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海圈，正在進行一場名為“ESG”的戰役丨WAVE2023_風聞

作者 | 馮葉

編輯 | 劉景豐

2023年3月，美國當地時間23日上午10時，華盛頓國會大廈裏，一場最受中國科技企業界關注的聽證會正在進行。

會議上的核心人物，是40歲的TikTok CEO周受資，另一方則是由52名眾議院議員組成的美國眾議院能源和商務委員會團體。

在這場主題為「TikTok：國會如何保護美國數據隱私和保護兒童免受網絡傷害」的聽證會上，52位議員花了5個小時，向周受資發出了超200次提問。

TikTok美國聽證會現場。圖源：彭博社

儘管這場充滿了“假想敵”“莫須有”式的聽證會被許多人稱為政治作秀，但大洋此岸的國內，一股情緒正在蔓延：

“我當時就觀察到，朋友圈一二級市場投資人都在轉這個事情。轉發的頻次，就像梅西奪冠那天晚上的感覺。”一位投資人告訴霞光社。

這場聽證會幾乎是針對TikTok的公開“處刑”。事後，TikTok在美國的發展節奏也受到極大影響。而所有佈局海外的中國大型企業，也都開始重新審視一個並不算新鮮的概念——ESG。

環境、社會、治理，這些概念看上去虛無縹緲，卻會真正影響一家企業的發展進程：輕則傷筋動骨，重則生死攸關。

早在2004年，聯合國前秘書長Koffi Anan就曾邀請20家金融機構共同編寫《Who Cares Wins》報告，並首次提出ESG概念，指出企業在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的綜合表現構成了其核心管理能力。

然而，近二十年過去了，中國企業仍屢次在ESG上“栽跟頭”——從TikTok聽證會，到SHEIN因環保問題被綠色組織點名。這些案例正在告誡出海企業，當下，ESG是必做的命題，不能再被忽視。

12月19日，在潮起·奔流——2023全球領航者大會上，霞光智庫與着陸TouchBase共同主辦“ESG與國際化未來”主題分論壇，來自全國律師協會、倫敦發展促進署、中關村產業研究院的多名嘉賓就高質量發展與ESG國際聯動等話題進行了探討。

“ESG與國際化未來”論壇

ESG所關注的氣候變化、人本主義、隱私安全等，是需要付諸實質行動的命題。它們關乎長期主義、價值理念，也關乎整個世界的未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聽證會風波後，TikTok又面臨了新的挑戰。

9月15日，愛爾蘭數據保護委員會（DPC）宣稱，TikTok在兒童數據安全保護方面違反了《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要對其罰款3.45億歐元。

DPC指出，TikTok違反的規則包括：兒童用户的個人資料默認為公開，這會給13歲以下的兒童用户帶來風險；“家庭配對”設置允許非兒童賬户與兒童賬户配對，但TikTok不能驗證配對方是兒童的父母或監護人等等。

與此前聽證會強調的“數據隱私”議題相同，這筆罰款也聚焦於ESG的S（社會）領域。並且，這是TikTok發展以來收到的有關數據隱私方面的最高罰款。

TikTok不是個例。

作為唯一上榜“全美2023年十大增長最快品牌”的中國企業，SHEIN也吃過ESG的虧。

去年10月，SHEIN母公司Zoetop被美國紐約州罰款190萬美元，原因是“未能保護好用户數據，導致數據泄露，並試圖淡化其影響”。

此前，世界地球日官網曾喊出“快時尚，過時了”（Fast fashion is out of fashion）口號，直指快時尚品牌的環保問題——這正是快時尚品牌的隱痛。琳琅滿目的款式背後，既有生產端的碳排放、污水排放問題，也有庫存積壓帶來的廢棄物處理痛點。

外網調侃SHEIN的ESG問題已經“火燒眉毛”。圖源：Twitter

SHEIN曾多次被環保組織點名批評。歐洲新聞電視台（Euronews）曾報道，德國綠色和平組織在分析了SHEIN 的47種服裝後，發現其中15%的“危險化學品”含量，超過了歐盟監管限制，而這些化學品會影響消費者健康。

此外，困擾SHEIN的還有勞工工時過長的問題。有專業人士分析稱，這些負面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SHEIN的IPO進程。

企業在海外遭遇罰款和經營影響只是事後的教訓，事實上，這些案例暗含着更深刻的變化，即****全球各國政府對經濟發展的理念正在轉向。

2019年，歐盟委員會首次提出徵收碳邊境税設想（CBAM前身），隨後，歐盟便公佈將CBAM列入立法議程。

今年10月1日，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全球首個“碳關税”啓動並進入過渡階段，2026年1月1日正式起徵。這意味着，2026年前還未建構好温室氣體排放管理體系的企業，可能會面臨高額關税帶來的經濟損失，甚至直接失去進入歐洲市場的通行證。

不僅是環保領域，歐盟對ESG的整體發展都進行了調整與梳理。去年11月底，歐洲理事會通過《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指令（CSRD）》，比起此前沿用8年之久的《非財務報告指令》（NFRD），CSRD對企業的ESG披露提出了更高要求，其核心變化之一便是指令覆蓋的企業數量大幅增加。指令表示，企業須在其供應鏈環節識別有關ESG的各項活動和風險，披露範圍涵蓋了任何與歐盟存在貿易關係的部分非歐盟企業。

常年對接中國企業的倫敦發展促進署大中華區負責人趙冰冰，也觀察到了市場的變化。在經手三百個成功案例後，她發現這些企業的觀念已經在轉變。“之前我們會提醒企業注意招聘廣告和活動中的歧視問題，以及環保要求，但企業更主動向我們諮詢了。”她還提到，國內的ESG評估體系多對上市企業提出要求，但在倫敦，“酒店也好、電影院也好，都需要滿足或者儘量減少碳排放的要求。”並且，基金方在選擇企業投資時，也會依據ESG體系進行評估。

過去，人們習慣將ESG視為是發達國家的“政治正確”命題**；但現在，仍處發展中的中東、東南亞等新興市場****，也在積極關注ESG領域。**比如：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已出台政策紛紛要求上市公司履行ESG披露義務；阿聯酋已宣佈在未來7年內投資540億美元用於可再生能源項目，並承諾向非洲的氣候倡議提供450億美元的融資。

中關村國際孵化器國際化總監李志丹在幫國內企業對接新加坡市場時，觀察到新加坡科技發展局對企業提出的問題與ESG強相關，“其中的一個問題是問他們的業務對當地的環境有什麼影響，還問他們能夠給新加坡當地員工提供哪些員工福利。”李志丹還提出，她在與國外科技園區、創新中心等機構進行合作交流時，對方往往關注“雙方合作是否對當地環境產生負面影響，以及是否對當地社區和全球生態環境帶來益處。”這也直接説明了中企出海佈局ESG的重要性。

ESG相關措施的推出重新塑造了中企出海的聚焦點，也喻示着國際理念的轉變。從合規的角度來看，ESG已經成為企業出海的必答題。

2021年，“雙碳目標”被明確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後，ESG曾短暫進入熱潮期。

騰訊、阿里等企業開始披露ESG報告，伊利推出“零碳牛奶”“零碳冰淇淋”。巨頭帶頭衝鋒，但中小企業的步伐依舊緩慢。潮水退去後，人們會發現大部分公司對於ESG的認知仍停留在概念層面，與海外的ESG發展進程存在巨大差距。

阿里巴巴集團ESG報告。圖源：阿里巴巴

能鏈ESG及碳中和事業部總經理翟宇博在實踐中觀察到，“很多部門的ESG要不就是公關團隊在做，要不就是IR的團隊兼做，這樣可能會導致大家對於ESG和本身業務價值的聯動非常割裂，最後只是形成了一本ESG的報告，但並沒有發揮ESG對於企業的真正價值。”

許多企業交出的報告甚至無法達到及格線，只有數據足夠“漂亮”。

華夏認證中心綠色低碳發展事業部副部長洪丹丹對此表示，“數值可以用很多方法計算，可以用年產值來算，也可以用人均來算，甚至可以用增加值來算。總之，不管企業什麼樣，ESG報告都可以做得很好看，但這實際上是一個數據運作的問題，並沒有幫助企業成長。這個報告在內行人看來就是什麼都沒有，很空。”

這種模式會導致企業的ESG理念無法與業務發生聯動，它仍然脱離於公司的核心業務體系之外。

以服裝工廠為例，如果ESG理念無法以具體形式——如使用更環保的服裝原料、使用減排設備落實於生產環節中，那麼ESG不過是一紙空談。

此外，國際上對ESG披露標準和評級標準不統一也是導致出海企業無法順暢搭建ESG體系的原因。

目前，國際上較為推崇的披露標準來源包括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國際可持續發展標準委員會 （ISSB）等，但具體到國家地區，又有所不同。“如果是港交所上市，或者是新加坡上市，就有單獨的披露要求。”洪丹丹説。

並且，各行業在推出標準時，會更多考慮自身行業特點。比如能源行業的ESG標準，就無法完全適用於服裝產業。

不僅如此，細分到碳市場的標準也魚龍混雜，企業可能會根據自身“需要”選取標準，“很多企業種兩棵樹，就宣傳自己（踐行）碳中和了。”洪丹丹説。這會導致行業的整體混亂，也會混淆公眾對於ESG的認知。

儘管“嚐鮮期”可以看做是企業對ESG的試水——這意味着不成熟的行為還有被容錯的空間，但隨着出海進程的加快與國際理念的轉變，可以看到，留給出海企業的時間不多了。

從宏觀層面來看，出海企業想要構建ESG，要先從專業化開始。

這意味着企業內部不能再將ESG視為商業之外的產物，而是要建構專門的ESG委員會，對ESG體系和標準進行完整且全面的梳理。

一個在大企業中已不算罕見的現象是：由企業最高負責人牽頭髮展ESG。今年3月，京東成立ESG委員會，由劉強東擔任主席；此前，張勇在任阿里巴巴CEO時，更將推進ESG和共同富裕兩大社會責任戰略作為自己的7個OKR之一。

其次，ESG的三大領域需要均衡發展，缺一不可。長久以來，企業對ESG的理解更多停留於E（環境保護、碳中和）等命題上，對S（社會）和G（治理）領域的重視度不夠，TikTok因數據隱私問題引發的鉅額罰款便是教訓。

現在，TikTok已經用行動表示了重注ESG的決心。今年12月1日，TikTok發文宣佈將在未來十年內投資超過120億歐元，用於推進一項名為“三葉草項目（Project Clover）”的計劃。據悉，“三葉草項目”主要針對的便是數據安全問題，TikTok將在歐洲成立三個數據中心，並在專門的數據治理策略基礎上對用户數據進行進一步保護。

至於最大的痛點——ESG如何落地，最好的方式或許是與業務聯動。

被環保組織多次點名的SHEIN痛定思痛，給出了一個可參考的範式。

2022年初，SHEIN首次發佈ESG報告。一個最大的變化是，SHEIN對供應鏈體系有了新要求，對公司的服裝加工及倉儲供應商，要查驗有無消防違規、違背環保理念、工作時長過長、童工僱傭等問題。

這算是將ESG理念融入其發展的第一步。

此後，SHEIN又與公益組織Or Fundation建立合作，期望能建設可持續的循環經濟模式，減少服裝生產及銷售過程中對環境的影響。據悉，SHEIN旗下新成立的綠色品牌evoluSHEIN產品均使用再生纖維製作，這也是快時尚品牌中為數不多的案例。

evoluSHEIN部分產品。圖源：SHEIN

不過，SHEIN的ESG之路仍然道阻且長。據報告披露，從2021年到2022年，SHEIN的總碳排放量從604萬噸上升至917萬噸，SHEIN認為“這源於業務的強勁增長，SHEIN正處於緩解之旅的開始”。SHEIN還對此做出承諾：到2030年，把供應鏈碳排放減少25%。無論如何，大眾都感受到了SHEIN的決心。

當然，中企出海的ESG仍在較為初級的發展階段，也面臨諸多執行層面的困境。比如：ESG理念的業務聯動需要多方協同，包括但不限於公司領導層、內部ESG委員會、業務線負責人，乃至末端的工廠生產線，這絕非易事；國際披露標準要求企業劃定明確的碳中和目標以及執行路徑，這意味着龐大的計算量和人力成本。

對此，凱捷中國可持續發展與創新負責人張紹光認為，從投資者角度看，ESG絕非立刻就要交出完美答卷的命題，**“（投資者）關注的焦點還是在於企業的成長性和潛力，期望看到企業未來能在ESG上走多遠。”**這與ESG本身強調的可持續發展、長期主義理念匹配。

跳出具體的措施和規定，縱觀企業ESG發展路徑後，最重要的或許還是“企業不能再將ESG視為自己的負擔。”盈科國際創始合夥人楊琳在大會上的觀點直擊了企業的痛點——因為，從ESG概念誕生到現在，有關於它的爭議從未減少。

馬斯克曾在推特上公開抨擊，“ESG是魔鬼的化身。”“ESG是一個騙局。它已被虛假的社會正義戰士武器化。”

馬斯克抨擊ESG。圖源：Twitter

還有不少ESG反對者認為公司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盈利，而ESG會消耗大量時間與精力，反過來束縛公司的發展。

這背後的衝突或許可以歸結為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分裂。前者注重效率，認為應當通過實踐途徑確認工具的有效性，以更好地為人的功利服務；後者注重“無條件的固有價值的純粹信仰”。反對者通常會將盈利與長期主義理念對立，認為ESG是影響企業發展的“絆腳石”。

但長期來看，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不僅不衝突，還有可能實現統一。ESG是一項超越商業價值的工作，需要用理念驅動，從“心”出發，但反過來，它也能促進更多社會價值的產生，幫助企業對抗長期風險。

對出海企業而言，ESG是一次自我梳理和“換血”的好時機。一旦實現良好的ESG體系構建，企業便有可能在海外的新一輪競爭中實現領跑，因為生態系統一定會識別出負責任的企業家以及投資者——只是，這就像一場對自己進行的“手術”，需要壯士斷腕的勇氣。

霞光社還將持續關注中企出海ESG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