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是如何找到共產黨的_風聞

看了觀網文章《張學良通過李杜找到共產黨》https://user.guancha.cn/wap/content?id=1113084?s=fwrphbios，覺得所訴有誤，也來説説張學良是如何找到共產黨的。

1935年12月，中共特科與宋慶齡的聯絡員董健吾接到宋慶齡的口信，約他儘快見面。

宋慶齡見到董健吾，就交給他一封信，説這是國民黨高層給中共中央的信，要他送到陝北。宋慶齡還給他準備了路費和孔祥熙簽發的財政部税務專員通行證。並且囑咐他，到了西安，如果去陝北有困難，可以找張學良幫忙。

董健吾到了西安，天降大雪道路阻隔，於是找到張學良幫忙。

雖然董健吾沒有明説，但誰也不是傻子。張學良遂用私人飛機將董送往延安，並安排部隊地面護送去瓦窯堡。

1936年2月19日，張學良目送飛機起飛後，轉身對部下説：“既然中央可以和共產黨聯絡，我們也可以。”

2月26日，董健吾到達瓦窯堡，還帶來了張學良給中共中央的一封信。當時，毛澤東率紅軍主力東征在山西前線，周恩來在前線劉志丹部。接待他們的是博古和林伯渠。

博古立即給毛澤東發電。毛澤東回電，要董健吾到山西前線面談。然而，董健吾卻説不能去山西，急着要回上海向宋慶齡覆命。

二十多年後，陳賡找到董健吾，非常不解地問他：我現在才知道36年你到了陝北，為什麼不到前線來見周副主席和我？我們都是你的老領導啊！

其實，董健吾有個説不出口的原因：1935年秋，寄養在他家的毛岸英和毛岸青離家出走了！儘管在那時十分嚴峻的情況下，特科留在上海的人員，冒着巨大風險上街四處需找，但一直沒有找到。董健吾急着離開陝北，實在就是放心不下。這種事，擱誰頭上也是睡不着覺的。

3月4日，毛澤東覆電博古，同意董健吾回南京。

3月中旬，董健吾風塵僕僕回到上海，沒想到的是，毛家兩兄弟找到了！

特科情報科長徐強的妻子李雲回憶説：

“當時形勢相當嚴峻，上海中央局屢遭破壞，‘特科’成員大部分撤離上海，留下我們這些未暴露的同志堅持戰鬥，總負責人是邱吉夫，我丈夫徐強主管情報工作，也是我的直接領導。35年秋的一天，徐強突然要我幫忙找兩個男孩，大的約十三四歲，小的約十一二歲。關於孩子的身份，他只説是烈士的兒子，從收養的人家跑掉了。”

“徐強給我圈了範圍，就管老西門一帶。那時做情報工作的，對上級命令絕對服從，不問也不能問。我也困惑呵，只能到流浪兒多的地方找找看。像八仙橋小菜場（今淮海路西藏路一帶）附近有家專門給人送飯的‘包飯作’，常拿剩飯剩菜施捨乞丐，一到中午流浪兒便蜂擁而至搶飯吃；還有鐵馬路橋堍，聚集着眾多幫黃包車伕推車上橋掙銅板的流浪兒…。到底找過多少地方，記不清了，只記得為了不暴露身份，不敢隨便打聽，只能站在路邊偷偷觀察，一站就是半天。就這樣前前後後跑了半年多，沒找着。 我曾懷疑孩子是不是被敵人綁走了，但徐強説，已通過內線查遍上海的警察局和巡捕房，確認孩子沒被抓走，應該還在流浪”。

“36年夏（此時毛家兩兄弟已經登上了去歐洲的客輪）的一天，徐強告訴我，孩子找到了，送到了安全的地方。誰找到的，在哪兒找到的，送哪兒去了，徐強到去世也沒跟我説。他不説，我也不問。”

孩子找到了，董健吾的一顆心落到了肚子裏。他立即去見宋慶齡覆命，同時轉告宋慶齡，張學良想找個共產黨給他做顧問。宋慶齡馬上想起一個人來，她要董健吾去法租界的路易.艾黎家，她在那裏隱藏着一名共產黨。

董健吾來到路易.艾黎家，沒想到那人卻是他的老上級劉鼎！

劉鼎是陳賡、潘漢年任特科情報科長時的副科長。顧順章叛變後，劉鼎於1933年撤出上海去中央蘇區，路過閩浙贛時被方誌敏“截留”。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失敗後，方誌敏、劉鼎均被俘，但劉鼎謊稱自己是個“機修師傅”（這話也不假，劉鼎在閩浙贛根據地開辦的兵工廠造出了我軍第一門炮，在八路軍黃崖洞兵工廠造出“八一”式步槍），乘國民黨對他放鬆警戒，在九江逃出，潛到上海，被宋慶齡通過艾黎保護起來。

宋慶齡立即電告張學良：朋友找到了！

隨後，張學良派專人到上海，迎接劉鼎到西安。

這次，宋慶齡並沒有安排董健吾護送，董健吾卻在從陝北迴到上海的第五天，又悄悄跟隨劉鼎去了西安。因為，他要託劉鼎去陝北蘇區時將兩個孩子的事情彙報給中央，並在西安等待劉鼎帶回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

3月20日，董健吾隨劉鼎到達西安。

同日，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王稼祥、鄧發、張浩、林伯渠、凱豐、陸定一等政治局委員到達紅軍東征的晉西前線，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重點討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具體問題。從3月20日到27日，紅軍連續行軍7天，每到一地，中央政治局就開會。27日，毛澤東在山西石樓縣城附近向政治局做了關於統一戰線的報告。

與此同時，劉鼎在西安與張學良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之後，張學良又帶着劉鼎飛到洛川，兩人同住一院，每天十幾小時在一起談話，一談就是十幾天。

4月6日，毛澤東致電張學良：“敝方代表周同志偕克農依約於八日赴膚施（延安）與先生會商救國大計”。“雙方會談之問題，敝方擬定為：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軍隊不分紅白一致抗日救國問題。二、全國紅軍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帝邁進問題。三、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具體步驟及其政綱問題。四、聯合蘇聯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問題。五、貴我雙方訂立互不侵犯及經濟通商初步協定問題。”

張學良接電後非常興奮，立即通知劉鼎。

4月9日，張學良冒大霧帶王以哲、劉鼎、孫銘久飛到膚施。周恩來、李克農、戴鏡元等中共代表傍晚達到。見到劉鼎，周恩來一愣，緊緊抓住劉鼎的手説：“原來是你啊，想不到我們在這兒見面了！”（説明劉鼎初見張學良不是中央派遣）。

張學良與周恩來一見如故，會談了整整一夜，解決了雙方聯合抗日的許多問題。會後，劉鼎隨周恩來回陝北蘇區，向中央彙報工作。

張子華、董健吾、王世英、劉鼎先後來到陝北，使中央瞭解到了長征後上海地下黨和特科的基本情況。於是中央決定，派馮雪峯去上海，建立電台、恢復黨組織，同時派張子華去南京與國民黨談判，正好藉助在西安的董健吾進行護送。

4月20日，馮雪峯、張子華到達西安，與董健吾接上頭。

馮雪峯同時向董健吾傳達了中央關於毛家兩兄弟的指示：“我來之前，林伯渠告訴我，毛主席已知道孩子平安地在你家，他很感謝。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意思，不必將孩子送來陝北。幾年前，蘇聯曾答應接收一批中國革命烈士的遺孤以及黨和紅軍領導人的子女，岸英、岸青符合這個條件，如果有機會就將他們由上海直接送到蘇聯”。

離開西安前，張學良特意設家宴給董健吾踐行。

董健吾的子女後來回憶説：

席間，張學良問董對他有何要求。董健吾再三推辭，對少帥的情誼表示心領。但張學良還是不肯罷休，執意不允，一定要董説出有什麼私事要辦好讓他幫助解決。正在這時，寄養在家裏的岸英、岸青突然閃現在董的腦海裏……。想到這裏，董説：“承蒙副座的美意，我就不揣冒昧了。我身邊有三個孩子，兩個是歸我撫養的革命子弟，一個是我兒子。如果張先生能送他們去蘇聯讀書，將來學成回國。也可以為國效勞。”張略有所思後，面露笑容，答應幫助解決。

令董健吾沒想到的是，他剛回到上海不久，張學良還真就到上海，面交董健吾一張十萬法郎的支票，並安排毛家兩兄弟隨他的部下李杜將軍去巴黎，交給蘇聯駐法大使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