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德文：高啓強，原型在這

【文/呂德文】

一

黑社會是一面鏡子。正常社會是什麼樣子，黑社會就會呈現出相應的模樣。

熟悉、研究1990年代的人們，很容易在人生經驗當中找到高啓強等一批鮮明形象的原型。

《狂飆》講述的是2000年以來20年的黑社會進化史。作為“前史”，20世紀90年代的社會形態，開啓了21世紀初期的狂飆故事。

“90年代”其實是一個極其標籤化的時代，社會有活力，卻又極為混亂。在城市，國企改革在釋放市場活力的同時，卻也衍生下崗等問題，催生了“舊廠街”這一社會意象。

住在舊廠街的高啓強

在舊廠街，原屬於同一單位，共同享受體制庇護的工廠弟子，分化為兩個決然相對的羣體。一部分“子弟”成了社會底層，在基層市場中刨食。年輕時的高啓強便是這一羣體的代表。他只想守住自己的魚攤，有個小生意做，自食其力供弟弟妹妹上學。

一部分“子弟”則成為改革的受益者，搖身一變成了企業家。他們“安置”了不少下崗工人，掌握着很多底層羣體的活路。高啓強面對市場管理員唐小龍、唐小虎兄弟們的敲詐勒索，不惜忍氣吞聲，源於農貿市場給的“活路”實在是太重要了。

在90年代，市場經濟在打開底層羣體尋找活路大門的同時，也意味着它背後的一套規則，如競爭、弱肉強食，乃至於赤裸裸的等級秩序，嵌入到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無論我們承認或不承認，改革開放以後的黑社會其實是伴隨着市場經濟發展而來的。

有一段時間，經濟學界曾探討市場經濟也是法治經濟，強調要規範政府的有形之手。但從實踐中看，市場經濟的野蠻，其實也包括市場主體之間的無底線競爭，黑社會野蠻的市場競爭。

筆者在90年代中期上中學時，小鎮上的厭學學生、不良青少年和社會閒散人員結成了團伙，社會秩序混亂，學校也很亂。我在初一的時候得罪了鄰班一位同學，這位同學和校外的團伙組織有聯繫，一個號稱“金剛隊”的團伙頭目，一隻手殘疾，人也不高大，但非常兇狠，氣勢洶洶地跑到我班上想找我麻煩，結果被我的班主任擋住了。但那傢伙一隻手揪着我老師衣領的情景，至今讓我印象深刻。

在《狂飆》中，徐江團伙具有典型意義。作為一個具有黑社會背景的企業家，或者説作為一個披着企業家外衣的黑社會，他還保留了太多的90年代色彩——野蠻、張揚，既無視作為監管者的政府，又無視既成秩序的代表泰叔，在市場競爭中，不擇手段，主動觸碰底線。

徐江

某種意義上，90年代是一個粗糙的時代。在城市，下崗工人、上訪、流動人口、社會治安問題層出不窮；在農村，農民負擔重、幹羣關係緊張、基層政權膨脹等塑造了“三農”危機。這也就使得，基層治理變得極其艱難，大量依賴於非正式的，甚至是暴力的手段。

同樣，彼時的黑社會都極為粗糙。它有理想主義的一面，也有野蠻粗暴的一面。其理想主義在於，很多團伙其實是底層奮鬥的結果，團伙成員之間講究道義，這也是當年香港古惑仔電影所彰顯的精神。其野蠻粗暴在於，那時的團伙對暴力還極端崇拜，有些成員純粹是為了爭勇鬥狠而加入團夥。

90年代粗陋的黑社會，算是時代的驚鴻一瞥。但它的精神，還在21世紀延續。

二

《狂飆》這部劇，其實呈現了兩種具有普遍性的黑社會類型。

一是莽村。莽村的村主任李有田是一個村霸，他把持了基層組織，有正式權威，但其真正的權力來自於他在莽村這個血緣和地緣共同體中，獲得了非正式權威。並且，他兒子的鬥勇鬥狠，又進一步強化了其權力。可以説，他就是莽村，莽村就是他，乃至於，在莽村開發過程中，他竟然可以和區委書記討價還價。

莽村團伙可能是歷史最為悠久的黑社會組織。在亂世中，一個依靠血緣和地緣關係團結起來的村莊共同體，既可以是封建堡壘和土匪窩，也可以是一個禮治秩序下的世外桃源。所謂的士紳，可以是文明紳士，也可以是土豪劣紳，就看這個集團是為一己之私還是為了公共利益。李有田對莽村項目的開發，完全是假借民意為己謀私利，但他的確在為自己牟利的同時讓部分村民獲得更多利益，這也是村民願意服從他的根本原因。

莽村團伙

進入21世紀以後，莽村這種極具封建色彩的團伙組織還能死灰復燃，源自於城市開發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從組織特點上説，黑社會其實就是一個“有活力的社團組織”。城市開發會產生鉅額利益，農民如何和高度組織的企業競爭？當然是得團結起來。但從筆者的調研經驗看，絕大多數村莊在城市開發中，都很容易被其他利益主體分裂，被少數“釘子户”拖累，而恰恰是那種黑白通吃的“村霸”，反而容易將農民組織起來。

在這個意義上，莽村團伙雖然落後，在特定的制度環境中卻有其存在的理由。

二是建工集團。建工集團已經是一個股份制企業，其業務主要涉及房地產和市政工程，組織架構上已經完全科層化了。劇中一直將泰叔當作“教父”角色來打造，但客觀而言，泰叔的主要角色是董事長，他不願觸碰黑色產業，也不主張採用暴力手段，甚至還一度重用程程這個職業經理人，希望企業實現現代轉型。

但建工集團還保留了部分宗法制特點。泰叔沒有兒女，就認乾兒子、乾女兒，並將他們當作企業的骨幹。這個和傳統幫會，如耳熟能詳的上海灘的青幫類似。只不過，青幫沒有現代企業的殼。實際上，比較接近建工集團的企業組織，是德雲社等演藝企業。這些演藝企業，本質上是一個現代企業，師徒之間本質上也是老闆和員工之間的關係。

從組織管理上説，通過擬血緣關係解決上下級之間的信任問題，是一把雙刃劍。如果運用得當，當然有利於企業的扁平化管理，也可以增強企業活力；但運用不當，往往是組織危機的總爆發。德雲社出過幾起師徒反目的事，這和高啓強與泰叔反目，其實是一樣的。只不過，總體上，德雲社的事件中，師傅贏了；但在建工集團，乾爹輸了。

某種意義上，建工集團，或者説真正實現轉型（或者説“洗白”）之後的建工集團，是所有黑社會組織不懈努力的方向。事實上，那些持續時間長、分佈範圍廣的黑社會組織，都是因為採用了現代企業形式。

這倒不一定説現代企業形式就一定比較有活力和效率，而僅僅在於，科層制是防範組織風險的最合適的制度選擇。在傳統的團伙組織中，夫妻反目、兄弟成仇，是不可避免的，很多團伙遭遇危機，並不是源自於外部壓力，而是內部分裂。但企業化的黑社會組織，一般都有比較明確的職責邊界和權利義務關係，雖然會影響運作效率，但穩定。

説到底，黑社會的首要目標是活下去，而不是別的。

三

“舊廠街”很可能是具有時代特色的團伙形式——哪怕是高啓強後來奪取了建工集團的權，有了現代企業的形式，且還改造成了強盛集團，但以他為核心的團伙組織，始終還是沒有擺脱“舊廠街”的色彩。

它綜合的元素非常多，比如有傳統血緣地緣認同，遵從行規，也講究兄弟義氣，甚至也有現代的市場運作方式。但它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它始終保留了一點“温情”。

“舊廠街”其實是單位制和街居制共同塑造的一種社會形態，它所孕育出的黑社會也不可避免地帶有這種制度色彩。

高啓強、高啓盛、唐小龍、唐小虎、老默，都是舊廠街最後一代國企“子弟”。他們的人生經歷幾乎一致，出生時都還受惠於單位制，童年時都遭遇國企改制和家庭變故。他們也有相似的人格特徵，一開始都有老實本分走正道的正統意識，對街坊領居都還留存念想，念舊、懂得報恩。但正如高啓強所説，一步錯，步步錯。他們走上歪道，是在那個上升通道極其有限的環境裏，好不容易抓住了機會，實在難以割捨。

某種程度上，高啓強“軟肋”太多，其實是不適合走上黑社會道路的。《狂飆》裏的大嫂很讓人驚豔，是因為大嫂代表牽絆。高啓強老謀深算，也心狠手辣，但一開始走上歪道是為了弟弟妹妹，越陷越深也是深受弟弟連累，最後無法自拔，還是受妻兒的影響。高啓強如此，舊廠街的其他子弟其實也是如此。這就是一代人的生存環境和時代際遇導致的結果。

高啓強

我調查過幾個類似“舊廠街”的團伙組織，他們在外面再怎麼爭勇鬥狠，對街坊領居卻是保護有加。其中有一個團伙，主要業務其實就是一個刑滿釋放人員將街坊閒散人員組織起來，向沿街擺攤的外來小販收保護費，但他們卻對本村村民擺攤不收費，且還把最好的位置留給他們。

向小販收保護費，業務並不複雜，也不需要多大的組織力，簡單的組織就可以實現。因此，這個團伙其實沒有多大的牽絆。2018年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啓動後，團伙很快就中斷了保護費業務，但仍在街上宣示“主權”，2019年經過形勢判斷，連上街巡查都不去了。

四

一般的黑社會團伙都有保護傘，團伙越有活力，保護傘就越大。

在實際生活中，保護傘做得最多的可能不是在團伙出現危機的時候，幫忙去化解危機，也不是採用非法的手段，去為黑社會團伙謀取利益，而是“指導”黑社會團伙的生存。這包括，團伙活動的界限在哪裏，如何規避風險，以及儘可能地將灰色利益“洗白”。

在《狂飆》中，無論是建工集團，還是強盛集團，都以房地產和建築工程為主業。黑社會團伙去承建工程，開發房地產，不僅僅是因為這個行業有暴利，更是因為這個行業符合黑社會的生存法則。

一個完全“規範”的房地產企業，很難去應對基層不同利益羣體的利益爭奪，如“釘子户”堅持不拆，小團伙阻擾施工，有些基層小貪官非要製造麻煩，這些矛盾按照“規範”不是解決不了，而是實在太耗時耗力，得不償失。相反，如果有一個有地方背景的企業合作，這些企業很是瞭解基層的矛盾點，也有的是非正規的辦法，就會方便很多。

筆者在某城郊村調查時，有個在當地長期經營的房地產企業，已經駐紮了十年之久。該村早就列入了開發規劃，但因政策變動，遲遲不得開始。該企業為了獲得先機，就提前組建了一個項目組，駐紮在該村，幫村民交社保，甚至連村委會的開支也由公司承擔。

可以這麼説，項目組對村莊每家每户的瞭解，甚至超過普通村幹部。而到時一旦啓動開發，哪怕其它企業中標，怕也是繞不開這個先期入駐的開發商。

強盛集團不僅搞房地產開發，還染指黃和賭，以及高利貸，這可能和強盛集團選擇的“靠山”不太牢靠，“指導”無方有關係。在莽村項目中，強盛集團的支持者是區委書記孟德海。而孟德海僅僅是從工作角度出發，覺得強盛集團“合適”，他並沒有特別“保護”強盛集團。

趙立冬具備保護傘的特質，但他與其説是保護傘，還不如説他自己就是黑惡勢力——一個廳級幹部，竟然為了自己的安全還指示他人去殺人。遇到他這樣的保護傘，黑社會組織也倒黴。連高啓強這樣的人，也受不了他。

高啓強的悲劇，當然首先要歸於他自己的錯誤，但他確實也有身不由己的地方。比如，組織大了，僅僅依靠傳統意義上的信任關係，就解決不了管理和監控問題，他的弟弟涉毒，他知道這不能碰，但也無法控制。

還有，他最信任的舊廠街兄弟，雖對他忠誠，卻也各有打算，由此闖了不少禍，他也無可奈何。再加上，他並沒有真正過硬的靠山，他的靠山不是幫他的企業發展，指導其企業轉型，而是不斷給他增加麻煩，讓組織越來越黑。

高啓強的弟弟高啓盛

在實踐中，自2018年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以來，很多黑社會組織要麼被打掉了，要麼就徹底轉型，要麼乾脆解散了，絕對等不到2021年政法幹部教育整頓來打擊。並且，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在進行過程中，就同時進行了“打傘破網”工作。

筆者調研的西部某市，幾個專案，就把幾個縣的公安局長給打進去了，也打擊了一大批腐敗幹部。而強盛集團卻還在這個節骨眼上，代替泰叔和建工集團，想讓地下世界繼續氾濫，保護傘還繼續保護，這是在逆流而動。

黑社會組織跟不上時代的步伐，就只有覆滅的結局。

（本文原載於《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