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北大農村學生越來越少，教育如何促進階層流動？
【文/姚洋】
重新提出共同富裕，有沒有新內涵?
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要實現的目標。
過去幾十年，我們強調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因為我們當時的發展水平還比較低，如果過早、盲目地搞共同富裕，最後可能導致共同貧窮。鄧小平的偉大之處在於把政策放開，讓大家先做起來。
現在我們再提共同富裕，是因為我們實現了小康目標，國民收入已經達到一定水平。實現小康之後，共同富裕就是一個自然的發展方向，和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一以貫之。實現共同富裕意味着一些政策要面臨調整，但不是指把富人拉下去，搞“削峯填谷”式的共同富裕。
浙江金華：千畝甘蔗田喜獲豐收 傳統經濟作物帶動農民共同富裕。圖源：視覺中國
怎麼理解共同富裕中的“三次分配”?
初次分配是讓市場來分配，按要素貢獻分配。
以前我們在講按勞分配時沒有講按要素分配，這其實是對按勞分配的片面理解。按勞分配其實是按要素分配的一部分，因為勞動也是生產活動的投入要素之一，只是勞動不是一般的要素。其實資本也是過去勞動積累的產物，所以當資本再參與勞動並創造價值時就應該獲得報酬。
簡言之，初次分配就應該是按照要素的邊際貢獻來進行付酬。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基礎上再對收入做調整。我國從2006年開始提出建設“和諧社會”時已經加大了再分配力度，2008年之後我國的基尼係數開始下降。
再分配主要是通過税收和轉移支付來調整收入差距。過去15年，政府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在農村地區建立社保、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制度，現在農村地區的醫療保險覆蓋率為100%，養老保險建設也在快速推進，這是巨大的社會進步。我國農村的收入水平較低，農民居住得較分散，政府在這樣的不利條件下還是把事情做起來了，不斷完善我國的收入分配格局。
關於“三次分配”的提法其實還需要斟酌，國際文獻中沒有“三次分配”這種説法。
現在所謂的“三次分配”是指，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基礎上，老百姓和企業進行自願捐贈。但這不應該稱為“分配”，因為“分配”一定是要有“分配”行為的，所以用“三次分配”來表述“自願捐贈”是欠妥的。現在中央也出面做了解釋，“三次分配”並不是要讓企業家們帶頭捐款，所以這個説法現在也基本不用了。
我認為，2021年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的主要精神是鼓勵大家更多地進行自願捐贈。美國主要的社會捐贈來自普通老百姓，而且佔到整個捐贈數額的60%。比如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聯繫較多的世界最大智庫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它大量的資金都來源於其會員的個人捐贈。
儘管一個會員可能一年只捐幾百美元，但它擁有十多萬名會員。中國的情況剛好相反，60%的社會捐款出自企業家，所以説中國的企業家很了不起，那些關於“中國的企業家為富不仁”的説法很不客觀。因此，我們應對社會捐贈有一個正確認識。
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這三種分配方式作用不同，初次分配主要強調效率，這也是因為我們在計劃經濟時代吃了虧。那時只講按勞分配，沒有調動起大家的積極性，而且也沒有真正做到按勞分配，大家只是吃大鍋飯而已。初次分配主要是讓市場發揮作用，提高生產效率。初次分配的原則就是效率原則。共同富裕就是要把餅做大，餅太小也沒辦法實現共同富裕。
再分配是調節收入差距，而且我認為準確的説法應該是增強低收入羣體長期的收入能力，而不是對其進行簡單的救濟。為了救助而救助也不可持續，就像西方一些高福利社會，最後可能把一個國家拖死。
在再分配基礎上，個人或企業如果還有餘力去支持國家發展或救助貧困百姓，可以自願捐贈。只是捐贈對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並不大，畢竟總量太小。
我國的政府財政收入規模已達20萬億元，加上社保可能達到25萬億元左右，佔到了GDP的1/4，這部分資金用於政府再分配。每年個人或企業的社會捐贈數額也就一兩萬億元，和再分配資金相比是很小的一部分。
發達國家的社會捐贈主要是用於支持發展文化、教育、藝術等事業，資助那些政府資金到不了的領域，就算是救助貧困也僅是起到社會榜樣的作用。
從政府收入來説，美國的政府機構比中國要龐大得多，從兩國政府官員佔全部人口的比例來看，美國比中國大了一個數量級，美國政府所掌握的資金也比中國多一個數量級，美國的税收佔GDP的比重為30%~35%，比中國高。而北歐國家政府更是掌握了GDP的60%。似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税收能力更強，政府力量更大。
但是為什麼一些人還覺得中國是“大政府、小社會”，美國是“大社會、小政府”呢？因為不能單純從税收的角度來判斷。一般人認為中國是“大政府、小社會”，主要是因為中國政府還有很多其他的調節手段，比如能調動大量國有企業、國有金融機構的收入。這些雖然是企業收入，不直接算作政府收入，但中國政府整體調動資源的能力要比美國政府強得多。
共同富裕的三個羣體如何界定?
這三個羣體並沒有統一的劃分標準，其中對“中等收入羣體”的定義最重要，把中等收入羣體確定了，剩下的兩頭就是低收入羣體和高收入羣體。
全國每個城市對中等收入羣體的定義也不一樣。例如：北京的中等收入羣體是指年收入在20萬~40萬元、有自有住房和小汽車、一年可以出國旅遊一次或者國內旅遊兩三次的家庭；而在貴陽，除了擁有住房和小汽車，年收入為10萬~15萬元的家庭就算達到中等收入標準。
總之，共同富裕的目標是要擴大中等收入羣體的規模。但我認為沒有必要去定義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等每個羣體具體的標準，因為一旦定了標準，政策就會跟着走，有時候還會走偏，導致政策跟不上。實際上，不同城市對每個羣體都會有一個大概的判斷標準。
從全世界範圍來看，我國通過税收對個人收入的調節力度較大。我國累進税率最高檔為45%，即年收入超過96萬元的個人所得税税率是45%。這在全世界都是很高的標準，況且對於高收入羣體而言，96萬元也並不是特別高的收入。
中國的税制還有一些歷史遺留問題，比如目前仍然是重在對企業徵税，個人所得税僅佔政府收入總額的6%~7%，其餘的税都是企業在負擔，這與美國的情況剛好相反。因此，我們要調整税收結構，要把對企業的税負降下來，把對個人的税負漲上去。
怎麼提高對個人的税負？個人所得税的累進程度已經非常快了，那就只能以擴大納税的基本面為主。所以我不太支持再提高個税起徵點，起徵點5000元在國內已經不算低收入了。大家可能覺得難以置信，現在繳納個税的人只佔到全部拿工資人數的14%左右，這一比例非常低，導致我國的個人所得税税收很少。
除了增加個人税收、徵收房地產税，還應徵收資本利得税，即買賣股票也要納税，由此把税負從企業轉到個人身上，這也是目前全世界都通行的做法。有企業家到美國投資後發現美國的税負特別低，但美國的個人所得税非常高，如果他把錢從企業取出來變成個人收入的話，可能就要繳納一大筆錢。
為什麼有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覺得收入低?
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覺得收入低是參照系的問題。1917年，當時27歲的胡適回北京大學當教授，他一個月的收入是300大洋，相當於現在的11萬元人民幣，比他當時在美國的老師杜威還高。當時的中國很窮，而美國已經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所以很難想象北京大學一名普通教授的工資會比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高級教授的工資還高。
這背後的深層原因是知識大眾化，是我國高等教育的普及。現在全國18~22歲的青年有55%在接受高等教育，這一比例還會提高到60%，高學歷人才數量在增多。事實上，大學本科的畢業生剛走出校門的頭三年收入的確較低，但是之後增加收入的機會也很多。工資暫時較低不用太着急，只要持續努力，終究會脱穎而出，收入也自然會提高。不能因為一時收入不高就否定教育的價值。
為什麼高收入羣體感受到了勸捐的壓力?
在最新的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提出來之前，高收入羣體就已經有這樣的擔心見到政府或者基金會的人就擔心對方要“勸捐”了。這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全世界都如此，因為社會期待企業家們能夠拿出一部分財富來支持教育和醫療衞生事業發展。
面對共同富裕這一奮鬥目標，企業家們也沒有必要產生“非捐不可”的壓力。捐贈應是自願行為，我們也不應該總是把目光集中在少數企業家身上，而是應把社會捐贈作為一項事業來推進，要鼓勵普通老百姓樹立捐贈意識。當大家都自願捐贈時，一方面，捐贈者會因為救助了弱者或是支持了某項社會事業而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受捐者也會因為受到幫扶而心存感激，社會也就因此更加和諧了。如果捐款行為是被迫的，捐錢的人不舒服，拿到錢的人也會不舒服，而一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應該是鼓勵大家都積極向上。
江蘇連雲港：文化科技衞生“三下鄉”活動啓動 捐贈現金物資合計118.3萬元。圖源：視覺中國
哪些國家的共同富裕之道值得借鑑?
哪些國家或地區在實現共同富裕這方面的經驗更值得我們借鑑？這取決於一個國家的文化背景。
美國人均GDP大約有6萬美元，是我們的6倍左右。但美國貧富分化嚴重，他們關於不平等問題的討論已經持續了二三十年，但一直沒有辦法解決。因為美國崇尚的是個人主義文化，所以搞不成共同富裕，最多是在個別地區試驗一下。
北歐國家崇尚集體主義文化，政府擁有GDP60%的再分配權力，而且民眾都接受共同富裕的理念。大部分北歐國家的初次分配格局和美國差不多，收入分配也非常不平均，但是通過政府税收調節，收入的分配變得極為平均。北歐國家的基尼係數大約為0.27，所以問題的根源在於國家的文化背景。
對於中國的共同富裕模式，我們首先要搞清楚中國崇尚的是一種什麼文化，然後才能確定目標。一個國家的基尼係數究竟多少為好，國際上對此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如果説我們向北歐學習也將基尼係數變成0.27，即所謂的“如何達到丹麥的水平”，那麼恐怕我們又要回到計劃經濟時代了。因此，每個國家不同的文化決定了其最後的收入分配差距應該穩定在哪裏。
再來看共同富裕和創造力的關係。共同富裕和整個社會的創造力不是一回事。北歐國家極富創造力，那裏誕生過諾基亞、愛立信這樣的世界級大企業。因為崇尚集體主義文化，民眾接受共同富裕，但這並不會影響他們的創造力。而如果讓一個美國人到北歐去，那他可能不僅不再創造，甚至還要“造反”，因為美國人崇尚個人主義文化。因此，共同富裕也好，創新創造也好，主要是看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文化與制度特色。兩者本身並沒有太強的關聯，不是貧富差距大的地方才有創造力，也不是共同富裕的地方就有高創造力。
如果説北歐文化和美國文化是兩個極端，那麼中國文化可能就處在二者中間的某個位置。
共同富裕是不是與打破階層固化有關?
談到三個羣體的收入調節方式，大家很容易聯想到“階層固化”這個詞。從數據來看，我們的階層固化程度在上升。
通過分析20世紀30年代至80年代末出生的人羣，觀察他們的受教育水平與其父輩受教育水平的相關性，我們發現在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出生的人羣中，二者的相關性呈下降趨勢，即階層流動性在上升。直觀地説，不是父母的知識水平高，子女的知識水平就相應也高。但在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出生的人羣中，二者的相關性又重新呈現上升趨勢，即階層流動性在下降。因此，這幾十年時間中國的整個階層流動性呈現的是U形走勢。
北京大學的實際情況就如此。現在北京大學的學生越來越多地來自大城市或者縣城，來自農村的學生越來越少，而在我讀書的那個年代，農民子弟還是很多的，這説明我們的教育或者學生的精英化趨勢越來越明顯。
階層固化最主要的原因和教育規劃有關，通常上一輩受教育程度低會導致下一輩受教育程度也低，階層就這樣固化了。而當前社會的人如果不通過接受教育的途徑，基本不可能從一個階層上升到另一個階層。
父母的教育理念和支撐教育的資源都會影響下一代。這就需要社會和政府來為他們做一些事情。但是現在的政策沒有做到把教育資源公平分配，還是完全以成績為分配標準。學校被分為一類、二類、三類，然後一類學校得到的資源最多，三類學校得到的資源最少，資源最後集中到了少數學校，這不利於階層固化的打破。
共同富裕為什麼離不開教育公平?
教育對共同富裕和階層流動十分重要，應該讓大家儘可能享受到更長時間、更平等的教育。有些人為中考分流辯護，説這樣有利於學生髮展特長。我不認同。十四五歲的孩子並不知道自己的特長是什麼，如果被過早分流，可能他的一輩子就毀了。
有人説德國比我們做得還早，孩子10歲就分流了。但是德國國內對此的爭論也非常大。自由派就非常不贊成這一制度，但是因為保守派勢力強大，這一制度得以保存。
想讓教育資源平均化，首要任務是改變人的思想，包括家長的思想。中小學階段不應該選拔人才，而應該培養人才，培養一個完整的人，讓孩子知道自己的價值。如果政府通過各種手段減少分流、分級的做法，家長就會因此減少很多不必要的擔心，像在我們讀書的時代就不存在這些擔心。
海南瓊中：優秀教師向基層學校流動 促進城鄉教育均衡發展。圖源：視覺中國
共同富裕最需要的政策調整是什麼?
我認為第一是要保證中小學的教育公平性，因為個人的發展首先取決於教育。
共同富裕作為未來10年、20年甚至30年的長期目標，不會像搞經濟建設那樣很快見效，而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我國的基尼係數從2008年至2016年不斷下降，但下降幅度很小，因為我們的人口基數太大。共同富裕既然是一個長期目標，那就要用長期的手段來推進，首先要推進的就是投資教育並促使教育公平化，將資源平均分配，消除制度性不公平。
我期望未來取消中考分流，這將是影響共同富裕非常關鍵的一點。我們不能用分流手段把40%的孩子定義為“你未來是低收入者”，這顯然是制度上出問題了，因此要先把這項制度給改了。
我們要相信，所有的孩子都具有創造力和潛能，應該先讓他們去試試，等他們到了18歲建立起初步的世界觀後再做決定，而不是在他們還懵懵懂懂時就把其中一部分人拋到一邊，然後告訴這些人“你永遠在社會底層了”。在此基礎上，再做一些税制改革，包括徵收房產税和資本利得税等，用再分配來調節收入差距。
從2020年到2021年，中國堅定推進改革，在房地產、教育、環保等多個領域同時發力。這讓大家深刻感受到了“不確定性”，包括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疫情反覆、全球央行貨幣政策轉向和中國內生經濟的不確定性。但很多人只看到表面的不確定性，沒有看到長期的確定性。
長期的確定性是，隨着各國疫情的平穩，全球經濟終將進入復甦反彈階段。2021年全球經濟向好，中國經濟增長較快，美國和歐洲國家的表現也不錯，社會生活也在恢復正常。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為未來做準備，不該再去應對“不確定性”了，而是要準備迎接恢復的人口流動和經濟活動。所以我覺得，那些所謂的悲觀情緒完全沒必要，產生這種情緒是因為沒有看到事情發展的主流。
不管是企業家還是老百姓，都應注意不要被短期因素所左右。現在社交媒體上情況複雜，很多人會講一些極端的話來吸引眼球，大家應注意分辨。一些政策的實質性影響並沒有那麼大，比如説“雙減”後，大家都不用再去上一些不規範的補習課了，而那些正規的補習課也仍在繼續。企業家也應該學會分析相關的政策消息。再比如房產税，都已經討論10年了，而目前也是在試點，而且有5年試點期。
當然，我們還面臨一些問題，比如消費不足，這也和疫情有關。很多消費行為對大家而言是可有可無的。疫情導致不能外出旅遊，大家也就不去了。但是當每個人的消費都減少一點，總量就十分可觀了。不過我想這只是短期現象，一旦疫情消退，消費就會慢慢復甦。
我們也不必擔心資本無序擴張，我認為不存在所謂的資本無序擴張，資本運作的底線是不要干政。
一個運轉良好的現代社會最怕的就是資本干涉政治，這會導致政治變成少數人的政治。歷史上曾有掌握鉅額資本的人干政，想通過政治來鞏固自己獲得的經濟利益，甚至把國家掏空，這些人應該受到嚴厲的懲罰。
另外，要實現技術發展，就得允許一定程度上所謂的過度投資、浪費型投資、重複建設甚至低級消費等。以元宇宙為例。很多人反感元宇宙，認為扎克伯格搞元宇宙太低級，認為他應該像馬斯克那樣去建造火箭。但如果沒有人在元宇宙玩VR(虛擬現實)，VR技術就發展不起來，而VR技術對於人類的發展非常重要，和馬斯克要移民火星一樣重要。
我們的社會應該更寬容地對待這些看似低級的消費和股市對科技投資產生的泡沫，如果真的出現泡沫，市場和社會會做出合理的再平衡。
《全球變局：經濟新格局下的長期主義》。圖源：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