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工業時代資本是排斥勞動的,它只和購買力和新技術應用結合得緊密_風聞
舜耕山-祖国好!一切都好!昨天 20:17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究竟要向着一個怎樣的方向去改變?
發端於西北部歐洲的工業革命開啓了人類社會生產方式的工業化進程。
西方經濟學是從探討商品生產與交換的自由化過程開始的。這其中,貨幣由一般等價物發展到了貴金屬,然後是以貴金屬為價值錨定標準的紙幣,直到紙幣幣值與貴金屬完全脱鈎,徹底成為僅僅以政治威權為前提和基礎的法幣。由此,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近現代以來整個工業化社會可以劃分為前工業時代和後工業時代。
前工業時代,資本積累或集聚主要是從以類似工廠流水線作業方式為典型的體力勞動為主的生產力剩餘中產生,因此資本與體力勞動之間結合得最緊密,機器設備或自動化生產裝置取代體力勞動的程度仍有限。因此,前工業時代最偉大的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
但是,只要進入了正常的工業化時期(主要的衡量標準或前置條件:首先是政府恪盡職守,認識到市場經濟的優勢以及侷限性,而保持勤政廉潔;再就是社會保持長期穩定與和平),資本積累或集聚的速度與新技術應用相結合就會成指數型增長。在此情況下,知識和資本密集型工業(製造業)化生產會迅速取代勞動和資本密集型工業以及製造業。與此同時,一些無法實現知識和資本密集型工業(製造業)化生產的行業或領域,就將趨於區域化(而不再延續市場國際化或經濟發展全球化趨勢),其利潤率則下降到一個只能維持簡單擴大再生產的水平上。
後工業時代,以所謂主權國家法幣的普遍實行為標誌。自此,在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無限責任政府即成為了現代社會的國家政治難以擺脱的宿命。自此,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才可以資本主義倫理觀的基礎上,繼續向着社會主義倫理觀的方向邁進。未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將市場經濟規律和人類自身的生命規律更加科學合理地結合在一起。
資本與勞動之間,資本與人類生命的多樣性發展與自然消亡的尊嚴之間,必然存在着對抗性矛盾。資本對勞動價值的否定是一貫的,只有否定勞動價值這唯一的社會財富的來演,資本才可稱之為資本,勞動力也才(似乎)脱離了人本身,而成為了一種(似乎)可以買賣的商品。
自由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同義詞。自由競爭,也是市場經濟之所以在大多數情況下更加高效的原因。
後工業時代,資本是更加明顯地排斥勞動的。而勞動者在自由市場經濟環境中的競爭力,只存在由低到高,繼而由一定的高點逐年下降乃至於徹底消亡的一天。因此,資本只要一旦有機會通過加大新型機器設備與自動化生產方式的替代勞動力,它就會毫不猶豫地去策劃,然後儘早地實施,以達到特別有選擇性地使用勞動人口的目的。此時,資本只和它的商品形態的購買者(購買力)和年輕的知識工作者(高度專業化的新技術應用開發人員)結合得緊密才可以有未來。
後工業時代與前工業時代最大的區別,不在於週期性經濟危機的出現導致一部分人失業後還可以實現再就業,在於大量的之前曾經擁有一技之長的中壯年勞動力在新技術應用的預投產期猝然間成為了富餘的、市場再也無可安置的閒置勞動力,從此徹底喪失了參與社會化大生產的資格與條件。由此,他們在前工業化時期還可以有幸享受到的一部分勞動價值剩餘的歷史機遇,也就從此消逝了。
這也是不少發達國家出現大量藥物濫用,造成精神失常人羣普遍存在的根源,歸根結蒂是這一類人羣由於喪失了參與社會化工作的機會,自身社會屬性缺失誘發心理疾病的結果,而西方國家的一些政府卻以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名義,濫發補助或救助補貼,非但不能使被救助者有尊嚴地重新融入社會生活,反而使相當一部分被救助者作為正常人類的生命活力更加脆弱。在美國這個當今世界最大、也最典型、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種社會現象背後的文化因素已經促成了某種難以克服的體制。
後工業時代,在單純市場分配機制和資本擴張屬性剛性約束下,勞動力再生產(也就是人類自身再生產)的成本不斷提高,大量中壯年人口面對知識更新速度過快,無論在智力發展,體力保持,還是在適應市場變化的心理素質等諸多方面皆大不如前,最終導致後工業時代的發達國家包括一些新興市場國家本土人口自然增長率快速下降或必然下降的趨勢,而大量老年人口的生活危機日益加重(像日本這種缺少移民傳統的民族國家成為典型)。
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難以擺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障礙在於內需購買力不足,中壯年勞動力大量閒置,難以單純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內生性增長,進而取代過量的外需支撐形成加速本土社會生產力進步的動力。而此時,唯有霸權國家可以利用發行國際關鍵貨幣的獨特優勢,人為地製造其內部消費需求,同時開放和吸引後發展中國家年富力強的專業技術工作者入境,彌補本土嚴重不足的人口自然增長率。
其實,新興市場國家的政府只要通過合理規劃,通過政府發債購買社會化公共服務的方式,將市場無法吸納的大量富餘的中壯年勞動人口組織起來,從事社會化公共服務產品的生產與供給,用以彌補市場自身無法滿足的國民生活需求的基礎民生保障領域,即有可能最大程度地緩解經濟危機帶來的社會性衝擊以及社會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性挑戰,加速新技術開發與推廣應用的步伐,從而較快實現國家經濟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