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維德·範雷布魯克：民粹主義會危及少數人，專家治國會損害多數人？-達維德·範·雷布魯克
【文/達維德·範雷布魯克】
本文旨在診斷當前流行的“民主疲勞綜合徵”，我們可以做出三種診斷：政客的過錯、民主制的過錯、代議民主制的過錯。接下來我將逐一探討它們。
政客的過錯：民粹主義
政客都是野心家、匪徒、寄生蟲；政客都是牟取暴利者；政客脱離了普通民眾；沒有他們，我們會生活得更好。這些指控我們很是熟悉；民粹主義者每天都在使用它們。根據他們的診斷，民主制的危機首先是政客的個人危機。現在的統治者們都是民主精英，這一階層完全不瞭解平頭百姓之需求與疾苦。因此，民主陷入危機純屬意料之中。
在歐洲，説這些話的有經驗豐富的領導人，如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海爾特·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也有新近上台的領導人，如奈傑爾·法拉奇（Nigel Farage）、畢普·格里羅（Beppe Grillo）；一些政黨也這麼説，如更好的匈牙利運動（Jobbik）、正統芬蘭人黨（The True Finns）、金色黎明黨（Golden Dawn）。在他們看來，治癒“民主疲勞綜合徵”並不困難：更好地代表民眾，或選出更多民眾出身的人民代表，他們的民粹主義政黨最好還可以獲得更多選票。民粹主義政黨的領導人常以“人民的直接代言人”、“底層民眾的傳聲筒”、“常識的化身”自居。他們聲稱自己不同於其他黨派的領導人，與大街上的男男女女關係密切。公民們怎麼想，他們就會怎麼做，對領導者的責任，他們從不推卸。所以他們説：民粹主義政黨的政客與人民血肉相連。
我們深知，以上説法都是很成問題的，因為並不存在一個整體的“人民”（每個社會都有其多樣性），也不存在什麼“民族直覺”，而常識是人們所能想到的意識形態意味最強的東西。常識矢口否認自己的意識形態意味，就好比一個動物園打心底裏認為自己還是一片原始土地。認為存在一種領導者，他（她）可以某種有機方式與民眾打成一片，擁有和民眾一樣的價值觀，並能意識到他們時時變化的需求，這與其説是一種政治觀點，不如説是在走向神秘主義——並不存在什麼深層次的問題，不過是些營銷技巧罷了。
對歐洲國家的民粹政黨領導人來説，懷疑歐盟是共同的主張
民粹主義者就是政治企業家，他們努力獲得儘可能多的市場份額，在必要時還會空口許諾以迎合民眾。他們如果獲得權力，會如何對待那些與之意見相左的人，我們還不太清楚，因為民主將權力賦予多數人且尊重少數人——否則，民主就成了臭名昭著的“多數人暴政”。
因此，對於身體抱恙的民主，民粹主義並非一劑良藥。但原因並不在於藥方不好，抑或診斷沒有找到病根。我們的人民代表確實面臨合法性問題，在這一點上，民粹主義者沒有信口雌黃。受過高等教育者在議員中佔絕大多數，所以別人完全可以説我們的民主是“文憑民主”（une démocratie diplomée）。與此同時，議員的招募也存在問題。社會學家J.A.A.凡·多倫（J.A.A.van Doorn）指出，在以前，議員們當選是“因為他們代表了社會的某些方面”，而如今，我們發現越來越多的議員是“職業政客”，甚至民粹主義政客也不例外：“他們大多是經驗不夠豐富但雄心勃勃的年輕人。他們將代表社會的某些方面，因為人民選出了他們。”現在人們傾向於將議員看作一項有趣的事業，一份有時子承父業的全職工作，而不是一項時長只有短短几年的針對社會大眾的服務。這種看法也是有問題的。佛蘭德斯已經出現了幾個“民主王朝”（dynastie démocratique）：德克羅（De Croo）、德古奇（De Gucht）、德克拉克（De Clercq）、萬·登·博什（Van den Bossche) 和託貝克（Tobback）這幾個家族的第二代已經掌權。一個著名的姓氏可以加快進入議會的步伐，一位已卸任的高官曾私下這樣跟我説：“其中一些人如果換一個姓名，就甚至連地方議會的席位都夠不着。”
我認為，將民粹主義當作一種反政治形式而不予理會，這從學術上講是有失偏頗的。民粹主義是進一步加強代表的合法性，進而消除民主危機的最好嘗試。民粹主義者們提出實施一次簡單而重大的手術，以治癒“民主疲勞綜合徵”：換血，儘可能徹底地換血，其他問題就將迎刃而解。反對者認為這並不能使決策高效化，並質疑説即使換一些人，政府也不會有所改善。他們認為，問題不在於執行民主制的官員，而在於民主制本身。
民主制的過錯：技術專家治國
民主決策往往既耗時又複雜，這讓人們對民主制本身的某些方面提出了質疑。例如，面對歐元危機帶來的巨大而緊迫的挑戰，人們開始尋求效率更高的制度。於是，技術專家治國被看作一條康莊大道。在這一制度中，人們將維護公共利益的職責交給專家，因為專家的技術知識可讓國家走出現在的困境。技術專家取代政客成為國家的“經理”：他們無須因選舉而患得患失，可以高瞻遠矚地計劃籌謀，並採取一些不得民心的措施。於他們而言，推行何種政策是一個“市政工程”，屬於“管理問題”。
人們通常認為，主張技術專家治國論者都是希望看到國家取得進步的精英階級。民粹主義是人民的，技術專家治國是精英的，真是如此嗎？此言差矣！美國的一項研究表明，公民已經準備好把權力賦予那些並非選舉產生的專家或企業家（他們這麼做並不是出於慷慨大方）。極具影響的《隱形民主》（Stealth Democracy）一書這樣寫道：“人民更願意把權力賦予一個不想要權力的人，而不是一個渴望權力的人。”大多數公民希望民主像隱形戰鬥機一樣隱形而高效。“在他們看來，功成名就的企業家、獨立自主的專家儘管缺乏同情心，卻很有才幹，可以勝任管理國家的工作，又對權力無動於衷。於大部分人而言，這樣足矣，比起現在議會中的代表，他們至少已經有過之而無不及了。”
技術專家治國論的話語部分借鑑了1990年代的“後政治”（postpolitique）思想。那時人們倡導“第三條道路”、“新中間路線”和共同執政，認為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已是明日黃花。鬥爭了幾十年後，左派和右派又手牽手大步向前了。人們説，解決辦法還是有的，只要將其付諸實踐就行；重點是要實行“良好的治理”。意識形態之爭讓位於“蒂娜”（tina）原則，也就是“別無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自此，技術專家治國論的基石就算奠定了。
前英、德兩國領導人布萊爾與施羅德，是90年代歐洲左翼政黨“第三條道路”主張的代表人物
希臘、意大利等國的技術專家治國風向最為引人注目。這些國家近年來不經由選舉就確定了領導人。例如，2011年10月11日至2012年5月17日，盧卡斯·帕帕季莫斯（Loukas Papadimos）補任希臘總理；2011年10月16日至2012年12月21日，馬里奧·蒙蒂（Mario Montif）擔任意大利總理。在危急時刻，公民看中的是他們在經濟、金融領域的專業能力（前一位是銀行家，後一位是大學裏的經濟學教授）。
其他機構也施行了技術專家治國這一策略，不過沒這麼醒目。近些年來，國會的相當一部分權力已轉移到了歐洲中央銀行、歐洲委員會、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跨國機構。它們也並非經由民主選舉而來，因而體現了決策過程中更為廣泛的專家治國現象，即銀行家、經濟學家、貨幣分析員已涉足權力槓桿。
技術專家治國論的推行範圍並不止於國際組織。每個現代民族國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行技術專家治國論，它們撤銷了民主空間中的一些權力，然後將其賦予其他機構，例如中央銀行和憲法法院的權力都大大擴張了。看起來當局認為明智的做法是，使政府中的一些重要工作（如貨幣監管、合憲性審查）脱離黨派政治的魔爪，從而使贏得選舉的可能性無法計算。
技術專家治國不好嗎？毋庸置疑，這一制度會帶來漂亮的結果：中國的經濟奇蹟就是最好的佐證。像馬里奧·蒙蒂那樣的國家領導人無疑是公共事務的優秀管理者，而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們永遠無法望其項背。提高效率並不一定會導致合法性的喪失。但一旦政府縮減開支，民眾對技術人才的信任就會消失殆盡，如同積雪見了太陽一般。在2013年2月的總統大選中，馬里奧·蒙蒂的支持率僅為10%。
避諱技術專家治國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國家在起步之初總會經歷技術專家治國的階段。1958年戴高樂的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是這樣，2008年的科索沃亦是如此，因為一個國家在誕生之初，往往面臨民主合法性不足的問題。在革命之後的過渡期，未經選舉的精英人物往往會短暫地掌權。不過國家要儘快組織選舉或全民公投，讓信任之儀表轉動起來，確立起政權的合法性。技術專家治國可以在短時間內鞏固政權，但絕非長久之計。民主制不僅是民享的制度，也是民治的制度。
技術專家的做法與民粹主義者截然不同。他們把效率而非合法性擺在首位，試圖探索出一條治癒“民主疲勞綜合徵”的道路。他們期望這一策略卓有成效，被治理者對其讚許有加，還期望效率的提高可以立竿見影地解決合法性的問題。當然，這在短時間內可能有用，但政治不僅僅是管理好國家。早晚有一天，技術專家也會面臨道德上的抉擇，而這時就要與人民商議了。接踵而來的問題是：商議如何才能展開？訴諸議會，這是標準答案。但人們紛紛質疑議會的神聖性，這就把我們引向了第三個診斷。
代議民主制的過錯：直接民主
2011年8月2日，十來個人在紐約的博靈格林公園（Bowling Green Park）圍坐成一圈，這代表美國近年來最令人震驚的事件之一發展到高潮階段。在過去的幾個星期和幾個月裏，民主黨與共和黨在提高國債上限的問題上沒有達成一致意見。民主黨主張向國際貨幣市場多借款，確保國家正常運轉；而共和黨要求奧巴馬總統減少聯邦政府花在那些最需要照顧的人身上的開支，大大降低預算，這樣他們才會支持民主黨的做法。共和黨受到茶葉黨的行動的激勵，堅決不肯鬆口：“先降低預算，然後我們就會點頭。”然而民主黨認為，相比對赤貧者極其嚴厲地削減支出，降低對富人徵收的税款更為公平。所以儘管共和黨如此要挾，民主黨仍然不肯讓步。民主黨還質問道，如果美國的債務加重，這是否應歸咎於在伊拉克的瘋狂冒險行動（共和黨曾鼓動國家對伊拉克發動戰爭）？
雙方僵持不下。與此同時，美國政府無力償還債務、支付工資的日子逼近了：人們計算出這一天是2011年8月2日。這一局面讓人想起自行車比賽中的“定車”：競賽中的前兩名選手在即將衝到終點時定住不動並保持平衡。假如雙方都不再前行，那麼後面的隊伍很快就會追趕上來。一場嚴重的經濟倒退將向美國襲來，一輪全球危機也在醖釀之中，因為作為世界第一經濟體的美國一旦出現財政虧空，隨之而來的崩潰將波及全球。態勢緊張至極，所以中國政府向美國政府提出請求，希望後者不要走得太遠：美國理當顧及自己的利益，但不能因此無視自己作為第一大國應該擔負的責任。最後，民主黨不得不做出讓步，共和黨勝出。人們感覺好像在進行2012年總統大選一樣。
2011年曇花一現的“佔領華爾街”運動
坐在博靈格林公園的那12個人受夠了這一政治局面。這種兩黨之間瘋狂而激烈的競爭幾近影響了全球的經濟，讓各國陷入危機之中。在國會中，公民代表會為公共利益服務嗎？抑或參議院和眾議院都成了兩黨人士的兒童遊樂場，專供他們玩些不計後果的投機遊戲？公園中的參與者之一是住在紐約的希臘藝術家，她不滿足於簡單的抗議，提出要實施一種她在雅典見過的方法：那是一種露天的“大型集會”（assemblée générale），偶然路過之人可加入其中，在集會中發表意見。在這樣一場大型集會中，一種觀點受不受支持是十分清楚的，且全體成員會爭取達成共識。這種民主方式既直接又平等，被證明是完全可以複製的，能夠取代代議民主制。在隨後的幾個星期和幾個月裏，聚集在博靈格林公園的人越來越多。“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運動由此爆發。
華爾街的情形和“我們是99%”的橫幅會讓人以為，經濟形勢是民眾抗議的唯一對象。事實上，之所以會發生抗議，最根本的原因是人民對代議民主制普遍不滿。一位參與者是這樣説的：他們在國會上宣稱，共同目標是為美國人民服務，但事實上，政黨只關心權力鬥爭。我們選出來的代表……僅僅代表了某些人的觀點，某些人包括兩類人，分別是代表們所青睞的政黨的成員以及富裕的精英人物，後者能成為代表是因為他們可以為政黨的大選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作為交換，他們就能享有優先權。“99%的人”控訴的核心是：我們的代表沒有代表我們。2011年春天，佔領者們在公園露宿了幾個星期，他們從開羅解放廣場和馬德里太陽門廣場的示威遊行者那裏獲得了啓發。“大型集會”每天舉行兩次。
這是在議會大廳之外的另一種形式的議會，是一種沒有政黨的政治集會。公民可以在此自由地提出自己的主張並展開討論，而無須通過選舉代表來發出自己的聲音。“大型集會”是這場運動的關鍵，很快就發展出了一套特有的模式。最驚人的是“人肉麥克風”：由於擴音器械被禁止使用，所以一切都靠人聲來傳播，不借助任何科技手段，甚至在聚集了百來號人時也是如此。如果有人發言，他附近的人就重複他的話，聽到的人再重述，直到他的話傳到離他最遠的人耳裏。人們使用一系列的手勢來表達自己的同意或反對，或表示他們希望發言者進一步闡明觀點。這些集會沒有主席，也沒有派系領袖或指定發言人，至多有三五個辯論主持人，而他們的工作只是讓整個過程有序進行。參與者信奉的是一種橫向的交流。
9月23日，該運動的第一份正式文件《團結原則》（Principles of Solidarity）應運而生。第一項原則直指的不是賭場資本主義、全球化、獎金文化或是銀行危機，而是民主。佔領者感到他們的政治權利被剝奪了，所以清單的第一條赫然寫着：“參加直接而透明的參與式民主”。
在其他西方國家，人們效仿他們，也紛紛走上街頭，以爭取更好的民主。在西班牙，“憤怒者”運動（Indignados）已經發展得聲勢浩大，其標語是“現在就要真正的民主”。在雅典的憲法廣場，成千上萬名希臘人在議院大門前拉開橫幅，高喊要推行真正的民主。抗議者們還在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以及法蘭克福歐洲中央銀行門口搭起帳篷。在德國，“憤怒的公民”（Wutbürger）堅決抗議修建斯圖加特新火車站、法蘭克福在夜間起降航班、在慕尼黑機場增建第三條跑道以及使用鐵路運輸核廢料。Wutbürger一詞被評選為2010年的年度關鍵詞。我是比利時G1000公民峯會的早期成員之一，這一組織為促進更多公民參與政治決策而戰。此外，我們都已經見識過網絡上匿名者（Anonymous）和盜版黨（le Parti des Pirates）的興起。
2011年12月，抗議者們被《時代週刊》評選為年度人物。不久之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就歐洲突然出現的“地下政治”展開了一項大型國際性研究，其成果可謂意義重大：我們研究項目的最大發現是：各種各樣的抗議、活動、運動、動議等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對現行政體極度不滿。“生氣”“憤怒”“失望”這些詞語就體現了這種沮喪之情……相比其他歐洲國家，緊縮政策對德國的影響最小……但是，德國也張貼着有關“地下政治”的驚人海報，就像其他歐洲國家一樣。這是因為隨着運動發展到現在階段，人們不再滿足於抗議財政緊縮政策，而是開始關心政治。
顯然，許多抗議者認為，之所以出現“民主疲勞綜合徵”，是因為現行代議民主制的結構和程序都已過時。他們同意技術專家們的看法，認為民主制存在諸多缺陷，但不願採納其建議，以其他政體取而代之，而是一心只想改良它。可具體該怎麼做呢？他們當然不贊同民粹主義者的提議，且反對招募新議員就能解決問題的觀點。在他們看來，對病入膏肓的身體進行一次輸血並不能達到治癒的目的。而且，他們並不像民粹主義者那樣對領導者萬般崇拜：對於他們來説，這條路徑太過垂直，且最後會回到代議制的老路上。那麼該何去何從呢？技術專家的效率對他們毫無吸引力。他們舉行的會議既獨特又周密，由此可以看出，他們更加重視合法性，而不是快速取得成效。
如果仔細分析“佔領華爾街”運動和“憤怒者”運動，我們會大為震驚，因為它們的參與者強烈反對議會。他們在紐約高呼：“我們的代表沒有代表我們。”在馬德里，這句話換了一種表述：大部分西班牙政客並不聆聽我們的心聲。政客應該傾聽我們的聲音，讓公民直接參與政治，從而讓整個社會參與政治生活。而事實恰恰相反，他們只關注經濟強國的專制，並且靠着我們蒸蒸日上。佔領者和憤怒者對形容詞情有獨鍾：新民主、深度民主、深刻民主、橫向民主、直接民主、參與式民主、共識民主。總而言之，他們渴求的是真正的民主。在他們看來，時過境遷，議會和政黨已是明日黃花。他們提出共識，否定衝突，支持協商，反對投票，倡導尊敬地聆聽，抗議誇張地爭吵。他們拒絕擁有領導者，但沒有提出具體的請求。他們對現有運動中舉起的手臂持懷疑態度，所以當憤怒者走上布魯塞爾街頭時，他們沒有舉起政黨乃至工會的旗幟。在他們眼中，旗幟是屬於議會制的。
在兩次大戰之間的那個時期，歐洲也如此強烈地反對過議會制，那是離本輪運動最近的一次類似運動。人們普遍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20年代的危機都是19世紀資產階級民主的產物，因而墨索里尼、希特勒、列寧這三位領導人都猛烈抨擊議會制。這件事往往被今天的我們忽略，但我們想讓民主重新煥發活力的探索就肇始於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前者認為，若取締議會，人民及其領導者能更好地達成共識；後者則宣稱，若取締議會，人民就能直接管理國家。
然而，法西斯主義轉瞬間淪為極權主義，而共產主義上下求索，努力尋求共同協商的新政府形式。從這個角度來看，取列寧之精華是有用的。在著名的《國家與革命》（1918年）中，他提出摒棄代議制：“議會專門為了愚弄‘老百姓’而從事空談。”他用一句話傳達了馬克思對於選舉的看法，用它描繪紐約和馬德里的情形仍不算過時：“這就是容許被壓迫者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壓迫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里代表和鎮壓他們。”為了制定另一套制度，列寧借鑑了1871年巴黎公社運動（而且“共產主義”一詞就生髮於此）的經驗：在公社用來代替資產階級社會貪污腐敗的議會的那些機構中，發表意見和討論的自由不會流為騙局……代表機構仍然存在，然而議會制這種特殊的制度，這種立法和行政的分工，這種議員們享有的特權地位，在這裏是不存在的。
“佔領華爾街”運動與巴黎公社運動沒有可比性
“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支持者把祖科蒂公園（Zucotti Park）的佔領者和巴黎公社做比較是無傷大雅的錯誤；我們大多數人都會被同情心影響。但是，這場激烈反對議會制的運動對歷史一無所知，且沒有考慮其他可行制度，這不是戰略性失誤，而是全然的有勇無謀。他們真的想要現行制度徹底失敗嗎？如果是這樣，那我們該如何謀劃未來？我們拿什麼保障平等和自由？我們該如何避免犯下災難性的錯誤？構建一種協商模式的任務如此重大，僅僅靠討人喜歡、標新立異是遠遠不夠的。偉大的法國哲學家皮埃爾·羅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是研究民主制的大家，他提出了一條警告：“當人們嘗試進一步民主化時，他們可能會南轅北轍，走向極權主義。”
斯洛文尼亞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Zizek）與紐約的佔領者進行了對話，叫他們不要陷入自我迷戀，但完全無濟於事。美國記者托馬斯·弗蘭克（Thomas Frank）在一篇文章中言之鑿鑿地説，這場運動狂熱地推崇直接民主和公民的參與，讓方法本身成了目的：營造一種民主運動文化對於左翼運動而言至關重要，但這只是起點。然而，“佔領華爾街”運動從來沒有走得更遠：它沒有領導罷工運動，也沒有堵住招聘中心的入口，甚至沒有接管一位院長的辦公室。對於佔領者而言，橫向文化代表了本次運動的最高階段。就像抗議者們常常説的那樣，“過程就是信息”。荷蘭社會學家威廉·辛克爾（Willem Schinkel）補充道：“從某種意義上説，本次運動是在裝模作樣地反抗意識形態。參與者對反抗意識形態的渴望比這場反抗意識形態的運動本身更為突出。”
“佔領華爾街”運動只揭示了政體的病灶，並未提出任何有效療法。參與者對代議民主制的診斷甚是準確，提出的治療辦法卻差強人意。對於“大型集會”的參與者而言，這無疑將是一次動人而愉快的體驗，因為成為一個探討事務的團體中冷靜而成熟的一員是非常令人振奮的。我們對公民美德的培養永遠不夠，在議會和媒體不再能提供好榜樣時更是如此。但不幸的是，對如何把這個過程類推到能真正產生影響的階段，迄今為止沒有人探索過。法國抵抗運動中的外交官、英雄斯特凡·埃塞勒（Stéphane Hessel）著有一本名為《憤怒吧！》的小冊子，就是在這本書的啓發下，運動參與者稱自己為“憤怒者”。埃塞勒強調，只憤怒而不介入是不夠的，真正需要做的是嘗試影響政府：“不是在權力的邊緣，而是在其心臟地帶介入。”
以上我談到了三種醫治民主的方法，每種方法都是危險的：民粹主義會危及少數人，專家治國會損害多數人，而反議會制會妨害自由。
（本文摘編自《反對選舉》，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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