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潔、愛民與強權下新加坡奇蹟 | 國家經濟系列_風聞

導語：《國家經濟》是『礪石商業評論』於2023年推出的一個重要文章專欄，試圖從經濟與人文融合的角度去解讀全球各個核心國家的最新發展，以歸納出不同國家經濟變遷背後的底層規律。本期為讀者帶來的國家是新加坡。

王劍 | 作者 礪石商業評論 | 出品

最近，中國宣佈對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西班牙、馬來西亞免籤後，先是馬來西亞宣佈對中國30天免籤，新加坡隨即也宣佈即將對中國免籤30天。

對於中國遊客來説，這個決策意義令人欣喜，因為新加坡是第一個對中國免籤的發達國家。

沒錯，人口僅564萬，面積只有733.2平方公里的新加坡不僅是東南亞唯一的發達國家，更是繼紐約、倫敦、香港之後的第四大國際金融中心、全球最重要的服務和航運中心國家。

這個看似不起眼的小國在短短數十年內就完成蜕變，成為全球經濟強國，實在令人驚歎。

2022年，新加坡GDP為4668億美元，人均GDP更是高達8.28萬美元，全球排名第五位。

全球有四千多家跨國公司將亞洲總部設在新加坡，超200名超級富豪在此設家族辦公室，中國富豪更將這裏視為隱居江湖的最佳場所。

建國曆史僅五十餘年的新加坡如何迅速成為全球發達國家，吸引眾多跨國公司和富豪的關注？又如何在紛繁複雜的國際風雲中，獨善其身？

這或許得從新加坡特殊的地理環境説起。

1

新加坡的早期歷史

新加坡共和國，簡稱新加坡（Singapore），舊稱新嘉坡、星洲或星島，位於馬來半島南端、馬六甲海峽出入口，主要由新加坡島及附近63個小島組成，其中新加坡島佔全國面積的88.5%。

“新加坡”這個名字據説來自馬來語“PulauUjong”（新加坡島），意思是馬來半島末端的島嶼。

説起來，中國其實對“新加坡”並不陌生，這個國家總以不同名稱出現在史書中。

三國時期，東吳刺史呂岱派遣朱應、康泰去東南亞宣示國威。康泰回國後撰寫的《吳時外國傳》中，記載了一個名叫“蒲羅中國”的南洋島國，正是“PulauUjong”（新加坡島）最早的中文翻譯。

1330年，中國元代航海家汪大淵首次來到新加坡。因為之前元朝遠征南洋失利，他在自己撰寫的《島夷志略》書中記錄下“近年速古台王朝曾派七十多艘兵船攻打單馬錫，一月不下”，這裏的“單馬錫”正是今天的新加坡島。

明朝鄭和下西洋後，新加坡被寫成了“淡馬錫”。無論是“單馬錫”、“淡馬錫”，都是爪哇語“Temasek”（海城）的音譯，源自梵文“tamarasa”（黃金）。

將新加坡稱為“黃金城”，並非這裏盛產黃金，而是説明此地扼守馬六甲海峽，往來貿易船隻眾多，是一個極為富庶的海港城市。

歷史上，穿梭南洋的商船很早發現了新加坡的重要地理價值，與之息息相關的便是馬六甲海峽。

馬六甲海峽位於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東海岸和馬來半島西海岸之間，是一條很狹窄的水域，寬度僅3公里，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間的主要航道，也是兩個海洋間距離最短、速度最快的一條國際航道。

今天，馬六甲海峽已是全球400多條航線的必經之地，每年有近10萬艘貨輪通過該海峽南來北往，是全球貿易往來不可或缺的“大動脈”。

長途跋涉的船隻出入海峽時，需要有地方休整，毗鄰馬六甲海峽的新加坡島成了最佳選擇。

巧的是，通往新加坡島港口的新加坡海峽也是深水航道，寬度超過16公里，可容4～5艘船隻對開，是天然的深水良港。

新加坡港口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14世紀，當時，蘇門答臘島東南部的三佛齊國王子拜裏米蘇拉由於兵敗，從巨港逃至淡馬錫，殺了當地的暹羅攝政王，自立為王，宣佈成為新加坡的新統治者。

隨後，拜裏米蘇拉又在馬六甲建立蘇丹王朝，新加坡諸島便始終被其王朝統治。

18世紀中葉，英國人為了維持在印度和中國取得的貿易優勢，與當時蘇丹王朝的柔佛蘇丹訂約，先後在檳城和新加坡設立貿易站，為其船隻提供停泊、維修服務。

可惜，柔佛蘇丹是引狼入室。1824年，英國人逼迫蘇丹王朝簽署協議，將新加坡正式納入英國屬地，成為其東南亞的新殖民地。

自此，新加坡不僅成為英國在遠東地區轉口貿易商埠和軍事基地，更在其管理下化身自由港，吸引大量周邊國家移民接踵而來。

到20世紀初，新加坡已是一個以華人為主，包括馬來人、印度人和歐裔人等在內的多元種族的東南亞商貿樞紐和重要港口貿易城市。

二戰爆發後，日本從英國人手裏搶佔新加坡；日本投降後，英國又恢復對新加坡的殖民統治。

2

新加坡的獨立時期

1948年，由於受到東南亞民族解放運動影響，新加坡民間也暗流湧動，並舉行了第一次選舉。

不過，這次選舉影響力不大，很多新加坡人壓根不知道候選人是誰，又為何要選舉，英國殖民者也並不在意。

直到4年後，劍橋法律系畢業的一位年輕律師的仗義執言，才讓新加坡人醒悟過來，懂得民族獨立的重要性。

彼時，新加坡郵差正在發起罷工遊行，抗議薪資過低，工作太累，殖民政府的官員卻輕輕鬆鬆就能收入不菲。

罷工期間，工會和郵差代表找到了29歲的律師李光耀，希望他能代表公訴律師為大家提供法律援助。

李光耀是華裔後代，祖籍廣東梅州市大埔縣高陂鎮黨溪鄉。

李光耀的家庭早年靠船運貿易發家，家庭條件優越，從小到大一直接受着英式教育，大學時留學英國，就讀於倫敦經濟學院。

在倫敦經濟學院學習三個月後，李光耀轉到劍橋大學攻讀法律，並於1949年畢業，獲得“雙重第一榮譽學位”，隨後又在倫敦獲得執業律師資格。

留學期間，李光耀深受導師拉斯基的社會主義理論影響，逐漸出現反殖民統治傾向，同情弱勢羣體。

因此，當對方提出沒有辦法支付昂貴的律師費時，李光耀沒有計較，欣然接受了這份差事。

從那時起，李光耀與罷工代表積極交流，並代表他們與殖民政府據理力爭，甚至還動用私人關係請來新加坡幾家著名報業發文助陣。

隨着罷工形勢越來越嚴重，英國殖民者有些不安，主動提出談判。李光耀再次出面，幫助罷工方成功取得全部訴求。

由於在這次罷工事件中起到主導作用，李光耀一夜成名，聲望陡增，成為了口口相傳的“人民代理人”。他也就此得到工會的支持，為其將來的從政之路奠定了基石。

1954年10月，李光耀成立了人民行動黨。為了擴大影響力，他拉攏了工人領袖，馬來裔領袖，以及方水雙、林清祥兩位比較有影響力的華人，開始積極參與地區議會選舉活動。

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而人民行動黨也在自治邦政府的首次選舉中成為立法議院第一大黨，35歲的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總理。

在此期間，李光耀一直希望與馬來亞聯合邦合併成立“馬來西亞”，為新加坡經濟發展提供保障。

馬來亞就是今天的“馬來西亞”，當時還叫英屬馬來亞（British Malaya），簡稱馬來亞（Malaya），是英國遠東殖民地之一。

1946年-1948年，英國的海峽殖民地（1826年成立）、馬來聯邦（1896年成立）及五個馬來屬邦組建為馬來亞聯邦。

新加坡與馬來亞只有咫尺距離，無論經濟、文化都與其緊密相連，甚至淡水都得從馬來亞進口。

新加坡獨立後，李光耀心心念唸的都是要與馬來亞合併，以保證這個新生政權能平穩發展下去。

1961年，馬來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公佈了想把新加坡、馬來亞、文萊、沙撈越和北婆羅洲聯合起來組成聯邦的想法。

李光耀積極配合，舉行全民投票，最終以74%的贊成票同意併入馬來亞，成為馬來西亞聯邦的一個州府。

1963年，馬來亞聯合邦同新加坡、沙撈越、沙巴合併正式組成馬來西亞，成為君主立憲的聯邦制國家。

3

新加坡的廉潔政府

遺憾的是，新加坡和馬來亞這種不對稱的“婚姻”，從一開始就被對方嫌棄。

一個彈丸之國，要錢沒錢，要資源沒資源，連基本淡水保障都提供不了，自然被大國視為負擔。

馬來人也很不服氣，自己人多勢眾卻很貧困，少數族羣的華人卻佔有大量財富，很不公平。

於是，馬來西亞新政府開始對新加坡的華商徵重税，同時還限制他們往馬來亞地區銷售商品。

新加坡人也發現合併後，生活並沒有變化，反而處處受到歧視和針對，也對合並越來越不滿，民間甚至傳出“法辦李光耀，新加坡二次獨立”的呼聲。

李光耀十分無奈，他原本希望藉助合併能讓新加坡政局平穩，好專心發展經濟，但現實是自己兩頭都不討好。

在新馬兩地的強烈反對下，馬來西亞政府醖釀將新加坡“逐出家門”。

1965年，馬來西亞發佈公告，新加坡被驅逐自立，民眾尚在街頭慶祝，唯獨李光耀痛哭流涕。

面對記者採訪時，他沉默很久才緩緩説道：“新加坡不是自然形成的國家，而是人為的。眼前困難重重，生存機會非常渺茫”。

那時的新加坡人均GDP不足500美元，不到當時日本的一半，如同被拋入大海的棄兒。

不僅如此，新加坡再次獨立恰逢冷戰時期，尷尬的地緣政治環境，讓這個新生小國猶如誕生在荒野叢林裏的弱小生命，周邊盡是虎視眈眈的獵食者。

對於李光耀來説，再次獨立的新加坡面臨的緊要問題是生存，但自身又無自然資源，為此他定下策略：傾舉國之力開放招商。

李光耀和幕僚化身推銷員，滿世界招商。當時很多國家連新加坡在哪都不清楚，他便從包裏掏出隨身攜帶的地球儀，努力向對方展示那個微不足道的小紅點。

招商離不開良好的營商環境，而新加坡在殖民統治時期，黑幫縱橫，腐敗遍地，整個國家毫無生氣，卻在李光耀執政後，風氣為之一變。

主要原因是李光耀在延續英國管理體制基礎上，先是繼續保留英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地位，其次便是以嚴刑峻法對內“開刀”。

1952年，新加坡在英國殖民期間，就成立了反貪污調查局。

1959年，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執政後，將廉潔上升為國家戰略，明確提出“為了生存，必須廉政；為了發展，必須反貪”，旗幟鮮明地開展反腐敗鬥爭。

一年後，新加坡政府將殖民時期的《預防腐敗法》（POCA）進行了調整，將反貪污調查局調查對象從各級官員，直接擴大到警察及司法人員，同時還採用了更為嚴厲、及時的懲罰手段來阻嚇腐敗犯罪。

在新加坡，公職人員哪怕受賄只有幾十元，都會遭到毫不客氣的處罰，輕則丟掉工作，重則直接入刑。

上世紀80年代，時任國家發展部部長鄭章遠被查出協助開發商取得土地，從中受賄80萬新幣。此人曾是李光耀的親密戰友，案發後，他去求見李光耀卻遭到拒絕，最後選擇以死謝罪。

李光耀説，我不能幫助他，我如果幫助他，新加坡就完了。

甚至，90年代，李光耀退出政壇後，他一手提拔的總理吳作棟還曾就李光耀家人購置房產涉嫌折扣進行了調查。

經過調查，李光耀和家人並無問題，他卻又主動將此事提交國會討論，連反對黨議員也表示折扣沒有問題。

正是這種防微杜漸，又毫不徇私情的法制原則，使得新加坡真正做到了公職人員“不能貪、不想貪、不敢貪”。

時至今日，新加坡在全球最廉潔政府的排名一直名列前茅。

4

新加坡政府的管理模式

李光耀的華裔身份，讓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十分熟悉和熱愛。因此，他融合法學和儒家，創造出一個獨特的體制——大家長管理模式。

雖然這種模式被人詬病為“獨裁政治”或“強權政治”，但李光耀始終是以務實的態度來治理新加坡。

他説過：“我並未接受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等人的指導，我只對在現實中行得通的事情感興趣”。

比如，新加坡趕走了英國統治者，卻保留了英語作為官方語言，就是李光耀堅持在多族裔的國家背景下，希望通過英語這個世界通用語言，作為新加坡人共同的文化理念和價值追求基礎。

李光耀將英語作為官方語言，也不只是基於政治考慮，更多是基於經濟戰略的角度，希望能讓新加坡更好地融入國際社會，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

作為新加坡的“大家長”，看到未來的同時，李光耀也關注到國內散漫的社會環境，更為迫切希望改變現狀。

李光耀曾經歷過新加坡的日據時期，那時物資匱乏，人人生活都非常困難。但他也看見由於日本統治者嚴酷的統治政策，社會治安卻異常良好，讓他對嚴刑峻法的威力深信不疑。

他曾在接受採訪時説：“新加坡需要鐵腕！我花一輩子才建立起這一切，只要我還在，就不允許任何人來毀掉它！想跟我對着幹的人，得戴上指節銅環才行，如果你覺得可以傷我，比我能傷你還多，那就試試看。”

因此，新加坡在繼承了英語的同時，還繼承了英國殖民者時期的鞭刑。由於這項刑罰讓受刑者臀部皮開肉綻，痛不欲生，事後還要遭受精神上的羞辱，許多犯罪者情願被多關幾年，也不願遭受鞭刑。

新加坡法律中一共有超過40種適用鞭刑的罪行，例如搶劫、破門行竊、強姦、非法走私或販賣毒品、敲詐勒索、非法貸款、破壞公物等。值得一提的是，國內傳説“新加坡吃口香糖要被鞭刑”純屬以訛傳訛。

新加坡雖然禁止進口口香糖，可卻從未把售賣或食用口香糖定為適用鞭刑的罪行，非法進口口香糖頂多只會被罰款。

不過，如果將口香糖殘渣隨處亂吐，甚至簽證過期非法滯留超過90天，被抓住後就有可能要品嚐下“鞭刑”的滋味。

所有嚴格的管理和苛刻的法條，其實都是李光耀在新加坡建國初期，為了剷除社會腐敗和震懾犯罪特意定下的“規矩”。

這或許就是李光耀治理國家的態度，不施“霹靂手段怎顯菩薩心腸”。

李光耀治國理念，受到的是英國哲學家密爾的“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福利的整體主義效用”論點影響，他始終認為個人效用必須服務於集體需要，個人自由只具有有限的工具性價值，不應成為社會的終極目標。

但是，這不代表李光耀不關心人民，他可能比大多數統治者更關心每個人具體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問題。

5

新加坡的民生扶持

説起來，李光耀最先關注的是新加坡政府機構的空調温度。

李光耀接受外媒的一次採訪時，被問起新加坡成功的秘訣，他提到，除了多元文化包容背景。還有個重要因素就是冷氣機（空調）。

李光耀還真不是開玩笑。

新加坡地處熱帶，因為常年受赤道低壓帶控制，平均温度基本都在23至34℃之間，是個地地道道的熱帶國家。

擔任總理後不久，李光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籌措巨資在政府大樓安裝那時還很少見的空調，温度就設定為22℃；就連他也要求自己的睡房和工作環境必須永遠保持在19-22℃之間。

他經過調查，認為22℃是人體最適宜的温度，時刻保持頭腦清醒，才是公務員高效工作的關鍵。

據説，也是因為李光耀的這個要求，使得新加坡如今除大型公共場所為18℃，辦公場所基本保持在22℃，室內室外是典型的“冰火兩重天”。

小小的空調，其實也是李光耀執政理念的重要體現，“最基本的東西才是最值得關注的”。

李光耀關注的自然不止公務員，老百姓的生活才是他最關心的。

畢竟“強權政治”雖然可以使人民懼怕法律，但不可能使人民信賴和尊重政府，只有真正將民生福祉貫徹到每個人，才能實現社會的穩定發展。

一直以來，新加坡政府以“居者有其屋”為目標，這是李光耀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口號，政府在那時投資興建了大批公共房屋，即大規模建設的高層住宅“組屋”。

為了真正幫新加坡人解決住房問題，政府將組屋的購買限制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公民身份、家庭和月薪。前兩個為基本條件，優先考慮有孩子和老人的家庭，後一個為參考條件。

最初，新加坡政府規定只有月收入在1500新元以下者才可申請；80年代後逐漸從2500新元，放寬到3500新元，從而保證了80%以上新加坡家庭能夠住進廉價的組屋。

隨着人們住房條件的不斷改善，李光耀政府還建立公積金制度，起初是為了作養老退休金使用，隨後改為可作為組屋購買的首付和還貸使用。

此外，新加坡的組屋還建立了價格不與地價掛鈎原則。無論建築成本或地價怎麼上漲，所有成本均由政府承擔，不會通過提高房價轉嫁給購房者和申請者。

這麼多年來，哪怕新加坡政府在組屋項目中負債累累，依然不改在住房領域的投入和支持。比如2022年，新加坡政府公佈財報顯示，負責組屋的建屋局財政赤字達到了43.6億新元，同比增長86%，創下歷史新高，但所有組屋依然維持原價不變。

此外，為了幫助低收入家庭和購房者，新加坡政府還通過補貼的方式提供經濟支持。對所有低收入家庭和購買小户型購房者，給予相應的資金補貼，讓他們可以最低的價格買到房屋。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新加坡人可能一年都不會下廚房做飯，原因是其居住的地區附近肯定有一個小販中心（類似我們的菜市場）。

既然一日三餐都可以在小販中心解決，也就不用做飯了。

小販中心裏的店家是新加坡早年的街頭小販，只是如今都被“收編”到了整齊乾淨的室內。

和“居者有其屋”一樣，新加坡政府針對街頭垃圾成堆，食物衞生堪憂的街麪攤點，從1968年開始便進行登記造冊，將他們轉移到固定地點做生意，同時開始修建小販中心。

如今，大大小小的小販中心遍佈新加坡各地，同時接受國家環境局的小販中心司直接管理。

政府管理者會定期巡查，一旦發現食品安全問題，對小販的處罰極為嚴厲，他們可能這輩子都無法開業。

李光耀政府時期開創的各種管理和福利制度，一直貫徹至今，不僅保證了政府廉潔高效運行，也讓人們真正實現了安居樂業。

可以説，正是李光耀及背後團隊穩穩操控着新加坡這艘巨輪，才讓這個新生國家在世界大潮中迎風破浪，經濟飛速發展。

6

新加坡的經濟發展

由於李光耀及其繼任者，以及身後的人民行動黨有着良好的廉潔高效名聲，並能保證政策前後一致，使得每次選舉，大多數新加坡人還是將選票投給了人民行動黨。

穩定的政局，也讓新加坡通過經濟提升，實現了發達國家所享有的社會與政治自由。

那麼，新加坡的經濟究竟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呢？

首先是新加坡的先天地理優勢，早在英屬殖民時代，新加坡就已經是東南亞的轉口貿易中心。

源源不斷的歐洲商品經新加坡運到東南亞和中國，再將這些地方的礦產與特產再由新加坡運回歐洲。

二戰爆發前，新加坡就已經是世界第五大港口。因為貿易發達，新加坡還擁有十多家世界級的銀行，金融業務隨即發展起來。

二戰結束後，新加坡保留了英屬時期的金融業務。高效又專業的投資管理服務，特別是自由港的身份，讓新加坡迅速躋身世界金融中心行列。

隨後的李光耀時代，新加坡可以説是憑藉其一己之力，強行進入全球化。

新馬分家後，印尼又與新加坡搞貿易摩擦，加上英軍撤出新加坡，新加坡失業率達到了14%，GDP暴跌了20%，國家接近崩潰。

李光耀果斷提出新加坡必須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簡單説，就是充當發達國家的廉價勞動力。

為了擴大加工業規模，新加坡將偏僻兇險的沼澤地修建成裕廊工業區，吸引了大批勞動密集型產業紛至沓來，新加坡逐漸成為亞洲的經濟“四小龍”之一。

在此期間，電子加工業也成為新加坡的支柱型產業，並帶動新加坡製造業的快速發展。

到了九十年代，李光耀看到馬六甲海峽每天往返越來越頻繁的油輪，意識到石油產業所藴藏的巨大利益，通過填海造地將裕廊以南的七個小島合併為一個大島，專門發展原油加工業。

隨後二十年間，裕廊島上的煉油廠從一家擴大為八家，新加坡成為了僅次於休斯敦和鹿特丹的世界第三大煉油中心，其出口總額佔全球總量的約25%。

新加坡也藉此推動石化產品向乙烯、丙烯等下游產業延伸，逐步形成龐大的產業集羣，年總產值約佔到新加坡製造業總產值的近三分之一。

如今，新加坡已是全球第二大集裝箱港，全球第三大商品交易中心，全球第四大高科技產品出口國。

其中，新加坡製造業佔據了全球三分之一助聽器市場，五分之一半導體市場，全球收益最高的十大藥物，有四種在新加坡生產。

截至2022年，對新加坡GDP貢獻最大的四個行業分別是製造業（21.6%）、批發貿易（18.6%）、金融保險（13.5%）和運輸倉儲（10.4%）。

新加坡土地資源有限，高附加值製造業仍佔有相當高的比例，其中秘訣，就是其精心規劃和運營的產業園區戰略。

從上世紀70年代正式將製造業作為支柱產業開始，新加坡興建了大批技術密集型工業園，最大限度地提升土地使用的集約化功能。

按照“先規劃，後運營”的原則，無論是80年代的專業型園區，還是90年代的高新技術科技園區，均是新加坡定期調整和優化策略的具體體現。

在各類產業園區的開發過程中，資金籌集、土地使用、招商引資等均採用政府統一規劃，專業化分工建設、管理和服務協調相配合的發展模式。

此外，新加坡經濟還有個直接的助力，便是新加坡政府財政部的全資子公司，持有幾乎所有大型企業的股份的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淡馬錫。

據估算，淡馬錫所持有的股票市值佔到整個新加坡股票市場的47%，總資產規模約為4300億美元，全球排名第7位，年平均回報率接近15%。

關鍵是，淡馬錫不僅幫新加坡政府賺到了真金白銀，還能隨時為新加坡企業注入發展所需資金。

專業高效的管理和資金的有效配製，才讓新加坡製造業體系具備了隨時應對全球經濟和科技發展變化的靈活性。

7

新加坡的地緣政治

不過，無論新加坡經濟多麼發達，永遠是一個在大國博弈夾縫中生存的小國。特殊的地緣政治，也讓新加坡與中國及美國的關係十分微妙。

雖然從歷史到文化，尤其是人口占據多數的華裔，新加坡與中國有着天然的親近感，但並不代表新加坡在政治上一直倒向中國。

新加坡500多萬人口中，70%以上是華人。可經過多年的西方文化洗禮，許多新加坡華人説英語，吃西餐，除了外貌差異，整體文化習慣其實與西方並無太大差異。

新加坡長期信奉李光耀的實用主義外交理念，摒棄意識形態，專注於實現國家的實際利益和目標。這種策略在外交上就是強調靈活性、務實性和適應性，而不是堅持特定的政治或經濟理論。

因此，雖然新加坡與美國有安保協議，還允許美軍駐紮，卻拒絕捲入美國對中國的圍堵和打擊行列，不願成為美國圍困中國的一顆棋子。

新加坡對自身有着清晰的認知：國土面積狹小，毫無縱深空間，一旦捲入大國衝突，國家必然面臨極大威脅；新加坡更深知自身的經濟發展與中國緊密相連，中國成為貿易伙伴，那是最可靠的朋友，若為敵人，就會是最可怕的對手。

大國面前保持中立，自然成為新加坡最明智的選擇。

只是這種“中立”帶有明顯的時代背景，上世紀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受到李光耀的影響，中國和新加坡彼此走得很近，兩國領導人還實現了互訪。

90年代，大批中國官員前往新加坡學習考察，帶回了保障房、公積金以及車牌拍賣制度。那時，新加坡從不掩飾和中國的淵源，街巷間常見條幅“講華語，是福氣，別失去”。

可到了2009年至2015年，新加坡的時任領導人便常常在釣魚島、南海問題上對中國大放厥詞。

2018年之後，中美貿易摩擦導致關係緊張後，新加坡又主動與美國拉開距離，甚至還不斷提出美國對華脱鈎破壞世界穩定等論調。

新加坡這些看似有些“牆頭草”的行為，實質正是自身在地緣政治遊戲中追求自主性和利益最大化的表現，即力求在保證自己地緣安全和經濟聯繫基礎上，努力在國際舞台上爭取一席之地。

保持中立還有個重要因素，新加坡多年的威權政治雖然帶來經濟的強勁發展，國內福利保障制度完善，但新加坡人過得並不輕鬆。

2020年，在英國的一份世界國家的工作時間調查中，新加坡人的勞動時間位列墨西哥之後，為2238小時，排名世界第二；而在同期的疲勞度調查中，新加坡人的疲勞得分則最高，為7.2。

這個追求效率不養懶人的國度，沒有最低工資，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人生軌跡從小學畢業的分流就已註定，成績優異者成為社會精英，更多人則成為技術工人。

新加坡年輕人也越來越反感一成不變的生活，甚至在網絡上憤怒留言“他要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得做什麼嗎？”

好在新加坡並不是固守不變的國家，只要需要，一切都可以變。

詬病已久的教育制度，被提上改革日程，全面改革時間設在2024年；聖淘沙的魚尾獅，聳立20多年，曾是新加坡國家標誌，因為地區開發，仍被政府下令拆除。

變與不變，其實都是新加坡經濟奇蹟的內核——靈動與務實。

……

2013年，李光耀在自己最後一本書《李光耀觀天下》中，回憶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時刻。

歡迎晚宴上，鄧公舉杯向李光耀請教國家管理的成功經驗。

李光耀説：新加坡華人大多數是從中國的廣東、福建南下的家無寸土、目不識丁的苦力的後代；你們卻很多是留守中原的達官顯宦、文人學士的後代。我相信，凡是新加坡能夠做到的，中國也一定能夠做到，而且會做得更好。

書中最後寫道：

“他返回中國後，説服人民需要向世界開放經濟。這是中國歷史上開始興旺的時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中國從此再也沒有回過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