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迦陵：以色列組史上“最右”政府，巴勒斯坦人的未來還剩什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孫迦陵】
2022年12月29日，以色列候任總理內塔尼亞胡率領新一屆政府宣誓就職，這是其下台一年半後的再度迴歸，也是內塔尼亞胡個人的第六個總理任期；其所帶領的新政府，則被稱作以色列建國以來“最右”組合，讓巴以共處的未來蒙上了血色陰影。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就職後首次召開內閣會議。圖源：視覺中國
回顧內塔尼亞胡此次迴歸，還要從2021年的6月13日説起。彼時內塔尼亞胡率領的利庫德集團（Likud）雖在選舉中取得第一高票，卻沒能成功組閣。反內塔尼亞胡陣營經歷了長時間的努力，終於得償所望，由統一右翼聯盟（Yamina）領導人貝內特、擁有未來黨（Yesh Atid）主席拉皮德共組八黨聯合政府，並在通過議會的信任投票後，由貝內特宣誓就任以色列第13任總理，內塔尼亞胡長達12年又55天的第二次執政就此終結。
然而這八黨聯合政府的光譜駁雜，包含了兩個左翼政黨、三個右翼政黨、兩個中間路線，甚至還首次吸納阿拉伯政黨入閣。可想而知，“反內塔尼亞胡”是其僅有的最大共識。聯合政府基本上在組成的同時，便已經開始了瓦解的倒數計時。
果不其然，2022年4月6日一名議員退出執政聯盟後，貝內特政府喪失了在議會120席中過半61席的執政優勢。隨後的約旦河西岸定居點法案爭議，更是引發執政聯盟內部的左右分裂，導致議會徹底陷入僵局。
貝內特只好在6月20日提案解散議會，法案於29日三讀通過，貝內特正式宣佈辭職且不尋求連任，與其共組執政聯盟的拉皮德則繼任看守總理，力求在11月1日的新大選中鯉躍龍門。
當地時間2022年9月18日，耶路撒冷，在每週內閣會議上，以色列總理亞伊爾·拉皮德(右)與前總理納夫塔利·貝內特交談。圖源：視覺中國
然而11月大選結果出爐後，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利庫德集團及其同盟陣線取得64席多數，以色列總統赫爾佐格乃於11日宣佈，將正式授權內塔尼亞胡組建新政府。
與2021年不同，內塔尼亞胡此次成功整合右翼光譜，並於12月21日宣佈組閣完畢。執政聯盟除有其自身領導的利庫德集團，還包括沙斯黨（Shas）、宗教猶太復國主義黨（Religious Zionist Party）、聖經猶太教聯盟（United Torah Judaism）、猶太力量黨（Otzma Yehudit）、諾亞姆黨（Noam），拉皮德的夢想至此宣告破碎。
從外界視角來看，內塔尼亞胡的形象極差，在過去3年5次大選的亂象中，毫不遮掩自己的權欲野心，竭盡所能要推翻針對自己的腐敗指控，對巴勒斯坦的強硬立場更是惡名昭彰。因此有不少人難以理解，“集萬惡於一身”的內塔尼亞胡，為何能夠讓利庫德集團次次高票，又為何會在短暫失勢後，再度迴歸權力寶座？
民眾認可經濟政績
當然，政黨體系可以是一種解釋，即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利庫德集團，是以色列最大、最有凝聚力的政黨；更重要的是，內塔尼亞胡擁有天然的結盟夥伴，即聖經猶太教聯盟等右翼政黨，在意識形態上與利庫德集團保持一致，而不會像貝內特-拉皮德政府那樣自亂陣腳、最終決裂。
然而仔細查究民眾對利庫德集團的支持，其實更多源於對內塔尼亞胡的好感。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直面內塔尼亞胡的政績，以及以色列近二十年的社會變遷。
內塔尼亞胡在1996年首次執政，並於1999年結束；2009年，他開始第二次執政，並在2021年6月終止。在2022年12月29日第三度宣誓就職前，內塔尼亞胡已掌政15年之久，佔以色列建國75年歲月的五分之一，是執政最久的總理。
對2009年加沙戰爭前後出生的以色列青年而言，2021年的政府輪替，亦是人生首次目睹總理更迭。在此之前，內塔尼亞胡代表了多數選民眼中的黃金歲月。
在經濟方面，內塔尼亞胡面對以色列舊有路線受挫，竭盡所能另闢蹊徑，確實建立起了一定的發展格局。
從體量大小來看，建國之初的以色列是依賴外國資本的小型經濟體，美國則是最大靠山，以20世紀70年代為例，美國對以色列投入大量軍事與經濟援助，使其搖身一變成為中東軍事強權。但以色列也因此積累了大量外債，且無法超越對美依賴的發展路線。
不僅是以色列，幾乎所有小型經濟體都要面臨這個困境：如果優先考慮經濟發展、實現國內社會經濟目標，便要付出依賴外資、增加外部脆弱性的代價；而優先考慮經濟主權，希望降低對外資的依賴，便可能要犧牲發展速度，以及實現國內社經目標的能力。當然，如果外部環境允許，有時候也能避免發展與主權的兩難權衡。
例如1990年代，以色列前總理扎伊克·拉賓執政時，其所帶領的中左翼執政聯盟主打巴以和平進程，有部分用意是希望形塑穩定的安全環境，降低以色列國防成本，並讓各國資本安心流入以色列，將以色列從區域孤立的軍事強國，轉變成中東市場的新中心，以及全球金融市場的潛在投資目標。
當然此舉會降低以色列的對美依賴，但彼時的美國同樣贊成巴以和平進程，認為雙方降低對峙烈度，符合美國在中東的戰略利益，所以並未多加阻攔，還見證了1993年的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簽署。
1993年9月13日，美國華盛頓，白宮南草坪，以色列總理拉賓（左）、巴解主席阿拉法特握手。美國總統克林頓站在兩人中間。資料圖
然而伴隨拉賓遇刺、巴以激進勢力皆不遵守奧斯陸協議，和平進程的基礎逐漸被掏空。2000年9月，巴勒斯坦發動“第二次大起義”（Second Intifada），和平經濟路線宣告終結，往後的以色列政府面臨發展困境：如何在沒有和平進程的情況下恢復經濟增長？而這一時代之問，給了內塔尼亞胡再次崛起的機會。
內塔尼亞胡雖在1999年結束第一次執政，卻沒有完全退出政壇，而是自2003年起擔任沙龍政府的財政部長，併為應對國家發展困境，推出了一系列私有化計劃，包括削減預算、降低政府赤字、大幅削減社會支出和津貼、減少政府對私營部門的補貼等，並將資本利得税從公司擴大到個人，使政府能夠在減少所得税的同時擴大税基。
事實上，早在內塔尼亞胡第一任期（1996年-1999年）時，便已開始對銀行業進行改革，消除了海外投資、強制購買政府證券和直接信貸的相關障礙。
到了2003年底，以色列的經常賬户已經轉為正值、且持續增長，證明外幣正在進入以色列。這樣的路線，直到內塔尼亞胡2009年再度擔任總理後仍在實施。而成為資本流動的“盈餘國家”，意味着進入以色列的外幣多於通過非金融交易流出的外幣，其外部性已不如以往脆弱。
2007年以來，以色列銀行的外匯儲備持續飆升，如今更是位居世界前列。儘管巴以和平進程陷入僵局，但以色列對政府債券的風險溢價依舊維持低位，與歐洲部分國家的風險溢價相當。
當然，內塔尼亞胡的“鷹派新自由主義”仍要付出相應代價，即社會不平等和貧困率的上升，對教育、公共衞生、發展和基礎設施投資的整體下降。
2011年，以色列爆發了“社會正義示威”，民眾怒吼要求政府直面中下階層的生計問題，內塔尼亞胡政府只好重新平衡部分社會支出，採取相對温和的經濟路線，但依舊比拉賓等中左翼政府執政時右傾，只是多數民眾也持續此一版本的經濟路線。
回顧2003年內塔尼亞胡初次擔任財長時，曾有不少預測指出，他可能是以色列最後一位具有影響力的財長，畢竟前人留下的經濟危機實在過於沉重。但在2020年疫情暴發前，以色列諸多宏觀經濟指標璀璨亮眼，經濟穩定增長、失業率維持低位、債務佔GDP比率不高、收支相對平衡，以上種種自然是內塔尼亞胡最好的競選宣傳。
如前所述，1996年的內塔尼亞胡是以色列史上最年輕總理，現在則是該國任期最長總理，許多以色列人已無法想象沒有內塔尼亞胡的政治生活；即便他貪腐醜聞纏身，也無意推進巴以和平進程，但放眼當今以色列政壇，確實沒有比內塔尼亞胡更有政績、魅力與經驗的政治精英。
因此，在多數以色列選民眼中，此次大選基本上就與前四次基調相同：是支持內塔尼亞胡與反對內塔尼亞胡的鬥爭，而非內塔尼亞胡對決某位政治精英。
以色列社會已經右轉
除了經濟成績外，多數以色列選民並不反感內塔尼亞胡對巴勒斯坦的強硬立場，甚至還有部分選民因此更加支持。
此次組建新政府，內塔尼亞胡便讓極端民族主義者本-格維爾（Itamar Ben Gvir）、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擔任要職，二人將分掌國家安全和約旦河西岸規劃，預料將會加強對巴勒斯坦人的壓迫。
2023年1月3日，本-格維爾忽然進入東耶路撒冷的阿克薩清真寺（Al-Aqsa Mosque）所在大院，便被視作是對巴勒斯坦的嚴重挑釁。
以色列國家安全部長本-格維爾在社交媒體上發佈的訪問照片
從現實視角來看，執政十餘年來，內塔尼亞胡確實手染巴勒斯坦人的鮮血，但衝突的頻繁發生、民眾對暴力的集體默許，暴露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問題的越理越亂，以及該國社會已然右轉的冷酷事實。
從1967年6月佔領約旦河西岸、加沙地帶起，以色列的主要目標便是通過管理和遏制巴勒斯坦人口、壓制其政治主張、阻止巴勒斯坦人支持抵抗活動，貫徹佔領與統治。方法上，除了進行軍事幹預、強拆村落、法律歧視、猶太化政策和逮捕外，還包括兩種更有技巧的維穩手段：一是以各種福利、機會安撫人心，二是依靠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代表以色列“維持秩序”。
首先，以色列改善了部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條件，希望能爭取其支持以色列統治。例如在1967年實施佔領後，以色列便開始向巴勒斯坦部分民企發放營業許可證、向加沙的巴勒斯坦投資者提供低息貸款、將巴勒斯坦勞動力納入以色列經濟等。
此後儘管巴以衝突反覆發生，以色列仍未全然停止經濟維穩。2022年，以色列便為在以工作的西岸巴勒斯坦人發放了20000張新許可證，並放寬獲得許可證的相關條件，更為加沙地帶提供經濟援助。
以色列的邏輯是，經濟紅利能提高巴勒斯坦人反對佔領的成本，而只要巴勒斯坦人越發追求“個人繁榮”，以色列的佔領便能日趨正常化。
第二，以色列仰仗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PA）實施間接統治。1994年起，作為奧斯陸協議的一部分，PA正式成立，成了巴勒斯坦人生活的主要管理者，看似與以色列當局針鋒相對，其實減輕了以色列的統治壓力，並間接成為以方的安全外包單位，確保巴勒斯坦武裝組織不再起事。
但從結果來看，不僅經濟維穩沒能全然成功，PA也逐漸失去了維穩作用。自 1967年以色列遂行佔領以來，巴勒斯坦發動了無數次武裝反抗，包括1987年的第一次大起義、2000年的第二次大起義，以及最近的2018年-2019年加沙邊境示威、2021年5月的巴勒斯坦統一起義等，地點更是遍佈約旦河西岸、加沙地帶和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社區。
巴勒斯坦人的憤怒不難理解。以色列雖提供了許可證和其他經濟紅利，但這些小恩小惠無法完全彌補巴勒斯坦人的苦難，其依舊面臨以色列的無情暴力，包括夜襲、土地掠奪、被迫流離失所、經濟邊緣化、不斷上升的定居者暴力、侵入性監視、大規模逮捕、以色列非法定居點的擴張、法外處決等，更不要提過去15年內，以色列發動了5次針對加沙的軍事行動。
2022年7月，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左）五年多來首次公開會見其政治對手哈馬斯的領導人伊斯梅爾·哈尼亞（右）；中間為阿爾及利亞總統阿卜杜勒-馬吉德·特本。圖自法新社
此外PA源於奧斯陸協議，依照原本規劃，將從組織逐步轉型成為主權國家，但由於和平進程名存實亡，因此PA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其從2005年以來便從未舉行總統大選、從2006年以後便不曾舉行議會選舉，有不少民眾認為PA是趁着僵局遂行威權統治，將自己的榮華富貴建立在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苦難上。
根據巴勒斯坦政策與調查研究中心（Palestinian Center for Policy and Survey Research）於2022年6月公佈的民調，有超過75%的巴勒斯坦人希望總統阿巴斯辭職，59%的人認為PA是巴勒斯坦人的負擔，幾乎一半的人支持解散PA。此外PA的不得民心在近期的武裝對抗中尤為明顯，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一來無力管控巴勒斯坦人發起各式襲擊，二來派出安全部隊抓捕武裝份子後，往往會面臨巴勒斯坦青年的集體憤怒。
簡言之，以色列的維穩政策沒有達到目的。這一現象並沒有促使以色列政府自我反省，反是讓以色列民眾感到不耐煩，認為政府已竭盡所能安撫巴勒斯坦人，後者卻永不知足、頻繁發動暴力襲擊，顯然是要用以色列平民做人質，施行更多政治勒索。
如此不滿日積月累，推動了社會立場的集體右轉，以色列民意開始期待大刀闊斧、不與武裝份子囉嗦的強硬領導人，而內塔尼亞胡顯然符合這一期待，這也是其上演“三進宮”的關鍵之一。
綜觀近年議會大選結果，以色列的右翼、宗教政黨聲勢漸強，左翼政黨則日漸勢弱，以2022年11月大選為例，創立於1992年、主張巴以和平共處的梅雷茲黨（Meretz），過去曾有12席的輝煌紀錄，此次卻首度沒能突破政黨得票率門坎，最終連一席都沒有。
從目前氛圍看，內塔尼亞胡對巴政策已經可以預期，他當然不會停下經濟安撫的舉措，也將繼續仰仗PA的維穩作用，但將有極大可能加大對巴勒斯坦的壓迫，包括鼓勵擴張定居點、針對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出台更多種族歧視法案、提高鎮壓力道、推動對約旦河西岸的實質兼併等。
當然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是極右分子，但經歷對“和平進程”路線的漫長失望，他們早就在用選票支持內塔尼亞胡時，表達了集體要求：面對巴勒斯坦議題，我們沒有心情、也沒有動機妥協。比起猶豫是否壓迫巴勒斯坦，主流民意或許更介意宗教團體會否在選後獲取更多經濟利益、政府又會否出台更多宗教限制等。
筆者認為，在可見未來，定居點恐將持續增加，西岸的土地恐將走向緩慢兼併，巴以衝突則可能進入新階段：各方不再假裝進行實現兩國方案的徒勞嘗試，世界即將面對的，也不再是辯論巴以適合哪種外交解決方案，而是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權利面臨直接威脅、且迫在眉睫。
儘管國際社會可能目睹這一現象未必會出手干預，畢竟以色列擴張定居點多年，各國向來只能喊話“回到和平進程”、或至多出聲譴責，而不會像眼下圍剿俄羅斯般制裁齊出。
平心而論，若目睹內塔尼亞胡加速併吞後，國際社會依舊維持堅守和平進程的無效立場、想方設法無視以色列的種族歧視，則在以色列右轉民意“觸底”前，巴勒斯坦人的處境都不容樂觀。當然巴方武裝團體可能發動更多襲擊，但結果大概率是加劇以色列的反感民意、強化內塔尼亞胡的執政基礎，而非促使以色列改弦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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