，但這主要得益於疫情期間數萬億美元的財政救助和以“三大法案”為標誌的大規模產業政策。美國激進的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帶來巨大的外溢效應和虹吸效應，成為其他國家經濟復甦的重大障礙。歐洲經濟瀕臨停滯，其中德國經濟甚至陷入衰退；日本經濟得益於亞洲經濟大環境而勉強支撐；在新興經濟體中，除韌性較強的超大規模國家以及得益於全球產供鏈調整的少數國家之外，大部分國家都存在債務惡化、投資不足、消費乏力的狀況。

**二是廣泛的社會困境。**在很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民眾對未來的信心都進一步走低。疫情之前就已長期存在的貧富分化、地區分化和階層對立、內外對立等問題，因疫情衝擊而進一步加劇。尤其是很多國家中低收入階層民眾變得更加脆弱，承受了更多的疫情衝擊，感受到更大的生活壓力。即便在經濟表現“不錯”的美國，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仍處於脱節狀態。拜登政府極力兜售“亮眼”的經濟數據，民眾感受到的卻是上漲的商品價格和惡化的治安狀況，對“拜登經濟學”認可度很低，對拜登執政認可度也很低，多數民眾仍認為國家走在錯誤道路上。全球範圍內一個較普遍的現象是，底層民眾艱難的經濟處境造成極端思潮更加氾濫和抗議運動進一步興起，疫後不少國家的社會穩定程度都有所下降。

**三是擴大的安全衝突。**在歐亞，俄烏衝突已持續近兩年時間，陷入膠着的持久戰和殘酷的消耗戰。2023年，俄烏互有攻防但戰場態勢沒有顯著變化，雙方傷亡人數持續攀升。在對衝突性質的定義上，俄羅斯將其上升到反殖反霸高度，美西方則視其為所謂民主與威權體制的對決。在中東，《亞伯拉罕協議》並未帶來持久的和平，反而引發血腥的加沙衝突。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突襲以色列，以色列實施瘋狂報復，造成重大人道災難，戰事異常殘酷並一直延續至今。兩場衝突都是冷戰後甚至是二戰後長期矛盾的大爆發，並正在引發一系列複雜深遠的連鎖變化，顯著加大了百年變局的演進速度和複雜程度。這些衝突警示人們，這個世界遠未由於全球化而一勞永逸地實現持久和平，熱戰已在發生，大戰的可能性不能輕易排除。

**四是大國博弈的調適。**疫情期間全球產供鏈紊亂以及美西方“去中”“去俄”的全球產供鏈佈局，顯著削弱了大國關係穩定的基礎，增大了大國對抗的風險。其中，中美關係的前景最為引人注目。2023年，面對脱鈎斷鏈短期內無法實現的客觀現實，基於戰略上競爭與管控競爭兩手並用的主觀考慮，同時也受國內國際各方面的壓力和牽制，拜登政府展現出調整對華關係的姿態，與中國深化接觸對話，探索如何避免雙方競爭失控，滑向戰略對抗。中國本着對世界和平負責的態度，積極運籌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及其他各領域互動，以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為原則推動構建新形勢下的中美戰略穩定框架。

五是“全球南方”的崛起。“全球南方”的概念已存在幾十年，過去幾年間驟然成為國際政治流行語，2023年在各種國際場合中被提及的頻次更是前所未有。廣大亞非拉國家是“全球南方”國家的主體構成，擴員後的金磚大家庭成為“全球南方”的引領力量。在其更加多元的組成背後，是一種“非西方”的身份認同，表達了發展中國家對國際經濟、政治與安全現狀的集體不滿。這些國家意識到必須實現自立自強，拒絕依附和被動接受，通過自身努力和集體協作來爭取合理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在日益僵化的傳統國際體制和日益鬆動的現存國際體系中，“全球南方”的覺醒和崛起成為一股難得的清風、一縷奪目的亮色。

當前國際戰略形勢的五大特徵

世界現代化進程啓動以來幾百年間，全球範圍內“治世”與“亂世”的週期性更替愈加明顯，這是東西、南北、左右矛盾以及先發國家與後發國家矛盾衝突的必然體現。如今，人類社會又一次進入大時代的風口。長期看，人類邁向更高程度現代化的發令槍已經響起，未來潛力巨大，遠景註定光明；短期看，各種矛盾仍在持續爆發，危機出清遠未完成，形勢的嚴峻性只增不減，未經驚濤駭浪就不可能見到旭日東昇。當前國際戰略形勢的特徵可概括為如下幾點：

**一是自顧與內顧兩大傾向的蔓延。**近年來，一些國家對全球合作的信心明顯下降，覺得國際分工很不可靠，對外交流作用下降，參與合作可能吃虧。這種不安全感、不信任感可能導致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越來越少，國際合作機制越發鬆散低效，國家主義和區域主義的戰略理念則可能更流行。這可能表現為多種形式，例如以更多補貼加速推進本國再工業化，以更直接手段保護國內市場，將本國掌握的資源甚至國際公共產品“武器化”，出現更多類型的“小圈子”等等。這是一種一旦啓動就很難停止的惡性循環，將持續削弱現有國際體系的效力與合法性。

**二是發展與安全兩大困境的深化。**2023年疫後經濟復甦普遍乏力的狀況大概率將延續到2024年。多數國家很難找到新的經濟增長動能，協調推進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的難度增大，社會不滿情緒可能進一步醖釀，抵制性、破壞性行動或越來越多，治安狀況的惡化和治理成本的增加似難以避免。美歐日等國所謂“去風險化”舉措不僅無法帶來其所期待的產業安全和產業優勢，而且註定使其成本激增。面對日益升級的地緣競爭，大國紛紛增加軍費和安全支出，特別是美歐在俄烏衝突中深感軍工產能不足，將加緊強化本國軍事工業，“戰爭經濟學”的興起是值得高度關注的動向。

**三是極右與極左兩大路線的競爭。**國家治理存在左右路線之爭本是尋常現象，不尋常的是不少國家內部的路線之爭在過去十多年來顯著激化，左翼路線和右翼路線的激進程度顯著上升，發展至極左民粹和極右民粹，相互之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究其原因，是各國內部困難增加又苦無良策、治理失據。2024年是全球範圍的“超級選舉年”，70多個國家將舉行選舉，涉及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特別是美國總統大選備受矚目。基本現實是：新冠疫情進一步增加了各國治理之困，各國內部路線之爭必然有增無減。基本規律是：疫情期間，各國路線普遍“向左轉”，因為應對疫情需要政府發揮更大作用、更加強調社會公平；疫情過後，右翼路線特別是極右民粹路線可能獲得更多支持，特朗普在美國大選中有可能東山再起，全球或出現更多的“特朗普主義者”。

**四是南方與西方兩大力量的博弈。**這是全球南北矛盾和東西矛盾深度糾纏並持續激化的產物，博弈的本質是後發國家與先發國家之爭，博弈的根本是國際秩序尤其是國際經濟金融秩序的未來走向。2024年，美歐日等西方國家在其集團內部繼續鈎心鬥角的同時，可能聯手加大對“全球南方”國家的遏壓，企圖維持剝削控制，同時通過拉攏、唱衰、分化、滲透、“卡脖子”等混合策略，分化南南合作，削弱南方集團的整體實力，以更復雜隱蔽手段打擊具有系統重要性的南方大國。而“全球南方”國家將更加註重自立自強，特別是在擺脱金融收割和金融訛詐、強化金融主權和金融安全方面意願更加強烈。“去美元化”可能繼續向縱深推進，但同時也面臨不小挑戰。複雜的經濟金融博弈勢必增大國際經濟金融風險，不排除觸發經濟金融危機。

**五是聯動與擴散兩大效應的凸顯。**儘管對俄烏和巴以兩場衝突勸和促談的聲音進一步增大，但熱戰作為多種矛盾的長期累積結果和極端表現形態，一旦爆發通常很難中止，也許只有各方都筋疲力盡時才有可能轉圜，而在此之前的任何談判、休戰與停火都將十分艱難、脆弱或短暫。戰事的延長必然帶來戰場的拓展，戰場的拓展必然帶來“籌碼”的增加。未來，俄羅斯與西方的角力將在歐亞大陸上持續推進，並可能向域外擴散。巴以衝突也可能向更大範圍蔓延，並與一些國家的內政複雜聯動，因為這些國家內部在“挺以”還是“反以”問題上已陷入尖鋭對立。

引領全球大勢向好演進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時代大勢從未改變。對於中國和其他“全球南方”國家來説，“百年變局加速演進”這一論斷的含義極為深刻。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是變局加速演進的必然。世界總會有新的機遇和新的挑戰出現，有時機遇多於挑戰，有時挑戰多於機遇，有時機遇會以挑戰的面目出現，挑戰應對好了便會轉化為更大的機遇。

如今，中國邁向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民族復興偉業的新徵程，以中國式現代化推動世界現代化進程是眾望所歸。在加速演進的百年變局中，中國擁有難得的戰略機遇和戰略優勢，同時也面臨各種風險挑戰。在這樣的形勢下，必須保持定力和自信，堅定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堅守全人類共同價值，堅持計天下利，努力把全球變局往好的方向引領塑造。

回顧2023年，在新冠疫情防控轉段後，中國在構建新發展格局和新安全格局方面按下快進鍵，基於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而出台的一系列戰略和政策，使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的基礎更為堅實。為在“新領域”“新賽道”實現“彎道超車”“變道超車”的一系列前瞻性行動，也在有條不紊地推進。許多國際有識之士意識到，後疫情時代的中國儘管面臨困難挑戰，但正處於深刻轉型階段，經濟回升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未來潛力巨大。

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始終將自身發展置於人類發展的座標系，以自身發展為世界發展創造新機遇。2023年，中國成功舉辦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提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八項行動，不僅為自身發展開拓更大空間，也為世界經濟發展注入更強動能。2023年，中國推出深化對外開放的多項舉措，用實實在在的行動表明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將越開越大，中國真心實意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中國的新發展註定將成為世界的新機遇。中國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也在2023年獲得更廣泛關注和更深刻認同。國際社會已經意識到，這些中國倡議作為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思想創新，是極為珍貴的國際公共產品，必然將在應對未來世界變局的過程中發揮重要的引領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