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若麟：疫情輿論戰中，下一輪西方抹黑中國的焦點是……
新冠三年，我們不僅打了一場抗疫戰，還打了一場輿論戰。
這三年，中國人民經歷了痛苦和抉擇，也感受到了國家對個人生命的尊重和保護。然而在西方的敍述中，中國這場抗疫戰，卻變成了另外一副模樣，可以説是和身處其中的中國人的感受完全不同。
針對西方對中國抗疫的抹黑，常駐巴黎20多年的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鄭若麟對觀察者網表示，新冠疫情是一場全球災難，對這三年的歷史書寫，不能只有西方主導，任由西方描繪甚至篡改。中國的抗疫史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來書寫，建立正確的疫情史觀，把真相還給全人類。
觀察者網：中國放開管控措施後，歐美國家針對中國遊客提出了限制性措施，包括強制核酸檢測、疫苗記錄等等。對於歐美的這些反應，我們該以怎樣的心態看待？
**鄭若麟：**實實在在地説，這裏需要釐清國家層面和我們個人層面兩個不同的視角。
從國家的角度出發，歐美國家針對中國遊客所採取的限制性措施，明顯是一種“歧視性”做法，是不可接受的，事實上也是無效、多餘的。因為中國放開管控、實施乙類乙管政策，中外旅客可以自由往來，這不是歐美一直在要求中國做的嗎？現在又以中國感染規模擴大而對中國遊客採取限制性措施，這不是一種“歧視性”做法嗎？
這麼做的理由是什麼？防範疫情從中國傳播到歐美？問題是，就連法國醫學專家也認為，目前中國正在流行的新冠毒株如BA.2.5或BF.7，在法國本土都已經存在並且也在流傳。因此，對中國遊客的限制性措施沒有任何意義。相反，美國正在盛傳的XXB.1.5倒是法國本土沒有的。對美國遊客不加任何限制，而對中國遊客要檢查這個、檢查那個，實際上對法國並沒有什麼益處。
按人口比例換算美國、歐盟、新西蘭和中國新冠累計死亡病例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就認為，對來自中國的旅客強制進行新冠檢測，是一種“衝動”和“無效”的應對措施。當然，從輿論角度來看，這種做法倒很有可能是法國從公眾到官方的一種共同需要：我對來自“危險地區”的遊客採取了必要的措施，至少可以放心一點……
對於中國政府而言，這種做法顯然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肯定會採取對等態度的立場，這是外交慣例。對此，我也非常支持，因為這涉及到國家的尊嚴。前幾天我國外交部指示我駐韓使領館暫停簽發韓國公民赴華訪問、商務、旅遊、就醫、過境以及一般私人事務類短期簽證，作為韓國方面對中國旅客“歧視性”做法的反應，就是非常正確的。
而從個人的角度，每個人應該都會有自己的研判。事實上，我們要到西方去旅行總是會有很多原因的。有的是不得不去、非去不可，那隻好接受歐美國家強加給我們的所有限制性措施。有的是可去可不去，只是為了換個環境調節放鬆一下心情，那我們就可以自問，我到底是要自尊，還是情願接受羞辱也要出去逛一逛，調節一下壓抑的心態？那就是個人的選擇了。
因此，我想我們應該放鬆心態、冷靜抉擇、不卑不亢。經歷過這個特殊時期之後，我相信各國也都會看清楚現實，及時調整入境政策。
觀察者網：之前國內要求放開的輿論中有一種論調，認為只要中國放開，歐美就會接納我們。但現實來看，情況並非如此。為什麼會有這種誤判，或者這種論調背後是一種什麼心態？
**鄭若麟：**從好的方面來説，人總是將心比心。有些國人以為歐美人“豁達大度”，“文明程度高”，因此所有的問題都是中國的問題，是中國不開放，是中國的“動態清零”導致歐美不接納中國人。
事實上，是我們太大度、太天真了。歐美輿論是不願意看到中國抗疫比他們更成功的。中國的放開，標誌着中國抗疫進入到一個新階段。在這個新階段，我們一方面擺脱了因封控而導致的種種被動局面；另一方面則在遭受了一定的困難和犧牲之後，全社會度過第一波感染高峯，逐步恢復正常生活節奏。
這時，中國與西方對抗疫所採取的應對策略，就開始分出高下了。畢竟由於人口龐大，中國感染人數有可能比例和絕對數值都更高，但中國的死亡率則幾乎可以肯定會比歐美低得多。因為在新冠原始毒株和最猖獗的Delta毒株全球肆虐——也就是死亡率最高的時期，中國正確地採取了“動態清零”策略，避免了大量人口的死亡。而當新冠疫情進入到奧密克戎毒株時期，感染性雖然更厲害了，但致病性卻已經大削弱。這時，中國採取了逐步放開的優化政策。
事實證明，儘管我們在放開過程中還有一些地方應該可以做得更好、更有序，但從總體上來説，在這場席捲全球的疫情中，中國很有可能是大國中死亡比例最小的國家。這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功。對此，西方是非常不情願接受的。因此，當中國放開時，他們一定要表現出強烈的戒備姿態，以示他們高中國人一等。説實話，這種心態蠻可憐的。
2020年3月，歐洲正處於疫情高峯，圖為在意大利佈雷西亞的一家醫院裏，醫務人員在臨時病房裏護理病人。圖片來源：FRANCESCA VOLPI/BLOOMBERG NEWS
觀察者網：正如您所説，這三年，中國對全球抗疫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包括對其他國家的援助以及中國疫苗走向世界。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三年抗疫，中國的國際影響力發生了哪些變化？
**鄭若麟：**實事求是地講，中國在這場全球抗疫中確確實實做出了很大貢獻。從2020年武漢戰疫開始，中國在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病毒襲擊時，能夠做出有效反應，而且中國建立方艙醫院、採取嚴格封控措施等等做法，都給世界樹立了非常好的樣板。
如果世界各國都採取同樣的“動態清零”策略的話，一是傳染的人數肯定不會那麼多，相應的死亡率也就會使病故數量減少而降低；二是也許病毒就有可能在整個地球上被“清零”。大家還記得2020年9月7日這個日子嗎？這一天，中國本土原發病例徹底清零。也就是説，後來再流傳開來的均為境外輸入的。
當然，我們也知道，歐美並不是不想學中國的封控對策——比如法國就曾在2020年3月宣佈全國進入“戰爭狀態”，進行封城，當然是學中國的做法。但法國卻無法像中國那樣有效做到真正意義上對病毒的封控，最終原始毒株在法國以及歐美大流行；後來還在印度產生了變異的Delta等新毒株，，致死率更高。
我曾就這個問題諮詢過多位專家。他們中很多人都承認，如果全球都採取“動態清零”政策的話，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作為專家不能承認這一點，因為風險太大。今天我們回顧，“動態清零”與任其傳播（並導致很高的死亡率之後）進而實現“羣體免疫”，兩者相比，孰優孰劣，從死亡率上即可得出結論。
我們都知道，如同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教科文組織總幹事姆博所説的那樣，世界新聞是“從發達國家而來、朝着發達國家而去”。就是説，世界接受的新聞往往是從發達國家也就是西方傳出的；而反過來，也只有西方感興趣的新聞才會流向發達國家而成為世界性新聞。
其結果就是，三年來在抗疫這場人類共同進行的重大戰役中，中國所取得的成就，在歐美並沒有多少迴響，甚至很多人都根本不瞭解。因為歐美感興趣的恰恰是中國在抗疫戰役中的任何一點點失誤、挫折、失敗；他們會一哄而上，死死抓住不放。而對中國的抗疫戰績，則是盡一切可能迴避、忽略、“忘卻”。所以，在三年抗疫之後，中國對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顯然是大幅提升了，但對西方國家的影響力卻一直在下降。
觀察者網：這三年，中國可以説是打了兩場戰役：一場是抗擊病毒的醫療戰役，一場是和西方的認知戰和輿論戰。您全程觀察和參與了這場輿論戰，能否總結下西方對中國發起的這場抗疫輿論戰，有哪些特點？
**鄭若麟：**就在幾天前，我的一位法國記者朋友，非常著名的前法國電視一台晚間新聞主持人多米尼克·布隆貝爾熱打電話給我，問我的近況如何。我們交換了各自對有關中國和歐洲抗疫的看法。從他的敍述看，歐洲對中國抗疫的認知，與我親身體驗和實地觀察，存在着太大的距離。
這令我們對歷史究竟將如何記錄2020至2023年這三年疫情，打上了一個碩大的問號。惟一可以肯定的，就是西方利用新冠疫情，向我們發動了一場真正意義上的輿論戰。
我們一起來簡單回顧一下。
2020年初疫情發生以來，歐洲媒體對中國的報道——也就是西方廣大民眾對中國這三年的認識——總結下來大致如下：
第一階段的着墨點在於“中國官方隱瞞了疫情的爆發，導致全世界都耽誤了建立起防疫新冠防線的最佳時機”。這個期間推出的“英雄”是不幸被新冠奪走生命的眼科大夫李文亮。在西方媒體的筆下，李文亮是第一位“發現疫情的人”（而不是我們都知道的張繼先大夫，西方媒體基本上不知道張繼先大夫是何許人也）。李文亮被法國媒體譽為“吹哨人”，並一再強調他曾被警方警告過。至於後來中國官方坦言派出所警察所為是錯誤的、李文亮被評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犧牲烈士等事實，在西方媒體上則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第二階段的重點則在於中國感染和病故人數。這時的西方還處於新冠疫情的初級階段，他們還一直以為這是一個“黃種人的病”呢。因此，他們的着重點在於“分析”中國官方提供的感染和死亡人數如此之少是如何如何不可能。這時，被西方媒體推崇的中國“英雄”則是作家方方和她的疫情日記。
到了第三階段，西方自己的疫情開始達到高潮，就在法國進入“戰爭狀態”全面封城之際（2020年3月16日），中國則宣佈武漢戰疫已經勝利結束而解封（2020年4月8日）。這時，西方對中國的輿論戰呈現出一種頹勢，因為他們自顧不暇，而中國抗疫、甚至包括中國經濟都取得了顯著的戰績，因而這個階段西方媒體“忘了”中國。令人遺憾的是，我們沒有充分利用好這個階段，來向全世界講好中國的抗疫故事。我們實在是錯失了一個大反攻甚至是“攻克柏林”的重大戰機。
2020年疫情初期，法國諾獎得主蒙坦耶聲稱新冠病毒來自武漢實驗室，法總統府駁斥稱沒有證據證明這一觀點
第四階段，雙方開始拼抗疫戰略：是繼續“動態清零”，還是“羣體免疫”。應該承認，西方媒體很會抓戰機，利用“動態清零”逐漸導致國民出現某種“疲憊心態”時，開始對中國發動輿論進攻。這一次西方的輿論攻擊點有三個：
一是疫苗：西方疫苗還是中國疫苗更有效？西方不顧美歐此時死亡人數已經分別超過五十萬、而中國依然感染人數和死亡率均很低——不到一萬——的現實，一而再、再而三地報道中國疫苗“無效”或“低效”。他們成功地説服了相當一部分中國國內民眾，特別是一批高齡人羣拒絕打中國疫苗。
二是“動態清零”是“限制人的行動自由”、是“違反人權”。他們似乎忘記了，西方在封城時，也是採取強迫民眾居家不出、外出必須戴口罩否則就處罰等一系列同樣居有強制性質的措施。與中國一樣，當時法國也推出“健康碼”，到處都要驗碼通行，難道在法國驗碼通行就是“自由”的，而在中國就是“限制人民自由”？這顯然是不符合邏輯的。
三是“動態清零”是無效的，惟有西方的做法是可行的。西方的做法就是放開任由老、弱、病等弱勢人羣在新冠疫情面前束手無策，靜待這批弱勢人羣逐漸消亡後，再加上疫苗逐漸普及，最終形成“羣體免疫”。問題是，這個做法的代價，是在原始毒株、Deltat等毒性很強的毒株尚在流行時就放開，必然會造成大量老、弱、病以及部分年輕人羣的死亡。截至2023年1月，美國新冠死亡人數是111萬，歐洲超過200萬。但是，西方媒體不提代價，只提結果。
中國死亡人數到2022年12月之前一直是非常低的。但這在西方輿論和媒體上是看不到、聽不到、讀不到的。西方民眾惟一瞭解的，就是“中國專制體制利用新冠疫情進一步限制人民的自由”，多麼荒唐的一幕啊，但卻是我們看到的事實。
第五階段，進入2022年後，奧密克戎變異株雖然傳播速度更快了，但其毒性卻也相對温和。這時，西方已經度過了疫情死亡的高峯期，疫苗也開始普及，“羣體免疫”逐漸開始在社會領域成為一個現實。這時，西方對華輿論戰更趨激烈，特別是將“動態清零”政策進行“政治化”，將其與“獨裁”“專制”等混為一談。這個階段西方可謂高唱凱歌。很多事實被拋諸腦後，如北京冬奧的成功舉辦、上海疫情的成功控制等正面的信息都被西方媒體“忽略”了，而中國民意的反彈則被緊緊抓住。
今天已經進入這場中西方輿論戰的第六階段，西方開始大肆攻擊中國，可以説是發動了一場全面進攻。利用我們放開後導致奧密克戎毒株急速傳播的一個月左右時間，通過大量播發中國醫院、殯儀館、大街、商業中心等處的某些特殊畫面，將中國的“負面信息”傳遍整個西方。
這幾天，西方又開始炒作中國新冠疫情死亡總人數。在中國與西方抗疫戰役中，西方無法在輿論上戰勝中國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死亡人數。現在之所以西方媒體竭盡全力來炒作這一點，就是想在這個關鍵的要素上一舉打敗中國，用心不可謂不險惡。
我現在大致可以預測，下一輪中、西方輿論戰的焦點，將是新冠毒株的變異。新冠毒病的變異速度是非常快的，也是非常危險的。現在西方媒體就在引導他們的輿論，朝着“中國發生大規模感染的結果，就是導致新冠毒株變異”的方向引導，將未來任何可能發現的新毒株的責任，先推到中國身上。
這次疫情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到底是自然界天然發生的，還是生物實驗室裏研製出來的生物戰武器？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定論，科學界還在爭論之中。而西方搶先一步把下一輪疫情的罪名安到中國頭上，這場輿論戰的未來趨勢真是非常令人擔憂。
由此我們大致可以看到，在輿論場上，新冠疫情引發的這場輿論戰真的是針鋒相對、你死我活，毫無妥協、停火的可能；而我們由於準備不足，思想上也不夠重視，應該説處於相當被動的地位。
中國始終堅持與世界共享疫情信息
觀察者網：其實我們看整個三年抗疫，中國始終被描述成一個“異類”，中國做與不做、做多做少都是錯。西方將自己對疫情的應對不力、造成的經濟損失怪罪到中國頭上，卻很少反思自身的問題。這是應對疫情時該有的科學態度嗎？為什麼在西方的邏輯中，始終是科學讓位於意識形態，事實讓位於反華立場？
**鄭若麟：**確實如此。因為“反華”在某種程度上屬於西方目前盛行的“政治正確”的範疇。説中國抗疫失敗是“政治正確”的，這使幾乎所有西方媒體都在批評中國。
確確實實，中國怎麼做都是錯的。你進行封城，播出的畫面就是大街上空無一人，人民沒有了行動自由；採訪的中國人似乎個個都是“不自由、毋寧死”之類的；你説死亡人數很少，播出的畫面就是殯儀館裏的骨灰盒（大家請注意，西方國家是絕對不允許同等畫面的播出的，比如西方醫院的急診室是不會讓我們的記者進去隨意拍攝的，更遑論病故者的屍體了），來證明死亡人數很多，你們在隱瞞真實數字；等你放開了，又開始播出醫院裏擠滿了正在吊水的病人，來説明中國醫療資源如何如何匱乏……
我們當然也有很多做得不夠好、現在回過頭來看也許可以改進的地方：比如放開時間是否放在去年八、九月份為好，當時奧密克戎毒株在國內的傳播還有限，而且夏季新冠病毒傳播相對比較弱。又比如在放開之前是否應該大規模地接種第四針疫苗加強針，這樣可以大幅減少感染者。事實上，我身邊有相當一部分人就因為或是第三針疫苗的保護、或是第四針疫苗起了作用而沒有被感染。再比如一些有效的中西藥是否應該在放開之前就廣泛發放給公眾，使公眾能夠事先就有所準備。
當然，這些“事後諸葛亮”的妙招有可能有用，也可能是無用的。至少我們應該儘快總結出經驗，以防下一輪病毒或新的毒株來襲時能夠應對得更為從容一些。
觀察者網：現在我們也要警惕另一個傾向，就是西方開始篡改抗疫歷史。其實早在2020年4月時，您就曾疾呼“再不重建抗疫歷史真相，西方會更‘理直氣壯’指着我們罵”。我們該如何反擊西方這種“顛倒黑白”的敍事，建立正確的“疫情史觀”，把真相還給人類歷史？
**鄭若麟：**我過去一直是樂觀派，認為事實永遠會勝於雄辨，但今天我也開始懷疑自己這種盲目樂觀是不是一種自我安慰？
我上面總結出來的輿論戰六階段，都是目前西方所撰寫的疫情史。西方已經在媒體上將這些都寫成了“事實”。比如李文亮，在中國李文亮也是一位抗疫英雄，但在西方媒體上，李文亮則成為反抗中國政府的英雄。
下一步，有關新冠疫情的書刊肯定也會一一出版。意大利一位兒童作家不就早已經將李文亮作為“吹哨人”的故事繪製成了一本兒童讀物，專門介紹李文亮是如何“吹哨”的，而真正的“吹哨人”、於2019年12月26日發現異常肺炎病變並上報的張繼先大夫呢？在西方的疫情史中則被抹得一乾二淨。
再下一步，我們將會看到有關新冠疫情的電影等其他文藝作品。這樣，西方媒體今天所描述的“疫情史”，就會成為這一切的“事實基礎”，歷史就這樣被製造出來了。
我們如何應對和反擊這種“顛倒黑白”的敍事、將正確的“疫情史觀”真相還給人類歷史？在今天的國際話語舞台上，我們處於劣勢、弱勢，處於被動的處境。但我們必須要做，要反擊。
首先我們應該廣泛撰寫出版真正的疫情史書，將所有的事實都一一濾清、撰寫出來。要啓用所有的能力、運用所有可能的形式，包括書籍、紀錄片、建立疫情歷史紀念館等等。我們的國家和政府應該全力表彰那些在疫情鬥爭中做出突出貢獻的人士、單位，使他們的事蹟永垂史冊。
然後在此基礎上，我們也應該將疫情史用各種各樣的文藝形式－－從音樂到繪畫、從戲劇到電影、等等等等一一表達出來，傳遞給民眾，特別是傳遞給我們的下一代，讓他們明白，在過去三年地球上曾經發生過一場多麼令人驚心動魄的新冠疫情，讓他們瞭解中國是如何在這場疫情中竭盡全力保護自己國民的性命的，讓他們牢記在這場英勇鬥爭中做出偉大奉獻的所有的人、所有的英雄事蹟，包括我們的黨和政府。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去了解發生在西方的疫情史，從我們的角度來回顧西方的疫情史，並將它記錄下來。目的也是讓未來的人們能夠了解今天在人類社會所發生的這場新冠疫情的來龍去脈。
歷史是由人來書寫的。問題是，什麼樣的人就會寫出什麼樣的歷史。中國的歷史必須由中國人自己來書寫。所以，新的問題就是我們如何書寫真實的疫情史，能夠讓全世界的人都看到、聽到、讀到，並且相信、接受……這又是一個更難以回答的問題。下次有機會我們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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