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立明：西方記者光環減退，更難識破的一條依附邏輯卻依然存在

【文/ 馬立明】

在政治經濟學領域，依附論一直是不可忽視的學説，在發展中國家流傳甚廣。依附論又稱“外圍-中心論”，由巴西學者費爾南多·卡多索（Fernando Cardoso）最早提出，主要代表人物有阿根廷的勞爾·普雷維什（Raúl Prebisch）、埃及的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德國的安德烈·弗蘭克（Andre Frank）等。依附論認為，世界分為“中心”國家（發達國家）和“外圍”國家（發展中國家），前者在世界經濟中居支配地位，後者受前者的剝削和控制，後者依附於前者。發達國家主導了國際關係的規則、主題、動向，而發展中國家則遊離在主流之外，受到支配和鉗制。在國際傳播領域，同樣可以看到“中心-外圍”格局的大致輪廓。伴隨着後疫情時代國際關係與互聯網領域發生的深刻變革，信息全球化理念遭到挑戰，一度沉寂的依附論在國際傳播領域再度被激活，體現為信息依附論的全新形態。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話語是一種權力”。他認為，我們的社會形態處於從規訓社會向控制社會過渡的歷史階段。控制機制變得越來越“民主”，越來越內在於社會領域，這種機制通過公民的大腦和身體傳播，統治的社會融合和排斥行為因此也越來越內在於主體自身。擁有話語權的西方媒體也擁有構建世界的能力。國際新聞報道是一個成本極高、回報率低、人才稀缺的領域，要完成一篇跨國原創報道需要大量資金扶持——不僅需要派駐記者前往事發地，在相關區域設置記者站，還要招聘當地新聞助理。只有西方發達國家（中心國家）的大型媒體集團才能負擔起國際報道的高昂費用。大部分外圍國家向中心國家的媒體機構購買新聞內容，價錢雖然相對低廉，但背後的代價非常大——西方媒體在該國掌握了話語權力，這造成外圍國家對中心國家的信息依附。

西方媒體通過新聞報道的壟斷優勢，構建全球的倫理秩序，同時宣傳和輸出西方價值觀。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指出：“為了執行依照上述原則並實施的計劃（劫掠、剝削和控制），國家必須編織出一張精巧的假象和欺騙之網。”探索國際傳播的信息依附本質，需要深入傳播政治經濟學中關於結構體系的研究，通過“圖繪”，描述當下的國際傳播格局。傳播政治經濟學對資本與權力的分析，有助於對國際傳播的規律與效果進行全面的評估。當下“西強東弱”的國際傳播格局是怎麼形成的？它的動力來源在哪？它的表現為何？它如何嵌入當下的國際格局之中？它的本質為何？出路又在哪裏？這些都是本文試圖探討的問題。

信息依附論下的“中心”與“外圍”

依附論誕生於1960年代的拉丁美洲，在發展中國家頗為流行。依附論的代表人物普雷維什認為，世界經濟體系是由“中心”和“外圍”兩極構成的，這種兩極格局形成了一個排斥性的體系，“中心”是繁榮富足、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外圍”則是持續貧困的發展中國家。“外圍”依附“中心”，而“中心”利用“外圍”，同時限制和阻止“外圍”的發展。最後的結果是：“中心”日益發達，“外圍”則持續凋零。依附論認為，“不論過去或現在，造成不發達狀態的正是造成經濟發達（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的同一個歷史進程”。依附論在後來的發展中伴隨着巨大的爭議，也分為比較激進的古典依附理論和比較温和的改良主義依附理論以及依附發展論，但總體而言，中心-邊緣的不平等結構是依附理論的核心概念。

當下的國際傳播格局中，某些西方發達國家處於核心位置，在格局中屬於“高維可見”。這些國家往往就是依附體系中的中心國家，它們是國際輿論場上的主要言説者，也是議程設定者。除此之外，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或欠發達國家處於外圍，在國際傳播格局中缺乏存在感，不僅無法參與議程的設定，而且無法進行自身的表述。在當下，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控制了90%的信息發佈渠道，通過國際新聞報道介紹國際局勢和世界發展態勢等內容，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信息轟炸，牽引發展中國家的認知，並調整和形塑後者的價值觀。無論是在文化內容產品的傳播上，還是在新聞報道的傳播上，都呈現出明顯的西強東弱格局。在文化內容傳播領域，我們可以見到西方文化在全球多個維度的顯性呈現，在全球化浪潮下，好萊塢、迪士尼、漫威、NBA 等文化品牌在資本與國家意志的強勢推行下進行全球傳播。在新聞領域，以CNN、美聯社、《紐約時報》、BBC 為首的西方媒體在國際新聞圈中佔據重要位置，它們有能力進行全球新聞採訪與內容生產，因此生產了佔據總數90%以上的新聞產品。而外圍國家大多數缺乏跨國採訪的能力和資金，對發生在萬里之外的國際新聞無計可施。因此，在國際新聞的報道與闡述上，西方擁有絕對的話語權。

Allsides多角度新聞閲讀網對部分西方媒體立場的劃分。（圖片來源：社交媒體）

中心國家生產的新聞產品也提供給外圍國家。大量外圍國家的媒體在引用中心國家的文本、畫面與觀點的同時，在接受中心國家媒體制定的新聞框架。這些媒體雖然號稱客觀中立，但依然有明顯的報道框架與價值取向，這種框架又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外圍國家的受眾。根據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觀點，框架就是人們對某個社會問題的認知路徑。“人們借框架整合信息、瞭解事實，其形成和存在均無可避免”，新聞媒體藉助這種框架來勾勒國際局勢的相關事實。通過框架的建立，中心國家巧妙地將帶有主觀性的敍事視角推廣至全世界，潛移默化地影響外圍國家受眾對國際新聞的認知。

普雷維什在他的經典著作《外圍資本主義》中提到了信息依附體系的存在：“新聞企業和一個以特權消費社會為特點的體系的發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並在很大程度上依附於商業廣告……大的新聞企業不論其政治主張是如何地廣泛和不同，但它們都是體系最高層的組成部分。”從總體的政治經濟領域看來，國際傳播機制也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心國家的傳媒機構也巧妙地維護其所在國的優勢地位，不斷地強化中心-外圍的世界體系。從這個角度而言，這些傳媒機構與跨國公司一樣，都是依附體系的共謀者。因此，國際新聞業並不完全是客觀世界的真實反映，而是國際政治在文化上的工具性使用。由於缺乏對手，西方媒體可以對國際新聞進行選擇性報道，甚至公然歪曲事實。

在2021年5月爆發的巴以衝突中，加沙地帶武裝人員與以色列軍隊互射導彈，造成加沙地帶3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5名以色列人死亡。該事件是巴以長期衝突的一個階段性爆發，由巴勒斯坦抗議者與以色列警方在東耶路撒冷謝赫·賈拉社區發生的衝突引起，背後涉及長達70年的歷史經緯與民族矛盾。在 CNN 新聞網站2021年5月—7月發表的17篇相關報道中，6篇立場相對中立，但有11篇是站在以色列的立場上，將哈馬斯塑造為恐怖分子或極端分子，沒有一篇支持哈馬斯。CNN新聞網站長期以來對巴以矛盾的報道框架，總是將以色列建構為無辜、受害、文明的一方，而將哈馬斯建構為野蠻、暴力、恐怖的一方，這種“文明-野蠻”的二元結構框架將影響受眾，使受眾忽視巴以衝突的複雜性，認為哈馬斯“罪有應得”，而對以色列的暴力手段給予肯定。在巴以問題上，美國的態度是長期偏袒以色列的。以色列雖然位於中東，但被視為西方國家的一員。在報道中，西方媒體以巧妙的“框架”強化了傾向性，從而也塑造了受眾的價值認同。

二戰之後，西方國家受到巨大破壞，對原有殖民地政治與軍事的控制力不斷下降，最後殖民體系也土崩瓦解。不過，帝國主義改變了以往的武力佔領和直接殖民道路，採用更加隱蔽的方式進行操控，在經濟、文化與科技層面的“後殖民”成為帝國主義對前殖民地進行控制的新手段，而傳播層面的操控是重要的手段之一。西方對非西方世界的大規模統治也發生了新的變化，取而代之的是以許多方式傳播宗主國的文化，渠道為傳媒、教育等，進一步控制前殖民地國家的精英階層，並將它們納入統治體系，使其成為馴化這些國家的一種工具。

中心國家對外圍國家的行動體現為如下四點。

第一是信息傳輸。中心國家的媒體佔有絕對的優勢，因此他們源源不斷地進行內容生產。多家西方權威媒體，如 CNN、BBC、CBS、VOA、FOX 等，儘管在國內新聞產業中存在競爭關係，但是在國際新聞的報道中步調一致。這些媒體在全球各地設立記者站，各自派駐了數百名記者。

第二是報道評價。這些媒體也會對外圍國家的新聞進行報道，包括帶有主觀傾向性的評論。這些報道都帶有特定的立場，干擾被報道國家的輿論場。比如，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對非洲的描述就建立在貧困、戰亂、絕望的框架上，試圖暗示缺乏白人殖民者的引導，非洲國家就無力進行有效的社會治理，只有西方的NGO 組織有能力幫助非洲走出困境。這導致人們對非洲政權失去信心，也助長外資不敢進入、本國精英出逃等惡性循環。

第三是支配控制。中心國家通過媒體進行意識形態的傳播，在潛移默化中改變受眾的認知，讓外圍國家的一代人產生對中心國家的好感，從而強化外圍國家的精神依賴。文化帝國主義是帝國主義在全球文化領域的表現之一。它不斷地改進説服手段和大規模銷售的技巧以達到這一目的。以美國為例，其文化傳媒產品在世界上廣泛傳播，世界到處充斥着美國製造的影像與信息，帶有意識形態統攝力的文化帝國主義得以形成。學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指出，在美國資本主義拓展國內外市場的過程中，美國商業傳播媒介在美國商業組織及其價值觀向國際社會每一個角落的擴張和傳播中扮演了先鋒角色。

第四是批評矮化。一旦外圍國家的執政者違背中心國家的“旨意”，就會遭遇西方媒體毫不客氣的攻擊。尤其是該國遭遇政治風波的時刻，西方媒體會快速地介入，煽動民眾推翻政權。這部分在後面會詳細探討。

大部分“外圍”國家都在致力於經濟發展與社會治理。這些國家大多數在 20 世紀中葉才擺脱殖民統治，成為主權國家。其工業基礎都相當薄弱，經濟結構單一，人均收入也不高。由於歷史原因，這些國家往往面臨複雜的社會問題、環境問題、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國家安全問題等。其新聞事業往往處於粗放式發展的狀態，資金與人手非常有限，同時缺乏信息發佈的基礎設施和相關技術。新聞機構往往只能從西方媒體中摘編國際報道填充版面。在信息技術上，它們完全依附於西方國家。尤其是廣大普通受眾，在長期的潛移默化中，形成了對中心國家的依附和迷信。

這些“外圍”國家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對中心國家採取跟隨政策、亦步亦趨的國家，比如印度、南非、馬來西亞、沙特阿拉伯，以及大量中小型國家。這些國家的特點是採取親西方政策。作為帝國主義在區域政治中的重要“盟友”，它們在不自覺中成為文化帝國主義的捍衞者與追隨者。以馬來西亞的主流報刊為例 [ 包括《星洲日報》《新海峽時報》《每日新聞》（Berita Harian）和《星報》（The Star）]，它們的國際新聞多采用美聯社、路透社、合眾國際社、法新社、彭博社等西方通訊社的新聞源，偶爾有新聞來自本國通訊社馬新社，但比重非常低。它們已經成為依附體系的一部分，甘於處於外圍狀態。

第二類是保持一定的獨立性，採取自主的新聞策略的國家。這類國家由於具備一定的綜合國力而拒絕處於依附地位，對西方的文化帝國主義保持警惕態度。中國、墨西哥、尼日利亞、土耳其以及俄烏衝突發生之前的俄羅斯等就屬於這一序列，這些國家都屬於全球性或區域性大國，與西方保持一定的距離，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對抗的一面。

第三類是與美國或西方關係不佳，在媒體上進行互相攻擊的國家。這些國家包括古巴、朝鮮、伊朗、委內瑞拉，如今還有俄烏衝突發生之後的俄羅斯。西方媒體對這些國家及領導人進行醜化報道，將他們塑造成“暴君”，不斷打壓其政權的合法性，從而擠壓它們的國際政治空間，為美西方的經濟制裁創造輿論氛圍。“真實性是新聞的生命，但當新聞遇上國際關係、國家利益、價值觀衝突時，新聞的真實性也許應該為此讓道。”

信息依附的複合結構與深層內涵

當下國際傳播格局的信息依附體系存在三個不同的維度：資本維度、認知維度和政治維度。資本維度是可見性最強的部分，掌握資金優勢的中心國家控制外圍國家的產業體系，也包括其媒體產業。認知維度是比較隱蔽的部分，但也體現了信息依附論中的深層邏輯，即通過控制外圍國家人民的認知，鞏固親西方領導人的政治合法性，從而強化“中心-外圍”的依附。而政治維度則是信息依附的最終目標，一方面西方媒體從業者深度介入所在國政治，另一方面西方國家扶持外圍國家的精英集團成為買辦階層及代言人，以實現深度操控。

西方媒體呈現出明顯的資本邏輯。一家擁有大量記者的西方新聞機構也是一家“跨國公司”，與其他形式的跨國公司一樣，是一個具有支配性力量的國際行為體，它的“產品”（國際報道）對構建某一國家的形象具有極大的影響力。西方的媒體集團大多采用市場化運作模式，奉行資本邏輯，並且在信息市場中尋找獲利的機會。西方媒體的股東往往是涉及政治較深的利益集團，通過操控國際議題來影響股票、石油、期貨市場，以追逐最大利潤。

那些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大壟斷財團，往往會把媒體的所有權和話語權掌握在自己手中，通過媒體來控制輿論，通過輿論再影響政府，以獲得對自己有利的政策。“當今的傳媒公司更接近於約瑟夫·熊彼特所稱的高壟斷階段裏的合作式競爭者，而不像大多數經濟理論裏所描述的那種自相殘殺的激烈競爭的傳統式競爭者。這些大公司的首腦們都相互直呼其名，而且定期舉行對話。即使那些彼此不太友好的公司，像默多克公司和時代華納公司也明白，它們為了更大的利益，彼此必須合作。”這樣一來，西方國家的新聞媒體根本無法擺脱資本、政黨和政治的干預和影響。更深層的原因是，所有的一級和二級傳媒公司都是通過它們信賴的幾家投資銀行（如摩根銀行和高曼銀行）相互連接在一起的，這些銀行操縱了大多數傳媒公司的合併行為。這些有意識的合併行為並不僅僅影響經濟活動，還使得傳媒公司成為國家、地區乃至世界事務中強有力的政治説客。

外圍國家的媒體不僅難以產生世界性影響，還深受中心國家的資本影響。外圍國家的大型媒體集團或者互聯網公司往往受到來自中心國家的資本的影響。比如，烏克蘭的著名電視台1+1 頻道就掌握在烏克蘭鉅富、猶太裔的伊戈爾·科洛莫伊斯基（Ihor Kolomoyskyi）手中。他曾經流亡以色列，其大量資金來自華爾街資本的“捐贈”。作為烏克蘭人，科洛莫伊斯基一直與以色列的猶太財團保持緊密聯繫，並從中獲得大量資金與政治資源。從 2015 年起，他斥巨資打造了烏克蘭火爆電視劇《人民公僕》，並捧紅了在劇中主演總統的演員澤連斯基。隨後，澤連斯基在科洛莫伊斯基的資助下參加烏克蘭大選，一舉成為真的總統。澤連斯基上台後，科洛莫伊斯基成為幕後老闆，烏克蘭的外交政策隨即倒向西方一邊。跨國資本永不眠，它們通過尋找外圍國家的代理人，深入操控外圍國家的市場化媒體，並將其打造為政治宣傳的重要陣地。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推特截圖。（圖片來源：社交媒體）

傳播機制遵循資本邏輯，資本可以為某些特定目標打造優質內容，也可以搭建平台、購買流量、增加曝光率及進行議程設置。而缺乏資本支撐的內容則難以實現大規模傳播，尤其是無法進行跨國傳播。資本已經滲透了全球傳播行業的方方面面，它們營造出一個虛假的政治文化氛圍，這種氛圍允許商業佔主導的機制順利運行。這種統治一旦建立起來，全球傳媒體系在政治上就會變得保守起來，因為大傳媒公司是現在社會結構的最大受益者，任何在財產分配和社會關係上的改變，都不符合它們的利益。

引導外圍國家受眾的認知，是當下信息依附體系的功能所在。在資本的簇擁之下，西方媒體連同所在國媒體進行新自由主義觀念的推廣。新自由主義是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自 1980年代起佔據主流的一系列價值觀的總和，包括政治上的選票機制、經濟上的自由放任以及文化上的全球化等。在後冷戰時代，美國政府為了在國際上推行新自由主義，將其具體政策化為“華盛頓共識”，並作為改革範本在全球推廣。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全球化是西方新自由主義宣傳的產物，正像“野火”一樣在全世界蔓延，勢不可擋地成為西方的主流意識形態。西方媒體不斷強調“自由世界”的價值觀，目標是改變外圍國家的認知層面，將非西方文明馴化為西方文明的追隨者，也就是外圍的服從者。可是，非西方文明的追隨者不可能真正地成為西方，就如同外圍不可能真正躋身於中心一樣。在不合理的國際分工和流通體系下，新自由主義的國際擴張，使得廣大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具體而言，西方媒體主要通過如下方式推行新自由主義和所謂“普世價值”，以影響外圍國家的認知。首先，西方媒體破解在外圍國家非常流行的反殖民話語，淡化中心國家和外圍國家的對抗關係，倡導“告別革命”“歷史終結”，馴化民族主義的抗爭力量，使得左翼運動偃旗息鼓。其次，西方媒體美化中心國家的形象，樹立跨國公司的親善形象，提倡市場競爭，鼓勵發展中國家融入國際分工體系。將自由主義的內核融入全球化理論之中，暗示外圍國家有機會通過自由競爭獲得發展的機會。最後，西方媒體推行在西方社會佔主流的所謂“普世價值”，把美國及西方對“自由、民主、人權”的特殊性定義抽象為普遍性原則，並作為唯一標準強加於其他國家。西方媒體強大的話語能力與傳播能力，導致一些外圍國家的青年心甘情願地接受“觀念上的殖民”。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推行，否定了文明差異性，在強化所謂“普世價值”的同時否定了支撐外圍國家共識的文明體系。

在認知維度上，根植於西方意識形態的NGO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些NGO以非營利機構自居，以學術或公益為旗號，倡導某一領域（比如環保、人權、社會治理等）的“國際標準”，佔領道德高地後成為領銜全球認知的倡議者。國際NGO主要以道德理念和價值觀為核心，與國家和其他行為體建立互動關係，形成一種網絡，在志願、互利、橫向交往和交流模式的基礎上建立起固定的聯繫和組織形式。西方媒體與跨國NGO深度合作，形成了“觀念-行動”共同體。比如，著名的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組織”就經常發佈外圍國家的“大氣污染指數”，強化公眾的認知；而西方媒體迅速跟進，以環保為名干涉外圍國家的工業化進程。西方的NGO與媒體形成了共同進退的“神聖同盟”，甚至有一些NGO與西方媒體深度綁定，成為其庇護者。比如，成立於1985年、與國際多家媒體有密切往來的“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RSF）組織，號稱要保護所有駐外記者（大部分是西方國家記者）的新聞自由和人身權益。事實上，“無國界記者”組織接受了美國、法國等西方國家的贊助，其中包括美國“國家民主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索羅斯基金會”（Soros Foundation）和“自由古巴中心”（Center for a FREE Cuba）等。

各類非政府組織與西方媒體利用氣候變化議題打壓中國的手法正變得越來越隱蔽。（圖片來源：社交媒體）

美國學者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稱：“國際新聞通常不會嚴格按照客觀性法則報道，他們傾向於依附美國的外交政策。”權力是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政治追求的終極目標，也是西方國家文化霸權所追求的根本落腳點。在20世紀中期的民族解放浪潮之後，很多外圍國家都已經實現主權獨立，但是作為前宗主國的中心國家依然希望控制這些外圍國家，以滿足自身對權力的追逐。普雷維什指出，“中心統治集團的經濟利益與戰略利益、意識形態利益、政治利益結合在一起，這些利益在中心構成一張網，從這兒產出中心-外圍關係中種種頑固不移的依附現象”。第一代依附論學者提出，資本主義國家是世界經濟體系的“伐木工和抽水工”。這種觀點放在國際傳播格局來説，就是當外圍國家嘗試表述與西方主流聲音不一樣的價值時，會受到原有秩序維護者的否認以及集體打壓。掌握話語權的西方媒體會通過其強大的媒體渠道資源反駁、壓制外圍國家的表達。對一些被認為“不聽話”的外圍國家，西方媒體就會發動有組織的大規模“媒體戰爭”，醜化與抹黑這些國家。

西方新聞機構擁有一套成熟的話語體系與價值框架，這套框架在一開始有助於受眾快速地認知國際社會。但是隨着時間的推演，這套框架逐漸形成觀念霸權，打造其所謂正義、進步、美好的幻象。同時，西方媒體不斷強化這種印象，為帝國主義進行“政治化妝”，逐步將話語轉變為權力。這種話語對外圍國家的政局產生深刻影響，甚至足以影響其政治走勢。不少外圍國家的親西方人士在西方媒體的造勢下在本國逐步獲得統治權力，成為中心國家的代理人。比如，西方新聞機構大肆追捧一些所謂的“異見人士”，將他們塑造成人權鬥士，甚至捧為諾貝爾和平獎、薩哈羅夫人權獎的候選人，並通過發達的媒體網絡廣泛傳播，以達到宣傳的效果。這些或許比執政者更著名的“異見人士”將成為中心國家打壓外圍國家的重要武器。例如，西方媒體從2000年起大力包裝緬甸民主化運動領袖昂山素季，使她從一個“抗爭者”發展成緬甸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

如果某個執政者或執政集團成為中心國家的打壓對象，高度組織化的媒體戰爭就會配合外交政策展開，形成中心國家“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權邏輯。2011年1月，埃及發生政變，西方媒體記者發回了大量的現場報道，將此事件納入“民主化浪潮”的框架，認為它在塑造一場轟轟烈烈的“阿拉伯之春”。當時的《紐約時報》以頭版專題報道了埃及政變，試圖美化抗爭者，為運動注入道義上的合法性，參與了瓦解當時總統穆巴拉克的政治威信的過程。在穆巴拉克還掌權的時候，他們就高呼穆巴拉克大勢已去，號召更多的人民站出來推翻“暴政”。另一個案例是在2019年委內瑞拉政變期間，《紐約時報》電子版推出了評論《起訴：推翻馬杜羅和他同夥的方法》（One Way to Bring Down Maduro and His Cronies: Indictments），為反對派造勢，力圖推翻馬杜羅政府。美西方傳媒機構對外圍國家執政者發起的媒體戰爭數不勝數。

總體而言，西方傳播機構的角色並不僅僅是觀察者和報道者，它們還介入國際政治的深層邏輯之中：獲取情報、操控人心、煽動輿情、介入社會運動、影響政治走向，藉助中心國家的強大文化軟實力，使遠程控制外圍國家成為可能。在國際傳播格局中，資本維度是動力來源，認知維度是執行過程，政治維度是追求目標，中心國家的信息霸權形成對外圍國家的全面輻射，強化了中心-外圍的依附體系。

結語

依附論是一個產生於1960年代的左翼理論，一度帶有很大爭議性，被西方主流學界所批評，甚至被某些主流學者視為“過時”的理論。在全球化高歌猛進的時代，西方媒體大力標榜所謂的客觀理性與價值中立，令依附體系的邏輯變得比較隱蔽。西方媒體的新聞觀念也一度讓非西方國家的受眾耳目一新，觸發了國內新聞業界向西方知名媒體學習的熱潮。但近年來隨着國際格局的變化，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神話逐漸退潮，中心國家與外圍國家之間的壁壘再次悄然築起，前者依然利用文化霸權與信息霸權支配後者。在該情境下，左翼理論重新煥發了生機。依附論的邏輯在國際傳播領域一樣是可被證明的，具有高超新聞內容生產能力的西方媒體依然具有強大的議程控制能力，並且顯示出清晰的“政治統攝傳播”的傾向。在涉華關係上，一些西方傳媒機構也系統地生產對華的偏見與惡意，這種話語生產與西方國家的對華政治打壓密切配合呼應，應當引起我們的警覺。這證明依附論並沒有“過時”，相反存在於很多現象的背後。當然，筆者並不贊成矯枉過正，新聞業的採訪自由和報道自由應當受到尊重，但這種自由一旦凌駕於國土安全（包括意識形態安全）之上，就會對所在國的國家利益和安全構成威脅。

由中心國家着力維持的依附體系不會自行終結，對外圍國家而言，必須努力倡導“另一個可能世界”。如果每個外圍國家都能主動拒絕西方媒體的不斷言説，破除對西方媒體的彌賽亞式信仰，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中心國家的文化霸權。此外，外圍國家也應該更多發展自己的媒體，不再成為國際輿論場上的沉默者，主動與中心國家進行“意義爭奪”，擊破西方媒體的“一言堂”，從而讓國際輿論場上出現其他聲音。外圍國家有數十億人口，這意味着一種潛在的可能性，一旦這數十億人進入互聯網場域並獲得發聲的機會，國際傳播的格局將發生顛覆性的改變，傳播領域的依附格局極有可能被打破，國際傳播新秩序運動所渴求的全球正義就有可能會到來。

中國的對外傳播事業在這樣的“中心-外圍”結構之中可謂任重道遠。作為非西方國家的我們，雖然近年來經濟上取得較大成就，但總體而言依然是外圍國家。根據依附理論，一旦外圍國家試圖進入體系的中心，就將受到中心國家的全方位打壓。當下中國與美國及西方的複雜關係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證明了這一點，而西方媒體對中國政府的污名化操作也遵循了這一邏輯。中國當下國際傳播的目標，就是要破除對中心國家的迷信，打破中心國家編織的敍事框架 , 重建更加平等、民主的國際傳播新秩序。因此，中國需要一支規模相仿的駐外新聞隊伍，與西方媒體爭奪話語權，打造國際輿論場的另一種聲音。作為崛起的大國，中國有能力推進外圍國家之間的合作（南南合作），共同倡導打破依附格局的國際傳播新秩序運動。要做好對外傳播，中國的目標不僅僅是介紹自己，而且是介紹世界，尤其是被忽視的外圍國家。獨立自主的中國不僅需要重新獲得文化主體性，同時也需要推動世界的文化多樣性。我們只有報道好全人類，我們才能最終報道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