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良：全球去美元風潮下，人民幣國際化該如何作為？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英良】
全球“去美元化”正像一場民族國家自發自覺的“避險運動”風起雲湧。
據伊朗官方通訊社1月2日報道，伊朗銀行計劃將引入盧布、土耳其里拉、印度盧比和阿聯酋迪拉姆等貨幣納入新外匯系統，以減少美元限制伊朗央行的國際結算。此前，伊朗已經將人民幣和歐元、阿聯酋迪拉姆並列為其三大外匯貨幣。據伊朗金融論壇報的數據，截至2022年12月，伊朗的外匯儲備中人民幣資產佔比已經達到21%。
12月22日，彭博社發表題為《突然每個人都在尋找美元的替代品》的文章，文章指出，苦於美元的過於強勢和美元武器化威脅，很多亞洲經濟體正在嘗試去美元化，如孟加拉、哈薩克斯坦和老撾都在與中國協商在雙邊貿易中使用人民幣結算；印度也宣稱要推動盧比國際化，並且和阿聯酋開啓了雙邊支付機制，此外，印度還在模仿SWIFT開發自己的支付系統等等。
各國對美元的反叛，首先源自於美元霸權以及美元已成為地緣政治的工具。2022年2月，美國採取凍結外匯儲備的辦法對俄羅斯進行金融制裁，讓不少國家感受到了全球美元貨幣體制下的威脅。
與之關聯的客觀事實是，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價值以及美元資產的實際吸引力已經下降。在今年初，美元在國際支付結算業務中佔比持續下降；各國無需SWIFT的結算系統如雨後春筍一樣被投入使用；全球數字貨幣方興未艾。由於與中東國家結構性矛盾激化，美元的石油之“錨”已經出現動搖，黃金在各國央行政策的分量陡然增加；美國面臨金融危機和全球疫情爆發時，美聯儲肆然採取大規模量化寬鬆（QE）政策，推動通脹和美元資產泡沫向全球蔓延；在美國採取緊縮政策遏制通脹時，又給金融體系脆弱的經濟體造成金融動盪。
美元作為各國外匯儲備的比例在逐漸下降
美元的信用近年來已經受到了極大地削弱，今年以來全球出現密集減持美元國債風潮：2022年，日本連續三個月減持美國國債，9月所持美國國債環比減少796億美元，持倉降至約1.1萬億美元。截至2022年9月末，中國持有美國國債9336億美元，環比下降382億美元，創2010年6月以來新低。
加速人民幣國際化是必然且理性的選擇
美元是美國的法定貨幣，在二戰後取代了英鎊成為全球主導貨幣，美元就成為了美國霸權與實力的一個政治符號，這種符號以及實際功能隨着美國綜合國力以及具體國家間競爭關係變化而出現變動。目前看，美元與美國霸權呈現出相互加持、相互推動的螺旋，美元雖然一家獨大，但全球貨幣圍繞美元而展開的分化運動始終伴隨，在全球貨幣市場中始終存在“去美元化”的現象。
目前的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就是美元體系下的全球化。在金融結構方面，貨幣的國際地位是衡量一國綜合國力大小的一個重要標尺，在全球各大地區，無論是從貿易計價、大宗結算，還是從外匯交易或從外匯儲備角度來看，美元都扮演着主導性貨幣的角色。美國視中國為霸權“挑戰國”，並定義這種挑戰是全方位的，貨幣領域是美方始終捍衞的“一畝三分地”。隨着中國在貿易及投資等與全球的融合逐步加深，也理所應當地會尋求匹配本國經濟與政治地位的貨幣權利。由此，中美競爭有了新的維度。
客觀講，中國曾在一較長時段內受益於美元貨幣效能。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就有意識地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主要是通過香港渠道運作人民幣“出海”換取大額外匯（主要是美元）以便利中國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
上世紀80年代，美國主導的“外包—貿易”為主的全球化早期道路，使得大量初級製品開始由中國生產（外包代工），中國利用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實施出口加工，以出口貿易賺取外匯美元。在近半個世紀的生產中，中國積累了海量的美元，出於對美元財富保值增值的需要，中國較長時期用外匯購買美國國債，中美在這一領域形成了較深度的相互依賴，但美國國債的收益率並不穩定。
儘管存在相互依賴，但是中國並未利用這種依賴在諸如涉台等議題上進行反制，獲取特定的戰略利好。中國的發展本身受益於美元貨幣體系，而由於存在路徑依賴，中國如果動用這一手段，就可能產生“殺敵一萬，自損八千”的後果。
同時，中國也積極利用豐富的外匯開展對美直接投資。中美在這一領域缺少規範，雙方都是“摸着石頭過河”，為規範中國投資，美國政府頒佈了一系列立法和行政命令試圖阻止中國在美實施對軍民兩用技術以及戰略性資產的收購，只容許中國在美國的投資有助於美國就業，而非讓中國通過美元投資獲取先進的技術。
在特朗普簽署《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FIRRMA)》後，中國對美直接投資額出現斷崖下降，在2021年就沒有發生單筆超過10億美元的投資。在這種形勢下，美國還在不斷加強國內的增量立法，形成了可對中國投資實施介入的法律體系，獲取新的執法依據，以增強本國主動性和自由裁量權。
這些立法包含了此前的1950年《國防生產法》、1977年《美國海外反腐敗法》、1977年《國家緊急經濟權力法》、1988年《埃克森—弗羅里奧修正案》（Exon-Florio）、1992年“伯德修正案”、2007年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FINSA）、2012年《馬格尼茨基人權法》、2020年《外國公司問責法案》及新近由拜登政府推出的《美國反腐敗戰略》，美國對使用美元結算的國際經貿活動的可干預渠道和契機逐漸增多。
通過這些法案，美國政府及執法機構可以迅速地以各類理由制裁特定的跨國公司或國家實體。中國擴大並加速人民幣國際化就成為一種必然且理性的選擇。
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從東盟到非洲大陸
佈雷頓森林體系確立後，美元就成為全球核心儲備貨幣、最重要的錨定貨幣、最重要的國際經濟與金融交易貨幣、最主要的救世貨幣。人民幣的國際化首要衝擊的是全球市場對美元的路徑依賴，這是一個緩慢的由“量變”趨向“質變”的過程，這一過程會比較漫長，要實現目標有賴於中國政府的經濟治理能力，同時須提升中國的國際政治領導力。而根據實際，中國周邊國家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優先方向。
2014年成立營業的中國農業銀行中國（東興試驗區）東盟貨幣結算中心。 羅盛/攝
人民幣的國際化最直觀地表現在人民幣在全球貨幣市場的權重變化。2014年2月，人民幣取代了瑞士法郎，成為全球第七大支付貨幣。
根據2022年1月SWIFT的最新數據顯示，2021年12月，在主要貨幣的支付金額排名中，美元、歐元、英鎊分別以40.51%、36.65%、5.89%的佔比位居前三位；日元佔比降至2.58%，從此前的第四位下滑一位，降至第五；人民幣上升一位，躋身全球第四大活躍貨幣。
中國人民銀行在9月發佈的《2022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顯示，2021年銀行代客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合計為36.6萬億元，同比增長29.0%，收付金額創歷史新高。人民幣跨境收支總體平衡，全年累計淨流入4044.7億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佈的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COFER）數據顯示，2022年一季度，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佔比達2.88%，較2016年人民幣剛加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時上升1.8個百分點，在主要儲備貨幣中排名第五位。
據不完全統計，有80多個境外央行或貨幣主管機構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這反映出儘管中國經濟受到疫情襲擾，但是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依然亮點頻出。
由於歷史淵源以及豐富的邊貿和不斷發展的區域貿易，東盟國家是人民幣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區域，也是中國實施區域人民幣國際化的成功案例所在。
今年9月，《2022年人民幣東盟國家使用報告》系統展示了人民幣在東盟國家使用的最新情況。
其一，借RCEP經貿合作深化之力，人民幣東盟使用逆勢上揚。2021年中國—東盟跨境人民幣結算量4.8萬億元，同比增長16％，十年來增長近20倍。
其二，中國—東盟貨幣機構緊密聯繫，多元貨幣合作不斷升級。截至2021年末，中國分別與越南、印尼、柬埔寨簽訂了雙邊本幣結算協議，與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簽訂了貨幣互換協議，金額約8000億元。
其三，東盟國家金融機構深耕人民幣市場，支付清算網絡不斷健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已有人民幣清算行安排。2021年，新增16家東盟金融機構成為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間接參與者，CIPS全年處理中國—東盟跨境人民幣業務3.3萬億元，同比超50%。
其四，業務模式不斷創新，市場主體需求得到有效滿足。人民幣對東盟國家貨幣銀行間市場區域交易積極拓展，離岸市場人民幣產品豐富升級，多項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成功落地。廣西、雲南、重慶等因地制宜，與東盟加強金融交流合作，提升市場主體使用人民幣的便利度，優化邊民互市跨境結算服務。這裏較明顯地反映出中國在國際經濟領域的治理能力以及基於貨幣對接能夠切實地實現區域互聯互通，契合各方利益。
2021年1月1日，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正式啓動，非洲邁出區域互聯互通的關鍵一步。在建設非洲自貿區的背景下，中非合作潛力巨大，雙方相向而行，構建中非命運共同體。目前，非洲自貿區已經實際運行，非洲是中國“一帶一路”的重要部分。中國在非洲主要產業包含了礦業、基礎設施、服務貿易等。2021年中非雙邊貿易額達2542億美元，同比增長35%。其中，中國自非洲進口1059億美元，對非出口1483億美元，分別同比增長43.7%和29.9%，已連續13年保持非洲最大貿易伙伴國地位。
中非經貿的深度嵌套使人民幣走出去就顯得順風順水。目前，非洲的經濟強國肯尼亞、尼日利亞和南非等國已經將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人民幣業已成為覆蓋非洲的金融貨幣，有可能推動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的發展。
而非洲國家的貨幣自主意識日漸增強，泛非支付結算系統（PAPSS）於1月13日在加納啓動，主題是“連接支付，助力非洲貿易”。PAPSS可以讓非洲國家的買家以本國貨幣付款，另一個國家的賣家以本國貨幣收款。
11月，中非跨境人民幣結算中心（浙江）揭牌成立，該中心將持續搭建與境外金融機構的協同聯動機制，設置清算平台、結算平台、融資中心、配套服務中心，為中非建立良好的合作提供更加便捷的結算渠道。這些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人民幣貨幣黏性的發揮，將推動人民幣與非洲經濟的深度融合。
大宗商品人民幣結算的努力
上世紀70年代初，美元與黃金掛鈎破產後，轉而同石油這一剛需性能源掛鈎。在涉國家經濟安全的石油、天然氣等戰略性項目上，實現人民幣跨境結算則是中國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安全的必需舉措。
以往中俄貿易多用美元結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兩國逐漸用本國貨幣進行貿易結算。2018年克里米亞戰爭後，對俄羅斯企業和公民的制裁日益收緊。為最大程度地降低制裁風險，俄羅斯央行開始不斷減少美元在外匯儲備和國際結算中的比重。
2022年2月，俄羅斯總統普京訪華，中俄發表聯合聲明，在經貿、外交、政治、軍事等領域闡明兩國共同立場，標誌着中俄“戰略協作”邁上新台階，兩國關係將更加緊密。同時，中俄還簽訂了遠東天然氣購銷協議和原油購銷合同。俄方將把每年輸往中國的管道天然氣增加100億立方米，加上“西伯利亞力量”管道的輸氣量，對華供氣總量將達到每年480億立方米。
兩國原油購銷合同規定，俄羅斯將繼續經哈薩克斯坦向中國供應1億噸原油，為期10年。而在天然氣購銷協議中，雙方用來結算的貨幣既不是美元，也不是盧布或人民幣，而是歐元。中俄能源交易使用歐元結算，此舉目的是“去美元化”，打擊美元霸權。這有助於對沖“美元—石油”體系，並作為一種“楔子”實現對歐美的分化。中俄貨幣金融合作將有利於削弱美國金融制裁的影響。在這裏，中國政府越發有意識地將人民幣作為一種實現戰略目標的手段工具。
去美元化的趨勢與挑戰
俄烏戰爭的後果之一是美國出現了歷史性通貨膨脹，其他國家貨幣對美元出現大幅貶值，美國依託美元霸權向全球市場輸出通脹，全球出現了新的拋售美元浪潮。
2022年上半年，中國持續減持美國國債。5月份有統計顯示，日本連續三個月拋售美國國債，所持美債環比減少57億美元，總持倉刷新2020年初來新低；同一時期，全球央行和主權財富基金等海外官方機構拋售美債規模達341億美元，刷新美國暴發新冠疫情以來的最大月度拋售規模。據美國財政部公佈的國際資本流動（TIC）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6月，中國拋售了超過1000億美元的美債，中國持有美債跌破萬億美元，這是12年來首次，中國實現外匯的多元化配置趨勢明顯。這反映了美元和美國的國際政治領導力在走弱的現實。
人民幣國際化與拋售美債是現象的一體兩面，都是全球貨幣力量對比的動態演變結果，説明了美元作為主導貨幣依然存在敏感性和脆弱性。
然而，我們要清醒地看到，人民幣國際化會面臨幾大挑戰：其一，人民幣國際化作為制衡美元的手段需要面對全球對美元的路徑依賴挑戰。由於美元與石油已經處於深度掛鈎，這使得石油輸出國對使用人民幣作石油貿易大宗結算始終持審慎態度。不久前，沙特就堅持使用美元計價同中國達成鉅額能源出口交易，人民幣結算暫時遇到阻力。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早已是千瘡百孔，但對大多數國家而言，除了保持現狀，他們沒有選擇。
人民幣通過Swift系統的國際支付比例正逐步上升，但成為與中國全球經濟地位匹配的國際貨幣，仍然任重道遠
其二，中國特色的貨幣全球體系的建立面臨挑戰。中國一直在探索自己人民幣國際化道路。當前形勢下，中國經濟受到疫情長達三年的干擾，外貿優勢出現下降，經濟面呈現新調整；另外，人民幣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保持了基本穩定，但中國國內金融體制改革依然處於攻堅階段，與國外金融市場對接仍然存在諸多障礙。中國如何在推動國際貨幣體系變革中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建立中國特色的貨幣全球體系，仍面臨考驗。
其三，實現區域性人民幣國際化的可持續性。在理論上，人民幣的國際化會優先發生於中國周邊以及“一帶一路”國家，但是由於中國奉行“不結盟”政策，所以力圖塑造聯盟來推動人民幣使用就顯得困難，這就需要中國發揮好政治説服、積極提供公共產品，通過各種經濟和首腦外交、發揮國家自主性、加強國際政治領導力建設，以此獲得他國對中國貨幣的政治信任和選擇。
美國是一個奉現實主義為圭臬的國家，美元是霸權的重要象徵，維護美元地位就等於維護霸權。人民幣的國際化的加速意味着“去美元化”又多了一個選項，當然人民幣的各類國際化現象均在美國政府的密切觀察和評估之下，中美在這一方向是綜合系統的博弈。
當前情勢下，人民幣國際化需要推動數字貨幣為核心的數字經濟、拓展人民幣在對外貿易投資中的作用、穩步推進金融市場雙向開放、持續深化央行貨幣金融合作、支持離岸人民幣市場健康有序發展等。
在這些手段之外，中國還須要時實評估美國可能的反應和反制，通過觀察美國政府立法和政策信號，及時調整己方安排。如果出現有利人民幣國際化的機會窗口，則加速推動爭取新的“量變”，最終實現建立匹配中國國家實力和利益的人民幣全球供需結算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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