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公權所撰墓誌，初步釐清秦軍軍陣排列規律…2022年度陝西重要考古發現公佈

微信公眾號“文物陝西”消息，1月12日，陝西省文物局召開“2022年度陝西重要考古發現”新聞發佈會，共發佈包括蔣劉遺址、太平遺址、神木石峁遺址等11項重要考古發現。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學、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寶雞市考古研究所、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彙報人向媒體通報重要考古發現情況，解讀考古成果的價值與意義。陝西省文物局一級巡視員、新聞發言人周魁英主持會議。

蔣劉仰韶文化遺址

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考古收穫

2022年，為配合秦漢新城土地儲備工作，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在2021年度發掘區域西側繼續開展蔣劉遺址考古工作，在全面揭露的基礎上，發現了仰韶晚期環壕和墓地，另外還發現灰坑、陶窯、房址等遺蹟100多座。

此次發現應為環壕西南段，系人工挖掘而成，形制規整。環壕內堆積以黃褐色、灰黑色淤土為主，陶片較少，器型常見仰韶晚期典型的尖底瓶、斂口缽、夾砂罐等。

蔣劉遺址環壕西南段剖面

在確定環壕範圍和結構後，考古人員開始有針對性地探索環壕內外的聚落功能區劃，特別是尋找環壕外的相關功能區，最終在環壕西南段外發現蔣劉遺址的墓地。墓地距環壕最近約15米，發現了集中分佈的成人墓葬58座。墓地似經規劃，絕大多數為東北——西南向，墓主頭向東北，朝向環壕。這些墓葬均為單人仰身直肢葬，形制可分為帶二層台豎穴土坑墓、偏洞室墓和豎穴土坑墓三類，以帶二層台的豎穴土坑墓數量最多。58座墓葬中均未明確發現葬具痕跡，但部分屍骨可能用編織物包裹後下葬。“割體”現象較為常見，手掌或手指被割離的情況較為多見。另外，還發現墓主頭部套於陶罐中的“套頭葬”以及墓主盆腔內留有胎兒碎骨的現象。

M2墓主盆腔內胎兒碎骨及隨葬品出土情況

蔣劉遺址考古工作是該院基本建設考古“片區制”的成功實踐，為進一步分析蔣劉仰韶聚落的功能區劃奠定了重要基礎；大型環壕和成人墓地是近年來仰韶考古特別是仰韶晚期考古的重大發現，為深入分析關中地區仰韶晚期聚落形態和社會結構提供了重要資料；蔣劉遺址的發掘和研究是陝西地區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考古收穫。較之仰韶中期，蔣劉環壕規模更宏大、墓葬分級更明顯，暗示着蔣劉仰韶晚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層次分化，是仰韶晚期社會更加邁向文明社會的重要物質體現。另外，墓葬中數量豐富的笄形骨器是仰韶考古的首次發現，其功能或與早期紡織手工業有關。

寶鈦集團項目用地古代遺存

發現仰韶晚期地面式排房建築遺址

2022年，為配合寶鈦集團工程建設，寶雞市考古研究所對項目所涉及區域的古代文化遺蹟進行了考古發掘。

項目所處地理位置

本次發掘仰韶文化時期遺蹟28處，其中灰坑15座、房址9座、窯址2座、溝2條。根據出土器物判斷遺蹟時代均為仰韶晚期，其中地面式排房5座，之間均有隔牆，總面積108平米，平面呈長方形，房址建設時原始地表經平整處理，房屋地面經料姜石粉末塗抹處理，先後有3層，表明曾反覆使用。半地穴式房址4座。窯址保存較差，發現有火塘及煙道。

地面式排房

仰韶晚期地面式排房的發掘是關中地區乃至整個北方地區時代最早的排房建築，在其之後的排房要到龍山時代晚期山西碧村遺址、臨潼康家遺址、涇水流域打石溝遺址中才出現。寶鈦項目夯土牆體大型排房的發掘是研究仰韶晚期寶雞乃至關中地區房址的建造方式、環境變遷、社會結構變遷的重要材料。下一步，將對發掘的仰韶晚期地面式排房、戰國灶址等重要遺蹟進行異地搬遷保護。

石峁遺址

發現皇城台高等級墓地

本年度發掘集中於皇城台頂西部，確認為一處石峁文化時期的高等級墓地，命名為“皇城台墓地”。因周圍存在現代墳園，暫不具備對墓地進行全面揭露條件，僅揭露墓地一角。目前已發現確認石峁文化時期墓葬19座，其中土壙墓14座，石棺墓5座，石牆多道。

皇城台主要遺蹟平面示意圖

此次發現的“皇城台墓地”由一道寬約4米的石牆與皇城台建築分佈區隔開，土壙墓集中分佈於發掘區中部和西南部兩處區域。西南區的7座墓葬連排分佈，除一座為南北向外，其餘均為東西向。墓葬結構相似，平面形狀為圓角長方形，口小底大，墓室面積普遍超過10平方米，深3.5～4米。墓葬普遍使用木質棺槨，由榫卯套接而成，已朽為灰痕。墓內普遍有殉人，殉1~3人不等，還發現殉狗。因遭嚴重盜擾，墓主葬式已不詳。在墓壙北壁中部普遍設置有壁龕，但多數器物已被盜，僅個別墓葬內壁龕未遭破壞，出土有整套完整陶器，器形較小，部分器表有紅色彩繪。在個別墓葬棺內及盜洞中發現有少量玉器及殘片，可辨識有鉞、鑿、環等。在西南區墓葬的周圍發現存在建築遺存，在連排墓葬兩側使用南北向的平行石牆界定墓葬的範圍，應該是與周邊東西向石牆相連，圍成大規模的墓園。中區墓葬規模略小於西南區墓葬，多有木質葬具，墓主人骨已無存，墓內多有殉人，一般僅殉葬1人，墓上未發現石牆及建築遺蹟，顯示出等級低於西南區墓葬。石棺墓規模均較小，零星分佈於土壙墓之間，從層位判斷，年代晚於土壙墓。石棺用扁平石板拼接而成，僅可容身，墓主人葬式為單人仰身直肢葬，均無隨葬器物。

通往大台基的門道

M4壁龕內一組彩繪陶器

雖然本年度發掘的皇城台墓地僅揭露出一角，墓葬多遭嚴重盜掘破壞，相較於之前在石峁韓家圪旦地點、府谷寨山遺址發現的墓葬，皇城台墓地發現的石峁文化墓葬規模更大，為目前所發現等級最高的石峁文化墓葬，確定為一處高等級貴族墓地，成排墓葬及圍繞墓葬所建的整齊石牆表明石峁文化的高等級墓葬已有成熟的規劃意識和墓上標識性建築，具有墓園的雛形。

M5盜洞內出土棺內器物

2022年度還對大台基西南角進行補充發掘，完整地揭露出台基的南護牆。在轉角處及兩側石牆上共發現石雕10件，尤以仍嵌築於轉角的圓弧形神面石雕最為精美。

太平遺址

史前先民已擁有高超建築技術

太平遺址是斗門水庫項目建設過程中新發現的古遺址。自2021年3月起，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牽頭，聯合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組成太平遺址聯合考古隊，對太平遺址開展科學、系統的考古發掘與研究。截至目前為止，已完成50餘萬平方米的考古勘探，累計發掘面積4600平方米。通過這些工作對太平遺址的認識有了一些初步的線索。

太平遺址發掘區概況

確認這是一處大型的客省莊二期文化聚落遺址，由東西並列的兩個環壕構成，遺址面積不小於100萬平方米，年代約為距今4150-3700年。兩座環壕年代相同，體量接近，口部寬度約15-20米，底部寬度約10米，深約5米。環壕大部分在生土上開挖修建而成，邊界明顯，保存完好，起到防禦、防洪、排澇及滿足日常生活給排水的重要作用。

遺址內發現居住建築形式多樣。除2021年度發現的地面式方形建築、“呂”字形半地穴建築，圓形深穴式建築外，2022年度新發現有使用土坯的窯洞式建築，兩個居室與一個院落的半地穴建築組合，及一處可能與建築相關的人工夯土台基等。編號F9的房址遺存為一處包含兩個圓角方形的側室及及一個橢圓形院落的半地穴院落建築，院落平面形狀為橢圓形，壁面較光滑、陡直，部分牆壁有泥抹痕跡，底部平坦，有不連續的少量白灰面。東南部有兩級生土踏步，應為院落出入口。後室平面形狀為方形，門道向東，有三級生土踏步。房間中部有一處火燒圓形灶面，西南部有一較完整的龜甲，房間內還發現有三件紅陶柱狀陶器。側室平面近方形，門道向南，房間中部有一曲尺形燒土範圍，中部有一處橢圓形火種坑。

F9後室正射影像圖

在東環壕北部中央發現有硃砂墓、夯土基址和大型地坑院建築等。同時在遺址裏面發現了當時人類生活使用的陶器、石器、骨器，通過植物考古學的浮選，還發現了當時人們生活所必須的這些糧食，包括有黍水稻等等，這都是為展示當時人類生活的一個全方位的場景。特別是小麥的發現為了解小麥東傳路線提供了明確的證據。

太平遺址出土玉器組合

太平遺址出土陶器組合

太平遺址環壕-居址-墓葬三位一體的系統發掘顯示出，太平遺址是迄今為止在關中地區發現的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龍山時代環壕聚落遺址。填補了關中地區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空白。

陝西旬邑西頭遺址

為尋找文獻所記載西周“豳師”提供了重要線索

西頭遺址位於陝西省咸陽市旬邑縣張洪鎮原底社區西側約1公里西頭村，2018年—2022年由西北大學、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對該遺址進行持續考古發掘工作。先後發掘南頭、魚嘴坡、尖子、上廟、斜圳五個地點。經拉網式區域性系統調查，確認西頭遺址商周時期遺存分佈面積約200萬平方米，是迄今為止涇河流域發現規模最大的商周時期聚落之一。

發掘全景

2022年通過勘探，在遺址西側區域發現夯土城牆、壕溝及道路遺蹟，東城牆由兩道夯土牆構成，寬度約7米，其東部寬4、西部寬2.7、兩者相隔約3米。壕溝寬約8米，殘深約2米。對南城牆進行解剖，可確認城牆年代為西周時期，結合勘探已基本確認城址北、東、南三面城牆分佈範圍，初步判斷該城址面積約80萬平方米。

墓地圍溝解剖

考古確認一處面積超15萬平方米的大型圍溝墓地，圍溝內發現墓葬近千座，2020—2022年已在該墓地發掘中小型墓葬120座，馬坑3座。2022年度發掘甲字形大墓3座，其中M90為東西向大墓，墓道向西，墓室東西長約6.5米、南北寬約5.2米，墓道長約9米、寬約3.3米，墓道內發現排列有序殉人38具，分三層殉埋，佈滿整個墓道，墓室西側二層台發現5具殉人，墓室為一棺一槨，墓室底部有腰坑。M90出土大量海貝、蚌器、銅器殘件、原始瓷器殘片、骨器、石器、玉器及刻字卜骨等，該墓年代為商末周初。M98、M99亦為甲字形大墓，M98與M90墓道相接，前者墓道弧曲，墓室方向與M90相一致，墓道長7.8米、寬3.1-3.4米，墓室長5.3米、寬4.6、深8.3米，墓室為一棺一槨，墓室二層台殘留有大量車馬器，墓葬年代為西周早期。M99位於M98南側，墓道長21.5米、寬3.6-4.0米、墓室長6.6米、寬3.4米、深7.9米，墓室棺槨擾動嚴重，出土有陶器、玉器、銅器、金箔片及蚌飾，墓葬年代為西周中期。小型墓葬多為東西向，一般隨葬品較少，多見兵器及車馬器。通過出土遺物判斷，該圍溝墓地墓葬的年代主要集中在商末周初和西周早期。值得關注的是，本年度在上廟墓地圍溝外東部進行勘探發現甲字形大墓10餘座，另有中小型墓葬百餘座。

馬坑

2022年發掘的斜圳地點位於城址內東北部，發現有冶煉殘爐、銅礦石、煉渣和爐壁殘塊等冶銅遺存；並發現較大面積夯土建築基址、大量廢棄陶瓦殘片和刻文陶器，從出土遺物可判斷，該地點冶銅和建築基址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早中期。

出土漆盤

出土器物

出土金箔、玉器

西頭遺址是目前涇河流域考古發現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商周時期遺址，為區域考古研究打開了新局面；該遺址構建起區域商周時期的年代序列，為探索周文化起源與早期發展提供了新基點；遺址發現西周時期大型城址，為“豳”地歷史及王畿地區統治方式研究拓展了新路徑；西周時期大型圍溝墓地及高等級墓葬的發現，為揭示區域人羣變遷及社會演進提供了新證據，對涇河流域聚落演進與商周社會變遷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也為尋找文獻所記載西周“豳師”提供了重要線索。

塔兒坡秦墓

發現戰國晚期墓葬385座

項目位於陝西省咸陽市渭城區塔兒坡村東，是咸陽市土地儲備中心儲備地塊，該項目發掘工作從2022年3月開始，截止2022年6月結束。共發掘古墓葬406座，其中戰國晚期385座，漢代20座，唐代1座，窯址13座（漢代2座，唐代10座，明代1座），出土文物847件（組）。

戰國晚期墓葬從形制上可分為豎穴土壙墓（55座）和豎穴洞室墓（330座）兩大類。部分墓葬有龕、坑，放置隨葬品。出土隨葬品482件（組），質地有陶、銅、玉、鐵、石、骨器等，以陶器為主，共292件（陶壺、陶盒、陶鼎、陶釜、陶鬲、陶罐、繭形壺等），均為實用器。陶器組合有鼎、盒、壺或壺、釜、罐等。銅器以帶鈎為主。部分陶器上有戳印四字陶文。

發掘現場

漢代墓葬20座，出土文物364件（組）。從墓葬形制上可分為豎穴洞室墓和長斜坡墓道洞室墓兩大類。唐代墓葬1座，出土文物1件。發掘窯址13座，均為半倒焰式陶窯，根據形制判斷分別為漢代2座、唐代10座、明代1座。

出土器物

本次發掘的戰國墓羣與東鄰的95塔兒坡秦墓一牆之隔，墓葬形制、隨葬品相近，兩者應是戰國晚期同一墓地。結合以往的發掘情況，進一步確認咸陽東郊是秦咸陽城的墓葬區。從墓葬規模、出土隨葬品判斷，這批墓葬均為小型墓葬，墓主應是一般平民階層。

秦兵馬俑一號坑第三次發掘

彩繪保護與文物修復有了新的突破

秦兵馬俑陪葬坑是秦始皇帝陵園外圍的一組大型陪葬坑，其中一號坑面積最大，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230、南北寬62、深5米，總面積14260平方米，按照排列密度估計，全部發掘後可出土陶俑、陶馬約6000餘件。

發掘區域原貌

2009-2022年，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對一號坑進行第三次正式發掘，發掘位置位於一號坑T23、T24方，包括G8-G11四個過洞、Q8-Q10三個隔牆、俑坑的北邊壁等第三部分，發掘面積約430平方米。 共清理陶俑220餘件，陶馬16匹；戰車4乘、鼓2處、鼓槌1處、漆盾1處、籠箙3處；兵器柲多處、弓弩箭箙多處；發現車馬器、兵器、生產工具等，共計近千餘件（組）。第三次發掘有一些重要發現、新認識。

兵馬俑坑

在俑坑建築結構：俑坑的木質結構是由地栿——立柱——枋木——棚木構成框架式結構，較其他陪葬坑由墊木——地板——立柱——廂板木——棚板木所構成的廂槨式顯得技術原始，兵馬俑陪葬坑應該是陵園中修建較早的一組陪葬坑。

在俑的等級與軍陣方面：明確了特殊俑的職能；初步搞清了軍陣的排列規律。

兵馬俑坑

在車屬遺蹟方面：清理出籠箙等遺蹟。並判定其為車配置裝納雜物之器，並非馬槽。

車屬遺蹟

在武器裝備方面：認為俑坑內的長兵器主要為鈹與戟；短兵器分辨出兩種青銅劍有等級上的區別；遠射兵器，解決了檠木的使用問題；防護設備清理出俑坑中第一面盾牌；指揮設備清理出鼓與鼓槌。

兵馬俑坑出土長兵器復原圖

秦陵一號銅車馬上銅弩

陶俑製法上的新突破，認為俑的雙臂單獨製作，待陶俑軀幹完全作好並且二次覆細泥，細部雕飾包括鎧甲已完成後才粘接雙臂，搞清楚了陶俑的製作程序。

“物勒工名”方面認為有其具體實施的範圍和程度，不同的產品有着不同的質量要求。

彩繪保護與文物修復也有了新的突破，到目前為止已修復陶俑約140餘件。

鼓。呈扁圓形，麪皮質，繪彩，鼓壁圓弧形，薄胎，髹漆近無，繪彩。夾紵胎，有漆灰，壁面有竹質鼓釘，銅環釘3枚，等距離分佈孔內穿線絲捆綁。

西鹹新區十六國北朝墓地

已發掘217座十六國北朝至唐代墓葬

北城村墓葬羣位於空港新城城北杜街道北城村，距離咸陽國際機場4.5公里。2021年至今，考古工作者對位於空港新城城北杜街道的北城村墓葬羣進行了考古發掘，共清理十六國北朝至唐代墓葬217座，圍溝1處。考古表明，該墓羣具有完整圍溝、圍溝內墓葬分佈有序、排列整齊，有着明顯的規劃佈局，應是一座大型獨立墓園。

發掘區位置

圍溝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233.5米，南北發掘長度256.5米（地塊內已發掘部分）。圍溝內已發掘217座十六國北朝至唐代墓葬，這批墓葬分佈有序排列整齊，有着明顯的規劃佈局，墓道口位置基本一致，墓葬間距基本一致，應為一處有規劃的獨立的大型墓園。圍溝內的墓葬全部為東向，呈南北縱向排列，同一列墓葬大小規模基本一致，根據規模大小可以分為東西兩部分。

發掘現場衞星圖

東區墓葬均為規模較大的墓葬，由東向西呈5列分佈，這些墓道長度均大於15米，其中31座墓道長超過20米。隨葬品主要為銅錢、銅飾，少量陶器、鐵器、泥餅等。

西區墓葬的規模較小，東西向呈4列分佈，墓葬的墓道長度小於15米，墓室深度一般不超過5米，出土器物以銅錢為主，少量銅飾件、陶器、鐵器。

墓室

結合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斷圍溝內墓葬西區的年代應在北周至唐初這一時間段，東區墓葬應在十六國、北魏至西魏時期，整體而言由東向西，由南向北，墓葬規模變小，時代越來越晚。同時根據體質人類學鑑定，人骨死亡多在壯年，男女比例基本為1：1左右，表明其人羣之間必然有共同的血緣或者地緣關係。

出土器物

出土陶俑及鎧馬

北城村墓羣是一處具有完整圍溝、圍溝內墓葬分佈有序、排列整齊，延續時間較長，但發現的陪葬品較少，都使其具有了強烈的獨特性。其性質可能為北朝時期前所未見的大型族葬地或具有某類特殊身份人羣的集中喪葬地。是北朝時期墓葬考古發現中所罕見，對研究北朝時期的墓葬形制演變、墓地規劃設置和相關祭祀制度及該時期人羣構成、民族交匯融合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五橋並列遺址

中國都城禮制文化起源、傳承和發展的實物見證

配合小雁塔歷史文化片區綜合改造項目，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在小雁塔西北角工地開展考古發掘工作，取得重要收穫。至今已發現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外郭城第七橫街、橫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及渠上5座橋樑基址、朱雀大街東側水溝及其上與第七橫街相通的2座橋樑基址、安仁坊西北牆角、角門及其外側水渠上的磚砌涵洞遺址，還發現明清時期薦福寺西北角院牆、圍溝及院外2處骨灰瘞埋遺蹟。出土各類文物350餘件，包括陶器、釉陶器、唐三彩、瓷器、銅器、銅錢、鐵器及建築構件等。

工地考古遺蹟正攝影像總圖

隋唐朱雀大街是連接皇城朱雀門與外郭城明德門的南北向大街，是隋大興唐長安城的中軸線。發現朱雀大街東側水溝，確認了朱雀大街的東部邊界，推算朱雀大街的實際寬度大致為130米左右（不含路溝）。

安仁坊西北角坊

蓮花紋瓦當

在橫穿朱雀大街的東西水渠上發現5座東西並列的磚砌橋基，皆為南北走向，等距離排列。橋基下的渠岸兩側疊澀砌磚，磚基與渠岸之間開挖有生土槽，其下鋪設石礎，上原安置木柱，建有木橋。居中橋基最寬，橋基北側發現5個礎石遺蹟，其中尚存3個。兩側4處橋基略窄，完整者南北兩側各存4對礎石。據考古實測，中橋恰位於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的中軸線上，與明德門五門道的中門道南北相對。

橋基2南壁正視圖

朱雀大街五橋並列遺址位於皇城朱雀門外1200多米外，與朱雀門和明德門遙相呼應，體現了都城禮制的最高等級，對於隋唐長安城形制佈局及禮儀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這是目前經考古發掘出土的我國古代最早的五橋並列遺址，是明清都城中軸線上設置五橋的濫觴，也是中國都城禮制文化起源、傳承和發展的實物見證。

唐嚴公貺（kuàng）墓

是現存唯一經考古發掘、有明確出土地點的柳公權晚年撰書的墓誌

為配合西安市長安區郭杜街道鳳林北路東延伸段項目建設，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共清理發掘3座唐墓。本次發掘最重要的發現是在其中一座墓葬中出土的一方墓誌，由唐代著名文學家、書法家柳公權撰文並書寫。

墓誌出土現狀

該墓平面呈“刀把”形，南北向，墓室被盜，葬具及人骨不存，出土塔式罐蓋、陶半身俑、陶狗、墓誌。墓誌長76.7、寬77.1、厚14.5釐米，四周線刻十二生肖，獸首人身，每面三個，墓誌正面陰刻正書42行，滿行45字，共1769字。

根據墓誌內容，墓主為唐通議大夫守左散騎常侍嚴公貺，馮翊人。墓誌中對嚴公貺生平及其家族世系有詳細記述。嚴公貺高祖嚴豐、曾祖嚴知本、祖父嚴審綱，父親為唐中期名臣嚴震，兄長為嚴公弼。嚴公貺的妻子為河東柳氏，是柳公權“從父女弟”即堂妹，先於嚴公貺四十七年而逝，有七子一女。嚴公貺於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十二月廿五日病逝，享年七十五歲，大中四年（850年）五月十九日葬。嚴公貺逝世後，長子嚴脩穆請其舅柳公權為嚴公貺撰、書墓誌銘，此時柳公權已71歲。

柳公權是唐代著名的文學家、書法家，其書法吸取了顏真卿、歐陽詢之長，自創“柳體”，以骨力勁健見長。與顏真卿齊名，稱“顏柳”，後世有“顏筋柳骨”的美譽，又與歐陽詢、顏真卿、趙孟頫並稱“楷書四大家”。

柳公權書法名揚天下，以致“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為不孝”。本次發現的嚴公貺墓誌是現存唯一經考古發掘、有明確出土地點的柳公權晚年撰書的墓誌，不僅補充了缺載的嚴公貺生卒年份、仕宦經歷等信息，完善了馮翊嚴氏家族譜系及其與河東柳氏的姻親關係，也為研究柳公權書法藝術提供重要實物資料。

清平堡遺址

實證中華民族的融合與發展

清平堡遺址位於陝西靖邊縣楊橋畔鎮東門溝村，為明代延綏鎮長城三十六營堡之一，同時也是明蒙之間互市的場所之一。2022年清平堡遺址考古工作主要清理了城址南門和城外西側護城墩區域，對城內開展了全面勘探工作。同時，對顯應宮內部出土的彩繪泥塑、中心樓牆體開展了搶救性保護、加固工作。

清平堡位置分佈圖

南門位於清平堡南城牆中部，整體破壞嚴重，殘存門道寬約3.3米。在南門外有甕城，牆體保存相對完整，甕城現存牆體最高處殘高6米，頂部殘寬1.2～2.1米，牆體底寬4.6米。甕城內出土有大量磚瓦殘塊、少量青花瓷片、黑釉瓷片、殘損鐵器及動物骨骼等遺物。

南門甕城

彩繪泥塑

通過2022年考古發掘工作，對清平堡遺址的整體佈局和結構、保存情況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清平堡在修建之初的自我定位是軍事和商貿二重的，在使用過程中，營堡內及周邊發生的更多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明朝政府為了防禦河套蒙古的軍事攻擊，選擇此地修建清平堡，其封閉的城牆、城門、甕城的建築格局均體現了這一軍事防禦的目的；在堡內十字街交叉處設置中心樓的建築佈局，最早可追溯到漢代市場，體現了清平堡作為商貿場所而修建的另一個目的；城內院落等小型建築結構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碾房等設施均為極為典型的中原農耕文化建築風格，火炕設施為北方民族文化的建築設施。顯應宮清理出土的典型蒙古服飾泥塑與典型漢族服飾泥塑則體現了北方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融合；營堡外側與護城墩並立的寺廟，也進一步説明以清平堡為代表的長城遺址在使用過程中具有促進文化交流與民族融合的功能。

2022年度，陝西省考古成績碩果累累。

石峁、太平、西頭、周原、秦雍城、秦始皇陵、秦咸陽城、櫟陽城、下站、漢長安城、漢霸陵、隋唐長安城、清平堡以及石窟寺等20餘項主動考古項目持續開展，發掘面積近萬平方米，發掘各類遺蹟百餘處，石峁高等級貴族墓地、太平龍山時代環壕聚落、西頭西周時期大型城址、秦始皇陵兵馬俑一號坑第三次重要發掘、清平堡長城考古新認識等重要成果不斷湧現。

全年完成配合建設工程考古項目約1100餘項，發掘古墓葬座、灰坑、房址等遺蹟1萬餘處，遺址近6萬平方米，出土各類文物約5萬件（組），蔣劉仰韶大型環壕遺址、柳公權撰書墓誌、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五橋並列遺址等重要發現使古代歷史風貌重回大眾視野，也為政府規劃決策提供了依據，取得了良好效果。

全國首座考古專題類博物館——陝西考古博物館建成開放，全面展示了中國考古學科百年發展取得的累累碩果，是全景式展現考古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熠熠生輝的生動實踐，全年接待遊客共計15萬人次，受到社會高度讚譽。

（本文按發佈順序排列，內容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