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東昇：盧拉總統如何幹好第二個執政週期？
【文/翟東昇】
前段時間，有位巴西左翼朋友來訪，要跟中國學者們探討盧拉總統的執政思路。我既不研究拉美，也沒有去過巴西，但當天恰逢前總統博索納羅的擁躉模仿美版右翼暴民去衝擊政府機構，因此我是抱着學習和長見識的心態去旁聽的。
巴西總統盧拉觀看受到衝擊後的總統府。圖源：視覺中國
結果對方頗有誠意，來之前已經讓助理把我的主要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翻譯過去，並説很希望聽聽我的建議。聽完他們對巴西政局和執政基本面的介紹之後，我把我的幾點想法拿出來徵詢他們的意見。
當然，我無意隔着半個地球對一個陌生國度指點江山，而僅僅是向左翼朋友們提供我自己對全球政治經濟體系運行的若干理論認識和政策思路，假如其中的這一點或那一點對他們有所啓發和觸動，那也算是間接支援了世界大變革。
我提出的多數想法顯然超出了巴西政局和基本制度目前所能允許的範圍。畢竟當代的巴西是一個沒有經歷過革命的國度，因此我們黨所能擁有的大部分政策選項，盧拉總統及其政黨實在是做不到。
通過進一步瞭解和思考巴西政治經濟人文，我認為有三點相對不那麼激進的事情是值得盧拉總統推動的。
第一是經濟政策的組合拳，既兑現自己對中下層人民的承諾，又贏得一部分中右翼民眾的支持和容忍。巴西現在最大的政治問題是社會和政治的嚴重分裂與極化，而且這種極化在階層、種族和意識形態等多個斷裂口相互疊加。
平心而論，前總統博索納羅執政期間，經濟政策搞得還算是可以：從2021年春季開始，巴西央行就領先於全球啓動大幅加息，目前已經加到了13.75%的水平，將通脹率從12%的水平壓到了當下的5.7%；在如此大幅加息之下，去年巴西的經濟增速仍然有3.6%，而股市也保持了大體平穩，2021年跌了12%，2022年竟然還漲了5%；儘管美元前兩年非常強勢，但是巴西雷亞爾兑美元的匯率相當平穩，這意味着投資者如果借入歐元並換成巴西雷亞爾，考慮到匯差和息差，在過去兩年內他們的年化收益都在20%以上。
儘管經濟表現不錯，博索納羅還是以一個多百分點的差距輸掉了選舉。為什麼他會贏了經濟卻輸掉選舉？答案是良好的經濟數據並沒有真正惠及下層民眾，擁有8300多萬公頃良田和2.1億人口的巴西，竟然有60%的民眾認為自己剛過温飽線，更有3000多萬人吃不飽飯。
巴西底層年輕人擁有兩條人生出路：一是踢足球，二是加入黑幫。所以，盧拉總統應該兑現他的競選承諾，必須在國民中搞好再分配，通過各種形式的福利，比如免費的教育醫療或者代金券，讓底層民眾有獲得感。
巴西桑托斯市：“球王”貝利葬禮舉行 民眾夾道送別。圖源：視覺中國
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兩個行業存在供需雙方嚴重信息不對稱，應該用公共事業而非市場化的方式來運行；住房、托幼、養老等領域，信息比較對稱，因此適合用局部市場化方式引入競爭以改善供給，發給民眾的相關福利則可以用我所主張的“未來起點收入”模式發放現金補貼，不以貧富劃線而以年齡劃線，重點補貼孩子和年輕人而不是中老年人；給孩子們的福利補貼僅通過學校發放，從而鼓勵黑人家長們將孩子送到學校去讀書而不是在街上混。
如果僅僅搞再分配，盧拉總統自己的選民基礎雖然暫時得到了滿足，但是社會必然更加分裂和對立，中產和精英階層會更加不滿；而且如此大規模的再分配必然帶來通脹壓力，對巴西這種經濟結構而言，通脹率再上10%是很輕鬆的事情。
屆時右翼政黨一動員，四年後的大選，盧拉總統又懸了，甚至熬不到下次大選就可能經歷前總統羅塞夫夫人2014年的命運：在匯率大跌和高通脹背景下她被柔性政變趕下了台。因此，要想成功長期執政，就必須要有所取捨和平衡，關鍵在於採納一部分中右翼的政策舉措，加大商品供給能力以壓低通脹。
我的建議是在巴西一些港口城市建設幾個製造業特區，實施為期二十年的特別法律以降低特區內的環保、勞工和税收標準，從而鼓勵本國的勞動密集和能源資源密集型製造業的發展。這樣能一舉三得：一是以工代賑，讓一億多中下層人民的子弟可以有合法而體面的出路，用勞動而不是違法冒險去獲得餬口的生計；二是讓一部分製造業企業家和中產階級在產業園中獲得更多商業機會，從而讓他們在下一次大選中站到盧拉總統的左翼陣營這邊來；三是加大了本土商品供給能力，從而有助於壓低通脹率，穩定匯率。
從天時來看，這個政策思路合乎世界經濟運行的大週期。如果是在盧拉總統的第一個執政週期，也就是2003-2010年，這個製造業產業園的構想是不可能成功的。畢竟，一億巴西黑人是無法與剛剛加入世貿組織的中國十億農民工家庭相競爭的，而且那時候巴西人均GDP數倍於中國。但是到了今天，這個方案已經具備了相當大的可行性。
如今的中國人均GDP接近1.3萬美元，而巴西大約只有中國的一半多。中國2022年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人口大約在1500萬左右，年滿十八週歲的人口大約也是1500萬，但是其中有800萬至1000萬是大學畢業生，他們需要的是寫字樓裏體面的白領工作而不是在車間裏打螺絲，這在過去十多年裏導致了持續的招工難的局面，即便車間工人和保姆的工資已經高於部分白領工作。
原先依賴中國廉價勞動力的日資、韓資、台資企業，這些年陸續遷往越南、印度等國，這是世界市場內在動能所驅動的，也是中國自身發展的必然結果。
對於中國而言，無論外資還是內資，這些勞動密集型和能源資源密集型產業既然由於勞動力結構變遷和雙碳政策而留不住那麼多了，那麼與其讓他們遷往印度，不如通過某些雙邊或者多邊政策鼓勵其遷往巴西。
長期來看，印度比巴西更可能成為我們的地緣政治對手與經濟競爭者，而巴西相對無害，主要是我們的戰略伙伴而非競爭者。
從地利來看，歐洲的政治經濟態勢也有助於巴西製造業產業園的發展。俄歐之間的能源貿易被戰爭和制裁所切斷之後，歐洲的能源密集型產業在紛紛外逃。美國的勞動力太貴，綜合成本不低。巴西既有上億勞動力，又有富足的能源、鐵礦和農產品，在部分製造業上有比較優勢。而巴西跟歐洲之間的地理和人員聯繫非常緊密，畢竟巴西的上層階級跟南歐都有所聯繫。如果巴西政府搞產業園的大規模招商引資，從東亞能吸引到一部分勞動密集型製造業，而從歐洲則能吸引到一批能源資源密集型產業。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人和。在製造業產業園裏適度限制工會權力，有助於整個左翼陣營的長期執政，有助於巴西特色福利體系的長期穩定。盧拉總統自己就是工會領袖起家，相信他和他的勞工黨有較大機會做通工會同志們的思想政治工作。
世界兒童日來臨 巴西貧民區孩童球場炫球技。圖源：視覺中國
第二個思路，是用某些政治建設來調整巴西國內的政治生態。
盧拉總統的敵對陣營，不僅僅是博索納羅及其背後的中右翼政黨，也不僅僅是富人和中產，還有軍隊和信仰新教徒的一部分窮人（約佔總人口22%）。巴西軍隊的中高層一貫公開地崇拜和嚮往美國，認同精英而非大眾。槍桿子握在這樣的人手中，大大限制了盧拉總統的施政空間，也非常不利於巴西的長治久安和獨立自主。所以應該考慮在意識形態領域適度鼓勵愛國主義思潮，要塑造一種以巴西人民為唯一效忠對象的強大輿論。
在輿論和思潮到位之後，從職業操守和政治忠誠上質疑和審查那些公開把美國的國徽國旗標誌別在衣服左胸上的巴西軍官們，並提拔一批愛國年輕軍官取而代之。在英語中，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容易被混為一談，但是在中文裏是有區分的，在巴西語（葡萄牙語）中也應做必要區分。
好在美國白人都在搞民族主義（種族主義）運動，巴西左翼政黨也可以搞一下愛國主義動員，強調巴西文化和歷史的獨特性，強調巴西作為人類多種族融合的典範價值，在這方面巴西的確比美國做得好一些，這個做法對於緩和巴西內部的階級與種族矛盾，強化國家向心力是有幫助的。
另一個政治建設，就是學習中共的黨校和黨建工作，做好基層黨建。聽世界銀行的朋友講，納米比亞執政黨學了一些這方面的思路和做法，據説效果良好。
當然，如果有足夠的勇氣和政治資源，也可以在第四任期向美國學一個狠招，那就是搞兩黨制而不是多黨制。在法理上美國是允許兩黨外的第三黨存在的，但是實踐中第三黨無法贏得足夠席位，因為贏家通吃的選舉人團制度限制了第三黨的生存空間。當下巴西的政治格局是左翼多黨並存，右翼一家獨大，中間路線小黨活躍。如果通過制度變革變成兩黨制，那麼受益最大的將是左翼第一大黨。
第三，在國際上，盧拉總統可以繼續推動拉美國家的聯合自強與金磚體系的擴容升級。
金磚組織當年得以成立，離不開盧拉總統的積極倡導和推動。如今盧拉總統可能是最適合站出來呼籲和平與國際合作。一方面，盧拉總統與金磚國家的領袖們關係都很不錯，另一方面，作為巴西中左翼政黨聯盟支持的民選總統，他與美國的拜登總統在政治光譜上也有一定的相近性，盧拉總統要推的大部分政策，拜登不好公開反對。有朋友評價説，盧拉總統是目前在任的大國政治家中國際人緣最好的少數人之一。
圖源：視覺中國
在金磚體系中，盧拉總統也大有可為，彰顯其作為當代主要國際領袖之一的威望。金磚國家擴容固然重要，但其中象徵性的成分居多。如果要在世界政治經濟發展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他其實也是有機會的：那就是以金磚平台為基礎，推動整個世界變革貨幣和貿易體系，用新的規則挽救正在逆轉和瓦解的全球化。
我們今天的世界經濟秩序源自1943年前後英美兩個新老霸權之間的談判和博弈，最終在1944年簽訂協議，開創佈雷頓森林體系。英國的方案是由當時的經濟學家凱恩斯提出，而美國方面的方案是由助理財政部長懷特提出。
凱恩斯方案更加公平合理，但是他代表的是一個嚴重衰落的英帝國；懷特方案存在嚴重邏輯缺陷，但是他的背後是新興的美帝國，因此最終的佈雷頓森林體系是以懷特方案為基礎打造的，其先天缺陷導致1971年尼克松總統不得不搞了一次重大違約：“暫時”關閉紐約聯儲的黃金窗口，別國再拿着美元去聯儲換黃金，美國暫不兑付了。這一暫時決定至今已持續了半個世紀。
自1971年以來，美國獲得了無窮印鈔票向全球徵收鑄幣税的特權，但是也加劇了它本國的去工業化和社會的分裂。美國抱怨中國等出口國從它那裏獲得太多貿易順差，中國等出口國則抱怨美國濫發鈔票還搞保護主義。
既然各方都不滿意，那為什麼不商量一個更公平合理、更有討論空間的全球貨幣-經貿體系呢？我最近一直在主張的“人民體系”，其實是對當年凱恩斯方案的改進，值得參考。具體方案，在2021年底的一次講座中我提及過，未來另文闡述。
以上三點，分別從經濟發展、政治改革和國際秩序變革三個方面提供一些思考。當然，我有必要再次強調，我不是巴西問題專家，因為僅憑書本、口頭和統計數據的二手信息，一個人永遠無法成為區域國別專家。我不揣淺薄，把自己的一些猜想和思考寫出來公之於眾，供真正的拉美問題專家們批評指正，以期遠離顛倒夢想，逐步接近真相和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