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決定2023年中國經濟刺激計劃成功與否的關鍵問題是什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思義】
序言
眾所周知，中國將在2023年繼續出台經濟刺激措施——唯一要嚴肅討論的是何種類型的措施。要取得成功，這些措施必須同時實現兩個目標：首先，必須充分應對中國的短期形勢，大幅扭轉2022年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勢頭；其次，必須幫助中國實現其制定的2035年戰略目標。
同樣，2023年中國面臨的國際經濟形勢不容樂觀，而這種不利的國際環境本身是由於美國為應對新冠疫情效應而推出的刺激計劃失敗所致。中國和美國2022年全年經濟數據都已公佈，這有助於我們清楚地判斷這種情況。2022年，美國遭遇了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滯脹危機——幾個月後，歐盟步美國後塵遭遇類似情況。
具體而言，美國面臨40年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同時其經濟增速也較前一時期下降一半。這兩個因素反過來又導致美國/歐盟經濟政策失靈，無法充分應對2023年的短期放緩——高通脹意味着其政策制定者不得不採取經濟緊縮政策，特別是提高利率，事實上這無法抵消影響，甚至會加劇經濟放緩。
正如下文的詳細分析所示，結果不僅是2023年美國/歐盟經濟短期放緩，而且中長期經濟也會放緩，阻礙了這些經濟體實現其戰略目標。也就是説，美國的刺激計劃遭受戰略失敗——除了短期通脹之外，美國長期經濟增長前景將比之前更糟糕。
美國經濟面臨持續衰退的危險（圖片來源：ICphoto）
當前世界經濟形勢，以及中國面臨的經濟形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兩個刺激計劃之間的相互作用。第一是美國刺激計劃所產生的破壞性後果，導致全球面臨40年來最嚴重的滯脹危機；第二是中國正在推出的刺激計劃，既有可能推動本國經濟增長，也有可能在全球經濟復甦中發揮重要作用。鑑於這些事實，對於中國來説，要實現2023年的經濟目標，就有必要詳細研究當前世界經濟形勢，瞭解美國一攬子計劃失敗的原因，並且在實行自身的經濟刺激計劃時吸取其中的教訓。
這涉及兩個相互關聯但又截然不同的問題：
（1）美國/歐盟刺激計劃的失敗是完全可以預見的，因為它們源自錯誤的經濟分析/理論。遺憾的是，部分中國人將這些錯誤的理論奉為圭臬。
（2）這直接關係到中國能否準確評估其所面臨的國內外經濟形勢。中國要同時實現2023年近期目標和2035年戰略目標，就應準確分析影響短中長期經濟形勢的關鍵因素。
因此，下文將首先解釋西方刺激計劃失敗的原因，然後再分析西方刺激計劃會帶來負面影響的原因以及對中國的結論。
作為下文分析的前提，我們還需要了解世界經濟問題與中國戰略目標之間具體的關聯。中國政府在第十四個五年計劃中明確提出到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目標，如果從2020年到2035年，中國人均GDP翻一番，這意味着不考慮通貨膨脹，人均GDP將可達到21050美元的水平。二十大報告設定的基本目標是到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均GDP略高於21000美元，將大大高於現在的東歐主要國家匈牙利或波蘭的水平，也略高於中等發達國家希臘的水平。
最近一段時期，中國人口年均增長率為0，2022年略低於零，因此如果到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翻一番的目標，將會確保實現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標。在2022年全年GDP增長3.0%之後，要在2020-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2023-2035年GDP年均增長率至少為4.6%。因此，任何適當的刺激計劃都必須實現2023年經濟加速增長的戰術目標，且同時確保實現2035年戰略目標。以下假設將以此為基礎。
第一部分 美國/歐盟刺激計劃遭受戰略失敗
眾所周知，2023年對全球經濟以及中國經濟都將是極其艱難的一年。美國/歐盟政府充分意識到其經濟正在放緩，唯一的爭論是放緩多少——唯一的爭論是是否會出現實際衰退（負增長），還是僅僅是非常緩慢的增長。這種清醒的認識充斥國際經濟組織預測和媒體討論。但是，正如上文所述，西方政府無法採取任何適當的刺激措施來避免經濟放緩，因為在過去兩年中，西方經濟體目前面臨着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滯脹危機。因此，極其緩慢的增長伴隨着通脹浪潮是當前世界經濟形勢的第一個具體特徵，這種特點與其他低增長時期有所不同。
那麼是什麼引發了這輪通脹浪潮？中國又是為何得以倖免？
首先，美國政府宣稱“導致這輪通脹潮出現的罪魁禍首烏克蘭戰爭”的説法完全不實。澄清這一點也很容易，因為查閲一下時間線就可以了。如圖1所示，超過80%的美國通脹上升發生在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前。烏克蘭戰爭始於2月24日。但是到2022年1月，也就是戰爭開始之前，美國通脹率就已增長7.4%——從2020年5月的0.1升至2022年1月的7.5%，達到40年來的最高水平。2022年6月，美國通脹峯值達到9.1%，因此，82%的美國通脹上升發生在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前。到2022年12月，美國通脹率為6.5%——實際上低於戰前。如圖上所示，同期歐元區通脹率稍遜於美國。
總之，美國/歐盟的通脹浪潮早在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前就已經形成，將通脹上升主要歸咎於烏克蘭戰爭只不過是美國的輿論造勢，旨在轉移人們對通脹浪潮產生的真正原因的注意力，而這輪通脹浪潮產生的真正原因是美國為應對新冠疫情效應而推出的刺激計劃遭受了失敗。
圖1
由於疫情期間推出的刺激計劃導致美國通脹飆升，美國經濟增長極其緩慢。最近公佈的2022年全年美國經濟數據顯示，2019-2022年美國GDP僅總增長5.3%，年均增長1.7%。同期中國GDP總增長13.3%，年均增長4.3%。也即是説，在疫情期間，中國GDP增速是美國的2.5倍（見圖2）。因此，美國的一攬子刺激計劃引發滯脹——高通脹和低增長的結合。
圖2
眾所周知，為了抑制通脹浪潮，美聯儲和其他西方中央銀行將不得不在一段時間內繼續提高利率以收緊貨幣政策，而這將不可避免地產生收縮性經濟效應。事實上，如圖3所示，自2022年3月達到峯值以來，美國貨幣供應量實際上一直在下降——造成了異常的貨幣緊縮態勢。這與減緩經濟放緩所需的恰恰相反。這將導致美國2023年的經濟繼續放緩。
圖3
美國經濟部門在2022-2023年實施這些收縮政策的直接後果是，美國/歐盟一攬子刺激計劃的中期效應遭遇戰略性失敗。疫情期間的任何短期利益都被緊縮政策抵消了，甚至完全被抵消了，反而因抑制通脹導致經濟短期內呈低增長—正如下文所示，通脹本身就是由於美國經濟政策造成的。這些都共同導致了經濟停滯的局面。
正因為如此，不僅美國/歐盟2023年增長會放緩，而且西方經濟體（尤其是美國）中長期增長也會放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是如此認為,即使預測通常有點偏向美國。如圖4所示，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以能消除短期經濟週期波動影響的2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美國GDP年均增速將從2021本已很低的1.9%降至2027年的1.6%。同期歐盟年均增速將從1.4%降至1.2%。
圖4
誰應該為美國經濟刺激計劃的失敗及其負面後果負責？首先當屬美國政府。
圖5所示的是2019-2022年美國政府收支情況。可以看出，在疫情期間，美國政府收入沒有發生顯著變化——美國政府收入佔GDP比重從疫情前的2019年第四季度的27.5%温和升至2022年第二季度的30.7%，增長了3.2%。特別引人注目的變化是，疫情期間政府支出大幅增長。從2019年第四季度至2020年第二季度這六個月內，美國政府支出佔GDP比重增長20%——從34.4%升至54.9%。政府支出佔GDP比重高達54.9%，這在美國和平歷史時期上是前所未有的。
圖5
當然，美國政府支出大幅增長，而收入僅略有增長，導致支出超過收入，從而導致預算赤字和政府債務大幅增長。如圖6所示，2020年第二季度，美國政府季度債務佔GDP比重達到和平時期前所未有的水平——26.2%。
圖6
我們再看顯著的美國政府支出用到了哪裏。圖7所示的是2019年第四季度(疫情前最後一個季度)與2020年第二季度（美國政府支出峯值）政府支出各項用途比較：
政府投資佔GDP比重並未增長——初期為3.5%，末期為3.5%。
政府最終消費支出佔GDP比重增長2%——僅14.1%小幅升至16.1%。
2020年第二季度政府補貼（尤其是交通和相關用途）佔GDP比重增長4.6%——從0.4%升至5.0%。
個人轉移支付佔GDP比重增長13.7%——從14.4%飆升至28.1%。絕大部分流向個人的轉移支付主要用於消費。
就經濟結構和推出的一攬子刺激計劃而言，美國政府支出增長主要用於消費——政府支出增長的10%用於最終政府支出，23%用於補貼，67%用於個人轉移支付。政府投資沒有增長。因此，這是一些美國模式支持者極力向中國鼓吹推銷的完全或絕大部分以消費者為導向的刺激計劃。
圖7
着眼於消費的政府轉移支付大幅增長的同時，美國貨幣供應量和預算赤字迎來空前增長。如圖8所示，截至2021年2月，美國M3貨幣供應量增長26.9%，迎來了和平時期的空前增長。更令人驚訝的是，從2020年2月至9月僅7個月內，美國M3貨幣供應量就增長20.2%——年化增長率為37%。這些貨幣投放量大大超過了2007年後試圖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量化寬鬆政策所帶來的美國貨幣供應量增長。
圖8
這一系列消費者為中心的刺激計劃對美國經濟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呢？圖9所示的是疫情前的2019-2022年的美國GDP構成變化比較。美國消費相對強勁，增長3551億美元。美國總固定投資增帳小得多，增長8380億美元，但這甚至不足以抵消同期8480億美元的資本貶值。
也就是説，將折舊因素考慮在內，在消費激增的同時，美國淨固定投資減少了100億美元。因此，這一時期結束時的美國資本存量比開始時略有減少，也就是説，美國消費大幅增長的同時美國淨資本投資/美國資本存量並未增長。
圖9
根據刺激計劃期間美國GDP構成變化分析，總消費佔美國GDP比重增長0.9%，而淨固定投資佔美國GDP比重下降0.8%(見圖10)。這些數據再次證實，美國刺激計劃的特點是幾乎完全面向消費，並導致美國經濟進一步轉向消費，同時淨固定投資佔美國GDP比重下降——可以説，美國的經濟刺激幾乎是純粹的消費刺激。
圖10
總之，美國政府支出變化與宏觀經濟變化的聯動效應——疫情期間美國經濟的變化顯而易見：美國政府出台刺激計劃→這一刺激計劃主要/幾乎完全集中於消費→美國經濟結構進一步轉向消費→美國面臨40年來最嚴重的通脹浪潮→刺激計劃在戰略層面完全失敗。
就短期而言，通脹浪潮迫使美國不得不出台緊縮措施，而這將使2023年美國經濟大幅放緩；就中長期來而言，美國中長期年均經濟增速實際上有所下降。
因此，在這些刺激計劃結束時，美國經濟戰略形勢比開始時更糟——增長率更低，通脹率更高。那麼問題來了，對於這樣失敗的政策，以及如此負面的結果，應該做何解釋？這一切是否有可能提前預料到？這其中有何教訓？
第二部分 混淆需求側和供給側導致美國刺激計劃失敗
美國經濟刺激計劃完全失敗的原因有兩方面。當然，歸根結底這一失敗是拜美國內部不同社會力量角力所致。但從更直接的角度來説，是由於：
（1）美國經濟思想混亂；
（2）這一着眼於消費的刺激計劃啓動的經濟週期節點不對。
以上兩點對中國2023年的經濟刺激計劃有着直接的啓示。
鑑於拙文《引發世界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是美國，而非烏克蘭戰爭》曾對美國經濟思想混亂進行詳細論述，因此在此將僅圍繞美國最新經濟數據進行分析和總結。
西方經濟學有一個最為流行（或者説是“庸俗”）的理論錯誤認識，就是混淆了經濟的需求側和供給側。這種謬誤被用來給美國經濟刺激計劃和後續造成的破壞性後果提供理論依據。不幸的是，部分中國媒體有時也對此深信不疑。
混淆經濟的需求側和供給側，必然無法準確瞭解消費和投資在經濟中所起的不同作用，進而導致一個錯誤的觀點——消費在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超過投資。確切地説：
投資是經濟的需求側和供給側兩端的一部分。通過購買商品和服務（機器、工廠等），投資呈現為經濟的需求側，但它們也與其他因素（如勞動力）一起投入生產。也就是説，投資不僅是經濟需求側的一部分，也是經濟供給側的一部分。因此，投資支出增加不僅是需求增加，也是供給增加——比如，如果購買了10億元的投資商品（機器等），經濟的總供給也會自動增加10億元。
與投資相反，消費只是經濟需求側的一部分，而不是經濟供給側的一部分。這是必然的，因為根據定義，消費不是生產投入——如果任何東西是生產投入，那就不是消費。因此，比如，如果消費增加10億元，那麼經濟的需求側就會增加10億元，但經濟的供給側不會自動增加。消費增加會增加經濟需求，但與投資不同，它不會自動增加供給。
正如下文所示，對這一重要理論的錯誤認識，導致美國經濟刺激計劃遭遇戰略失敗。
用經濟學專業術語來説，比如在最常見的“西方經濟學”公式中，美國經濟學家索洛所創建的“增長核算法”將資本、勞動力和全要素生產率（TFP）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投入要素。其他形式的西方增長核算法則對這些因素進行了更細緻的劃分，包括哈佛大學教授戴爾•喬根森創建並由歐盟委員會推廣應用的KLEMS（資本、勞動力、能源、原材料和服務）核算體系。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供給側包括活勞動、資本和社會必需（或非社會必需）勞動時間。
這裏沒有必要討論“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這些術語之間的差異，因為兩者均同意投資（資本）是生產投入，因此是經濟供給側的一部分，但兩者均未把消費視為生產投入。因此，在這兩種經濟學中，消費只是經濟需求側的一個部分，而不是供給側的一部分。用經濟學術語來説，消費不是生產函數投入。但對於非經濟學家來説，只要瞭解消費不是經濟供給側的一部分就足矣。
由於投資是經濟需求側和供給側兩端的一部分，而消費只是經濟需求側的一個部分，如果投資需求增加，即實際投資支出增加，經濟供給側也會直接增加。但是，如果消費增加，需求會增加，但供給不會直接增加。
消費本身並非生產投入，也不會提高生產能力。在某些情況下，消費支出增加導致的需求增加可能會間接導致生產增加——但這並非完全自動增加，而且在其他情況下，由於消費並非生產投入，消費需求增加甚至不會間接導致生產增加。在一些情況下，消費支出增加可能只會造成通貨膨脹和進口需求。但在所有情況下，只有當經濟的供給側（勞動力、資本等）增加時，產出才會增加。
消費本身不會提高生產能力（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嚴謹的西方經濟學，都理解經濟供給側和需求側之間的差異。但不幸的是，流行的西方經濟學或西方“庸俗”經濟學則誤讀消費在經濟中的作用，得出一些引起混淆的説法，比如“消費貢獻了GDP增長的67%”。由於經濟分為消費和投資，這一説法意味着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為67%，投資則為33%。但這種説法並不正確。正確的説法是“67%的GDP增長用於消費，33%用於投資”。
但由於消費並非供給投入，消費對生產增長的貢獻為零。也就是説，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始終為零——可能67%的GDP增長用於消費，但對GDP生產的貢獻為零。正如約翰•帕波拉正確地指出：“西方經濟思想中最具破壞性的謬論遭受系統性失敗，在於未能區分消費價值和生產價值。”
混淆經濟的需求側和供給側，以及消費和投資的作用，直接源於諸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為67%”這樣的説法。如果消費和投資均為生產投入，這意味着一個可以取代另一個。那麼假如GDP增長用於消費的比重升至80%，投資則降至20%，生產會繼續如之前一樣增長嗎？顯然，這是完全錯誤的。
如果GDP增長用於消費的比重從67%升至80%，而GDP總量保持不變，那麼總需求肯定會保持不變——因為消費和投資均為需求的來源。總需求將保持不變，則消費和投資之間的劃分將發生變化。但如果GDP增長用於投資的比重從33%降至20%，而因為GDP增長用於消費的比重從67%升至80%，那麼生產投入就會大幅減少。由於生產投入大幅減少，其他因素保持不變，GDP增長將大幅放緩。也就是説，消費不能代替生產投資，因為消費並非生產投入。
正因如此，為了理清思路、科學制定政策，澄清“消費貢獻了GDP增長的67%”的説法很有必要——因為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始終為零。正是這種混淆經濟的需求側和供給側的理論依據讓美國製定了完全立足於需求側的具有破壞性的“消費刺激計劃”。
類似混淆經濟的需求側和供給側的錯誤認識，也以其他形式出現。比如，我最近在中國媒體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開頭的觀點“人類所有生產的終極目的是消費”，這倒是也沒錯，舉個例子，修建鐵路的目的根本不是為了擁有鋼鐵線路或火車頭（生產/投資手段），而是為了向消費者運送食品或其他商品，讓人們去上班，讓他們去度假等等——也就是説，促進消費。但文章接着指出，由於最終目的是消費，因此投資的中間階段（如修建鐵路）應被削減，資金應直接投入消費，比如購買食品優惠券、旅遊消費券等。
而這種説法就是錯誤的。如果10億元人民幣用於購買食品消費券或者10億元用於補貼旅遊，即這些都將同時用於消費而非投資，但這不會生產出任何東西，也無法增加未來經濟的生產能力。但是，如果10億元人民幣用於修建鐵路或購買製造汽車的機械，那麼未來經濟的生產能力將會有所提高——它將在未來產生新的商品和服務。
美國經濟刺激計劃因為混淆以上的基本但至關重要的概念所遭遇戰略失敗對2023年將要出台經濟刺激計劃的中國是個重要啓示。
除了經濟理論上的謬誤，美國刺激計劃的實際效果也與其出台時的經濟週期節點密切相關。上文指出，消費不是生產投入，不能直接對供給側作出貢獻。但在某些條件下，消費可以通過增加需求間接增加供給。不過，這並非必然的，因為它受到物質條件和收益性的限制。
首先，如果在任何經濟體系中存在閒置產能，那麼由於消費增加而產生的需求增加，將會產生試圖滿足這一需求的額外供給。但是，如果沒有閒置產能，那麼在投資創造額外產能之前，無論需求增加多少，供給都不會增加。也就是説，產量增加可能會受到物質條件限制。如果消費需求增加，但短期內沒有能力增加供給，那麼需求增加將引發通貨膨脹，而非產出和GDP增長。
其次，對於資本主義生產商來説，如果需求增加，僅僅有可用的產能是不夠的，只有在利潤增加的情況下，擴大生產才有意義。——也就是説，即使消費導致需求增加，生產的增加也可能受到盈利能力的限制。
一旦將這些基本條件考慮在內，就會明白為何美國針對新冠疫情效應推出的經濟刺激計劃在在短期和戰略上都遭遇失敗的原因了。疫情前的2019年底，美國經濟增速超過了其趨勢增速——2019年第四季度(疫情前最後一個季度)美國GDP同比增長2.6%，大大高於美國長期平均增速（2.1%）。由於疫情來襲時，美國經濟增速已超過其趨勢增速，因此經濟週期的這一階段，美國經濟不太可能存在有意義的閒置產能。
就短期而言，很明顯，當疫情來襲時，美國生產立即大幅下降——2020年第二季度，美國GDP較疫情前的2019年第四季度水平下降9.6%。不過，在此之後，美國經濟快速復甦，部分原因在於刺激計劃的實施——到2021第一季度，美國GDP增速已經恢復到疫情爆發前的水平。
但是，正如上文分析所示，美國的一攬子刺激計劃幾乎完全以消費為中心。因此，即使在GDP增速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後，美國消費（而非投資）仍繼續強勁增長。2021第一季度，美國總消費已經比2019年第四季度的水平高出7410億美元，然後到2022年第四季又增長了30280億美元。相比之下，2019年第四季度至2021第一季度，美國淨固定投資僅增長730億美元。2022年第四季度，它實際下降了1660億美元，比疫情前的水平低930億美元。
美國一攬子刺激計劃期間的實踐充分印證了消費需求增加並不會自動導致生產能力和投資增加——美國消費需求大幅增加並不會導致投資增加，即便投資增加甚至無法抵捎資本貶值。
圖11
在美國經濟增速已經超過其趨勢增速的情況下，需求側顯著增長。但是，由於閒置產能很小，淨投資（即資本存量和供給）並未增長，造成美國面臨通脹浪潮。一向是美國堅定支持者的《華爾街日報》編輯委員會也不得不承認：“這不是普京的通脹，通脹是華盛頓自己造成的。”
以上理論問題對於美國經濟造成的中長期戰略性後果將會是非常顯著的。
就短期而言，任一美國GDP構成要素都不會對美國經濟增長產生決定性影響。如下文分析所示，這意味着，消費刺激可能會產生短期影響。但是，從更長的時間段來看，情況則大相徑庭。正如經濟理論所預測的那樣，就10年而言，淨固定投資佔美國GDP比重與美國GDP增長之間存在極強的正相關性，為0.66。也就是説，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越高，美國GDP增速就越快。
鑑於這種高度相關性，如果淨固定投資佔美國GDP比重不高，美國GDP就無法實現高水平的增長。換言之，從長期來看，如果美國經濟要更快地增長，那麼淨固定投資佔美國GDP比重就必須有所增加。
因此，這為評估美國刺激計劃對美國長期經濟增長的戰略影響，提供了基本的標準。如前所述，這些刺激計劃未能提高美國淨固定投資——相反，在這些刺激計劃實施期間，美國淨固定投資佔美國GDP比重略有下降。反映二戰以來美國淨固定投資呈明顯下降趨勢的圖12印證了這一點，這説明淨固定投資佔美國GDP比重與美國GDP增長放緩完全相關。比如，這種下降趨勢日益明顯，疫情前的2019年第二四季度，淨固定投資佔美國GDP比重僅為4.8%。到2022年第四季度，這一比重降至3.6%。
鑑於淨固定投資與美國GDP增長之間的相關性最為密切，因此，美國這些刺激計劃不會拉動美國長期GDP增速——這符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也就是説，刺激計劃所帶來的美國淨固定投資進一步下降的聯動效應，反過來又會減緩美國長期增速，因為美國GDP增長與淨固定投資之間的關係極為密切。
圖12
為便於大家進一步看懂這些趨勢，有必要分析一下不利於美國經濟增長的因素。可以看出，美國實際GDP增長率與各GDP構成要素佔美國GDP比重之間短期內再次沒有相關性。但從長期來看，它們之間存在着很強的相關性。其中最強的是按10年平均線計算的時間段，這其中又以總消費佔GDP比重與美國GDP增長之間的負相關性最高，為-0.63。也就是説，消費佔美國GDP比重越高，美國長期經濟增長就越慢。
美國一攬子刺激計劃拉高了總消費佔美國GDP比重。由於美國GDP增長與總消費佔GDP比重之間存在最密切的負相關性，因此這一攬子計劃刺激將對美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這印證了上文所提到的美國中長期增長放緩的預測。
因此，美國這些刺激計劃不會拉動美國長期GDP增速。也即是説，這是一次戰略性失敗。
另一方面，澄清“消費是生產投入，可對GDP增長作出貢獻”這一錯誤認識，有助於避免混淆“消費增長率”和“消費佔GDP比重”這兩個不同的問題——這種錯誤的認識有時充斥中國媒體。這種區別被往往“增加消費”這一含糊的措辭所掩蓋，沒有具體説明其含義是增加消費佔GDP比重，還是提高消費增長率。因為正如下文所示，就中長期而言，兩者背向而行——長期來看，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消費佔GDP比重越高，消費增長速度就越慢。
以美國為例，實證數據印證了這一點。這表明消費佔美國GDP比重與美國消費增長率之間負相關性高達-0.79。也就是説，消費佔美國GDP比重越高，美國消費增長速度就越慢，進而導致美國生活水平就越低。同理，這也適用於中國。
但影響人們實際生活的是消費水平和消費增長率，而非消費佔GDP比重。比如，中非共和國消費佔GDP比重高達99%，但卻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人均GDP僅為492美元，其人均消費在過去10年中下降了15%。如果有人告訴中非共和國居民他們的消費水平很高，那將會很可笑，因為99%是消費佔GDP比重，而非消費增長率！對他們來説，重要的是由於人均GDP水平和消費增長率極低，導致會影響到他們實際生活的消費水平極低。
相比之下，以能消除短期經濟週期波動影響的2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美國GDP增長與美國居民消費之間的相關性高達0.97，如圖13所示，這無疑表明美國GDP增長與美國消費增長之間具有極高的相關性。
美國實證數據充分印證了不同概念的“消費增長”對經濟增長截然不同的影響，如下文所示，這同樣適用於中國。
圖13
第三部分 對中國的影響
這些得到美國一攬子刺激計劃充分印證的理論問題同樣適用於中國，並有助於探討中國自身的刺激計劃。
首先，就經濟週期節點而言，2023年初中國經濟形勢與美國推出刺激計劃時的形勢有很大不同。疫情前的2019年第四季度，中國GDP增長6.0%。但在前三年，中國GDP年均增長6.4%，在前五年則為6.6%。簡而言之，當疫情襲擊中國時，中國經濟增速明顯低於其趨勢增速，而當疫情襲擊美國時，美國經濟增速明顯高於其趨勢增速。此外，疫情爆發三年來，中國經濟增長進一步大幅放緩——2020-2022年GDP年均增長率僅為4.3%。總之，在2023年推出任何刺激計劃之前，中國前一時期的增速明顯低於其趨勢增速。
此外，在疫情期間，中國經濟GDP構成變化也與美國完全不同。筆者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年度彙總數據計算，2020-2022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3.4%，零售總額增長7.9%。儘管從總體的消費中，中國的“零售”相對於美國的數據是一個相對更加狹窄的範疇，但由於零售佔消費比重足夠大，足以表明疫情期間中國固定投資增速快於消費增速，這與同期的美國模式正好相反。
疫情期間，中國依然保持了相當程度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圖片來源：ICphoto)
此外，美國通脹高企，但中國通脹率較低，加上中國消費者物價指數自2022年10月以來實際上一直在下降，這與中國經濟增速低於其趨勢增速相一致——這表明中國並未面臨實質性的通脹壓力，也存在閒置產能。
因此，進入2023年，中國經濟所面臨的經濟週期節點與推出新冠疫情刺激計劃時的美國幾乎完全相反。
當疫情襲擊美國時，美國推出着眼於需求側——消費的一攬子刺激計劃，當時美國經濟增速明顯高於其趨勢增速。如有所述，結果是可以預料的。需求大幅增長，淨固定投資——資本供給則並未增長，導致美國陷入高通脹和低增長的局面。
疫情襲擊中國時，中國經濟增速低於其趨勢增速，其固定投資（固定資本供給）增速高於零售總額增速。增速快於美國的中國完全躲過了美國所面臨的通脹浪潮。2022年12月，中國消費者物價指數同比增長 1.8%，當年的通脹率峯值2.8%，同期美國數據則分別為6.5%和9.1%。
因此，美國和中國的這些變化都符合經濟理論。它們還決定了兩國出台經濟刺激計劃所面臨的不同形勢。很明顯，在短期內，中國有足夠的經濟空間推出包含大幅提振消費（僅需求側）的刺激計劃，而不可能引發嚴重通脹。
事實上，出於經濟和政治原因，刺激消費是必要的。從政治上講，與之前的增長率相比，疫情期間的消費增長率相對較低，這意味着消費短期快速增長將有助於人民從過去三年的犧牲中恢復過來——這三年挽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但也犧牲了生活水平；在經濟上，消費行業增長速度慢於比其歷史增長速度，給它們帶來了負面壓力。因此，刺激消費將大大有助於消費行業產出增長。
刺激消費對於旨在取得相對快速成果的刺激計劃也特別合適——因為一般而言，面向消費者的行業的短期生產增速可能快於資本品行業，因為面向消費者的行業資本密集程度一般來説低於投資行業。因此，產出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增長的同時不需要付出投資行業經常需要的極高的資本支出。
關於消費刺激的形式，正如在中國已經廣泛討論的那樣，應該旨在最大限度地限制家庭增加他們選擇存起來的資金，鼓勵他們及時把錢花出去。這樣的舉措包括降價、有時間限制的資助補貼、必須在特定日期前使用的消費券等一些措施。中國各地區已經出台一些此類方案。雖然這些手段不可能100%防止此類資金流向儲蓄，但依據理論和筆者的個人經驗，大部分此類刺激消費不會流向儲蓄。
2023年春節期間，北京故宮遊人如織（圖片來源：ICphoto）
當然，筆者沒有在中國這樣規模的經濟體推行經濟刺激政策的個人經驗，但我在超大型城市倫敦的經歷也許具有一定的相關性。在2000-2008年期間，筆者曾負責制定和推行英國倫敦的經濟政策。由於擁有極高的生產力水平，倫敦的經濟規模超過大多數歐洲國家，是歐洲唯一一個與美國人均GDP水平相當的城市。
筆者在在倫敦施行刺激的政策和如今中國各地區出台多種舉措很相似——通過營銷、降價、優惠券和其他措施刺激短期消費。2003年，由於受到美國入侵伊拉克的影響，倫敦遭受了極其嚴重的外部經濟衝擊。和新冠疫情一樣，這是一次外部衝擊，而不是由於經濟週期中的正常經濟過程造成的。
倫敦是世界上最大的國際城市之一，尤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也是商業和旅遊目的地的首選，這些都構成了倫敦經濟的一大部分。在伊拉克戰爭期間，對恐怖主義或軍事襲擊的恐懼導致國際和國內遊陷入崩潰。在這場戰爭的影響下，倫敦酒店客房日價下降70-80%，而那些因為品牌原因拒絕降價的酒店，住客數量下降70-80%。由於擔心恐怖襲擊，國內遊客的訪問量也有所下降。這給倫敦經濟帶來了嚴重的下行壓力。
國際大都市倫敦（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戰爭期間，倫敦並沒有推出應對這場危機的任何刺激計劃，因為如果人們認為自己可能會被殺害，價格或營銷激勵措施都不足以帶動人們前往旅遊景點。但是，當戰爭結束時，刺激計劃已經提前準備好了。這一情況一發生，倫敦市政府就推出了針對消費者的刺激計劃，與今年年初中國一些地區和城市推出的計劃基本相似。
這包括兩個要素。首先，由市政府資助的一場大型營銷活動開始，在該市推廣旅遊景點、餐館、展覽館等；其次，在一個相互關聯的舉措中，政府推出了補貼，允許遊客景點、餐館、展覽館等臨時降價。在倫敦，鼓勵參與此項活動的私營部門公司提供臨時降價，市政府也會向此類公司提供補貼，以使降價幅度更大。
這項針對消費者的計劃取得圓滿成功。國際和國內遊客數量都迅速回升，促進了該市的經濟復甦。雖然這些刺激措施中的一部分完全有可能流向儲蓄，但總體而言，很明顯，大部分用於消費，整個短期計劃是成功的。因此，出於理論原因和實踐經驗，筆者強烈支持在適當的經濟環境下推出針對消費者的一攬子刺激計劃。
但正如上文分析所示，任何此類消費刺激措施，即純粹針對需求的刺激措施，都不會自動增加供給。因此，除非在經濟深陷蕭條情況下（這時會存在大量未使用的產能，但中國目前還不是這樣）純粹的消費（需求側）刺激才能導致大量閒置的資本投入使用，而只有包含固定投資增長的供給側增長才能支撐起中長期的生產/GDP增長。因此，要判斷任何刺激計劃的戰略效果，不僅需要不斷評估對需求和消費的短期影響，還需要看它是否在增加投資。
儘管此類短期消費刺激計劃在經濟週期的適當階段（如中國目前所處的階段）可能取得成功，但要將這些計劃與經濟戰略相結合，就同時需要考慮基本的中長期經濟增長問題。
首先，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此類針對消費者的計劃是在支出發生時及時調整而達到目的的——比如，通過價格和/或廣告激勵來實現目的，激勵消費者當下消費，而不是延遲時間支出。儘管經驗表明，就中長期而言，這可能會產生重大的短期影響，但如果沒有其他變化，支出仍將受到收入的限制。
消費刺激可能會隨着時間改變支出發生時間點，在某些情況下，這對經濟非常有利，但它本身無法改變隨着時間的推移發生的總體支出。長期支出是由收入決定的。如果其他一切都保持不變，短期內高於正常水平的支出將伴隨其後低於正常水平的支出。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只有收入的增加才能帶動消費長期穩定增長。收入長期增長取決於經濟增長和生產。
第二，除短期之外，當未使用的產能被重新投入使用時，只有增加投資，即增加供給，才能增加產能。如果這種情況沒有發生，與美國的一攬子刺激計劃一樣，消費增長帶來的需求增長將主要或甚至完全在中長期內引發通脹，而不是增加產出。
與短期完全不同的是，中國經濟戰略存在一箇中長期的問題。儘管在疫情期間，中國固定投資增速快於消費增速，但這完全是由於消費增長急劇下降所致，並非是由於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有所提高。如圖14所示，2022年12月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5.1%，實際上略低於疫情前的2019年12月的5.4%。
圖14
同樣要指出的是，從長期來看，固定投資，特別是淨固定投資佔中國GDP比重，已經大幅下降。最新的國際可比數據顯示，淨固定投資佔中國GDP比重大幅下降近10%——從2009年的26.2%降至2020年16.5%（見圖15）。
圖15
正是由於這一點，澄清對需求側和供給側的錯誤理論認識就至關重要。如果消費是生產投入，也就是經濟供給側投入，那麼消費可以彌補生產經濟增長方面投資的下降。但是，正如上文所述，消費不是生產投入，因此對GDP生產的貢獻為零。因此，如圖16所示，淨固定投資下降必然會導致GDP增長下降。
最新國際可比數據顯示，2009年淨固定投資佔中國GDP比重從2009年26.2%的峯值降至2020年的16.5%。中國GDP增速從2007年14.2%峯值降至2020年的2.2%，儘管後一數據肯定是受到疫情拖累，但在此之前的下降趨勢顯而易見。這一轉變正如經濟理論所預測的那樣，也正如美國實證數據所印證的那樣——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況下，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越低，GDP增長就越慢。兩者之間的相關性高達0.74。這吻合上述觀點——消費不是生產投入，也不是經濟供給側投入，它不能替代投資在GDP增長中的作用。也就是説，從長遠來看，中國經濟增長取決於投資。
圖16
正是在這一點上，出現了之前提到的另一種錯誤的理論認識，而不澄清這一錯誤的理論，可能就會引發如美國一樣的後果。“提高消費”這一籠統的説法，掩蓋了消費佔GDP比重和消費增長率這兩個不同事物之間的差異。正如美國實證數據所示，兩者背向而行——消費佔GDP比重越高，消費增長速度就越慢。關於美國的實證研究吻合經濟理論。如圖17所示，與預計的完全一樣，這完全適用於中國。
根據最新數據，以能消除疫情造成的短期經濟週期波動影響的2年移動平均線計算，消費佔中國GDP比重大幅增長5.3%——從2020年的49.5% 升至2021年54.8%。但隨之而來的是消費增長大幅下降5.4%——從2020年的10.1% 降至2021年4.8%。消費佔GDP比重與消費增長存在極強的負相關性，為-0.76。也就是説，提高消費佔中國GDP比重將導致中國消費增速放緩，從而中國生活水平增速放緩——這與美國的情況完全相同。
由於消費佔GDP比重和消費增長率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有必要嚴格作出區分。這兩者之間的關係被“提高消費”這種籠統的説法所混淆，而消費佔GDP比重增加不僅不利於經濟發展，而且會導致生活水平的降低。因此，用最近一篇文章中的話來説，中國歷史上“勒緊褲腰帶”過日子就是因為消費佔GDP比重太低了，這種説法極具誤導性。
正是因為中國經濟的高投資水平帶動經濟快速增長，從而也帶動消費和生活水平快增速長。如果“放鬆腰帶”，這意味着消費佔中國GDP比重將更高，那麼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將導致消費增速更慢，進而導致生活水平增速更慢——因此，隨着時間的推移，和GDP中更低消費、更高投資的情況相比，生活水平也會更低。
圖17
提高消費佔GDP比重將導致中國消費增長放緩，從而導致生活水平下降，這與美國的情況完全相同，這是因為GDP增長與消費增長之間具有極強的相關性，為0.76（見圖18）。也就是説，如果GDP增長放緩，消費增長也會放緩。由於投資是生產投入，提高消費佔GDP比重，降低投資佔GDP比重，將導致GDP增長放緩，進而導致消費和生活水平增長放緩。中美兩國實證數據均印證了經濟理論的這一重要預測。
圖18
澄清這些問題，有助於分析2023年短期刺激計劃與長期戰略目標之間的相互關係。
為盤活現有的未使用產能，短期消費刺激相當有必要。但由於消費不是生產投入，也不是經濟供給側的一部分，這樣的刺激計劃本身不會提高經濟的生產能力。因此，只有消費需求增加導致供給（必然包括投資）增加，才能促進長期增長，從而實現2035年戰略目標。瞭解這種情況是否發生的唯一方法，是細緻認真地監測投資的實際情況。
對此，當然可以做出各種各樣的預測，無論在理論上還是事實上。但是，正如我以往所強調的，最終要用事實説話。如果消費刺激計劃所產生的需求沒有提高投資（這正是美國所發生的情況），那麼一旦閒置產能得到盤活，長期消費刺激將引發通脹——這也是美國實際發生的情況，但這完全吻合經濟理論。
為了實現2035年戰略目標——經濟總量/人均GDP比2020年翻一番，這需要經濟的生產能力翻一番。儘管消費是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但由於消費不是生產投入，消費增加本身不會增加經濟的生產能力。“消費貢獻了GDP增長的67%”或者“消費貢獻了GDP增長的多少多少”等等掩蓋事實的錯誤説法，有時會出現在部分中國媒體，以此為依據合理化美國前一時期的破壞性的經濟刺激計劃。事實上，實現2035年目標，投資將貢獻生產能力增長的很大一部分，而不是消費。
最後，有必要説明的是，這些問題自然並不意味着，即使在短期內，任何最初的需求側刺激都應該完全由消費需求帶動——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同樣能拉動整體需求。但從中長期來看，經濟的需求和供給方面的差異變得尤為明顯。因此，如果消費需求增加，但投資沒有增加，只能產生相對短期的產出增長。相比之下，投資增加，因為它不僅增加了需求，而且增加了供給，這會導致產出的中長期增長，從而有助於實現戰略目標。
因此，在制定經濟戰略目標時，就尤為需要重視為投資持續增長創造條件。但由於篇幅的原因，這將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題。
結論
當前的世界經濟形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兩種刺激計劃之間的相互關係。首先是西方主要經濟體同時出現的高通脹和低增長，這與美國針對新冠疫情效應出台的刺激計劃遭遇可預見的失敗密不可分。反過來，看清這一失敗的原因，對於2023年中國經濟所需的短期刺激計劃以及它們與實現2035年戰略目標之間的相互關係，具有重要啓發意義和借鑑價值。特別是：
（1）如上文所述，混淆經濟的需求側和供給側極具破壞性。美國刺激計劃結果和中國面臨的問題，完合印證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嚴謹的西方經濟學的前瞻性價值。但它們也説明，西方庸俗經濟學存在極具破壞性的錯誤理論——遺憾的是，部分中國媒體有時把這些錯誤的理論奉為真理。
（2）西方國家目前面臨四十年來最嚴重的滯脹危機，並非是由於烏克蘭戰爭造成的，而是由於美國出台的經濟刺激計劃遭受重大失敗所致，因為這輪通脹浪潮早在戰爭開始之前就已經發生了。美國經常把錯誤的理論——消費可以產生某種東西，即它是一種生產投入，作為合理的決策依據，因此推出了一攬子着眼於消費的刺激計劃。
如果這樣的刺激措施是在美國經濟增速低於其趨勢增速且擁有閒置產能時推出，那麼儘管理論上存在瑕疵，但這樣的刺激措施可能產生效果——經濟措施取得成功與否取決於其實際內容，而非經濟理論的合理性。相反，這種大規模的僅針對需求的刺激措施，是在美國經濟增速已經超過其趨勢增速時推出的，結果完全可以預見——隨着需求大幅增長，而供給卻沒有增長，不可避免的後果是引發通脹浪潮，即這是一場短期危機。高通脹反過來導致其政策制定者不得不採取經濟緊縮政策，特別是提高利率來抑制通脹。這些緊縮政策反過來導致經濟放緩——這意味着美國刺激計劃在短期和戰略上均遭受失敗。
（3）中國面臨着截然不同的現實情況。 中國經濟增速明顯低於其趨勢增速。因此，需求側刺激將發現存在大量未使用產能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僅針對需求側的消費刺激措施可能是有效和必要的。因此，基於經濟理論和個人實踐經驗的考慮，筆者強烈支持將消費刺激作為當前中國總體刺激計劃的一部分的觀點。
（4）中國所面對的潛在危險屬於不同類型。部分中國媒體迷信西方庸俗經濟學的錯誤理論——消費是生產投入，因此消費可以生產某種東西。
（5）這一錯誤理論所帶來的破壞性實際後果顯而易見。正如上文分析所示，在當前中國經濟條件下推出的針對消費者的刺激措施，應該會導致生產快速大幅增長。但中長期內會發生什麼，將取決於這種需求側刺激是否伴隨着經濟供給側增長——這需要投資。鑑於此，消費刺激所產生的產出的初始增長應當不會在短期內引發破壞性的高通脹，但在一段時間後，則取決於閒置產能多少，除非投資增長，即供給側增長，否則將出現低增長或高通脹，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就像在美國所發生的情況一樣。
（6）應清楚地瞭解提高消費佔GDP比重對對消費的長期影響。就中長期而言，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消費佔GDP比重越高，因為它導致投資佔GDP比重有所降低，經濟增長率和消費增長率就會越低。就更長的時期而言，比如到2035年的這12年，提高消費佔GDP的比重將會導致更低的消費增長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反之，如果提高投資佔GDP的比重同時降低消費比重，就會得到相反的結果。
那些主張提高消費佔GDP比重的人，實際上是在支持降低2035年可能的生活水平。這是必然的結果，經濟理論和中美兩國情況均印證了這一點。
（7）消費刺激對於盤活閒置產能，拉動2023年中國經濟快速復甦，是有利的。但消費不是生產投入，生產能力翻一番需要大量增加投資。因此，實現2035年戰略目標的一個必要條件是為投資創造條件——由於篇幅限制，這需要另寫一篇文章展開討論。
由於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國刺激計劃的極端負面影響拖累，經濟理論也印證了這一點，因此澄清上述的錯誤理論對於實現2023年中國的近期經濟目標和2035年的戰略目標都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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