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海龍：“污名化中國”這麼好用，岸田當然不會錯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於海龍】

這幾天，針對中國遊客入境，日本出台限制性措施，也引發了中國網友的不滿。

目前日本的限制性措施包括：

要求從中國（包括澳門、除去香港）直飛日本的中方人員在2023年1月12日以後入境日本時，無論是否打過新冠肺炎疫苗，均需持有72小時以內的抗原或核酸陰性證明後方可入境，對入境後檢查結果為陽性的人員則將進行集中管理。

這不僅與國際社會上大多數國家積極對華開放的政策形成鮮明對比，也與日本對其他國家人員的入境政策顯著不同。而且有部分中國旅客反映，入境時他們還會被髮紅繩以作區別。

有部分中國旅客入境日本時被髮紅繩掛牌特別區分（視頻截圖）

除此之外，日本岸田政府還對中國的疫情管控政策橫加指責。

在新冠肺炎疫情漸進尾聲之際，國際社會逐漸進入後疫情時代之時，岸田政府不僅沒有真正全面實行放開國境的措施與手續，反而逆其道而行之，以雙重標準來對中國人民入境日本做出諸多限制性政策，恐怕不僅僅是為了防疫這麼簡單。

畢竟這麼做，一來可以為自身管控疫情的不作為尋找藉口，二來也是為“甩鍋”給中國做準備。

2022年以來，日本國內已經經歷了3波疫情高峯期，當前日本正處在疫情感染的高發時期，感染人數與死亡人數均較高，特別是死亡人數創了新高。然而岸田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管控上的作為卻極為有限，招致國內民眾的嚴重不滿。

在此時機，岸田政府借中國放寬人員出入境之機，出台限制中國人民入境日本的政策，既能向國內民眾展現出其政府積極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表象，也為管控政策不利而可能導致感染人數進一步增加時提供説辭。

這個效果很快就顯現出來了——在岸田政府1月4日就中國人員入境日本出台相關政策後，1月7-9日的民調顯示，66%的受訪者對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上的政策持正面評價。

近日，日本新冠感染人數有所回升，也讓岸田政府急於轉移民眾關注點

既然有好處，岸田政府給中國潑起髒水來自然不遺餘力了。

岸田文雄所在的自民黨宏池會原本具有較高的務實性，對華政策相對温和，但岸田政府成立後，受國內保守勢力影響日益加深，在對華政策上不僅未能推動中日關係回到正確的軌道，反而延續安倍政府和菅義偉政府時期的對華保守政策，在日本國內與國際社會上堅持對中國進行污名化，極力抹黑中國的國際形象。

而岸田政府這種錯誤的、保守的外交政策，也延續到新冠肺炎疫情的管控政策上。在中國全國團結一致、與時俱進地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無論是中國採取何種防控政策，日本國內均有消極的聲音，岸田政府內已多次妄議中國的科學化管控政策，貶低中國科學管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成效。

此次對中國人員入境日本所做出的“特別”限制，其實不過是以往政策的一種延續，是岸田政府戴着西方價值觀有色眼鏡，以西方價值觀為依據對中國進行污名化的一種延續而已。

因此，岸田政府無疑是想以此在日本國內與國際社會上抹黑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管控政策，意在對中國形象進行污名化，並向日本國民與國際社會展現其政府在管控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政策上的積極性、有效性，即是通過貶低他國以提高自身的伎倆。

自2022年7月以來，岸田政府在安倍國葬問題、日元匯率問題、穩定物價問題、舊統一教問題上的政策接連失誤，內閣大臣醜聞不斷並有多位內閣大臣被迫辭職，岸田政府的支持率持續下滑，在30%的紅線上左右徘徊。

加之日本國內在岸田政府修訂《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文件問題上分歧嚴重，日本左翼勢力對所謂的“反擊能力（敵基地攻擊能力）”建設、提高防衞費用等方面極力反對，即便是保守勢力對岸田政府欲通過增税以用於防衞費的想法也存在嚴重分歧，日本甚至可能因此提前舉行眾議院大選。

因此，鑑於中國的話題在日本始終具有較高的市場，受到日本政界、媒體以及社會的關注度較高，岸田政府此時在疫情管控問題上炒作中國問題，既是為了轉移日本國內媒體與民眾注意力，也是希冀通過對華政策強硬，以中國問題凝聚日本國內保守主義勢力，以此來提高國內民眾的支持率，維護其政權的穩定性。

而聯繫到今年來處於低位的兩國關係，岸田政府此次的一意孤行，對日本經濟復甦與中日關係健康發展將會帶來諸多負面影響。

在如何對待中國問題上，岸田有些坐不住了（資料圖）

中日兩國分別作為世界第二大、第三大經濟體，互為重要貿易伙伴，兩國經貿互補性仍然較強，中日經貿往來對提振日本經濟起着重要的推動作用。

特別是岸田政府成立後，提出“新資本主義”的理念與構想，其重要內容即為提高投資與國民工資，為該政府在成立初期獲得較高支持率提供了重要民意基礎。但受俄烏衝突、物價上升、日元匯率暴跌等因素影響，其成效極為有限，部分國民生活水平甚至嚴重縮水。

如今國際社會逐漸進入後疫情時代，各國往來日益便利化，這本是岸田政府加強中日經貿合作、提振日本經濟以提高日本國民工資與生活水平的重要機會，日本經濟界、社會對此也十分期待。然而岸田政府卻對中國人員入境日本做出限制，必將嚴重影響中日經貿往來與中國對日投資，進而影響其“新資本主義”的施行與日本國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日本政府對新冠肺炎疫情進行積極管控本無可厚非，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中國曾積極援助日本抗擊疫情，一段時期曾形成了“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氛圍。如今岸田政府的重要問題，其實質在於其將新冠肺炎疫情管控政治化，在對華政策與對其他國家政策實行雙重標準，特別是將從中國大陸和中國澳門直飛到日本的中方人員，與從中國香港直飛到日本的中方人員進行區別對待，具有更加強烈的政治意涵。

為此，中國從外交對等原則出發，被迫做出暫停審發日本公民赴華普通簽證的決定。岸田政府的這些不合理政策，增加了中日兩國人民往來的顧慮，直接導致中日兩國人民往來的減少。可見，岸田政府不合時宜的政策，嚴重影響了兩國的政治互信與人員交流往來，影響了中日關係的健康發展。

不僅如此，岸田政府這麼做，也將影響區域一體化有效合作。

亞太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已成為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具活力的地區之一，區域一體化合作蓬勃發展，以東盟-中國（“10+1”）、東盟-中日韓（“10+3”）、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亞太經合組織（APEC）為代表的國際合作，推動了區域一體化合作迅猛發展，推動了各國之間政治、經濟、人員等各領域合作。

在後疫情時代，中日兩國作為區域一體化合作的重要國家，本應起到模範表率作用，向國際社會展現出開放、包容的大國胸懷與擔當。但岸田政府卻選擇了與亞太地區大多數國家不同的政策，在疫情管控上的人為設限，實行雙重標準，這無疑將影響亞太地區的區域一體化合作，使區域內各國合作出現鴻溝。岸田政府這種落後的思維慣性若長此以往，必將對區域一體化合作造成沉重打擊。

其實，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中日兩國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領域均受到嚴重影響，中國積極的對相關國家提供援助，也尊重並理解相關國家政府與民眾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上的必要政策、成果以及貢獻。但這絕不應該成為岸田政府將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的藉口，更不應是岸田政府對華大搞雙重標準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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