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東來——中國社會主義實踐新階段的啓迪者_風聞

前言      

        我不是政治經濟學領域的學者，我不避諱這一點。但我親身體驗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USA為代表的典型資本主義社會（儘管我在USA生活的時間比較短）和北歐特色社會主義（北歐和中國一樣生產資料國有和私有制並存，只是現在國際上已經很少人提北歐社會主義，儘管歷史上這曾極為普遍）三種治理模式，所以對於不同的社會管理模式好與壞我有直觀的感受，而非單純依靠閲讀文獻和新聞報道來了解——學者如果無法實地考察，容易陷入從書本到書本的單一邏輯循環，脱離社會實際，再加上語言文字的隔閡——試圖通過英語瞭解也常常會因為英文媒體的歪曲報道難以掌握可靠的信息源，容易獲得盎格魯撒克遜人視角下偏頗的觀點。簡而言之，基於我對三種不同類型社會的直接觀察，相對於我國政治經濟學者而言，我講的內容至少會是有益的補充。

以歐洲模式為發展模板的胖東來

        胖東來在中國有獨特的企業文化，點開胖東來的官方網頁，會注意到其官網上有個醒目的分欄“文化廣場”，介紹胖東來認為有借鑑意義的文化價值觀。其最新刊發的一篇文章（2023年12月6日）《什麼是文明？——挪威富裕後如何對待自己的國民》，介紹挪威社會的社會福利共享模式。再往下看，沒隔多遠則是一篇介紹芬蘭教育的文章（2023年11月13日）——《最好的學校是離家最近的那所：為什麼芬蘭父母不焦慮？》，講述芬蘭如何破除內卷。與這篇緊挨着的則是（發表於2023年11月12日）《全球“快樂國家”排行——芬蘭六連冠》，因為胖東來正是以人的幸福快樂為發展目標的。“胖東來是在追求人性的美好，怎樣能讓人活得健康、活得舒心、活得美麗、活得悠然、活得浪漫、活得富有情懷、活得有價值，讓自己都覺得自己的生命是那麼的美好。”關於企業的社會責任，在《2023年聯商網超市周——愛自己、學做幸福企業企業》一文中，於東來認為：“真正的企業家：應該是關心員工、關心社會的。而不是總認為自己把企業做大了，就是關心社會，多做慈善就是關心社會，其實更多的慈善都是拿着員工的尊嚴、員工的人格、員工的血汗、員工的期望和價值換來的，這樣的慈善多麼的醜陋，而且還標榜自己多麼的偉大，員工拿那麼低的工資，老闆還去做慈善，員工會怎麼想？這些財富不只是老闆的，還有每一個員工的血汗，和每一個員工的價值。”

胖東來成功的秘訣？

        胖東來不僅僅是商品質量有保證，它具有一整套備受稱讚的精細化科學管理和員工培訓模式，造就了被認為是中國零售業天花板的服務質量，做到“親切、和氣、熱情、周到、細緻”，其根本在於胖東來利潤共享，抓住了員工們的心，不僅提供顯著超越同行的薪酬福利（同時施行一週五天工作制度，而每日工作時間為6-7小時，年假30-40天，注：不清楚是否包含週六日，如果不計算在內，那這是超越我所知的任何歐洲國家的存在），推行股權合夥人制度，更為員工提供獨特的職業發展空間。例如中專學歷的桓壘成，在胖東來先是當了6年保安，後來胖東來成立珠寶專櫃時需要售後服務人員他報名參加，學習珠寶清洗和修繕技術，後來得到進修機會去往武漢大學地質系珠寶專業學習珠寶鑑定，並最終拿到珠寶鑑定資格證書。

胖東來實操手冊

胖東來客服標準

胖東來規章制度

詳情參見：

央廣網記者實探 |“神仙企業”胖東來為什麼這麼火？（關於收入和利潤分享比例採信數字的主要信源）

“奇葩”胖東來，憑什麼制霸河南？（內容豐富並有截圖佐證，包括胖東來如何進行管理和員工培訓的內容）

胖東來於東來：員工平均工資最低到手7000元，保潔也不例外 （明確提到保潔員也能拿到高收入的報道）

 “胖東來老闆於東來重新定義加班：加班就是不行，是無恥無知不道德的！“（於東來批評讓員工加班不道德的視頻）

         根據許昌市的統計公報，許昌全市2022年的人均生產總值85515元，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320.5元。這意味着胖東來的員工最低淨收入（央廣網實地考察後報道的是每月最低6500——《記者實探 |“神仙企業”胖東來為什麼這麼火？》）已經接近該市人均生產總值，其員工中位數收入肯定遠超當地平均收入水平。尤其不一般的情況是普通員工們拿到這個收入不僅無需高學歷加持（在《2023年聯商網超市周——愛自己、學做幸福企業企業》一文中，於東來明確寫道：“胖東來的所有的高管幾乎學歷都不高，很多都是初中畢業”），也不靠加班加點來實現，還保障了超出國家標準的休息和假期時間，完全打破國內常規的內卷現狀，成為了有錢有閒的中產階層，展現了中國在未來成功實現經濟內循環的關鍵之所在。

        我注意到自媒體“最人物”最近在觀察者風聞發了篇文章《我在北歐打工9年，被同事舉報1000次……》，講到丹麥工作時長不高，還有保障帶薪年假的規定。文章下有評論提出“很神奇，也讓人很嚮往，只是疑惑一件事情，工作那麼輕鬆，還能那麼高的收入水平，到底是怎麼做到的呢？説明肯定存在超級利潤，但是在哪裏呢？很好奇，不是一個簡單的祖上是海盜能夠解釋的，那都是過去”。實際上北歐國家的眾多企業並沒有該網友想象的所謂“超級利潤”，而是北歐國家整體而言其分配模式與大家所熟知的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情況非常不同，正如胖東來對於慣常的商業邏輯而言是奇葩般的存在一樣。作為對照，瑞典全國2022年的中位數含税收入為每月34200瑞典克朗（數字來源：瑞典國家統計局，注：1個瑞典克朗按當前匯率約合0.7人民幣），即全年510400瑞典克朗，而瑞典2022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568004瑞典克朗（數字來源：ekonomifakta）。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胖東來拿出利潤的80%分享給員工（記者實探 |“神仙企業”胖東來為什麼這麼火？），這是把利潤分享做到了極致，是完全超越北歐社會的存在。胖東來的精細化的企業管理和培訓模式本身並不難以模仿，真正難以被複刻的核心在於單純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主並不關心普通員工生存和精神狀態，在低薪高壓的工作環境下，滿懷怨氣的員工如何能做到為客户提供高品質細心服務？這種利益分配模式需要建立在多數人思想認知的改變這一基礎上，這是胖東來模式在全國更廣大範圍推廣的真正難點。當然，正如於東來本人所説，胖東來也不是一開始就按80%的比例進行利潤分享的（即便如此他認為這也足以讓他個人獲得豐厚的回報了），在企業發展的初期他定的是50%，所以他對外傳授經驗的時候，認為50%的利潤分享就可以做到成功實踐胖東來的企業管理模式。

作為典型資本主義國家的USA不適合做中國的發展模板

        由於USA依然是世界上公認的最強大的國家，它的做法便成為了眾多國家爭相效仿的模式，彷彿它的成功是單純依靠其經濟模式實現的。但事實上，在關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指標上，USA常常處於西方發達國家當中的下限。這裏我援引世界經濟論壇給出的圖表（The Global Social Mobility Report 2020 Equality, Opportunity and a New Economic Imperative），就咱中國人非常關心的社會流動性而言——以相對收入流動性（relative income mobility，指在多大程度上個人的收入由父母的收入水平決定）為計算​代際流動性（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指家族一代及以上實現階層跨越的難易程度），繪製The Great Gatsby （取自小説《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橫座標為代際收入彈性指數（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注：統計針對的是1970年代出生的人口），該數字越大顯示社會流動性越低（從這個角度上説我認為該指數命名為代際收入剛性即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rigidity更合適），縱座標為社會基尼指數（表示貧富差距，數字越大貧富差距越大），可以明顯看到USA的代際流動性是所列舉的經濟發達國家中最差的，儘管它好於發展中國家的重要代表如印度，巴西和南非。中國的表現要好於英國，意大利和USA這樣的經濟發達國家。而北歐四國如芬蘭，丹麥，挪威，瑞典（第五）以及德國（第四）是例舉的國家當中社會流動性表現最好的五個國家。

圖1：代際流動性多國對比圖

       如果考慮工作條件，收入分配合理性，社會保障等等，做綜合評價即採用綜合流動性指數（global mobility index，見下圖，該評價指標越高越好，與圖1中的代際收入彈性指數相反），北歐四國則顯著好於其他國家，成為獨一檔的存在，德國次之，中國的表現則弱於USA和意大利，但超越所有其他發展中國家，成為單獨一檔的存在。

圖2：綜合流動指數包含的內容縮略圖

圖3：綜合社會流動指數多國對比圖

        那中國是在具體哪些方面被顯著拉了後腿了呢？中國被拉分最多的，也非常值得大家關注的是收入分配（Fair wages）這一大類，例如收入後50%的勞動者平均收入僅為收入前50%的勞動者（注：統計的都是拿工資的勞動者）平均收入的12.9%，USA相應的數字是26.4%，作為對比瑞典的數字是35.9%。與之對應的，中國收入後40%的勞動者平均收入僅為收入前10%的勞動者平均收入的16%，USA相應的數字是42.9%，而瑞典則達了65%。同樣是出賣勞動賺取工資養活自己，中國不同行業不同職位之間存在非常大的收入差距。比如説在國內有競爭力的IT企業工作的計算機工程師收入按匯率算大概率會比在瑞典高（瑞典的計算機工程師收入一般在每月33600至56600瑞典克朗之間），但通常而言在國內做保潔收入肯定遠低於在瑞典做保潔員（全瑞典保潔員的平均月收入是24900瑞典克朗，首都斯德哥爾摩的平均月收入是25400瑞典克朗）。作為參照全瑞典公寓平均售價是每平米43453瑞典克朗，斯德哥爾摩地區達到每平米64094瑞典克朗，這意味着保潔員家庭單純靠工資要在斯德哥爾摩地區買房經濟壓力是非常大的。從這個角度來講，胖東來非常的難能可貴，保潔員也可以拿到幾乎與許昌市人均生產總值齊平的收入，我認為完全稱得上是全世界社會主義企業的標杆。

        中國另外一個拉分大的分項是缺乏保障的僱傭比例（定義為家庭僱員和自僱人員）非常高，達到43.3%。例如國內城市龐大的外賣員主要是作為個體户存在，而非企業的正式僱員，如果他們缺乏意識不給自己交社保和醫保的話，在城市裏生活確實是比較缺乏保障的，作為對比USA該分項上只有3.7%。而在這方面瑞典為6.2%，一方面也許跟前些年瑞典大量引進難民有關（難民的就業情況普遍不太好），另一方面是瑞典高收入個體户的現象不鮮見（這可能是瑞典社會比較特殊的現象），我就認識有拿到專家職稱的資深醫生去做個體户出租醫生，還有工程師從企業辭職出來作為個體户單幹繼續給包括原東家在內的高科技企業做技術諮詢服務並僱傭自己妻子做財會的（他對單幹的收入非常滿意，但未透露過數字區間）。扯遠了，再轉回綜合流動指數的話題。綜合流動指數還包括一些中國得分不高的子項，諸如成年人使用寬帶的比例，中小學的社會羣體多樣性，還有腐敗感知度這種比較主觀的評價指標，如果刨除出去，我猜測中國應該不太會在綜合流動指數上被USA拉開距離，大概率會是比較接近的狀態。

        不過話説回來，我個人認為社會流動性和公平性評價針對的是社會不同的側面，不應該混為一談。討論社會流動性，大家關注的就是個人實現階層跨越的難易程度，個人收入所得及教育水平有多大程度受父母影響，這和不同階層之間的差距有多大沒有直接僅為間接的關係。當然，生活在不同階層的人，如果差距非常大，想要實現階層跨越面臨的挑戰是很大的，會給人帶來很大的精神壓力，這也是為什麼大家會感覺中國越來越卷的原因。

生產力不決定僅約束生產關係

        我們以前學的政治教科書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又講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我們講中國人民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如果説現在對於中國和USA的生產力誰高誰低可能會陷入到怎麼衡量生產力的問題上去（不過邏輯上我們存在技術被卡脖子的風險也很難講我們的生產力水平已經超過USA），但至少我們可以肯定我們在建國初期，我們的生產力跟USA相比完全不是一個量級的。我接受我們施行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這意味着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表述必須改，而不僅僅是補上生產關係反作用生產力就足夠解釋為什麼落後的生產力可以誕生更先進的生產關係。我注意到生產力的英文維基百科詞條總結説馬克思認為生產力的衡量本身取決於人的價值取向和關切的利益，因此並不存在完全中性的對於生產力的定義——“He suggests there is no completely neutral view of productivity possible; how productivity is defined depends on the values and interests people have.”我專門去看了德語版本的詞條但沒有找到對應的德語表述，我們姑且接受這個總結反映了馬克思本人的看法。如果這是馬克思先生的本意，那麼他的看法比我們中學政治教科書教授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反作用於生產力”的自洽性更好，更有利於解釋為什麼新中國成立時中國人民可以根據自身的需要選擇社會主義，而不是線性地不得不經歷不同社會的發展階段。與之一致的，這樣來看待生產力，也同樣可以解釋為什麼北歐國家可以選擇更有利於本國老百姓需要的發展道路——假設存在一個價值中性的或者我們稱之為客觀的生產力的定義，我相信沒有任何人會認為北歐蕞爾四國中任何一國的生產力能超越我們所認知的世界當中依然最強大的USA。換而言之，這也能解釋為什麼許昌能誕生胖東來而不必是北上廣深當中的任何一個。進一步地講，這也能解釋為什麼實現全民共享社會發展的成果不必依賴於網友想象的“超級利潤”的存在，因為歸根到底生產力如何衡量要取決於人的價值取向和關切的利益。在這一視角之下，胖東來以讓員工和服務的客人更幸福快樂為衡量生產力的指標，那麼儘可能地壓榨員工的剩餘價值，讓員工加班玩命地工作，為於東來本人汲取更多的個人財富並不意味着更高反而是更低的生產力，因為這樣做會降低更多人的幸福感。

        胖東來給中國提供了一個打破內卷狀態，建立內循環經濟指明瞭方向。當然，立足國內的現狀，胖東來太過突兀了，以相對收入來衡量，它直接豎立了一個世界頂級水準的標杆，現實當中它也面臨着能否走出許昌和新鄉的困境。同時，我相信大概也會有人和我一樣對於胖東來未來的二代經營者能否延續胖東來特立獨行的利潤分享模式而保持着審慎的懷疑態度。核心問題就在於胖東來模式直麪人對私利的認知，我們常常批評USA為代表的西方推崇零和博弈，講共同富裕和雙贏，但我們在國家內部對於推動更平等的收入分配上並沒有做太多的工作。比方説，我們以間接税為主的模式沒有調整，而高薪人員通常都報低的底薪，更大部分的收入往往算做獎金以降低税率，使得個人所得税沒有更好地起到二次分配的作用（當然比起二次分配，更重要的其實是一次分配，即不同行業不同崗位本身的收入差距）。另外我們一直在爭論是否對擁有多套房產的富人徵收房產税，卻總是認為時機不成熟，拖到現在房市遇冷了更沒可能出台了。中國一些頭部高科技企業突破USA卡脖子是值得鼓勵和稱道的，只是如果我們延續現有的分配模式的話，這類企業再成功也很難直接拉動更廣大的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實現大幅上升。真要惠及中國最廣大的勞動者，需要中國湧現更多的“胖東來”，因為絕大多數老百姓不在高科技企業工作。社會發展的目標也不應該是逼着大家需要靠競爭上崗少數高端職業獲得體面的生活。現在的核心問題是我們究竟要建立怎樣的一個社會，我們的價值取向是什麼？我們關切的利益何在？

“胖東來”模式的啓示和現實條件下“減配”模式的可行性

        要轉換資本家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主導的價值取向改為追求全民幸福太難。現實情況下，我們需要平衡社會當中天然存在的不同羣體的利益和價值取向。正如在北歐這樣的整體而言相對更為平等的社會，也會存在資本家壓榨外籍勞工，把應給勞工發出去的工資私下裏讓員工取現金要回來一部分這樣的醜聞（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政府對於僱傭外籍勞工有最低工資要求，銀行走賬私下討回部分應發工資可以保證所需上繳政府的税款一分不少，有利於避開政府審查）。但同時，這樣的醜聞存在本身也表明政府對於塑造社會價值取向是強有力的。有為的政府完全可以根據當地合理的消費水平制定更合理的最低工資標準並監管用人單位依法執行，確保當地最普通的勞動者通過自己的雙手參與社會勞動也能獲得合理的生活水平。

        胖東來帶來的啓示並非是企業必須拿出50%甚至以上的利潤分享給員工，而在於，一個普通的年人均生產總值八萬五千餘元的城市居民，其實有相當程度的能力和意願消費品質不低的商品和服務，否則這難以解釋以低勞動力成本低價競爭為策略的零售商為什麼根本不是胖東來的競爭對手。它的存在，證明企業通過極限壓低經營成本包括人力成本在內走低價惡性競爭模式並非最符合中國普通消費者的需求。中國的普通消費者需要的是有一定品質，即使價格高一些的商品和服務。這意味着，中國社會完全可以承擔地起比目前更高的勞動力成本，我們不必與諸如東南亞國家競爭低勞動力成本的低價商品市場，而應該立足於提供有更高品質要求但兼具高性價比的商品和服務。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國政府可以有規劃地因地制宜地逐步提升對企業商品質量，生產過程和服務的標準要求，並制定與之匹配的較之目前更高的各行業僱傭標準，推動更多地企業走出低勞動力成本低價惡性競爭的陷阱，走出一片更廣闊的新天地。當然，如果政府頭腦更靈活一些的話，還可以在微操層面考慮聘請於東來做高級顧問，為一些具有國資控股的企業提供管理建議（胖東來發掘和培養了很多原本學歷不高的人成為獲得體面薪酬的專業技術人才，這對於我國破除教育內卷化也非常有意義），促進更多的企業提供受老百姓喜愛的更好的產品和服務，讓“胖東來”模式在更多的行業領域發展壯大起來，以此來催化凝聚新的社會主義市場價值取向，讓最普通的勞動者更有獲得感，更好地實現全民共同富裕。這樣做，不僅利國利民，也會有利於為中國創造更良好的國際外交關係。如果我們堅持走勞動者加班加點，低勞動力成本的低價競爭策略，把中國建設成“發達國家粉碎機”，西方發達國家出於維繫其內部社會穩定性的要求必然只能選擇與中國零和競爭。中國的全產業鏈低價競爭模式也同樣會壓制更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提升其產業鏈，導致將其他廣大發展中國家同樣限制在低人工成本低價競爭的經濟形態，有礙於提升全球人民的福祉。如果中國發展強大後的結局是中國拉着全世界的勞動者都一起996，一起焦慮35歲危機，我們到時候也會反思我們這樣做的意義究竟是為什麼。

       綜上，我認為中國已經到了需要調整收入分配模式提升普通勞動者獲得感，增進幸福感的發展階段。儘管直接借鑑胖東來模式對經營者的價值取向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使得直接在我國更廣大的行業範圍推行存在現實障礙，但是通過順應中國廣大消費者對商品和服務品質的需要從而在行政上對企業提供的商品質量，生成過程和服務質量以及提升行業最低工資標準提出更高要求的方式推動中國企業向胖東來模式靠攏，凝聚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價值觀，擺脱低人工成本低價惡性競爭模式，更有利於構建和擴大我國的內需市場，共建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社會，也有利於我國在世界範圍內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合作共贏價值觀，擺脱零和博弈思維，

補記

        此前晨楓給我擬定了一個命題作文，讓我展開對胖東來模式對於構建或者壯大經濟內循環市場的意義的闡述，並讓我一併討論這和政府“全民發錢”這一設想的關係。從行文完整性的角度出發，我認為沒有必要在文中插入這方面的討論。不過既然我答應了要寫，我就在後記的部分補充一下。我不贊成“全民發錢”正如我此前提到這一來容易導致養懶人這一弊端，二來如果企業追逐利潤最大化的價值取向不改變的化，全民發錢只會變成變相補貼企業的行為。關於養懶人一事，北歐社會實際上已經存在這樣的弊端，儘管他們並沒有做政府全民發錢這樣的事情。我妻子在瑞典做醫生，她見了不少好吃懶做，實際具有勞動能力和正常智力水平的“病人”（實際在社會佔比不見得很高，但她常常能遇到），總是希望從醫生那裏獲得更多診斷，比如證明自己有精神疾病，或者有智力缺陷，這樣就可以從政府申請到各種各樣的經濟補償，讓自己不用通過任何勞動也可以獲得過得去的生活質量。我不清楚瑞典長期病假三四十歲就病退的人有多大比例是這樣的人，但是毫無疑問有一部分人有意利用了瑞典制度安排當中對不幸者設計的安全保障來度日。當你知道自己需要辛勤工作到65歲以上（比如我如果在瑞典退休需要工作到69歲）才可以正常退休，而你支付給政府的高比例税金需要用來養這樣一批好吃懶做，而並非是因為某種不測的不幸而不得不尋求社會救助的時候，我相信你也會認同這個制度設計是存在漏洞的。當然，出於認同社會需要有人情味，沒辦法排除必須同時養一部分懶人的時候，你也許會同意這是需要承受的代價。但請想象一下在有6億人口人均月收入低於一千的，擁有14億多人口中國全民每月一人發一千，且不論這錢怎麼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對於激發人性潛在的惰性會有多大的吸引力。另外，在絕大多數企業主追逐利潤最大化的價值觀的引導下，誰能確保他們不會以經濟不好為由需要通過降薪僱傭勞動者，直接把政府補貼每一個勞動者的一千塊，變相轉變成補貼企業的資金呢？企業如果選擇這樣做，普通勞動者一毛也不會多得。政府為了防止產生這樣的後果，還是得出台監管措施去監督企業不得降低僱傭成本，而監督本身也需要承擔額外成本，那麼對於政府而言是不是直接要求企業遵守更合理的最低工資水平更有意義？當然補貼企業也不是不可以，至少企業僱傭勞動者解決就業問題，這比直接給老百姓發錢而不考慮其是否參加社會勞動更有意義。而對於35歲年齡以下的人發錢這一設想，上述變相補貼企業的風險依然存在，好處是它會讓年輕人明白需要讓自己在35歲之前具備足夠的技能確保35歲不再發錢之後也不至於降低生活質量，壞處是我們的社會已經存在35歲危機的焦慮情緒，這樣做無益於緩解這種年齡焦慮，反而可能會加劇內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