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粒“中國製”抗抑鬱原創藥誕生：產學研聯手攻關，歷時12年

從企業研發一線趕回學校實驗室，煙台大學藥學院教授田京偉懷揣着一粒粉色藥片。這粒小藥片，看似不起眼，卻並不簡單——它是我國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原創一類新藥，用於治療抑鬱症。

“真的很不容易！”2月14日，面對科技日報記者，田京偉感慨道。為了研發這粒小藥片，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再到臨牀試驗，產學研聯手攻關，前後歷時12年。

批了！首粒“中國製”抗抑鬱原創藥誕生

“批了！”2022年11月3日，這款名為“若欣林”的創新藥獲批上市。作為該項目的研發主持人，田京偉長舒了一口氣。

抑鬱症，是發病率最高的單病種精神疾病。“由於社會教育問題，人們對抑鬱症往往缺乏科學認識。”田京偉説，“據統計，我國抑鬱症患者中，就診率只有20%。”

半個多世紀以來，抗抑鬱藥出現了不少，但大都“治標不治本”。“這些藥品治癒率較低，治療後有殘留症狀，患者功能無法全面康復。”田京偉介紹，一般的抗抑鬱藥物有5大缺陷——起效時間慢，不能改善患者興趣，不能改善認知，導致和加重性功能障礙，導致鎮靜和嗜睡。

更讓我國科研工作者心有不甘的是，長期以來，國內市場上的抗抑鬱藥幾乎皆由跨國藥企研發，本土藥企產品則以仿製為主。

這一切，讓田京偉團隊深感使命在肩。他們義無反顧地邁向抗抑鬱原創藥研製的“深水區”。

“創新藥物的研發，就像是一場冒險。”田京偉告訴科技日報記者，在新藥領域，原創藥的研發難度最大。

12年來，研發團隊不捨晝夜，週末假日無休，田京偉清楚：“與眾多對手拼搶速度，必須全力以赴！”

攻關！發揮科研機制上的“先天優勢”

從實驗室到進入臨牀試驗的階段，通常被稱為新藥開發的“死亡之谷”。這是因為，成果轉化的技術難度高，成功率低。

覆盤“若欣林”攻關之路，煙台大學藥學院院長助理張蓬認為：“校企聯手是其中一項重要的成功經驗。抗抑鬱原創藥的立項是一個契機，深度驗證了校企聯手科研的水平。”

這句話也道出了他們在科研機制上的“先天優勢”。

綠葉製藥是一家以創新藥物研製為主業的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2000年，煙台大學與其聯合成立藥學院，主攻領域之一就是精神神經系統創新藥。

田京偉自此有了雙重身份，他既是煙台大學分子藥理和藥物評價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副主任、藥學院教授，也是綠葉製藥集團非臨牀研究部副總裁、新藥發現部負責人。

如果將抗抑鬱新藥研發過程簡單地劃分為基礎研究和開發研究，那麼，基礎研究的重點就在於靶點發現和臨牀前概念驗證，主要由煙台大學負責；綠葉製藥則主要負責開發研究，包括藥物製備和質量控制、藥理毒理研究、臨牀研究等。

在高校與企業裏摸爬滾打，這樣的雙重經歷提升了田京偉的判斷力，使他能夠敏感地發現科研長征中的一些彎路，從而提前規避風險。

團隊成員王洪波教授介紹，基礎研究是科研院所的強項，企業則對市場、客户需求的敏感度更高。“失敗是常態，成功是巧合”，高校眼中的高價值項目，交給企業後，後者未必感興趣。而校企聯手的產學研機制，能把雙方的優勢結合起來，將企業的需求、平台、資金、經驗與高校的基礎研究、科研人才優勢深度融合，提升轉化成功率。

成了！“一把鑰匙同時打開三把鎖”

在田京偉主持下，多名藥學院教授分工協作，煙台大學、綠葉製藥以及眾多臨牀協作方共約500餘名專業人員，加入了這場充滿挑戰的藥物研發中。

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獲得者傅風華，擅長新藥應用基礎和應用研究；多個國家級項目承擔者劉萬卉，擅長藥物分析及長效緩釋製劑研究……擁有“獨當一面”實力的他們，聯手協作，取長補短。

田京偉和同事們遇到的最大難題是，新藥不僅需要同時作用於3個靶點，即5-羥色胺、去甲腎上腺素、多巴胺轉運體，還要對3個靶點的作用強度各有不同。

“應該對哪個靶點作用最強，對哪個靶點作用最弱？強度的比例又是多少？”田京偉打了一個比方，“靶點與藥物的關係，可以簡單理解為鎖與鑰匙的關係，藥物就像一把鑰匙。”通過反覆研究，團隊提出“不均衡抑制三個靶點再攝取”的治療理論，解決了“一把鑰匙同時開三把鎖”以及打開幅度和角度的問題。

另一個難題是“藥物—靶點—臨牀療效”的相關性。通過特定強度比例，不均衡抑制3個靶點是否能夠實現臨牀轉化？這是對理論的驗證階段，也是全球研發的難點。經過不斷試驗，團隊最終也完成了從理論到臨牀的轉化。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集聚力量進行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

“‘若欣林’是迄今為止，第一個完全由中國臨牀專家主持主導完成的1類抗抑鬱新藥的大型驗證性臨牀研究，是我國精神藥物研發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作為項目參與者，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張鴻燕教授倍感振奮，“現在可以説，在全球抑鬱治療領域有了‘中國力量’！”

（本報記者 王延斌 實習記者 夏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