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削弱美國？一個出人意料的犀利分析｜文化縱橫_風聞

 高柏 (講述)｜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

陳蕊 (整理) | 文化縱橫新媒體

【導讀】自2008年創刊以來，《文化縱橫》雜誌已經走過十五個春秋。為紀念創刊十五週年，亦為梳理十五年來中國和世界的變化，從而為未來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開闢更為廣闊的學術視野和更為前瞻的問題意識，文化縱橫特別策劃“想象下一個十五年”系列專題講座，邀請不同領域、不同代際的知名學者和社會發展參與者親身講述、分享智識，與廣大讀者共同展望未來新時期。

2023年11月29日，此次講座的第四期在線上線下同步開場。由《文化縱橫》執行主編陶慶梅主持，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高柏作了題為《貿易戰、熱戰和全球南方的崛起：美元本位制的未來》的精彩演講，並就有關問題與讀者交流互動。

高柏梳理戰後國際金融秩序的轉變，分析近年來的國際政治經濟局勢對美元本位制的挑戰。20世紀70年代初，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黃金和美元脱鈎後，失去支撐物的美元以兩大循環確立了美元本位制：一是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引爆石油危機後，中東用石油和石油美元，換美國的軍事保護和美國這一最大的石油市場，石油美元循環得以形成；二是對美貿易主要順差國，特別是日本和中國通過購買美元國債實現美元循環。高柏指出，憑藉頁岩革命美國一躍成為重要的能源出口國，中美貿易衝突後中國減持美國國債，中國升級為沙特石油出口的首要大客户，並積極推動達成沙特與伊朗和解，構成了對美元本位制的重大挑戰。

在高柏看來，**中美貿易戰在引發中國產業鏈重組的同時，承接產業轉移的國家，並未購買與中國同等規模的美債，美國此舉正不斷削弱自身。**俄烏衝突爆發後，西方世界將美元武器化，對俄展開經濟制裁和資產凍結，提醒了潛在的地緣政治風險，以及美元本位制的金融風險。全球南方國家的去風險，集中體現為去美元化。2023年的金磚擴員有望助力打通亞非大陸橋，推動以能源為媒介的金磚貨幣，可能性正在增加。展望未來，美元本位制正進入一個前景高度不確定的歷史時期。

**本文為文化縱橫“想象下一個十五年”系列專題講座的原創編寫稿，**經主講人確認後發佈，演講原題為《貿易戰、熱戰和全球南方的崛起：美元本位制的未來》。****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讀者參考。

文化縱橫新媒體·國際觀察

2023年第58期  總第169期

貿易戰、熱戰和全球南方的崛起：

美元本位制的未來

我今天講的內容基本上基於我過去發表的兩篇文章，一篇是今年10月發表在《文化縱橫》上的《從去風險到去美元化：金磚貨幣與國際金融秩序的未來》，另一篇是2019年1月發表在《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學報》上的《美元：大國興衰的原點》，再加上對今年以來國際政治經濟局勢變化作的一些推測。

我首先簡單談一下國際金融秩序從佈雷頓森林體系到美元本位制的轉變，並接着分析美元本位制的運行機制。在20世紀80年代至本世紀初，美元本位制的運行受兩大美元循環的支撐：一個是石油美元的循環，另一個是對美貿易主要順差國，以購買美國國債的形式進行的貿易順差美元的循環。後一循環的主要擔綱者從上個世紀的80年代起一直是日本，進入21世紀後，中國一度取代日本成為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者，當下日本又迴歸第一。

2006年前後，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與經濟學家莫里茨·舒拉利克提出“中美國”的説法。“中美國”的模式是指，美國消費，中國儲蓄，中國用貿易順差購買美國國債，而美國用國內市場來支撐中國的出口。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這個模式開始出現問題。一方面從2008年開始，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由出口驅動向內需驅動轉型。與此同時，中國的外匯儲備為了減少風險也開始轉投實物，比如非洲的礦產，並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大量投資。另一方面，貿易保護主義逐漸抬頭，市場準入的門檻越來越高。特別是貿易戰開始後，對中國而言，美國金融資產的風險越來越大，中國開始逐漸減持美國國債。這一趨勢在過去的幾年變得更加明顯。

美國在疫情期間大量加印貨幣，導致許多國家在美元週期中出現流動性問題。這個變化再疊加地緣政治的重大影響，比如俄烏戰爭和巴以衝突，美元本位制正面臨空前的挑戰。

**▍**從佈雷頓森林體系到美元本位制

對於戰後國際經濟秩序的制度安排，美國的學術界傾向於從經濟學理論的單一層面進行解釋，而相對忽視國際經濟秩序與冷戰的密切關係。實際上離開冷戰，許多戰後國際經濟秩序的發展都無法解釋。

比如，戰後的國際金融秩序，既包括佈雷頓森林體系，也包括後來的美元本位制，都與冷戰有直接的關係。貿易秩序更是如此。

在戰後初期的1945-1947年，英國特別希望由美國來為世界經濟提供流動性，但美國事實上並不願意。後來美國為什麼提出馬歇爾計劃呢？

這個發展的**背後有兩大驅動力。一個是當時歐洲的美元荒。**歐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受重創，工業基礎基本完全被摧毀，作為一個市場無法吸納美國的出口產品。而美國在戰爭期間急劇擴張的國防工業，又面臨着戰後去軍事化的迫切要求。通過馬歇爾計劃幫助歐洲經濟戰後復興，部分目的是為了把歐洲建成美國產品的出口市場，幫助美國減輕戰後經濟去軍事化可能引起的經濟危機，因此這符合雙方利益。

另一個驅動力是冷戰的進展。當時，希臘、土耳其和法國等好幾個歐洲國家的左翼政黨，在競選中都有獲勝的可能。通過馬歇爾計劃幫助歐洲戰後復興可以阻止共產主義在歐洲大陸蔓延。冷戰背景下的馬歇爾計劃不僅導致《關税與貿易總協定》代表的戰後國際貿易體系的確立，也通過為歐洲盟國提供流動性而完善了佈雷頓森林體系代表的戰後國際金融體系的運行機制。這些經濟制度與北大西洋公約，以及美國與盟國的各種多邊雙邊軍事防務協定一起，構成了冷戰期間把西方陣營維繫在一起的國際秩序。

**美國主導的佈雷頓森林體系有兩大支柱，第一是美元作為關鍵貨幣，第二是美國作為流動性的主要提供國。**在冷戰期間，美國通過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外軍事援助，駐軍開支和對外經濟援助等各種渠道，為其盟國提供流動性。

與此同時，為了獲得盟國在冷戰中與蘇聯對抗的支持，美國政府在貿易領域貫徹“非對稱合作”的策略，即允許盟國對美國出口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同時又對盟國充分開放美國市場，並一再延緩要求歐洲各國貨幣恢復可自由兑換的時間表。當然這樣做的部分目的也是在美元短缺的情況下，幫助盟國積累美元。

非對稱貿易政策的持續推進，最終導致了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當時的盟國通過與美國的非對稱合作積累了大量的美元，它們通過兩種渠道來防範大量美元在世界上的流通可能引起的美元貶值。

首先是盟國的央行把美元拿到美聯儲換回黃金。因為市場普遍預期美元要貶值，為了保值，各國央行紛紛把積累起來的美元拿到美聯儲換成黃金。二戰後，美國官方的黃金保有量一度佔世界的60%。到1971年美國已經失去自己擁有黃金的60%。尼克松認為如果再繼續下去，會把美國掏空，因此宣佈美元與黃金脱鈎。

其次是歐洲美元市場的建立。從1955年開始，在英國倫敦的金融市場存美元，能獲得高出美國市場的利率，而借美元時利率則比美國低。如此一來，歐洲美元都被吸引到倫敦。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歐洲的美元市場迅速增長，甚至連美國的銀行也紛紛想把錢送到倫敦，肯尼迪政府不得不嚴加限制，這是20世紀80年代美國金融界強烈要求金融自由化的原因之一。

**美元作為關鍵貨幣和美國作為流動性的主要提供國，對美國國內的政治經濟有重大影響。這種影響集中地體現在美國人不受束縛地制定國內政策的選擇偏好（preference for policy autonomy）。美國公共政策的主要開支集中在國防、税收和社會開支等三個領域。按理説，如果減税，政府的收入減少，開支也應該跟着相應減少。然而美國的決策者總是既想減税，又想同時增加國防開支和社會開支。**任何其他國家面對這個政策選擇難題，只能2選1或者最多3選2，無法同時採取這些高成本的政策。但是美國的政客們為獲得選民的最大支持，總是同時推進這些彼此矛盾的政策，以滿足各個利益羣體的訴求。美國之所以可以這麼做，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元是關鍵貨幣，和美國是流動性的主要提供國，它可以通過發行國債向其他國家借錢花。

美國戰後歷史上第一次大面積實踐這種不受束縛的政策自由是在20世紀60年代的約翰遜政府時期。當年肯尼迪競選時承諾減税，他遭到暗殺後，繼承總統職位的約翰遜決定履行肯尼迪減税的承諾。然而在減税的同時美國一方面在擴大越戰，軍事開支與日俱增，另一方面又推行“偉大社會”計劃。美國現存的公立博物館、國家公園，許多公共基礎設施，以及各種社會福利制度，都是當年實施“偉大社會”計劃留下的遺產。這三項代價昂貴的政策同時執行，導致政府預算出現赤字，只好靠發債融資。

當時國際市場普遍預期美元要貶值，繼1962年出現第一次黃金危機後，1968年第二次黃金危機再現，使黃金與美元的兑率發生較大變化，最終導致尼克松於1971年宣佈美元與黃金脱鈎。

第二次出現這種不受束縛的政策自由是里根時期。他推動了美國歷史上最大幅度的減税，但是與此同時又提出“星球大戰”計劃，靠急劇增加國防開支拖垮蘇聯。雖然里根競選時誓言大幅減少社會開支，但是由於人口結構的老齡化導致醫保開支急劇上升。這三項代價高昂的政策組合導致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貿易逆差大幅上升，國債更是以急劇的速度上漲。

這種政策選擇偏好在本世紀達到高峯，最初是小布什既要大規模減税，又要打伊拉克，阿富汗和反恐三場戰爭，還強調富於同情心的保守主義，結果出現的預算赤字只能發債解決。如果仔細看後來的奧巴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政策，不難發現這一選擇偏好已經到了失控的狀態。

**▍**第四次中東戰爭與第一次石油危機

中東是美元本位制的誕生地，美元本位制的誕生與1973年爆發的第四次中東戰爭有直接關係。中東之所以對美元本位制十分重要，是因為美元本位制是靠石油用美元計價來間接實現的。

對以色列而言，第四次中東戰爭是一戰打出了半個世紀的和平。從那次戰敗以後，中東國家徹底放棄了滅掉以色列的念想。戰爭結束後首先徹底服輸的是埃及，埃及和以色列簽訂了《戴維營協議》，避免了雙方再次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

雖然第四次中東戰爭對中東國家而言是一次失敗的戰爭，但是這些國家卻改寫了世界歷史的發展方向。

首先，如果沒有第四次中東戰爭，第一次石油危機雖然仍然有可能以其它形式在其它時間爆發，但是其烈度將會大打折扣。1971年黃金與美元脱鈎後，美元已經開始貶值。美元貶值必然導致用它標價的石油價格上漲，但是上漲幅度沒有那麼劇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後，歐佩克國家對歐美進行石油禁運，這才使當年的能源價格在半年內爆漲400%。

其次，沙特領導的對支持以色列的歐美國家實行石油禁運，導致了第一次石油危機的爆發。這次危機大幅度增加了各國進口能源的成本，終結了發達國家戰後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長達20餘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發達國家的經濟普遍進入一個長達數年的滯漲期。

再次，發達國家進入滯漲期成為戰後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它導致兩方面的深刻影響。第一個是**由於滯漲，發達國家內部已經失去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國際流動資本紛紛湧向發展中國家尋找投資機會，這其中很大一部分資本流向拉美。**當保羅·沃爾克(Paul A. Volcker)當選美聯儲主席後，為打擊通貨膨脹把利率推高至21%，美國的高利率一下子抽走了發展中國家的美元，直接導致1982年拉美債務危機的爆發。這是美元週期效應在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展示。

第二個影響是**戰後發達國家長期實踐的保護社會的政策範式，在70年代經濟進入滯漲期後變得極為沒有效率。這為在福利國家內部進行改革提供了政治動能。**80年代初里根與撒切爾上台後，推動了新自由主義浪潮在全世界的發展，發達國家的政策範式普遍轉向市場化，私有化和去規制化。在價值鏈生產，外包，和華盛頓共識成為潮流後，世界經濟進入全球化的高潮期，向釋放市場力量的方向全速前進。

**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也與上述歷史背景直接相關。**第一次石油危機後，中央委託陳雲研究這次危機對國際經濟的影響。他得出的結論是，發達國家已失去投資機會，大量的國際遊資在發展中國家尋找機會。後來中國的對外開放，建立經濟特區正是基於這一判斷。

第四次中東戰爭也給中東地區帶來一系列的深刻變化。在第四次中東戰爭之前，中東地區最有影響力的國家是埃及和伊朗。在親蘇聯的納賽爾長達18年的領導下，埃及一直是穆斯林世界的領袖。而巴列維親王領導下的伊朗則是美國最為倚重的盟友。然而，由於沙特阿拉伯領導了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後對歐美的石油禁運，一下子成為中東地區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併成為美國在中東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戰敗後，埃及失去了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伊朗也由於1979年的宗教革命與美國徹底決裂。沙特阿拉伯為防止自身受到伊朗宗教革命的波及，開始高築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宗教意識形態的大牆。沙特阿拉伯與伊朗成為兩派各自的領袖，開始了長達40餘年的激烈纏鬥，直到2023年才在中國的撮合下走向重新和解。

**▍**支撐美元本位制的基礎與近年的變化

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後，歐佩克國家一直在認真考慮用什麼來取代美元為石油標價，曾經考慮過的解決方案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和一籃子貨幣。然而在1974-1975年期間，美國政府通過秘密外交與沙特阿拉伯達成了兩個協議：第一，歐佩克國家仍然用美元給石油計價；第二，石油美元循環到美國購買美國國債，美國會提供更加優惠的利率。這個秘密協議在很長時間內無人知曉，直到20世紀末，才被普林斯頓大學的一位政治學博士在他的博士論文中披露出來。

美元作為石油的計價貨幣，間接地保證了自己關鍵貨幣的地位。由於各國都需要進口石油，為避免因匯率波動帶來的石油購買力變化從而影響國內經濟，各國都把美元作為儲備貨幣。受石油的影響，其它的大宗商品也仍然延用美元計價，從而夯實了美元本位制的基礎。自從1971年美元與黃金脱鈎後，美元不再有任何錨定物，完全是基於各國對美國國債的信任。

在整個70年代，沙特阿拉伯充分展現了它在地緣政治中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高超技巧：一方面它率領一眾中東國家制裁歐美，迅速成為地區領袖；另一方面又能與美國秘密談判，變成美元的大救星，成為美國最為倚重的盟友。

**美元本位制不僅基於為石油和其它大宗商品標價，它還基於美國與沙特阿拉伯以及其它海灣國家之間的利益交換。**一方面，美國一直嚴重地依賴中東的原油，和石油美元的循環，中東因此成為美國對外政策的重點地區。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以及其它海灣國家也嚴重依賴美國的石油市場，更依賴美國的軍事保護。

**美元本位制最重要的物質基礎實質上是雙方結構利益的交換：沙特用石油和石油美元，換取美國這一最大的石油市場和軍事保護。**美國在中東地區相當規模的駐軍不僅為該地區提供保護，也有一種對該地區各國的威懾作用。長期以來，美元本位制正是通過這樣一種地緣政治的均衡來維持的。

在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中，歐佩克國家石油出口的收入增幅驚人，對這些國家GDP增長的貢獻巨大。按照2016年的美元價格計算，歐佩克國家的GDP在1973-1976年增長了48%，在1978-1981年增長了31%。中東地區大量的石油美元通過購買美國國債的形式返回美國，支撐着美國以發行國債的形式借錢來維持本國的開支。

然而，**近年來支持美元本位制的利益交換關係開始發生重大變化。**首先，**美國的頁岩革命深刻改變了世界能源格局。**統計數據顯示，美國能源淨進口量逐步下降，2020年的計算總和更是跌到零，而能源生產大幅度上升，即便考慮到能源消費同步攀升。美國不僅實現了能源自給，而且還有餘力出口。如今，美國已經成為重要的能源出口國。

由於這個變化，美國不僅不再是中東國家能源的大客户，而且還變成它們在國際能源市場上的有力競爭者。就能源進口來源而言，中東和波斯灣地區對美國的重要性大幅度下降，而加拿大變得更為重要。這些利益結構的重大變化削弱了石油美元對美元本位制的意義，給未來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

**在美國對中東石油依賴大幅度減輕的同時，中國成為沙特阿拉伯最大的能源客户，中美兩國對沙特阿拉伯石油出口的意義發生根本性逆轉。**中國市場目前佔沙特石油出口的近28%，而美國只有5.64%。在這樣一種利益結構的變化面前，如果單純從經濟利益出發，沙特阿拉伯應該有足夠的意願推動用人民幣至少給與中國的石油貿易計價。當然如果考慮到國際政治因素，事情則更為複雜。近年來，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灣國家為追求其經濟結構轉型和投資多樣化，紛紛擴大在中國投資。

俄烏戰爭爆發後，俄羅斯的美元資產被凍結。這也提醒了沙特阿拉伯持有的美元資產存在的潛在地緣政治風險。今年上半年，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中國的幫助下實現和解，在客觀上減弱了它在地緣政治上對美國軍事保護的需求。這也間接削弱了石油美元與美元本位制的聯繫。

**▍**中美貿易戰與美國國債

對美貿易順差大國購買美國國債是支撐美元本位制的第二個循環。自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一直扮演着對美貿易順差大國購買美債的角色。但是在本世紀初，中國一度取代日本成為對美貿易最大順差國和美國國債最大的持有者。

中國在2001年正式加入WTO之後迅速地變成世界工廠。在最初幾年，中國的出口每年以30%以上的速度增長。作為對美貿易的最大順差國，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曾經通過大量購買美國國債將貿易順差返還美國支持美國的消費。中國持有的美債在峯值期曾經達到13000億美元以上。“中美國”這一概念顯示着二者強烈的相互依存關係，中國通過購買美債的形式借錢給美國消費，以維持美國市場對中國出口的吸納。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中國購入大量美債，為美國救市幫了大忙。統計數據顯示，中國與日本作為對美貿易的主要順差國一直是美債最大的買家。在2011年7月達到峯值時，中日兩國合計購買了美國1/4的國債。

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開始分散投資風險。一部分的貿易順差開始投向資源和能源等實物，另一部分則投資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2018年開始的貿易戰增加了中國持有的美元資產的地緣政治風險，後來西方國家的“脱鈎”和“去風險”則進一步加劇了中國減持美債的速度。

另一方面，為應對新冠疫情和重建美國製造業，美國政府發行了鉅額的債務，其總量已經到達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相近的歷史高位。**美國政府目前不僅面臨償還利息的沉重負擔，而且如果繼續發行國債，並保持高利率的話，對美國國內經濟增長的負面作用也會越來越大。**利率越高，購買力下降，企業的借貸能力越低，這必然會壓抑需求和投資從而影響經濟增長。

**美元週期是導致各國減持美債的另外一個原因。**當美國的高利率吸引國際資本向美國流動，各國都開始出現美元流動性的問題。這時美債的持有者只好靠減持美國國債來解決本國的流動性問題。

在各種原因的綜合作用下，中日兩國的美債持有量在2023年6月下降到歷史低位，僅佔美債總量的7.8%。中國一家在峯值時就曾經持有14%的美國國債，但是到了今年6月已降至3.4%。

**貿易戰在削弱中國產業鏈的同時，正在不斷削弱美元本位制的基礎。**首先，美國政府對中國產品徵收的高關税在客觀上不僅已經導致部分產業鏈從中國轉移，而且也抑制了中國產品對美國市場的出口。這個結果從地緣政治的視角看可能符合美國的利益，但是從美元本位制的視角看，它卻有負面影響。這是因為，高關税在導致中國對美出口減少的同時，也在減少中國可供投資美債的資金和持有美元的需要。同時，日益緊張的雙邊關係大大增加了中國持有美元資產的地緣政治風險，削弱了中國購買美債的意願。

一個更大的問題是，那些承接了中國產業鏈轉移的國家並未購買與中國同等水平的美債。近年來產業鏈從中國轉移的主要去向是印度、越南、馬來西亞和墨西哥等國。然而如果分析一下2023年7月的數據，印度在2023年持有美國國債2330多億美元，墨西哥持有740億美元，越南只有329億美元，馬來西亞的美債甚至少到沒進入排行榜。這些國家加在一起與中國持有的8218億美元仍然相差太遠。事實上，美國發起的貿易戰在破壞了中美之間利益交換的同時，卻未能找到在體量上能取代中國購買美債的替代者。這意味着，貿易戰在削弱中國的同時也在削弱美元本位制的基礎。

在對美貿易的主要順差國中，日本仍然大量持有美債。其他歐洲的主要美債持有國多數是以投資盈利為目的來購買美債的，它們沒有像中國和日本這樣的對美貿易順差與購買美債之間的利益交換關係。這種資金在市場發生波動時缺乏相對的穩定性。

中美之間的博弈要等到雙方都覺得再繼續下去就會兩敗俱傷時，才有可能在形成均勢的基礎上開始談判。

**▍**俄烏衝突對美元的影響：金磚擴員

**俄烏衝突的爆發在世界範圍內空前地突出了全球南方的概念。**目前語境中全球南方的區分標準是，是否參與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參與制裁的基本上是北美和西歐國家，在亞洲只有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再加上大洋洲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全球南方則涵蓋了在制裁俄羅斯的問題上與這些發達國家持不同立場的國家羣體。

事實上，俄烏戰爭期間的美元武器化對美元本位制有很大傷害。首先，凍結俄羅斯的外匯儲備給所有國家提了個醒，把錢放到西方銀行，萬一面臨地緣政治衝突，資金安全難以保障。其次，一旦被踢出SWIFT，一國的國際貿易將面臨重大問題，這促使人們開始考慮建立可替代的機制。

今年的金磚峯會前夕，西方媒體集中討論的兩種可能的峯會議題是金磚擴員和去美元化。在美國政府的施壓下，南非政府未能把去美元化列為金磚會議的正式議題，印度也堅決反對擴員和去美元化。**中國在這兩個議題上採取了不同立場：一方面大力推動擴員，並獲得成功；另一方面對去美元化則相對低調。**與普京和盧拉明確主張去美元化不同，習近平主席在就相關議題發言時只説了一句話：“要充分發揮新開發銀行的作用，推動國際金融貨幣體系改革，提升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這種相對温和的立場，與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的立場更為接近。

金磚擴員將對未來的國際秩序產生重要影響。在今年批准加入的5個國家中，有4個位於中東的波斯灣、紅海和蘇伊士運河等地理要衝。這似乎顯示，中國在未來將十分重視打通中東國家承載的亞洲與非洲的大陸橋。

金磚擴員的另外一大潛在意義是，為最終創立金磚貨幣打下基礎。在金磚的新成員國中，阿聯酋、伊朗和沙特都是重要的石油出口國，阿根廷雖然總量沒那麼大，但同樣是重要的能源出口國。擴員之後，金磚國家佔全球石油生產的43%，人口的46%，GDP的30%，商品出口的25%。在2022年前十大石油生產國中，擴員後的金磚國家佔了六個，在2021年前七大石油消費國中，擴員後的金磚國家佔了五個。有了這種規模的物質基礎，為防止美元本位制帶來的金融風險，和潛在的地緣政治風險，創建金磚貨幣用於金磚國家內部的貿易結算，對金磚國家有很大的吸引力。

明年的金磚峯會將在俄羅斯舉辦，而美國很難對俄羅斯施壓，因此俄羅斯把金磚貨幣列為峯會正式議題的可能性非常大。至於在明年的峯會上最後能否實現創立金磚貨幣的目標則是另一回事。

**▍**巴以衝突對去美元化的影響：金磚貨幣成為可能？

目前尚未見到有人討論巴以衝突對美元本位制的影響。然而只要分析一下衝突爆發以來的一系列事件，就不難看到，這場衝突至少在情感的層面上增加了中東的金磚新成員國支持創建金磚貨幣的可能性。

衝突爆發以來，美國支持以色列的立場一直十分堅決和明確。衝突爆發後，10月27日聯合國大會以120票贊成，14票反對，和45票棄權通過決議，譴責所有針對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平民的暴力行為，呼籲立即實行持久和持續的人道主義休戰。其中投反對票的，除了美國和以色列之外只有12國，美國的主要盟友基本上都選擇棄權。然而，這與整個伊斯蘭世界的立場完全對立。11月11日，參加阿拉伯-伊斯蘭國家領導人聯合特別峯會的57國發表共同聲明，呼籲國際刑事法庭調查以色列在加沙地帶的違法行為，譴責以色列強迫巴勒斯坦人遷移的企圖，要求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有約束力的決議制止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的攻擊。

與此相對的是，金磚國家在相關的議題上明確地表明傾向於巴勒斯坦的立場。在11月15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第一份相關決議草案，呼籲“緊急實施有足夠天數的長時間人道主義暫停及走廊”。11月20日，一個由阿拉伯、伊斯蘭國家外長和伊斯蘭合作組織秘書長組成的聯合代表團抵達北京，開始國際斡旋之旅，以推動結束加沙地帶的衝突。11月21日，金磚國家就巴以問題集體發聲。兩天以後，巴以雙方首次達成停火共識。

從國際政治的視角來看，由於美國支持以色列的立場，整個伊斯蘭世界對美國的好感在下降。美國正在付出巨大的國際政治成本，其利益受到十分明顯的損失。而金磚國家在促成巴以停火方面的確發揮了作用。如果俄羅斯在明年的金磚峯會上力推金磚貨幣的建立，對中東地區的金磚新成員國而言，面對巴以衝突的立場分歧，會增加他們支持去美元化或者創立金磚貨幣等議題的可能性。

印度對金磚貨幣的反對立場很有可能因為巴以衝突而改變，至少是弱化。巴以衝突一爆發，印度就明確宣佈支持以色列。後來一看穆斯林世界57國一致持完全相反的立場，印度又馬上往回找。巴以衝突可能已經提前關閉了印度想當全球南方領袖的機會窗口。在明年的金磚峯會上，四個穆斯林國家成為新成員國，印度是否會繼續堅決反對金磚貨幣，會成為一大看點。

不過，至少在目前，我仍然相信即便明年的金磚峯會創立了金磚貨幣，也並不意味着美元本位制就會很快崩潰。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迄今為止支撐美元本位制的結構條件已經開始發生深刻的變化，美元本位制正遭遇空前的挑戰，特別是過去支撐美元本位制的兩大循環，都開始出現問題。但是另一方面，這並不意味着美元本位制已經面臨致命的危機。美國發達的金融市場和金融工具，龐大且仍在增長的經濟體量，以及各種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秩序的制度慣性，仍然會繼續支撐現行體制。中東國家也不太可能徹底停止用美元為石油計價，因為美軍在中東的存在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制衡因素。

同時，即便金磚成員國一致同意創立金磚貨幣，也不一定就意味着金磚貨幣一定問世。魔鬼總是出在細節中，各種繁雜的技術性問題也仍有可能成為創立金磚貨幣的重要障礙。要想建立一個新的國際金融秩序，如果沒有能力處理眾多的技術性細節，一個理想到頭仍然可能是空中樓閣。

事實上，最終決定美元本位制命運的可能仍然是美國自身。美國目前面臨着一系列的重大問題：債務增長速度是否能夠得到有效抑制？如果抑制過快導致經濟危機，該如何應對？如何應對俄烏戰爭爆發後全球南方的去風險和去美元化趨勢？如何重建他國的信任使石油美元和主要貿易順差大國的美元循環再次出現？

展望未來，有一點很明確，美元本位制正在進入一個前景高度不確定的歷史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