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盧拉能拯救巴西經濟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一】

2022年10月舉行的巴西大選被視為巴西再民主化以來最激烈、最分裂的一次選舉。盧拉以微弱優勢贏得選舉，他的迴歸終結了巴西右轉的趨勢，打破了巴西最近30年“總統連選連任”的規律。

盧拉的迴歸在新一輪拉美左翼浪潮中具有較強的代表性。但是拉美國家的政治不穩定，經濟問題是核心原因之一。那麼，盧拉的迴歸能夠拯救巴西經濟、緩解日夜撕裂巴西的貧富分化差距問題、阻止巴西嚴重的去工業化趨勢嗎？如果這些問題在盧拉任內得不到根本解決，右翼再次上台只是一個時間問題，雖然右翼政府本身就是巴西歷史上長期遺留下來的貧富分化問題和自上世紀80年代採納新自由主義以來的嚴重去工業化問題的始作俑者。

為了很好地理解巴西經濟存在的深層結構性問題，從而揭示巴西政治問題的根源，本文嘗試運用《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一書中提出的“胚胎髮育”工業化原理，從巴西經濟發展史的角度，對巴西進行一次“麻雀解剖”。[1]

世界糧倉巴西未能解決飢餓問題

巴西於1822年9月7日從葡萄牙殖民統治下獨立，獨立後行使議會制度，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國家，人口居世界第五，國土面積僅次於俄羅斯、加拿大、美國與中國，與烏拉圭、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維亞、秘魯、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圭亞那、蘇里南、法屬圭亞那10個拉美國家接壤。

巴西擁有遼闊的農田和廣袤的雨林。按世行2020年數據，巴西農業用地面積佔國土總面積28.3%，為2.37億公頃（合35.5億畝），人均1.11公頃（合16.7畝）。然而巴西已開墾的耕地面積僅佔巴西國土面積的6.7%，人均可耕地0.26公頃（合3.9畝），這意味着巴西具有巨大的可耕地開放潛力，這一潛力使得巴西可能成為21世紀的世界糧倉之一。

同時，巴西的牧場面積相當於耕地面積的3倍。廣闊無垠的牧場是發展畜牧業的良好條件，養牛的頭數和牛肉的產量均佔世界第2位，豬的頭數名列世界第3位。

巴西鐵礦儲量大、質地優良，產量和出口量都居世界前列。巴西還是熱帶經濟作物的重要出口國。哪怕作為全球最大咖啡王國，巴西的甘蔗和柑橘的產量也居世界第一。

富饒的資源使得巴西無論在葡萄牙殖民統治時期還是獨立建國以後，僅僅依靠出售自然資源就能夠獲得很高收入。但是巴西的理想是成為一個強大的工業國。

然而巴西建國以來近200年的奮鬥歷史，充分説明實現這個理想十分困難，目前仍然顯得遙遙無期。

比如，作為全球最大的自然資源與農副產品出口國的總統，盧拉這次上台提出的奮鬥目標居然是解決巴西的飢餓問題：“我想告訴你們的是，如果在2026年任期結束時，每個巴西人都能享用上咖啡、午餐和晚餐，我就完成了人生的使命。”

巴西長期擁有西方推崇的政治制度、強大的土地私有產權保護、不受約束的生產要素（資本、土地、人口）的自由流動、自由貿易和金融自由化政策，也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將過去長期積累的絕大部分國企私有化了，可就是一直沒有能力進入全球工業化強國之列，反而通過市場機制下的“去工業化”而掉進了中等收入陷阱，與其它拉美國家一樣（圖一）。比如2017 年，巴西製造業增加值在GDP中的佔比從1984年的歷時最高值（30.9%）下降到了目前的10%。[2]

圖一：縱座標是一國/地區的人均GDP除以美國的人均GDP（購買力平價），圖中包括8個拉美國家戰後的經濟發展水平，它們相對於美國的收入水平長期以來沒有增長，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陷入“相對中等收入陷阱”。圖中粗線條的紅色與紫色是亞洲的台灣省和韓國，作為逃脱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

為什麼自然資源如此發達的世界農業大國，在為工業化奮鬥了200年之後，居然還沒有解決飢餓問題？新自由主義和新制度經濟學難以回答這個問題。

發育不全的巴西工業化從城市化的角度看，巴西似乎早已完成工業化並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比如目前巴西的人口主要分佈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而且大城市十分集中，城市人口占到總人口的3/4。但是巴西城市交通擁擠、住房緊張、就業困難、城市公用設施等資源緊缺、社會貧困人口很多、兩極分化嚴重、城市社會福利事業壓力巨大、社會治安混亂。

問題的根源在於巴西早期的工業化路徑違背了循序漸進的“胚胎髮育”原理，在原始工業化沒有很好發育的基礎上實施規模化輕工業起飛，又在輕工業基礎沒有很好發育的基礎上強行實施重工業起飛，結果是劇烈的顛簸和不斷的債務危機與斷崖式俯衝。換句話説，由於巴西二十世紀中葉的重工業起飛缺乏堅實的輕工業基礎和世界市場支撐，從而導致巴西經濟後勁不足、增長乏力和一系列的財政與金融危機。

讓我們從農業開始。巴西的可耕作土地主要集中在東部。巴西在17-19世紀以及20世紀早期對歐洲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嚴重依賴，和其嚴格的“土地私有產權保護”，使得巴西政府建國以後長期無法對西方殖民移民和掠奪時期所形成的大莊園土地制度實行土地改革，因此無法利用“耕者有其田”的農業土地制度去充分孕育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作坊手工業和鄉村企業。比如最早的殖民開拓時代由葡萄牙國王任命的大家族，從18世紀開始就形成了對巴西國內經濟的寡頭控制。這些大家族所依賴的大莊園土地制度，在工業革命前只能產生奴隸僱傭制度。而一旦奴隸僱傭制度被推翻，既沒有土地也沒有莊園主可以依附的僱傭農民，只能湧向大城市尋求就業。[3]

但是巴西大城市的就業機會一直十分有限。唯一能夠吸收大量低技術農業人口的城市產業是勞動密集型的輕紡工業。然而在缺乏大量鄉鎮企業的基礎上發展紡織業，意味着一開始就必須在大城市建立規模化紡織工廠；巨大的土地和用工成本迫使這樣的紡織業必須具備相當規模才能降低平均成本、具備競爭力。因此如果不能夠打進國外紡織品世界市場，這種規模化紡織業不僅技術升級潛力有限，而且對於吸收國內農村勞動力的能力也很有限和單一。這樣的狀況迫使整個經濟體仍然主要依賴農副產品（尤其是咖啡）出口來維繫。

事實上這正是巴西建國以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00多年間所走的經濟發展道路。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已經建國一百多年的巴西雖然實現了紡織品自給自足，但仍然是一個嚴重依賴用廉價原材料和農副產品與歐美工業國交換工業產品的農業國。

因此，除了實現紡織品的自給自足以外，巴西並沒有像18-19世紀的大英帝國、19世紀末的美利堅合眾國、20世紀初的德意志帝國和日本帝國、二戰後的韓國、20世紀末的中國大陸那樣，發展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規模化紡織業和其它輕工產業部門來帶動巴西出口，孕育工業革命所需要的巨大統一市場與銷售網絡。

缺乏這樣一個龐大輕工業和小商品製造基礎來為巴西吸收農村勞動力和創造剩餘，必然使得巴西在二戰以後實施的進口替代發展戰略和強行重工業化面臨國內資金匱乏、儲蓄率低迷、國內外市場狹小的局面。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巴西雖然通過1950-1980三十年的全面進口替代發展戰略，建成了比較完善的重工業體系，但是這個工業體系是高度虧損的和缺乏全球競爭力的，早晚會因為債務和通脹危機而陷入發展困境。

事實上巴西自1960年代以後就開始債務和通脹危機不斷。[4]為了遏制債務和通脹危機，巴西政府不是通過正確的產業政策來刺激發展小商品和輕紡工業品出口，反而是通過提高匯率來降低國外產品（主要是重化工業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的進口成本，這進一步降低了巴西製造品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大大壓縮了巴西的出口市場和國民儲蓄率，反而極大提高了國家和企業投資對於外國債務的嚴重依賴。

結果，到了1980年前後巴西不得不迫於巨大國內財政壓力和通脹壓力開啓大刀闊斧的經濟改革。然而由於這場經濟改革的指導理論是以新自由有主義為基礎的華盛頓共識，使得巴西國內工業品市場迅速被發達國家湧進的製造業產品所佔領，在很大程度摧毀了巴西自建國一百五十多年來苦心經營的民族工業，導致嚴重的“去工業化”現象，使巴西從此告別戰後快速經濟增長的黃金年代而陷入了集“高債務、高通脹、高失序、高政治內耗”於一身的“中等收入陷阱”。

國家能力和正確產業政策的缺乏

發展經濟學家禁不住要問：同樣是私有土地產權制度，為什麼19世紀的巴西工業化緩慢而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的工業化迅速？同樣是改革開放，為什麼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巴西製造業能力萎縮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製造業能力卻騰飛？同樣是動用貨幣政策管理宏觀經濟，為什麼巴西通貨膨脹和債務危機一個接一個而中國卻能夠做到國內儲蓄充裕和物價長期相對穩定？

這些問題的答案也許千頭萬緒，但是歸根結底，不在於巴西的自然資源不如日本或中國，不在於巴西的私有產權保護不如日本或中國，不在於巴西的民主自由不如日本或中國，也不在於巴西對於西方文化的開放與接受程度不如日本或中國。

根源在於巴西的國家能力和正確產業政策的缺乏――使得它19世紀比不過日本，20世紀比不過中國，縱然徒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模仿西方而來的政治制度。

首先，因為繼承了殖民時期的大莊園土地制度和缺乏一場土地革命，巴西農村19世紀沒有很好發育出自己的鄉鎮企業和手工業，而是一開始就依靠城市大工廠體制來吸收貧困人口就業。[5]比如巴西大城市的棉紡織業在1853年擁有8家企業，總供僱傭424人，平均每家僱傭53人；1885年擁有48家紡織廠，僱傭3172人，平均每家企業僱傭66人；1932年紡織企業總數為355家，僱傭11萬5千5百50人，平均每家僱傭325人；1948年企業總數變為409，吸收就業22萬4千2百52人，平均企業大小為548人。[6]

在胚胎發育期間就靠這樣的大型紡織廠很難吸收大量農村人口進入製造業。這樣的紡織企業規模與日本明治維新期間的情況形成鮮明對照[7]。結果是，巴西建國100年後的1920年，第一產業（農業）人口仍然佔全國總人口的70%，第二產業（製造業）只佔14%。1940年，第一產業仍然佔全國總人口的67%，第二產業佔10%（參見Werner Baer, 2008, p.43）。

第二，巴西在建國以後直到20世紀20-30年代的整整一百多年間，基本沒有任何重要產業政策可言，15%的關税僅僅是用來提供政府收入，而不是用來保護自己的幼稚產業（比如紡織業）的。這段時間，巴西政府採用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政策。在這樣的條件下，縱然徒有豐富的自然和農業資源，以及美國內戰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巨大商機，巴西沒有發展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規模化輕紡工業、除咖啡之外的農產品加工工業，更不要説重化工業。

與之形成反差，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僅僅用了40年就成為全球紡織品生產和出口大國之一，其紡織業在工業中的佔比在1887年（明治維新後20年）上升到32%，在1897年更上升到41%。類似地，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僅僅用了25年（即加入世貿6年前的1995年）就成為全球最大的紡織品生產和出口國。而巴西紡織業在建國100多年後仍然在全世界微不足道，其紡織業在工業中的佔比於1919年上升到比較可觀的29.6%的峯值之後一路下滑，到1939年下降到22.2%（參見Werner Baer, 2008, p.43, Table 3.9）。

日本即便到了1930年代初（即明治維新60多年後），在已經全面引爆重工業革命的情況下，仍舊保留了相當龐大的紡織業（包括鄉村原始紡織業），來為廣大低端人口（尤其是農村人口）提供就業機會。比如前面已經提到，日本1930年代仍然有很多就業人員小於4人的家庭工廠或鄉鎮企業，這在印染行業尤為突出，因為這個產業很難實現機械化和規模化大生產。不從外面僱傭工人的小家庭作坊的從業人員，在東京市紡織業佔了全體紡織業人數近四分之三。當時日本全國紡織業總就業人數（包含衣服裝飾製造業）大概為一百八十多萬人，佔全國總就業人數的18%左右。

反觀巴西，在建國60多年後的1885年，其紡織業的就業人數只有區區3172人，到1932年才增長到115550人，只相當於日本紡織業人數的6%。[8] 這樣低的紡織業佔比和就業規模不足以引爆巴西的輕工業革命和支撐它的重工業建設。

第三，由於缺乏一個能夠創造全國剩餘的鄉鎮企業發展階段，以及以此為基礎發育出來的商品流通網絡和規模化輕紡工業體系，即便具備國家意志，巴西政府也不具備足夠財税收入來向實體經濟發育提供足夠的公共產品，包括基礎設施、基本教育、公共衞生和醫療等等。何況在巴西，這樣的國家意志還很缺乏，根本無法與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高層精英集團（包括天皇）的國家發展韜略相比（縱然當時的日本已經帶有嚴重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色彩）。

比如巴西19世紀下半葉的鐵路系統很不健全，缺乏國家統一規範，不同的鐵路線由不同的相互獨立的私人企業採用不同的軌距和標準修建，互相纏繞但不聯通，主要是為連接局部地區的種植園和附近港口。這樣的鐵路系統根本無法將整個國家鑄造成為一個統一的大市場。而且巴西鐵路還不是由本國企業修建，主要是由英國企業修建。而引爆工業革命需要各種配套的市場條件，包括統一國內市場、物流交通基礎設施、供水供電體系、吞吐量巨大的進出口港口，等等，這些巴西都不具備。

反觀日本，在19世紀末依靠原始工業化引爆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即輕紡工業革命）後，又在20世紀初毅然決然地國有化了全國主要的鐵路運輸公司，對鐵路實行全國統一電氣化升級和標準制定，為引爆第二次工業革命助跑。

因此，巴西建國以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整整一個多世紀期間，由於採取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體制和大土地私有制度，雖然得益於西方對巴西原材料（比如鐵礦）和農副產品（比如咖啡）的巨大需求而獲得過巨大的經濟利益，但是獲益者多是有產大地主階級和農副產品中間貿易商人，不是農民、手工業者和家庭作坊小資產階級業主，也不是為國家發展謀利益的政府；因此其巴西工業化的“胚胎髮育”階段是畸形和很不充分的（就像空心乾癟、發育不良的豌豆角一樣缺乏果實）。

沒有遍地開花的鄉村工業，很難成就巴西下一步的進口替代工業化“大推進”發展戰略。大莊園主對於發展鄉鎮企業不感興趣，因為那遠沒有大宗種植業和依靠廉價僱傭勞動的規模化農業賺錢；農村僱農根本沒有資金髮展手工作坊和鄉鎮企業，而貧窮的歐洲新移民來到巴西以後也很難通過購買大莊園發展成為商人和資本家，只能當僱農。[9]因此，如果不進行土地改革，將土地公平分配到廣大無地僱農手中，巴西根本無法為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提供經濟和政治條件。

庫克使命：美國的藥方

事實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巴西政府開始意識自己的不作為給巴西經濟發展造成的惡果，因此與美國政府合作並聘請美國技術專家為巴西經濟發展把脈和提出經濟改革方案。這就是著名的“庫克使命（Cook Mission）”。這個計劃由巴西政府在美國專家團隊指導下於1942-1943年推出，作為對巴西在世界大戰中與美國合作的一種回報。“庫克使命”在巴西建國歷史上第一次對巴西整個國民經濟結構進行了綜合評估，其目標是提出一個長遠的國民經濟發展規劃。

這個美國專家團隊在詳細考察了巴西經濟以後，認為巴西政府應該首先通過產業政策來發展和刺激巴西南部的經濟發展，然後再由南方帶動北方的經濟發展。調查發現巴西經濟增長乏力的巨大瓶頸是交通基礎設施嚴重缺乏，發電能力差，全國能源輸送與調撥能力虛弱，重大工業項目投資的資金嚴重缺乏，移民限制太大，缺乏公共教育體系來吸收移民和訓練技術人才，等等。換句話説，巴西政府為經濟發展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和努力都極其不到位。

“庫克使命”還建議巴西政府出台政策來刺激（1）鋼鐵產業的發展，以此來提供重工業所必須的中間品，（2）木材和造紙業的發展；（3）紡織業的進一步向國內外市場的擴張，等。“庫克使命”認為應該儘量利用市場機制和民營經濟來實現這些目標，但是政府必須擔當起頂層設計、統一規劃的責任，並發展出一套工業信貸體系來專門為重點產業的民營企業融資，和提供技術人才培養方面的支持。但是這一發展綱要並沒有被巴西政府立即採納和執行。

二戰以後，受蘇聯計劃經濟成功模式的影響和刺激，通過國家計劃和產業政策來推動經濟發展成為當時的世界潮流。因此，為了糾正由於過去一百多年來因採納放任自流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給巴西帶來的後果，巴西政府在1946-1961年期間採納了激進的全面進口替代工業化（ISI）發展戰略。

在ISI政策下，巴西經濟經歷了快速增長和相當程度的工業化與工業產品多樣化。比如1950年至1961年間，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超過7％。尤其是工業增加值從1950年到1961年的年平均增長率超過9％，而農業也在工業的帶動下實現4.5％的增長率。此外，製造業的結構經歷了相當大的變化。傳統工業，如紡織品、食品和服裝在工業總增加值中的佔比從1950年的67.5%下降到1960年的53.1%，相應的勞動就業從1950年的72.3%下降到1960年的63.3%；而運輸設備、機械、電氣設備、電器和化學工業在工業總增加值中的佔比從32.5%擴大到46.9%，相應的就業從27.7%上升到36.7%。[10] 注意，輕工業明顯是比重工業吸收勞動力更多的產業，但是其比例在採納ISI發展計劃的這十年中卻遺憾地下降了。

由於忽視了土地改革和輕工業的發展，巴西廣大低端人口的收入長期得不到改善，國內市場對重化工業品的需求因而受到極大限制，市場發育極其不到位，嚴重阻礙了ISI這個全面進口替代政策的成功實施。ISI特別關注被認為是工業增長基礎的汽車、水泥、鋼鐵、鋁、化學纖維、重型機械和化學工業的投資和進口替代，保護性高關税使得這些產品的國內價格急劇上漲，進一步造成國內需求不足，導致國內消費量減少。反過來，重化工業生產的增加，反而提高了國內對生產過程中使用的中間投入品和機器設備的進口需求。

因此巴西政府特意把匯率固定在高位，以降低進口工業品的價格；然而，這反過來使得巴西輕工業出口產品價格上漲，從而導致巴西小商品和紡織品出口在國際市場上更加缺乏國際競爭力。因此，巴西無法出售足夠多的輕工產品來獲得購買重工業所需的中間品和機械設備進口所需要的巨大外匯儲備，導致貿易逆差急劇上升，從而使得巴西的外匯儲備高度緊張，於是開啓大規模向國外舉債的行動來支持重工業建設。

這也迫使巴西提前採納不成熟的產業鏈縱向一體化進口替代，以降低對國外工業品和機械設備的依賴。供應鏈方面的過早縱向一體化整合，事實上限制和阻礙了巴西重化工業品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大大縮小了巴西工業產品的總體市場和全國工業部門的盈利能力。比如在實施縱向一體化進口替代的行業中，中上游國內生產的高成本阻礙了下游所獲得的利潤，導致無論是巴西的重工業消費品（比如汽車）還是勞動密集型輕工業消費品（比如紡織品）的增長水平長期低於預期和缺乏國際競爭力。

另一方面，為了增加國內商品和服務的供應，巴西政府通過補貼資本密集型上游部門來促進全面進口替代政策，同時也為這些產業提供大量財政支持。這使得政府支出持續不斷超過政府收入，從而造成大量政府預算赤字。這又迫使政府試圖通過印錢和提高貨幣供給來緩解財政危機，結果導致通貨膨脹。另外，這種對工業部門的輸血補貼也意味着對農業部門的財政支持減少，導致農業效率和農產品供應減少，出口換取外匯的能力進一步下降。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和陷阱。

靠舉債和國內消費拉動的三十年輝煌

進口替代工業化的效果可以根據四個主要工業部門對增加值的貢獻來評估：非耐用消費品，耐用消費品（包括汽車），中間產品和資本品（機械產品）。根據工業普查的數據，在1949年至1960年間非耐用品（輕工業）行業的增加值份額大幅下降，從近60％降至不足43％；耐用品（重工業）大幅增加，從近6％到超過18％；中間產品和資本品類別分別經歷了3.2％至3.6％和2.2％至3.2％的適度增長。

紡織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直是巴西僅有的主要工業部門，而且很不發達。然而由於缺乏國家重點扶持和培育，從1949年到1960年，巴西紡織業在整個工業增加值中的份額急劇下降，從24％降至15.6％，1963年進一步下降到11.6%；紡織業為國家所創造的就業份額從整個工業就業的33%降至26.4%；與此同時，重工業耐用品的份額卻迅速增加。在耐用品中，變化最大的部分是交通運輸部門（汽車和卡車），從工業增加值的2.3％增加到10.5％。

到了20世紀60年代早期，巴西雖然在ISI發展戰略下已經擁有了相當多元化的工業產業結構，按道理應該成為一個多門類工業產品的出口大國；但進口替代不僅沒有減輕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而是大幅增加了巴西國際收支不平衡（即進口總是大於出口，貿易逆差反而急劇增加了）。這是因為重工業部門生產出來的耐用產品不具備國際競爭力，所以出口量不大，而且為了生產重工業消費品，需要進口大量重工業原材料、中間產品和機器設備。

也就是説，巴西事實上根本無法做到重工業整個產業鏈的進口替代，而只是做到了重工業產業鏈的下游產品（比如汽車這樣的最終耐用消費品）的進口替代，而其中間品、關鍵零部件和機器、車牀與精加工設備卻嚴重依賴進口。在1950年代，汽車行業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主導產業，巴西狹小的國內和國際市場根本沒有能力支撐汽車零部件和中間品的大規模生產和出口。

由於巴西採納的不切實際的進口替代發展戰略不是以循序漸進的出口導向政策為基礎，而是完全面向本國國內市場的消費導向政策為基礎，結果造成巴西從1950年到1980年三十年的快速經濟增長和工業化不是出口和投資拉動，而是依靠舉債和國內消費拉動。

比如在1950-1970年的二十年期間，巴西的國內總投資佔GDP份額從來沒有超過20%，這與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大陸的高增長期間動輒40%的投資率形成鮮明對照。即便是在巴西投資率最高的1970-80年代，它在GDP中的佔比也不過23%左右。由於消費超過投資，巴西的私人和政府外債節節攀升，成為隨時動搖巴西經濟的一顆定時炸彈。因此，幾乎與所有拉美國家一樣，這樣一個頭腳倒置的、由重工業耐用品消費拉動的進口替代工業化過程，是不可持續的。[11]

儘管這樣，巴西在整個50年代和60年代上半葉的進口替代戰略，還是為巴西打下了一個遠比非洲和南亞國家強大的工業底子，使得巴西發展成為了一箇中等收入國家，而且為巴西在20世紀70年代更加快速（卻仍然是曇花一現）的經濟增長打下伏筆。比如人均GDP增長率在1951-1966年的15年期間平均為6.36%，而在1966-1979年的15年期間平均升到驚人的8.9%。

但是這個高速增長不是由國內自生的高儲蓄和高投資來支撐的，而是在不斷增長的國際債務和通脹壓力下以耐用品消費拉動的，因此早晚會爆發巨大債務危機和通脹危機而變得不可持續，無論什麼樣的政府上台都很難解決問題。巴西20世紀爆發的多次政治危機（包括軍政府上台）不過是經濟危機、債務危機和通脹危機的政治表現和執政部門內部意見嚴重衝突的結果。

譬如1964年巴西軍政府在美國支持下上台後，雖然採取政策降低了國際資本流動成本和進出口限制，為1968年至1973年間巴西的進一步快速增長創造了條件，並獲得過工業生產總值增長率一度高達13.1％的奇蹟；但是由於其耐用品消費驅動的進口替代增長模式沒有獲得根本改變，結果導致機械設備和中間產品的進口急劇增加。中間產品進口占總進口的份額從1960-1962年期間的31％增加到1972年的42.7％，機械設備的比例從29％增加到42.2％。進口總值從13億美元增加到44億美元。

對1960-1975十五年期間工業總增加值的各部門比較顯示，非耐用品工業，特別是紡織品、食品和飲料的份額進一步減少；機械設備的份額增加，從3.2%增加到10.3%。然而，大多數其餘行業的相對份額在此期間並未發生重大變化。

接受華盛頓共識

由於缺乏一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龐大輕紡工業來大規模吸收廉價就業人口和為巴西經濟輸血（創造利潤和國內儲蓄），巴西經常賬户赤字從1973年的17億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128億美元，七年中翻了近八倍。外債從1963年的64億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近540億美元，翻了將近九倍。[12]

到20世紀70年代末，巴西外債達到了難以承受的水平。此外，國際利率的顯着上升迅速提高了償債負擔，迫使巴西僅僅為了支付利息而借入更多債務。這又反過來促使政府靠大量印發貨幣來飲鳩止渴，緩減償還不斷飆升的債務利息和不斷繼續借入債務的壓力。

因此，1974年至1980年期間巴西經濟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加速的通貨膨脹。從1973年的每年22％，到1980年的110％。

里約熱內盧貧富分化——右邊是可停私人飛機的高樓大廈，左邊是毒品、色情和暴力壟斷下的貧民窟

這迫使巴西上世紀80-90年代“飢不擇食”接受了華盛頓共識提出的改革方案。巴西的國際債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1979年底強行要求巴西實施財政緊縮計劃並一直持續到1984年為止。雖然緊縮計劃使巴西政府有點餘錢能夠支付國際債務利息，但卻以嚴重的經濟萎縮和進一步通貨膨脹加劇為代價――因為財政緊縮政策下的乘數效應，導致內需嚴重不足，何況償還國際債務的壓力迫使巴西政府發行更多的鈔票。比如1985年巴西通脹率達到235％，1988年更是達到驚人的4位數――1038%，1993年又上升到2708%！與此同時，巴西國內名義利率從1980年的46.35%上升到1985年的272.81%，繼而在1993年進一步飆升到3488.45%。也就是説，年初借一塊錢，年底要還將近3500塊！[13]

在這期間巴西沒有戰爭，也沒有專制統治，有的是西方的產權保護傳統和議會制度，而且在接受華盛頓共識改革方案以後巴西還對金融業和國有企業進行了相當徹底的“市場化、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改革[14]。可惜這一系列“市場原教旨主義”指導下的經濟改革不僅沒有能夠挽救巴西經濟，反而使得巴西經濟雪上加霜，從此陷入一個似乎永恆的“中等收入陷阱”。

巴西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一系列經濟改革最終以國際債務高漲和加速的通貨膨脹以及萎縮不前的經濟而結束；而50-70年代期間在ISI工業化戰略下的高增長經濟奇蹟在80年代以後的30多年中從未再次出現過。無論什麼樣的政府上台，無論其經濟改革政策由多麼著名和出色的西方訓練回國的經濟學家主導，都難以挽救巴西經濟——因為最根本的經濟發展引擎已經被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市場化改革摧毀了。[15]

盧拉麪臨的經濟困局

這，或許就是盧拉再次上台後不得不面臨的經濟困局。他“讓每個巴西人都能享用上咖啡、午餐和晚餐”的扶貧目標或許能夠實現——也衷心祝願他能夠實現，但是阻止巴西“去工業化”、“去製造業化”的趨勢，並重啓巴西“再工業化”的引擎，恐怕很難。

相比之下中國是幸運的，因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牢牢把握住了經濟發展的三個核心要素：1. 以經濟為中心的強有力政治保障；2. 循序漸進的產業升級政策；3. 堅定不移地通過發展製造業來提升整個社會的收入和科技水平。因為製造業才是經濟發展的引擎和真正的“大學”，是技術創新的源泉；一個國家的真才實學來自“幹中學”，而非遠離實踐經驗的“書齋課堂”。何況高校的科研成果只有能夠轉化為製造業和產業技術才能變成生產力，否則只不過是發表在西方雜誌上提供給全人類的“公共品”。

因此，恩格斯不僅認為技術對科學的推動作用遠遠大於科學對技術的推動作用，而且還刻意強調：“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

遺憾的是，巴西當年為了克服全面進口替代戰略下導致的財政困境，在新自由主義蠱惑下進入“去工業化”的通道以後，就越來越遠離製造業這個技術創新的源泉和科技發明的大平台了。

這其實不僅是巴西和其它拉美國家的悲劇，也是所有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實施新自由主義市場化改革以後的悲劇——烏克蘭和俄羅斯從工業化強國淪落為農產品出口國就是很好的例子。而當年的大英帝國、法國、德國、日本和美國都是因為通過各種務實的、循序漸進的產業政策（包括臭名昭著的“航海條例”）牢牢抓住了製造業，才在叢林法則支配的國家競爭中脱穎而出的。

註釋：

[1] 本文引用的數據和歷史事件（除特別註明出處之外）主要基於Rex A. Hudson, ed. Brazil: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GPO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97（參見http://countrystudies.us/brazil/）。同時還參考了盧納和克萊因的《巴西經濟社會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王飛 譯）以及王飛的《巴西的通脹目標制：理論與實踐》。

[2] 參見Margaret S. McMillan and Dani Rodrik: “GLOBALIZATI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以及王飛：“從‘去工業化’到‘再工業化’——中國與巴西的經濟循環”，和“從貨幣政策看巴西工業化升級的失敗”。

[3] 巴西的農業結構、土地佔有狀況、地區發展都極其不平衡。全國的良田大部分掌握在大莊園主手裏，其規模大得驚人，最大的可以達到幾萬、甚至幾十萬公頃。巴西出口驅動的農業現代化所導致的大型綜合性現代農業企業的擴張進一步導致了土地所有權的高度集中（IBGE人口普查報告顯示巴西土地擁有的基尼指數為0.872）。在經濟發達的南部、東南部地區，農業採用現代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方法，有大量的資本投入。另一方面，佔農業人口85%的是自給自足的小農，以生產木薯、黑豆等為主，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收入都很低，他們集中在巴西東北部和中西部地區。東北部雖有不少河流湖泊，但是沒有灌溉系統，由於氣候乾旱，那裏的農業基本上“靠天吃飯”，是全國最落後的地區。此外，巴西還有無地的農民1200萬，他們生活在社會的底層，多半仍處於赤貧狀態。因此巴西的收入不平等既表現在個人也表現在區域層面。高度集中的收入分配在1980以後的改革開放期間急劇惡化。整個國家的基尼係數從1960年的0.50增加到1990年的0.63。1990年的係數意味着巴西最富有的5％的人口獲得了36.6％的國民收入，而最貧窮的40％只佔到7.2％的國民收入。巴西有27個聯邦單位，包括26個州和一個直轄州（又叫聯邦區，是巴西首都）。作為巴西最富有的州，直轄聯邦區的人均GDP在目前是64653雷亞爾（相當於1萬6千美元），比排名第二的聖保羅州（Sao Paulo，人均GDP為33624雷亞爾，相當於8千多美元）高出將近一倍。而巴西最窮的州是位於東北部的皮奧伊（Piaui）和馬拉尼昂（Maranhao）兩個州，其人均GDP目前分別為8137雷亞爾和8760雷亞爾（相當於2千美元），主要產業都是服務業，其次才是工業和農業。

[4] 參見王飛，《巴西的通貨膨脹目標制：理論與實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5] 巴西農業政策在1995年（即建國170多年之後）之後才做出了重大調整，但是百年頑疾所形成的畸形經濟結構很難一時改觀，而且已經時過境遷。巴西的農業改革由結構政策、國內支持政策和貿易政策等三方面構成。結構政策主要包括土地改革計劃和家庭農業支持計劃。土地改革計劃的目的是吸引農民到內陸的中西部開發後備耕地資源，通過大規模經營促進農業競爭力的提高；而家庭農業支持計劃則專門針對缺乏國際競爭力的小農，通過該計劃使小農能夠獲得穩定的收入，以防止破產的小農向大城市過快流動而帶來社會不穩定，最終保證整個經濟的穩定發展。促進土地改革的主要工具是土地徵用（land confiscation），徵用之後分給農民，使得45401個家庭得以在農村定居下來。另一項措施是於1999年成立“土地銀行”，由聯邦政府向農民提供信貸用於購買農村地產。與之配套的是家庭農業支持計劃（PRONAF），有三條主線：一條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是農村道路、電信、電力、勘探、倉庫的建設等。第二條是農業信貸；給小規模農户提供比商業貸款利率（17%）更低的低利率（2%或6%），分期付款的話還可以免除30%的本金；如果到期不能按時歸還，可以向農業部門進行解釋，可以考慮延長還貸時間。在里約州，“小規模農户”的標準有五條：1）農場農業用地少於20公頃；2）收入來源只能是農業；3）家庭年收入低於3萬雷亞爾（約1.2萬美元）；4）必須是家庭經營，最多隻能僱傭長期工1人，特殊情況下可以再臨時僱傭一人；5）必須住在農村或附近村莊。第三條是免費對農民和技術人員進行培訓，免費提供各種病蟲害防治技術資料，但種子、肥料等仍然是商業行為。家庭農業支持計劃於1997年開始實施，1999年開始推廣。以里約州為例，該州沒有大規模農場，主要是中小農場。54%的農場在10公頃以下、37%的農場在10-100公頃、9%的農場在100-1000公頃，基本沒有超過1000公頃的農場（而巴西北部很普通的農場就可達到2.5萬公頃）。貿易政策主要是通過政府鋪貼刺激農產品大規模出口。

[6] 參見Werner Baer, 2008, p.28, Table 3.1。

[7] 參見文一：《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發展政治經濟學”一般原理批判綱要》第三章，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

[8] 1930年巴西總人口為日本總人口的50%（三千三百多萬），日本紡織業就業人數佔總人口的2.7%；巴西紡織業人數只佔總人口的0.3%。

[9] 反觀北美的美國和加拿大，中央政府為所有歐洲新移民提供從印第安人手裏奪來的廉價土地，並確保人均土地擁有不得超過一定數量，迫使白人移民們自己創業、自食其力，為後來的鄉鎮企業繁榮創造了政治經濟條件。

[10] 參見Werner Baer and Issac Kerstenetzky (1964, Table 4).

[11] 巴西ISI發展戰略下成功的案列是巴西的航空製造業。巴西航空製造業起步於20世紀30年代，但是由於當時私人部門的技術水平薄弱，且缺乏資金支持，因此當時巴西的航空製造業發展停滯不前。直到1969年在巴西政府的主導下，成立了巴西航空工業公司，巴西的航空工業才開始步入正軌。巴西航空工業公司最初由政府注資，是一家國有控股公司。政府對巴航不但進行資金扶持、税收優惠、同時還將大量的軍工訂單提供給巴航，使巴航在政府的扶持下得到初步的發展。此後，巴航在軍用機市場和民用機市場佔據一定的市場份額，但是進入上個世紀90年代，世界民航市場隨着全球經濟的衰落日益萎縮，巴西經濟也由於債務危機遭受重創，減少了對航空製造業的科研經費投入，軍方對軍機的採購訂單也大幅減少，巴航的發展陷入困境。1990年代，巴西政府為了減輕財政負擔，對巴航進行私有化改革。巴航的股份大部分經由政府拍賣，其中本國財團佔股60%，歐洲集團佔股20%，巴西政府佔股1.45%，其他股東佔股18.55%。私有化改制以後，巴航更加註重市場需求導向，經過市場調研確定了發展支線噴氣式客機的策略。之後又根據市場對支線客機大型化需求，確定了發展70-122座噴氣式支線飛機。在ERJ-70首飛成功後，巴航開發了ERJ145系列和E-噴氣式飛機系列，受到市場的歡迎。這兩個系列的飛機使巴航在全球民用飛機市場120座級以下佔據了45%的市場份額，在中國市場這一份額更是達到70%以上。巴航還充分利用全球市場分工，飛機零件生產全球化，確立了出口導向戰略，利用市場分工同國外公司合作生產飛機。巴航主要專注機身生產和飛機總裝，技術含量高零部件從國外購買，這就避免了因經營活動過分分散而產生的風險。此舉也使巴航獲益匪淺，不但有利於引進技術增強自身研發能力，更有利於進入發達國家市場。以當時生產的先鋒型飛機為例，有40%的零部件來自國外。巴航正是利用全球市場分工的機會，將發達國家的飛機零部件製造企業納入自身的飛機制造工業體系當中，利用發達國家的技術增強自身的競爭力，從而開闢了全球專業化分工產業鏈上屬於自己的全球市場。但是要想成為一個發達國家，那就不是一個產業所能決定的，因此巴西離發達工業國家還有很大的差距。

[12] 設想如果巴西能夠像當年歐洲列強和日本那樣搞殖民掠奪和通過對外戰爭獲得戰爭賠款，也許這些外債不是個大問題，比如日本在第一次中日戰爭後獲得了相當於日本國內總產值200%的戰爭賠款，德國在1900年獲得清朝鉅額賠款來重建了德國海軍，等等。

[13] 參見Werner Baer（2008）p.410, Table A5.

[14] 巴西在20世紀70年代的高增長期間，很大一部分外國借款來自國有企業，後者是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的主要參與者。最初，他們借錢來為他們的投資提供資金。然而，在這十年結束時，由於國內的外匯嚴重短缺，政府迫使國有企業向國外舉債，顯着增加了國際債務。隨着20世紀70年代後期國際利率的急劇上升，緊縮計劃下的貨幣貶值以及公共企業部門因政府價格管制而導致國企的利潤處境更加惡化。由於國有企業不被允許破產，其債務負擔逐漸轉移到政府，進一步增加了公共債務。因此國有企業是巴西1980年代開啓“私有化、市場化、資本自由化”運動以後的主要改革目標之一。

[15] 眾所周知，美國一流高校盛產拉美裔的宏觀經濟學家，而他們中有很多學術上很出色的人士回到自己國家後進入政府高層任職，主導經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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