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軍：未來各國經濟水平可能完全取決於該國APP數量
【演講/張軍】
中國發展數字經濟的優勢與特色
數字技術的出現正在改變我們熟悉的經濟形態和市場組織結構。隨着人工智能、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區塊鏈等新一代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大規模應用，過去六百年以來由歐洲崛起、早期工業化進程和航海貿易擴張所造就的全球經濟版圖將會受到強有力的挑戰甚至被顛覆。
近年來，中國在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結構轉型上不斷增加投入，數字經濟的關鍵作用愈發凸顯。與此同時，大量出現的具有雙邊市場特徵的數字平台顛覆了我們對傳統市場定價行為的認知。透徹理解數字經濟運行的深層邏輯，立足科學研究創新來指導和改善政府監管，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友善而廣闊的空間，現已成為國家支持數字平台在引領發展、創造就業和國際競爭中大顯身手的當務之急。
數字經濟的根本性變遷：從傳統“單邊市場”到以平台為支撐的“雙邊市場”
現在，人們幾乎每天都生活在數字社會中，但對於什麼是數字經濟，全球的經濟學家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
在我看來，經濟的數字化是數字經濟產生的一個必要條件，但並不充分。當前，我們有大量數字化經濟活動，但這並不意味着產生了新的經濟領域。例如，當下非常火爆的名人帶貨，和傳統的名人代言做廣告並沒有本質區別，不是真正的數字經濟。
只有當數字化的經濟活動進入到一個平台，數字經濟的新領域才有可能被創造出來。一定程度上，數字經濟可以被看作是巨量APP的加總，具有熊彼特提出的所謂“創造性摧毀”（Creative Destruction）效應，即在創造新經濟活動的同時摧毀傳統的經濟活動，並通過這一過程推動整個經濟形態的結構性變化。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法國經濟學家讓·梯若爾（Jean Tirole）提出著名的“雙邊市場理論”，打開了我們延展市場經濟邏輯的一扇窗口。過去，我們理解商品定價其實是供求雙方加總以後形成的市場力量在供求雙方之間達到一個均衡，進而形成價格，任何一方力量的改變都會影響定價。但是，就微觀個體而言，作為一個生產者或消費者，人們會因為供求雙方的力量博弈而獲益，也就是獲得所謂的消費者剩餘或者生產者剩餘。
然而，當前大量數字平台的出現卻顛覆了傳統的定價機制。數字技術與互聯網的不斷迭代使市場變得越來越“薄”，近乎透明，從而形成一個社會化市場。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不再完全取決於供求關係，而是通過消費者和生產者雙方的參與與互動來共同決定。基於數字平台，生產和消費雙邊的流量本身就可以決定盈利能力。
英國《金融時報》曾對基於平台的數字經濟活動發表過一個精彩評論：“如果你沒有付費，那麼你就是產品”（if you’re not paying for it, you are the product）。數字平台的產生看上去為廣大消費者創造了大量免費服務，但由於雙邊市場下定價機制的改變，消費者仍然要為“免費的午餐”付出成本。
與此同時，大量數字平台的出現還使數字經濟真正成為可共享的經濟。平台每多服務一個客户幾乎不增加任何成本，即邊際成本趨於0。這可謂是顛覆人們認知的發現，因為在傳統經濟學理論框架下，當邊際成本為0時，市場競爭會讓這個產品變為免費的。
換言之，在雙邊市場上我們不能把價格看成是給定的，而是由市場的雙邊被吸引到平台的策略所決定的，所以很多情況下提供免費服務就是一種定價策略。
同時，由於雙邊市場存在的信息不對稱或網絡外部性，平台的價格結構和定價行為變得十分多樣和複雜，需要專業的經濟學家團隊去做純理論研究才能找到合理解釋。
而這也意味着，政府對數字經濟的監管雖然是必要的，但要立刻獲得可以遵從的原則，並沒有那麼容易。那些建立在單邊市場上用於確認壟斷或競爭的原則，包括更高的價格、更大的市場份額和更少的商家等，都面臨着被重新審視的需要。
因此，只有通過大量科學研究來加深對數字經濟運行深層邏輯的理解，才能有效指導和改善政府對數字經濟的監管。
昆明：第六屆南博會 數字經濟館以智慧藍為主色調亮相。圖源：視覺中國
發展數字經濟，成就中國式現代化，關鍵在於提升平台化水平
數字經濟這樣一個全新的，由技術而非資本驅動的新經濟形態，會令過去在傳統經濟領域不具備相對優勢的國家一躍成為新的領頭羊，進而改變未來數百年的經濟版圖。
相較於人口較少的國家，人口眾多的國家將可能獲得更多的發展與擴張機會。這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來説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契機。
中國具備數字經濟發展的廣闊空間，且我們在數字經濟上的發展優勢，恰好也與中國式現代化的特徵相匹配。
首先，數字技術的開發和迭代需要海量數據。儘管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但人均數據量卻比美國高得多，在大數據生產上具有天然優勢。其次，中國14億人口所帶來的超大需求規模穩居世界首位。由於人口多、國家大、版圖大、市場規模大，我們又能夠變換和衍生出無限的應用場景。
與此同時，中國在過去數百年間從未停止人力資本的積累。不斷擴張的人口和持續進步的教育科研水平，使得我們成為人力資本積累極為豐富的國家，再輔之以改革開放以來積累的物質資本、金融資本，使得中國在數字經濟領域具備巨大潛力和超大的機會與空間。
然而，我們也要看到，僅依賴資本投入還遠遠不夠，增強平台化能力在國家高質量發展進程中至關重要。一個國家經濟所能實現的平台化水平，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其數字經濟發展高度。未來，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甚至有可能完全取決於這個國家產生的APP數量。
我們有理由對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前景保持積極樂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提升常態化監管水平，支持平台企業在引領發展、創造就業和國際競爭中大顯身手。這將有利於提升中國數字經濟的平台化水平，進而抓住全球產業結構和佈局調整過程中的新機遇，開闢新領域、新賽道。
可以預見，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在發展數字經濟方面，隨着雙邊市場的不斷演進，將會形成一個更加開放的巨大數字生態系統，平台之間也將逐步構建有序的市場結構，實現共享繁榮，為中國進入發達國家行列打下堅實的基礎。
理解數字經濟推動中國發展新進程的深層邏輯，亟需理論創新
數字經濟是一個存在巨大未知領域的經濟活動，既有的經濟學理論成果已經跟不上時代變化。過去我們通常認為，貿易是一個“橫向分工”。中國生產低端的產品，美國生產高端的產品。
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小到智能手機，大到波音客機，美國的高端產品往往都有着中國的大量貢獻。當然，中低端的產品也同樣包含着發達國家的參與。不僅如此，數字技術的發展讓過去很多不可貿易的東西，在今天都變得可貿易。由此可見，關於貿易分工的傳統理解已不再完全適用於當下。
然而，現在的主流經濟學仍然在使用服務業、製造業這些早在十九世紀中葉就已提出來的概念。許多經濟學家甚至還在探討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比例應該達到多高才能促進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應當看到，時代的變化速度之快，已經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象。隨着數字經濟的飛速發展，今天再去談論第二、第三產業，製造業和服務業，實體和虛體經濟，可貿易部門和不可貿易部門等概念，都已經非常過時。產業邊界最終會被打破，服務業、製造業、農業之間的界限會變得非常模糊，數實融合將是必然的發展趨勢。
因此，我們亟需跳出古典的概念體系，重新認識急劇變化的世界和時代。與其拘泥於給新興事物強行貼上傳統的標籤，我們更應關注增加值，關注效率的提升，重視實實在在的發展成果。
在數字經濟領域，中國有着超大的應用規模和場景。這為我們社會科學工作者研究和理解數字經濟的發展路徑和雙邊市場的演進原理，建構數字經濟領域的新思想、新理論和新方案提供了豐實土壤。
在未來的三十至五十年內，數字經濟將成為主流經濟學研究最重要的領域。風物長宜放眼量，我們需要對數字經濟的發展保持開放、友善的心態，對數字經濟領域的監管也應建立在更加科學的研究之上。藉助數字經濟的“東風”，中國將穩步邁向發達國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