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傑克遜：如果認為美國這樣做是在維護亞洲和平，那真該去看眼科了
【文/範·傑克遜， 翻譯/觀察者網 郭涵】
長期以來，美國都試圖調和其東亞政策中，無可匹敵的軍事、經濟與規則制定等能力，與美國對地區穩定的追求。直到最近之前，這並不是什麼難事。華盛頓在全球佔據主導地位，恰逢1979年以來開啓的“亞洲和平”時代——這標誌着東亞與太平洋地區開始經歷一段超長的穩定時期——以至於美國不費吹灰之力，無需引發衝突，就能實現對該地區的掌控。
漸漸地，華盛頓開始相信，美國霸權與亞太區域穩定不僅是同時存在，而且是有着因果關係。於是，美國決策者將在亞洲的霸權地位視作美國區域戰略的基石，聲稱若沒有華盛頓的領導，亞洲便會陷入戰亂。
但正如美國作家詹姆斯·鮑德温在1963年寫道，“時間讓所有王國的根基暴露並慢慢腐蝕它們，它摧毀教條的方式就是證明它們的虛假”。就算美國霸權一度是維護地區穩定的基石，也沒有理由證明如今它依舊能促進和諧。只消一代人的時間，美國的全球實力已陷入衰退，華盛頓指點天下時越來越不那麼從容。其他國家突然意識到，他們有動機也有實力去抵制、顛覆或摒棄美國的偏好，尋求替代性主張，哪怕是通過暴力的方式。而這些國家的實力可能會持續擴張。認為美國霸權永遠不會迎來黃昏是對歷史的無知，尤其是當中國——目前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華盛頓眼中最主要的全球競爭對手——正藉助其在國際經濟體系的中心地位獲取力量。
儘管如此，美國兩位剛卸任的前總統——巴拉克·奧巴馬與唐納德·特朗普——欲挑戰“美國霸權永不迎來落日”的任務。喬·拜登總統接過兩人未竟的事業。從起初只是採取限制中國的措施，到如今想盡辦法削弱中國。奧巴馬通過高調發起“重返亞太”戰略，啓動了這一進程，強化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以制衡中國的崛起，並試圖加深美國與中國周邊八個鄰國間的經濟聯繫。特朗普意識到，中國日漸強大的全球影響力源於其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於是向中國發起貿易戰。特朗普政府同樣在加強華盛頓與台灣地區的聯繫。拜登除了加緊美國自身的軍事建設，推動印太地區的軍力建設，還試圖與其他亞洲國家着手打造一個反華的遏制聯盟。
奧巴馬任內提出了“重返亞太”戰略
這些政策都與維護地區和平的需求背道而馳。打擊中國經濟發展的勢頭，進行無休止的軍備競賽，與地區專制政權攜手遏制北京，通過要求選邊站隊疏遠小國，華盛頓也許可以強化在亞洲的權勢，但保質期是短暫的。這些行為不會帶來穩定，而是將逐漸導致地區的分裂，最終引發戰爭。由此，美國的亞洲政策走到了一個心照不宣的十字路口。華盛頓可以選擇支持捍衞地區和平，或者延續美國在亞洲的霸權地位，但二者不可得兼。
失去控制
過去十多年來，美國為了維持在亞洲的“獨霸”可謂煞費苦心。2010年，時任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本·羅德斯宣佈，奧巴馬政府試圖“讓美國繼續做五十年的世界領袖”。特朗普時期，一份經過解密的白宮戰略文件顯示，美國在亞洲的最高利益是維持其“戰略霸權”，以及華盛頓在“外交、經濟與軍事層面的領先地位”。如果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失去了領先地位，”特朗普政府的文件聲稱，“這將削弱美國捍衞全球利益的實力。”
拜登政府忠實地執行了這一路線。在2021年發佈的戰略文件中，它宣稱領導全世界是美國“無法推卸的利益”。此外，美國的利益“要求與印太地區建立最深入的聯繫”，美國必須“在印太與歐洲維持更加活躍的存在”。五角大樓承諾，2023年將是“一代人以來，印太地區的美軍部署最具轉折性的一年”。這句話本意是提供安慰，聽上去卻顯得格外不祥。
美國國防部正兑現承諾，除了對東北亞地區龐大的傳統軍力進行現代化升級，還增加了美軍在太平洋島嶼和澳大利亞的存在——可中國軍隊尚不能在這些地區實質性地挑戰美國。美國國防部也在推出一系列最新的致命武器系統，比如能搭載核武器的B-21隱形轟炸機。該機去年12月的揭幕收穫巨大熱度，彷彿蘋果公司新手機發售。B-21轟炸機的價碼牌叫人看了直掉眼淚——2030億美元（指包括研發成本、購買及運營100架B-21所需的總費用，觀察者網注），居然還低於最初的預算規劃。
華盛頓越來越重視亞洲，很大程度上是源於對中國的恐懼，擔心中國日漸增長的實力將在某一天妨礙美國塑造全球秩序的能力。五角大樓將中國形容為“近乎旗鼓相當的競爭對手”與“持續威脅”。面對正快速推進現代化建設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美軍的回應是加入這場看不清明確結局的軍備競賽。2018年到2020年，美國國防預算從7000億美元增加到7680億美元；2023年，預計將超過8500億美元。對烏克蘭的援助僅僅佔了其中500億美元多一點。美國同樣在向夥伴及盟友提供更多的先進武器。
拜登政府上台兩年，已通過八筆對台軍售
華盛頓試圖維持在亞洲的霸權地位，不僅限於積攢和擴散軍備。為了鞏固霸權，美國已將全球政治經濟體系轉化成一場針對北京的“零和遊戲”。拜登政府延續了特朗普時期對中國留學生的簽證限制，還擴大了前任遺留下來的關税、制裁、將中企列入黑名單等手段。去年10月，美國政府官員宣佈禁止將美國的半導體技術賣給華盛頓自封的競爭對手。這是非同小可的一步，考慮到半導體產業本來與全球權力政治無關，直到美國將其視作國家安全的焦點。半導體相關的技術影響着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智能手機到電視機——當美國將這些技術視作其國家實力與繁榮的關鍵，並宣稱不允許落入美國最大的敵人之手，華盛頓激進的軍國主義心態暴露無遺。
美國痴迷於阻止中國獲取半導體技術，不僅僅體現在出口禁令上。在去年10月的指導文件中，美國商務部同樣限制美國企業同任何中國實體從事涉及半導體領域的研發或融資活動。“我們領先中國，”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解釋，“我們必須維持對中國的領先，同時阻止他們獲得這項用於發展軍事實力的技術。”
對於一個試圖平衡中國實力增長，或阻止北京打造勢力範圍的國家來説，這並不是理性的選擇。這也不是一個試圖與中國經濟“脱鈎”的國家應該有的戰略。説到底，就是隻差沒有點名道姓的“遏制戰略”。
當霸權迎戰和平
對美國來説，一個以阻止中國崛起為目標的戰略，存在太多的問題。就拿最基本的來説，這個戰略根本不會奏效。我們沒有理由相信，美國投入至少1萬億美元打造現代化的核武器庫，或者向澳大利亞出售核潛艇，能夠對中國造成任何影響。在當前的政治背景下，其它亞洲國家要麼不願意，要麼沒有能力參與對中國的孤立。
而美國為了維持霸權，接下來能做的只有威脅亞洲的和平。要維持美國在印太地區的主導地位，需要龐大的軍事投資。美國不僅僅要在中國軍事實力最強的領域超過它，還要在遠離美國本土、中國的家門口部署這些力量。這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考慮一下，假設美國為台灣火中取栗，華盛頓面對這場戰爭將如何行動？中國大陸擁有天然且巨大的優勢，因為大陸距離台灣太近了，全島的海岸線都被解放軍的防空火力所覆蓋。為了擊退解放軍對台灣的進攻，美國需要堪比“黑科技”水平的現代化武器——這意味着來自五角大樓的空頭支票。美國必須加入到一場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口中“愚人的競賽”中：囤積海量的導彈，標記多到令人眼花繚亂的軍事目標，這會同時引爆雙方的好戰情緒，令局勢高度不穩定，迫使每個國家懷着最大的惡意解讀對方的意圖。這一戰略要求軍事實力的天平必須偏向美國，必須積極擴充各類武器平台，必須要以“展現決心”為由秀軍事肌肉。如果你能從這樣的戰略中識別出“維持地區穩定的理論”，那你真應該去看眼科了。
美國一直在考慮將中程導彈部署至亞洲
軍事衝突升級的風險，僅僅是美國追求霸權與實現地區穩定相互對立關係的表現之一。 正如我在《太平洋權力悖論：美國治國方略與亞洲和平的命運》一書中提過，任何美國尋求經濟主導地位的衝動，都會傷害地區穩定，因為這將涉及打破現有的區域經濟結構，後者對阻止太平洋地區爆發戰爭起到了關鍵作用。東亞以出口為導向、相互依存的經濟發展模式能夠存在，正是源於各國領導人優先強調國家發展，而不是渲染復仇式的民族主義。亞洲國家的領導人，將數十起依然在發酵的領土爭端放到一邊，以方便打造眾多區域合作機制，鼓勵貿易和基於共識的、非正式的外交習慣。所交出的成績單，則是一段非凡的經濟增長與持久的區域穩定。
數十年前，華盛頓的經濟霸權幾乎不曾遭遇挑戰，美國處於亞洲金融與貿易的中心地位，所採取的行動也比較低調。然而到上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試圖更主動地控制亞洲經濟，要求正蓬勃發展的區域一體化機制必須限制在非政府層面，而且由私營部門主導。上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成功攪黃了馬來西亞提出的東亞經濟集團構想與日本提出的亞洲貨幣基金組織——一旦成型，這兩個組織將不包含美國。當東亞峯會尚未邀請美國時，小布什政府刻意要讓該機制邊緣化。
可時代已經變了。今天，美國不再居於亞洲政治經濟體系的中心位置。美國要從一個邊緣的位置對整個體系施加更多控制，自然要採取比過去更粗暴的方式——甚至可能破壞長期維繫亞洲和平的經濟依存體系。
華盛頓試圖“競贏中國”，需要外交上採取“全場緊迫”式的戰術，比如説服亞洲國家政府棄用華為的產品——據説這家公司是聽命於中國政府的科技巨頭之一，但它也是印太地區一家知名且價格親民的電信設備供應商。美國最近發起遊説行動，欲切斷中國獲取先進數據處理技術的渠道，於是對日本、韓國、台灣地區連哄帶騙，要求他們服從美國越來越收緊的貿易、投資與知識產權限制。沒有理由相信，這一輪經濟絞殺標誌着美國意圖施加的痛苦將結束。
事實上，這又回到了米爾斯的“愚人競賽”，只不過體現在經濟領域。假設真如華盛頓篤信的那樣，中國是一個咄咄逼人的修正主義大國，那麼美國最不應該做的，恰恰是切斷中國與其它國家市場的聯繫。一旦如此，則中國可能更加缺少自我剋制的動機。
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北京也許會有修正主義的“渴望”。但事實是，中國已經深度融入亞洲金融與經濟體系，程度遠超美國。北京的話語在亞洲的政治分量，也是美國所不及的。除了作為亞洲重要的融資國，中國還是亞洲製造業網絡的樞紐，其產出的製成品銷往世界各地的市場。中國是絕大部分經濟體的最大單一貿易伙伴，並出台了一系列促進區域互聯互通的機制，最出名的是“一帶一路”倡議。
關鍵是，在支撐亞洲經濟體系的眾多機制與架構中，都有中國的參與：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清邁會議多邊貨幣互換協議、亞洲債券市場倡議，到東盟“十加三”機制、中日韓合作秘書處等等。相比之下，華盛頓與以上任何一個機制都毫無關係。
因此，美國官員正在要求亞洲國家損害他們的長遠利益，背叛促進區域和平的相互依存體系，僅僅是因為這麼做能給華盛頓——而不是亞洲——帶來地緣政治鬥爭中一點點相對優勢，而這場鬥爭對美國的價值本身也要打一個問號。在最理想的情況下，這麼做也是不現實的，何況如今的條件遠遠談不上理想。隨着中國越來越融入亞洲的區域合作架構，美國還要試圖對地區國家提出各種要求，可不管是從物質層面還是象徵層面，美國都處於自冷戰結束以來最糟糕的談判處境。
閲讀“空氣”
那麼華盛頓到底應該怎麼做？不妨從單純的務實主義開始。亞洲國家對穩定的重視高於一切。從這個角度來説，他們更清楚自己的利益何在，美國永遠都不能假裝比對方“更懂”。若要把亞洲社會的關切擺到外交的中心，美國必須從根本上改變在亞洲的行為準則，這同樣是鞏固而非進一步挑撥亞洲和平的最可靠方式。
如果華盛頓認真傾聽，就會瞭解到，小國十分警惕在大國競爭中被推着選邊站隊。他們懇求大國在地緣政治上保持開放的心態，在戰略上追求多元主義，而這一切是源於“不結盟運動”的精神：冷戰時期一羣從西方殖民主義列強壓迫下翻身做主的國家，拒絕成為蘇聯或美國的附庸。
舉例來説，東盟已經反覆表態，不會在中國與美國之間選邊站隊。東帝汶總統也清楚地表明，僅僅因為他的國家尋求同中國開展經濟合作，並不意味着“選邊站隊”。印度尼西亞與部分太平洋島國的政府也就本國鎳礦等高價值原材料成立供應集團一事，表達了興趣。這意味着上述國家將具備真正實現獨立自主的財力，與一定程度的政治籌碼。正如新加坡外交部長維文去年九月強調，“沒有人願意被強迫着做出令人反感的決定，沒有人想要成為別人的附庸國或是僕從”。
東盟國家拒絕在大國競爭中選邊站隊
亞洲國家的領導人，同樣會警惕任何可能導致中國經濟崩潰的措施。理由顯而易見。亞洲區域經濟與中國的相互聯繫如此之深，以至於假設中國經濟暴雷（無論是否與美國的遏制努力有關），餘下的亞洲國家都將跟着倒黴。因此，地區領導人希望同中國“同舟共濟”——並從這個區域大國的經濟發展中獲益，當初正是在中國的幫助下，亞洲才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免受更嚴重的衝擊。亞洲各國政府當然不會忽視與中國打交道的風險。但那些國家的精英們至少沒有以偏執的心態看待中國，而這看上去正是美國當前的心態。
目前尚不清楚，亞洲國家是否真有能力結成新時代的“不結盟運動”。但地區國家領導人如此熱心地提出倡議，恰恰證明了華盛頓要求亞洲全力追隨美國、污衊中國的企圖，往好了説恐怕會“出師不利”；往壞處説，美國越是努力這麼做，越有可能損害美國在亞洲的形象，並導致區域陷入動盪。美國在半導體產業上的出手，意味着打碎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斬斷區域經濟增長的勢頭。華盛頓的手段也可能招致中國更激進的回應，並激化中國國內的反美情緒，這反過來又會煽動美國的好戰情緒。如此危險的循環實在不合亞洲國家的胃口。所以絕大多數亞洲國家更願意合作採取不結盟的姿態，而不是為大國競爭火上澆油。
如果美國真的關心亞洲穩定，它必須成為任何不結盟國家集團的夥伴，而不是阻礙這類集團的創立。為此，美國必須擴大對亞洲和太平洋經濟體來説具有重要價值的商品的出口限額，對從這些國家進口的產品進行價格管控。這將為地區經濟發展提供關鍵性資源，同時推動亞洲的經濟互聯互通。華盛頓也需要幫助亞洲國家管理日漸龐大的主權債務，避免該地區陷入嚴重蕭條。
對於那些改善資本-勞工關係，而不是持續壓榨勞工的政府，華盛頓應該對其開放國際市場。此外，應該對許多歷史上曾遭受美國迫害的社會提供補償，比如馬紹爾羣島（美國多次在當地進行核試驗），柬埔寨、菲律賓（該國對美國的負債是多年前那個腐敗、專制的政府一手造成）還有關島（這塊美國通過殖民攫取的土地從未被賦予追求獨立自主的機會）。
採取以上措施會證明，華盛頓真的把亞洲民眾的利益放在心上，並不是為了控制他們，也清楚美國不可能靠恫嚇與脅迫來實現美國設想的和平。但在兑現任何一條措施之前，美國必須首先收斂其延續霸權的野心。這個國家必須打心底裏將亞洲視作一個活生生的整體，而不是一塊抽象的、為大國政治服務的鬥獸場。
（本文於1月16日發表在“外交事務”網站，原文標題《霸權的困境：美國對主宰太平洋地區的危險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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