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濱:俄烏衝突的“1916時刻”:“和”去“核”從?
【文/於濱,譯者/華東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碩士研究生 馬嶽達、曾維政】
烏克蘭衝突持久不竭,逐步升級,且日趨複雜,這也推動了中俄之間在2022年最後數月中加強高層交流,以尋求中止衝突、穩定和拓展雙邊關係的路徑。隨着戰事遷延,核戰陰影揮之不去,如何避免亨利·基辛格所定義的“1916年時刻”,仍是未定之天,然而錯失和平機遇將為交戰各方乃至整個人類文明造成嚴重後果。
1.普京和習近平在撒馬爾罕
2022年9月15日,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烏茲別克斯坦古城撒馬爾罕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第22屆峯會期間進行了成功的會晤,這是兩人自俄烏開戰以來的首場會面。兩國高層之間的交流重獲勢頭。
這次會晤的背景是“急劇變化中的世界”(普京語,Мир стремительно меняется)和“變亂交織的世界”(習近平語)。烏克蘭衝突已從二戰式的閃擊戰轉變為一戰式的消耗戰。美國對烏軍援的持續加碼,也聯動式地加劇了中美的對抗風險,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對許多中國人來説,台灣地區變成另一個烏克蘭並非空穴來風,即便中國官方努力將兩個問題區分開來,並在俄烏雙方之間保持原則性的中立。
普京顯然理解中國的窘境,他感謝中國“在烏克蘭危機上的平衡立場”,並提到“我們理解中國對該問題的擔憂”。普京重申俄堅定奉行一中立場,習近平對此表示感謝。習近平在峯會的公開致辭中沒有提到烏克蘭,而是強調需要加強同俄羅斯的戰略和務實協作,特別是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

俄總統出席上合組織撒馬爾罕峯會 圖自TRT
2.上合:走出新冠疫情,步入烏戰陰影
本次上合元首峯會也是烏克蘭戰事爆發以來的首次。上合成員國(俄羅斯除外)與組織本身不希望在衝突中選邊站,並對烏克蘭衝突採取中立立場。然而,隨着全球和地區經濟已經因疫情而捉襟見肘,上合組織又不得不應對烏克蘭戰事引發的破壞性影響。
普京在峯會上的講話有相當一部分闡述了“當前複雜的國際形勢”和俄羅斯的對策,但對上合組織的成就持樂觀態度。中國領導人則強調,上合組織須強化其處理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問題的職能和治理能力。由於莫斯科集中精力於烏克蘭衝突,北京似有必要在“後阿富汗戰爭”時代的中亞做出更多努力,這包括在未來5年為成員國培訓2000名執法人員,建立中國-上海合作組織反恐專業人才培訓基地,強化各方執法能力建設,以應對“三股”勢力、跨國犯罪,以及數據安全、生物安全、外空安全等非傳統安全的挑戰。
此次上合峯會的重要議題之一是擴員問題。在撒馬爾罕,伊朗在獲得上合觀察員身份17年後,簽署了加入上合組織義務的備忘錄。與此同時,在普京的積極推動下,白俄羅斯成為正式成員國的程序亦開始啓動。峯會還批准了給予巴林、馬爾代夫、科威特、阿聯酋和緬甸等國對話夥伴地位的決議,並給予埃及、沙特和卡塔爾等上合對話夥伴地位的備忘錄。
上合併非盡善盡美。在其初始階段,創始國成員得以在流變、失穩的後蘇聯空間,通過上合這個平台,堅持就邊界和安全等重大利益問題進行對話、談判和協調,有效地維護了中亞廣大地區的穩定和中俄之間漫長邊境地區的安寧。相比之下,同樣處於後蘇聯空間的歐洲部分,則是極端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甚囂塵上,永無安寧之日。不可否認,上合擴員肯定會影響其議事和決策效率。儘管如此,面對日趨動盪、分裂的世界,上合對那些尋求穩定和確定性的國家來説愈發具有吸引力。
3.兩次“快閃”外訪
12月21日,梅德韋傑夫與澤連斯基同時離開歐洲,各奔東西,分別到訪北京和華盛頓。兩位歐洲領導人同日出訪,也許純粹是巧合,但其結果卻是可以預料的。在澤連斯基到訪之前,美國眾議院就提議為烏克蘭追加450億美元的緊急援助。澤連斯基抵達時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被譽為21世紀的丘吉爾,同時還收穫了包括一套愛國者導彈系統在內的18億美元軍援。
梅德韋傑夫是以俄執政黨—統俄黨主席的身份造訪北京,他通過獨特的黨際高層渠道轉達了普京的親筆信。信件的具體內容仍未披露。但是考慮到中國的立場,中國唯一選項恐怕是幫助俄羅斯尋求和平解決衝突的辦法。根據中方的解讀,梅德韋傑夫回應了習近平的和平主張,並表示願意通過和平對話的方式解決衝突。俄方也肯定了本次會晤的成效。
兩次訪問都是在俄羅斯戰略環境持續惡化的背景下發生的。近期,普京批准俄軍大規模擴員,此前俄羅斯具有戰略意義的克里米亞大橋和重要空軍基地相繼受到打擊,俄軍報復性的轟炸顯然未能有效削弱烏克蘭軍力。一些中國觀察者注意到,烏克蘭遠程無人機的航程足以打擊莫斯科,如果發生此類情況,衝突升級勢在難免。

據《華盛頓郵報》當地時間2月13日報道,近日白宮對烏克蘭發出警告稱,烏克蘭正面臨着“改變衝突走向的關鍵時刻”
4.普京-習近平的新年連線
中俄領導人新年前夜的視頻連線一反以往的寒暄問候,而是具有實質內容和明顯的緊迫感。普京致辭的一個重要部分是中俄能源貿易的規模和增長潛力。此前,連接俄羅斯和德國的北溪1、2號輸氣管線被炸,西方又對俄油出口限價。根據克里姆林宮的解讀,兩位領導人還討論了國防和軍事技術合作,普京強調了中俄軍事合作的重要意義以及兩國面對西方壓力和挑釁時的外交協調。
此外,普京還刻意提及中國領導人在2023年初訪俄事宜。在正常情況下,中國領導人應該在2023年初訪俄,以作為2022年初普京北京之行的對等舉動,習近平並未在其簡短致辭中對這一邀請加以回應。不過,習近平還是高度評價了與俄羅斯的關係以及中俄協調合作的意義。他也沒有談及中俄軍事合作的問題,而是呼籲儘可能地利用“現有的工作機制”,在經濟領域開展更多的務實合作,並在最後呼籲俄烏衝突各方進行和平對話,並重申了中國的公正立場。
目前中國在對俄回訪問題上處於兩難境地。由於中國在俄衝突中秉持公正性,在沒有停火的情況下訪俄,這在政治層面不甚妥當。然而在戰略層面上,放棄回訪將損害中國與其孤軍奮戰的夥伴之間的互信。12月底,美國在授權為烏克蘭提供的450億美元援助的同時,也為台灣地區未來五年的防務撥款100億美元。與此同時,台灣地區將其義務兵役期從四個月延長到一年。日本也正試圖獲取進攻性武器(500枚戰斧巡航導彈),並大幅度增加防務開支。鑑於種種不祥之兆,中國高層選擇繼續與它在東亞唯一可靠的夥伴(俄羅斯)保持正常關係。
5.非常時期的正常關係
2022年的最後數月裏,莫斯科和北京似乎更有決心在俄烏戰爭的非常時期保持正常的戰略伙伴關係。9月19日,由雙方高級安全官員楊潔篪和尼古拉·帕特魯舍夫主持的第17輪中俄戰略安全磋商在正對台灣地區的福建省舉行。這一“富有成效”的磋商是在兩國元首會晤四天後舉行的,緊隨其後的是中俄在外交和安全領域的密集接觸。中國外長王毅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進行了多次會晤,甚至連俄駐華大使的輪換也得到了中方不同尋常的關注。在這些會晤中,烏克蘭衝突及其可能的降級和解決方案一直是雙方關注的要點。
俄羅斯和中國於2022年的最後幾個月在安全領域的互動也明顯增加,進行了一系列軍演和海空巡邏, 這包括9月1-7日中方2000餘人參加俄羅斯在遠東舉行的為期一週的“東方-2022”軍演;9月15-27日中俄兩國海軍在西太平洋相關海實施的第二次海上聯合巡航,並於19日抵達美國阿拉斯加外海;11月30日中俄戰略空軍(4架圖-95和2架轟-6)在日本海和東海進行了本年度第二次聯合巡邏,並首次在對方機場降落;12月21-27日,中俄海軍在東海舉行“海上聯合-2022”年度軍演,部分演習水域距台灣僅300公里。儘管這些活動大部分是例行性的,鑑於烏克蘭和台海的緊張局勢,這些軍事互動還是被認為非同尋常,並具有某種緊迫感。
即使在經濟這個中俄合作的傳統薄弱環節也顯示出了進展跡象。梅德韋傑夫到訪北京當天,俄羅斯普京參加了新的科維克塔(Kovykta)天然氣田和管線舉行的落成典禮。這意味着未來幾年俄羅斯通過現有的線路和擬議中的蒙古線路對中國的天然氣出口將大幅增加。2022年,中俄貿易增長約25%,跨越中俄界河的兩座橋樑在年內相繼開通也將進一步促進兩國經貿交流。
中俄經濟關係仍有許多瓶頸。然而,俄羅斯迫不得已“東進”(reluctant pivot to the east),中國被迫與西方脱鈎,也使雙方致力於更具深度和廣度的經濟合作,想定之一是12月5日中俄總理第27次例行會議上討論的中國對俄羅斯的79個大型項目投資1600億美元事宜。這些項目將如何談判和啓動仍待觀察, 但俄羅斯與中國在航天領域的合作已進入實施階段。2022年底,雙方簽署了一項關於建立聯合月球科研站的協議。
6.1916年的陰影
在2014年烏克蘭危機初期,基辛格發現西方陶醉在某種爭強好勝的氣氛之中,無人關注如何結束爭端,這令人不寒而慄。這位年近百歲的地緣戰略家對俄烏衝突的前景憂心仲仲,是基於他對二戰後美國海外軍事行動的觀察,即二戰後美國4次海外用兵,在初期均得到公眾支持,精英們躊躇滿志;但美國均不知如何收場,其中三次都不得以單方面撤軍。他告誡説,“檢驗政策的標準是它如何結束,而非如何開始”(“The test of policy is how it ends, not how it begins”)。
回到2022年12月17日。基辛格發表一篇題為“如何避免另一場世界大戰”(How to avoid another world war)的專欄文章,其受眾是他所認為的處在類似1916年狀態的西方精英。他提醒道,一戰雙方在1916年雖然對兩年的殺戮已有倦意,但並未真正理解現代科技巨大的潛在破壞力。最終,這些夢遊般的歐洲精英因為驕傲和遲鈍而錯過了案甲休兵、實現和平的機會。當“外交成為無人問津之物”時(“diplomacy became the road less traveled”),戰火又施虐歐陸兩年,數百萬人蒙受其難。
為了避免重蹈1916年的悲劇(即錯失的和平),防止由於失控的人工智能操控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基辛格提議沿2022年2月24日戰端爆發時的邊界線停火,俄羅斯在此之前獲得的領土將由後期談判解決。最終,一個新的戰略機制將在歐洲建立,其中烏克蘭“應該與北約組織聯繫在一起”,而俄羅斯“最終將在這樣的秩序中找到一個位置”。

基辛格在1月17日達沃斯論壇的演講中改口稱,在當前形勢下,烏克蘭保持中立化的想法不再有意義,“相信烏克蘭加入北約組織將是一個合適的結果”。
基辛格為尋求結束烏克蘭戰事的努力並非孤掌難鳴。美軍參聯會主席馬克·米利將軍(Mark Milley)曾在戰事進入冬季時推動其外交解決方案。雖然拜登政府高層並不贊同米利的想法,但據説他們中的一些人(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一直在敦促為外交協調留出餘地。顯然,拜登團隊仍未在價值觀和利益之間找到平衡支點。
基輔方面拒絕了基辛格的停火建議。其實澤連斯基在10月初簽署的一項法令已經排除了與普京談判的可能,而他12月底在華盛頓也拒絕了拜登提出的“正義和平”框架。澤連斯基選擇了他自己的和平計劃,即俄羅斯只有在首先接受戰爭罪行審判之後才能被邀請參加和談。
莫斯科看上去對基辛格的方案更感興趣。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説,普京一有空就會仔細研究基辛格的文章。無論如何,普京已經下令在烏克蘭東正教聖誕節(2023年1月7日)期間實行36小時停火。俄羅斯地緣戰略學家德米特里·特列寧則認為,俄羅斯暫停衝突的意願或許是真實的,因為看似有限的“特別軍事行動”,對俄羅斯的影響卻堪比一戰,遠超19世紀中葉的克里米亞戰爭和20世紀初日俄戰爭對俄羅斯的影響。“而俄羅斯的未來的福祉也繞不開烏克蘭,儘管這樣做的代價會非常高昂”。
中國密切關注各種停火倡議,並在各種外交場合堅持自己的和平姿態。與此同時,烏克蘭也沒有被忽視。9月22日,王毅外長在紐約聯大會見烏克蘭外長德米特羅·庫萊巴時繼續強調中國的和平立場,説中方“絕不袖手旁觀,絕不火上澆油,絕不利用局勢謀取私利。”據報道,庫萊巴表示烏方重視中國的國際地位和重要影響,並期待中方在緩解當前危機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庫萊巴對王毅的和談呼籲回應稱:“烏克蘭準備進行符合其國家利益的對話和談判”,他還重申烏克蘭承諾奉行一箇中國政策,並期望加強與中國在各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10月12日,中國常駐聯合國大使耿爽在討論烏克蘭問題的第11次緊急特別會議上,提出瞭解決俄烏衝突的4點主張(堅持對話接觸,加大人道救援,防止衝突外溢,防止世界走向分裂),重申中國對解決烏克蘭問題的一貫主張,即各國主權、領土完整都應該得到尊重,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都應該得到遵守,各方合理安全關切都應該得到重視,一切有利於和平解決危機的努力都應該得到支持。11月15日,王毅外長在二十國集團巴厘島峯會會見俄外長拉夫羅夫時,“注意到俄方近日重申核戰爭打不得、不能打的既定立場,這是俄方理性和負責任的態度。我們也樂見俄方釋放對話信號,並同意恢復執行黑海糧食運輸協議”。
對中國高層來説,和平解決烏克蘭危機更具緊迫性。中國學者黃仁偉認為,中美關係在台灣問題上似陷入某種“俄烏陷阱”(Ukraine-Russian trap)之中。在這一21世紀的“囚徒困境”中(“prisoner’s dilemma”),北京擔心美國插手會使台灣問題迅速“烏克蘭化”,而這不可避免地會打斷中國的復興進程。與此同時,華盛頓則認為中國大陸可能對台採取俄羅斯式的行動。這種“相繼走低”的惡性循環(“you-go-low-and-I-go-lower race”), 會加劇兩個大國之間的對抗並造成嚴重後果。因此,北京堅持和平解決烏克蘭危機的政策,也愈發具有地緣政治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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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烏克蘭衝突的遷延,基辛格的1916之喻在核問題上顯得尤為重要。回看2022年初,五個核大國就防止核戰發表聯合聲明。然而就在2022年,有關使用核武的論説卻不絕於耳,而這在冷戰高峯時期都不曾有過。俄軍奪取扎波羅熱核電站後該電站屢遭炮擊,這也使核陰影揮之不去。
基辛格認為,正是因為這種迫在眉睫的核風險,外交途徑才更為重要。儘管這一前景並不樂觀,但另一種選擇的結果可能更糟。基辛格警告説,如果戰事升級擴大,如果現存的人工智能武器“能夠確定、評估和瞄準其感知到的威脅,進而發動戰爭”,人類文明可能無法“在信息、認知和破壞能力相互齟齬的大漩渦中”得以保存。
與一戰或二戰不同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會留下任何贏家。
【原文索引】This article is extracted from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A Triannual E-Journal of Bilateral Relations in the Indo-Pacific, Vol. 24, No. 3, September 2023. Preferred citation: Yu Bin, “China-Russia Relations: Ending the War? Or the World?”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Vol. 24, No. 3, pp 155-166.
(本文註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