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江 |克服話語割裂：話語體系建設的 “三重轉換”與“四個關鍵”_風聞

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是一項艱苦、複雜、漫長的學術過程。這不僅是因為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有其內在的規律，只有完整系統地掌握這個規律，才有可能為增進學術做出貢獻，而且知識生產是一種特殊的過程，它要求知識生產者立足於社會生活，在對具體的生產生活開展實際觀察的基礎上，概括總結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與方法，在與以往的學術成果和同行專家對話的基礎上豐富和完善相關學科理論，創造出富有新意的專業知識和文明成果。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經歷了獨特的發展歷程，也積累了大量的學術研究成果，這些成果不僅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而且深刻地影響着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奠定了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基礎。**但是，面對中華文明融入世界文明體系的重要歷史使命，面對中國特色“三大體系”構建的重要戰略任務，面對中國學術與世界學術體系平等對話、做出貢獻的重要需求，我們還有許多工作要完成。**這其中，努力克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過程中實際存在的三種“話語割裂”現象，實現“政治話語”向“學術話語”的轉換、“西方話語”向“中國經驗”的轉換和“中心話語”與“地方經驗”的轉換，是決定“三大體系”建設能否健康順利發展的關鍵。

“政治話語”向“學術話語”的轉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長期存在着一種以“政治話語”替代“學術話語”的狀況，這種狀況是與中國革命的特殊歷史背景和歷程密切相關的。**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不斷與各種歪曲、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做堅決鬥爭，保證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際相結合，同各種錯誤思潮作鬥爭，對整個社會都形成了主流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學術界逐漸建立起以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為標準的評價方法，廣大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們也習慣於以標準化的政治術語表達自己的學術立場，出現了政治標準替代學術標準的“過度政治化”偏差現象。

學術評價中“過度政治化”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具體表現：**一是以口號化的政治術語替代學科專業的知識體系建構，**其表現方式是以“姓資姓社”作為衡量一個學科的標準，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方法論替代具體學科的研究方法等；**二是以“套用”的方式簡單化地處理學科發展過程中複雜的專業性問題，**如用英雄奴隸、儒法鬥爭、進步反動等二元對立的觀點和方法解釋歷史；**三是以政治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去評價學術成果的學術價值，**其中不乏以行政級別和上級領導的判斷與評價作為超出學術標準的評價方式；**四是“表態性”的政治化要求實際上助長了學術研究中形式主義的風氣，**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學術研究中應有的自由探索和獨立思考的創新性思維，這對於青年學者的健康成長是不利的。

**過度行政化、以政治話語完全替代學術話語在本質上是一種不健康的學術風氣。**其突出的表現是學者們習慣於用政治話語表達自己的“正確性”，但學術的正確性恰恰是運用學科化和學術性的話語展現自身研究的理性化、科學性和合理性。學者們不是運用研究的合理性和解釋的創新性去展現自己的正確性，而是使用政治正確去展示研究的合規性，這就會導致學術研究失去它應有的價值。這樣做的結果不僅無益於建立起符合科學研究規律的知識結構和話語體系，而且無法與國際學術界建立起正常溝通和健康對話的有效機制。即使是在國內的科學研究和學術交流中，如果學者難以擺脱以解讀中央文件、闡述上級精神為主的“標準化”研究，那麼其研究的結果必然難以立足中國的實際。

當然，我們也應該清楚地認識到，在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的過程中，堅持學術研究中意識形態的政治化要求實際上是一種政治立場的底線要求，要求中國學者不能站在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反對中央的大政方針的敵對勢力的立場研究中國的學術問題。**它要求研究者真正做到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作為學術研究的指導思想，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研究中國問題，總結中國經驗，提出對中國社會發展具有解釋力的理論和方法。**它鮮明地反對機械地套用馬克思主義的原理替代具體學科研究的核心理論和知識體系、反對割裂地用方法論原則替代具體學科的研究和分析方法的簡單化做法，克服“絕對化”和“完全替代”的不良現象。

因此，充分認識將“政治話語”有效地轉化為“學術話語”的重要性，在 “三大體系”的建設中最大限度地按照學術界公認的標準搭建學科體系，按照國際學術界通行的方法總結中國的歷史經驗、開展學術研究和學術評價、創造源於本土發展和經驗的知識系統，建立植根於中國大地的話語方式和話語體系，不僅能夠體現中國學術界科學研究的氣度與胸懷，為廣泛深入地開展國際學術交流奠定堅實基礎，而且能夠在學術實踐中真正體現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具體應用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具體實踐當中，真正體現其“價值引領”的“活的靈魂”的意義。

“中國經驗”與“西方話語”的轉換

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的過程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認識和處理好學術研究中“西方話語”和中國特色研究經驗的關係問題。

近代以來，基於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強烈訴求，歷代學者都把學術研究的“本土化”作為自身努力的目標。這種努力不僅追求在學術領域擺脱西方殖民主義的束縛，更重要的還在於體現國人對於中華民族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的自信，體現自身理論創新能力和文化發展的自信。這種狀況本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實現自身發展目標過程中的正常狀態，**但在現實的學術實踐中，超越學術研究領域的“中國化”訴求正在背離“本土化”的初衷，出現了一種違背理性精神和學術發展規律的“反智化”傾向。**這種傾向有以下四種具體表現：一是把“中國化”作為衡量學術立場的標籤，把“中國化”和“西方話語”簡單對立起來，凡事必須要找到“中國化”的表達方式，拒斥西方學術理論和方法；二是罔顧事實地強調某些研究方法不符合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簡單地排斥採用量化研究等西方學術研究中普遍運用的分析方法；三是不能主動根據國際國內形勢變化和重大發展需求開展深入的調查研究（包括對西方世界的研究），習慣用傳統的治理經驗代替科學研究；四是研究者往往不能潛心學習國際學術界公認的成熟理論和方法，在還沒有系統完整地認識和掌握相關學科的歷史源流、學科知識和方法體系的前提下就妄加評議、拒斥批判。上述種種看似“正確”的做法是極為危險的，“標籤化”的學術方式無不透射出當代學術研究中淺嘗輒止、輕浮虛誇的不良學風，反映出“消費時代”和“快餐文化”的特徵。在建構“三大體系”的過程中，必須堅決遏制上述學術研究中的不良現象，堅決克服學術研究中的不良作風。

不可否認的是，學術界的確曾存在着“言必稱西方”的學術現象，這是與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學科體系、學術標準和話語方式大多是近代以來、有些甚至是改革開放之後才系統地從西方國家引進分不開的。對於這些來源於西方的學科、理論與研究方法，國內學術界整體上還處於學習、消化、應用研究和教學傳播的過程中，國內學者獨立創新的學術貢獻並不多，因此在學習和應用的過程中就不可避免地、經常性地梳理西方學者的理論脈絡和學術傳承。但是，學習和掌握西方學術理論和話語方式，並不是不要自己的學術立場，相反，我們需要在理性精神的主導下，通過虛心學習保證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回歸科學研究的本源，認真探討哲學社會科學諸學科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認真研究每一個學科所涉及的本體論問題，全面認識和了解學科的知識論體系，系統掌握學科的方法論和具體研究路徑，建立起運用相關理論範式分析和解釋社會現象、科學問題的能力。這不僅需要艱苦的學習和規範化的學術訓練，也需要運用相關理論和方法開展深入的調查研究與實踐。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大多數學科都發端於西方世界。這些學科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而且在自身的發展和傳播過程中汲取了世界文明的精華和各國學者的研究經驗，已經成為人類文明發展中的共同成果。那種簡單地將這些非發端於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理論歸因為“西方話語”而加以排斥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它不僅會阻礙我們更好地學習和吸收人類學術文明體系的積極成果，也會對“三大體系”建設造成負面影響。因此，必須嚴肅認真地處理好科學研究中“學術話語”和“中國經驗”的轉換問題，自覺認同已經獲得學術界公認的學術規範和理論方法體系，自覺地把中國的學術研究當作人類學術文明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通過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和中國經驗的總結，為解釋人類面對的共同難題提供來自中國的話語方式和話語體系，最終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可以被廣泛接受的中國方案。

當然，面對複雜的國際關係和西方文化霸權，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必須站在自身的立場有效地抗禦西方價值觀的侵襲，在涉及原則立場和利益關係的根本問題上宣示自己的主權、體現自己的價值追求、提出自己的理論方法、拿出自己的解決方案。在這一前提下，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就成為擺在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面前最為重要、也是最為緊迫的重大任務。與此同時，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實踐和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方式又要求無論是管理者還是理論工作者都能夠立足中國本土立場、研究中國當前社會現狀，儘早總結發展出一系列能夠有效解釋中國現象、解決中國特殊問題、體現中國價值、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

“中心話語”與“地方性話語”的轉換

在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的建設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也必須處理好，即“中心話語”與“地方性話語”的轉換問題。

在發展社會學的知識體系中，“中心”和“邊緣”始終是不可分離的兩個重要概念。處於中心地位的區域和主體集中了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掌握着更多的政治和行政權力，在政治上更具優勢，能夠決定資源的分配和政策的制定，是文化交流和創新的中心，具有更多的文化資源和機會；而邊緣地區發展相對滯後，經濟差距等可能導致貧困、失業和不平等問題，政治參與度低，缺乏對決策過程的影響力，文化多樣性受到威脅。在全球現代化發展的整體進程中，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長期處於被邊緣化的狀態，我們正當的權利和呼聲往往得不到重視。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取得的成績，有效地助力了邊緣化狀態的改變，中國正逐漸成為世界文明體系中不可小覷的重要力量。

作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學術投射，中國的學術體系建設中也存在着典型的“中心”與“邊緣”的關係問題。以國家主流學術話語為標誌的中心話語和學術資源豐厚的東部地區的學術圈，主導了中國學術話語的主體部分，相對應地也就出現了依附於中心話語的“邊緣性話語”，如來源於西部地區學者、反映西部地區發展需求呼聲的**“西部話語”，反映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呼聲的“東北話語”，反映部分少數民族羣體利益和發展需求的“民族話語”**，等等。這些話語大部分是體現了被邊緣化的相對欠發達地區的“地方性知識”和特殊利益訴求的地方性話語，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現代化進程中國內邊緣地區和邊緣羣體的呼聲。

例如，所謂“西部話語”原本來自部分西北地區社會學者關於現代化和東西部差距的研究。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在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實際存在一種以東部地區為中心衡量西部發展的“東部主義”思維，在它的作用下，西部地區被普遍地解讀為邊緣、落後、愚昧和需要拯救的地區；二是站在西部人的立場上看待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沒有西部的現代化是一種不完整的現代化。構建中國特色的現代化話語體系，必須傾聽包括廣大西部地區在內的“邊緣”“落後”“欠發達”“後發展”地區人民大眾的聲音，必須體現長期被邊緣化的“落後地區”和“邊緣羣體”利益訴求。

**“西部話語”在學術研究中具有以下獨特價值。**首先，它強調對西部地區的歷史、文化、社會和經濟等方面的深入研究，為全面和準確認識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道路提供了新視角。其次，“西部話語”鼓勵學者採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促進學科交叉融合和跨領域合作，有助於學術創新和知識的整合。再次，“西部話語”強調對地方實踐和案例的重視。通過深入研究西部地區的實際問題和經驗，人們可以獲得更具體和實踐性的知識，為政策制定和社會發展提供有益的參考。西部地區的研究案例也可以為其他地區的學術研究提供借鑑和啓示，促進全國範圍內的學術交流和合作。

**實現“中心話語”和“地方性話語”的轉換，本質是從後現代主義的立場來看待中國特色話語體系的構建。**這種轉換既要求遵從處於中心地位的主流話語建構起來的話語體系，又強調充分關注“邊緣”“弱勢”和“地方性話語”對於豐富和完善中國特色話語體系的不可或缺性。這種轉換關注地方的具體情境和實踐，強調地域多元性，反對將地方性的經驗和問題簡單地歸納為普遍性的規律或範式，突出強調具體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和地方性知識、經驗對於知識生產的不可分離性。這種轉換也關注特殊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問題和治理實踐對於豐富和完善中心話語的特殊貢獻。它在始終保持對宏大敍事和總體性解釋關注的同時，更應關注微觀和局部層面的研究，傾向於深入研究各個地區的具體案例、社區或個體，通過細緻觀察和描述來揭示地方社會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始終倡導對權威和正統觀念保持懷疑態度，強調批判性思考和多元觀點的存在，鼓勵多元的研究視角和觀點的表達；始終關注社會邊緣和邊界的存在與問題，主張探索邊緣羣體、邊界地區的生存狀態。可以説，中國特色話語體系的構建是真正能夠體現全體人民共同意志和願望的整合價值體系，是中國式現代化對世界文明體系的特殊貢獻。

話語方式轉換中的“四個關鍵”

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建設充分反映了中國社會的發展特點和學術需求。經歷了70多年的現代化建設，國人已經深深地領悟到，在系統學習和借鑑世界各國人文社科建設規範和經驗的前提下探索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是實現“三大體系”建設品質整體提升的必由之路。在這種前提下，我們還必須在“三大體系”建設過程中做好以下四個關鍵工作。

**一是體現中華學術文化發展的共同性，充分做好中國特色的學術共同體建設。**雖然我們已經有了規模龐大的高等教育體系，建立起了實力強大的國家科學研究體制，形成了包括黨政部門、社科院、黨校行政學院、高校、科研院所、社會智庫等的哲學社會科學組織系統，但是在學術共同體的組織、機制建設方面還存在明顯的不足。加強中國特色的學術共同體建設，必須充分調動、有效整合各種社會力量，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使之在組織制度、體制機制和活動方式上能夠突顯中國特色，在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等方面能夠應運而生、脱穎而出，真正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人才和隊伍優勢轉化為學術創新優勢。

**二是體現中華文化的自主性和創新性。**中國是一個擁有悠久歷史和豐富文化資源的國家，具有獨特的文化傳統和發展歷程。應當採取各種有效措施，積極引導各種類型的研究隊伍關注中國發展，研究中國問題，在充分保證國家安全的基礎上，向學術界開放學術研究領域和資源。要擴大設立國家研究資金的資助領域和資助範圍，力爭使有益於國家發展、民族團結、社會進步的研究項目和研究者都能得到來自國家和社會的有效支持；改變學術研究評價機制，使體制內、體制外有意願並有能力開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志士仁人都有機會得到與其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相匹配的肯定性評價，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

**三是體現中華文化的多樣性和包容性。**中國地域廣闊、歷史悠久、民族眾多，每個地區都具有不同的歷史、文化、社會和經濟特點。立足中國立場，構建“三大體系”可以在學術上更好地關注中國各地區、各民族發展的特殊問題，充分體現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和進步的歷史進程，全面總結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為推動區域發展和社會進步建立有效的理論和方法支撐。也正是因為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民族眾多，就需要更多的學者能夠走出象牙塔，直面百姓生活，深入研究中國各地區獨特的發展需求和現實問題，總結不同地區的治理經驗，使中國式現代化展現出更加多樣的風采。中國人口眾多，面臨着獨特的發展需求和現實問題。構建有中國特色的“三大體系”可以更好地瞭解和關切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求，深入研究發展進程中實際存在的各種問題，最終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適合中國國情和發展實際的研究方法和理論成果。

**四是體現中華文化的開放性。**中華民族從來就不是封閉、保守、固步自封的民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敞開胸懷，擁抱整個世界，在與世界其他文明體系的交流中為世界文明的進步做出貢獻，是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任務。倡導構建中國特色的“三大體系”，就是要以學術文化的方式為廣泛開展國際學術對話與交流做好充足的理論準備。以國際學術界廣泛接受的方式展示中國學術的風采，發出中國學術界的聲音，為人類共同面對的各種困難和問題提供中國式的解決方案，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構建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肩負的重要使命。在開放的交流中，促進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文明互鑑，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學者的力量。通過傳播體現中國特色的研究問題、理論觀點和學術成果，充分展示中國的文明傳統和價值理念，顯示中國人所思、所想、所求，在國際學術交流中推進東西方之間、不同國家文明之間的瞭解互信，從而增強中國學術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