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誰最懂趙構？秦檜，岳飛，還是乾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保爾】

最近，電影《滿江紅》的熱映帶火了關於南宋歷史的討論。宋高宗自然也難逃熱議。

對於帝王，正史中都會有長短不一的評價，象徵着“蓋棺定論”。但是有的皇帝因為人生經歷特殊，需要多次蓋棺定論，甚至“蓋棺難定論”。宋高宗就屬於這類特殊的皇帝。更微妙的是，別人都是死後定論，可他在壯年時就親自下場，為自己打造人設。

自我打造的“中興聖主”

宋高宗趙構是宋徽宗的第九個兒子，宋欽宗的同父異母弟，原本論嫡論長甚至論賢，宋朝皇位都與他無關。但在靖康之難後，原本不受待見的趙構成為了徽宗皇子中唯一的倖存者，故而只能由他肩負起延續趙宋江山社稷的責任。

但尷尬的是，趙構既不是太子，也沒有詔書，甚至哥哥宋欽宗都沒有宣佈退位。在這種情況下，趙構還是在北宋的南京應天府即位稱帝，雖然在地理位置上有繼承乃祖的意圖，但在法統上卻始終缺少了最重要的一環。

當時宋朝大臣們倒是想了個辦法，那就是先請孟太后垂簾聽政，繼而昭告天下“中國依然有君”，由康王趙構即位。可問題是，這位孟太后雖然曾經是宋哲宗的皇后，但後來被廢黜，所以才搬出了大內，幸運地逃過了靖康之難。換言之，太后的權威性也有問題，所以宋高宗趙構的法統合理性依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在這種情況下，高宗君臣想出了一個打破傳統的方法——那就是建構“中興聖主”的人設。作為歷史上的中興榜樣，漢光武帝劉秀憑血統沒有資格當皇帝，但是他削平羣雄，重建漢室天下，不僅合法性無可置疑，還有了明君聖主的美譽。如果宋高宗也能成為比肩劉秀的人物，那麼他所糾結的地位、身份等問題都能夠得到徹底的解決。

宋高宗畫像

懷揣着“中興”的期盼，在孟太后昭告天下的文告中，康王趙構繼承了宋朝江山。宋高宗自己也對“中興”抱有強烈的期盼，在紹興和議前的十幾年裏，“中興”一詞是高宗君臣對話的高頻詞彙。宋高宗要當“中興之君”，大臣們要當“中興之臣”，君臣要立“中興之志”，研討要説“中興之術”，具體到宰相也要做“中興之相”，武將更得當“中興之將”，以至於朝臣互相攻擊，都是詆譭對方配不上“中興”二字，比如老將劉光世，就被批評“非中興之將”。

隨着“中興”的輿論氛圍烘托到位，宋高宗趙構就要順勢而為，把自己塑造成引領中興的聖主明君。選拔人才時，他總要提一提中興大業。比如建炎二年，南宋首次開科取士，以皇帝名義發佈的殿試策問題目就引用了宣王中興與光武中興。紹興二年科舉策問，高宗出的題目中歷數了少康、宣王、光武、肅宗等各朝中興故事，讓考生們評判高下，為今日出謀劃策。

對於自己在“中興”方面的建樹，宋高宗也很重視。他在應天府即位告天地的壇名曰“中興受命之壇”，印璽中有一方名為“大宋受命中興之寶”，高宗開大元帥府時期的史事，被編為《中興日曆》，就連建炎年間的詔旨也編作《建炎中興詔旨》。總而言之，萬事不離“中興”。在紹興二年四月的詔書中，宋高宗説“朕寤寐中興，累年於茲”，儼然是勞苦功高的模樣。在表彰有功將領時，高宗也要把戰功與自己引領的中興大業掛上鈎，要求將領們“務立功報國，共濟中興。”

在紹興和議之前，宋高宗在“中興”方面已經顯得很有底氣。在佈置淮東戰場時，高宗表示“自古中興之主，何嘗坐致成功”。與將領們談及用兵打仗，高宗全然不顧當年南渡的狼狽，表示“朕謂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

通過“中興”的話語，宋高宗不僅成功解決了曾經困擾他的法統問題，還給自己塑造了完美的人設。紹興和議之後，宋高宗的自我感覺就更好了，此時“中興之主”已經不足以讚頌他的功勞，“中興聖主”才能勉強合用。

高宗與秦檜的“中興大業”

客觀地説，宋高宗的“中興”人設不只是他的心願，也是包括主戰派大臣在內，南宋初年絕大多數臣民的意願。在當時，各色人等都在熱議“中興大業”。比如宰相張浚寫了《中興北覽》，廣南市舶司提舉林保獻上《中興龜鑑》，州學教授李昌寫了《中興要覽》，就連布衣百姓也參與討論，比如柴宗愈就寫了《中興聖統》，要上呈給高宗御覽。

在紹興和議之前，大多數官民提出的中興暢想都以恢復河山為主要目標，有的還要求犁庭掃穴、一雪前恥。比如李昌進獻的《中興要覽》就聲稱“不止恢復疆土而已”。然而，宋高宗對於“中興”的理解真的有這麼恢弘嗎？顯然不是。

紹興八年十月開始，宋高宗與宰相秦檜聯手打造“紹興體制”，其中的核心之一便是對金和議。高宗認為，議和是實現“中興王業”的重大標誌。紹興九年五月，第一次和議達成之後，金朝歸還河南陝西之地，祭掃北宋皇陵的大臣回奏，説皇陵呈現祥瑞。只可惜，如此吉祥的“中興”，竟然只堅持了兩個月，就被金朝給撕破了。

隨着宋金戰火再起，宋高宗首次嘗試打造的“中興王業”宣告失敗。

但在此後的戰爭中，南宋方面並未落入下風，宋軍不僅擊破了金軍的南下勢頭，岳飛等將領竟然還有了北伐的姿態。如今提到這段熟悉的歷史，大多數人會説宋高宗和秦檜乘勝求和，其實這期間還發生了不少影響南宋權力格局的事件。其中之一就是紹興十一年的柘皋會戰，此戰不僅遏制住了金軍的攻勢，更重要的是恢復了朝廷的軍事指揮權，被學者評價為“在南宋政權最大懸案的收兵權問題上績效卓著”。戰後僅兩個月，宋高宗就罷免了三大將的兵權。

削除大將兵柄意味着和議最主要的障礙得以掃除，接下來，宋高宗開始提示大臣們説：“中興自有天命，光武以數千破尋邑百萬，豈人力所能乎？”，他與光武帝不同，“朕聲色之奉未嘗經心，只是靜坐內省，求所以合天意者。”到這裏，高宗對於中興大業的提示已經很明確了，那就是合乎天意。

至於這份天意究竟是什麼？當然是秦檜理解的最深刻。紹興十一年十一月，宋金紹興和議進入軌道，當月十三日，宋高宗下詔續修編年體檔案《玉牒》，“以備中興之盛典”，顯然意味着中興大業已成，慶典即將開始。而也就是在同一天，岳飛父子被以謀反之名下獄問罪。

岳飛廟內二殿東牆《滿江紅》碑刻（新華社資料圖）

紹興十一年末，岳飛被殺。次年初，宋金和議正式達成，宋高宗夢寐以求的中興大業終於成真。只是這份中興與官民百姓的期待，實在差距有些大。雖然宋高宗很滿意，但在南宋的臣民看來，這種割地、送錢的局面能夠叫“中興盛世”嗎？按照和議內容，宋高宗這個受金朝冊封、向金朝稱臣的君主，能夠叫“中興之主”嗎？就連宋高宗自己心裏也沒底。

為此，在此後的許多年裏，宋高宗對什麼是大宋的“中興”不厭其煩、煞費苦心地做解釋。在議和當年的殿試策問中，宋高宗出的“振中興之業”的題目變成了“設科以取士，而或以為虛文，休兵以息民，而或以為不武”。

能夠參透高宗心思的“聰明人”，在這一場錄取中佔到了便宜。當科狀元陳誠之不僅表示“振中興之也，又何難乎？”更盛讚和議是“以休兵息民為上策”。第三名楊邦弼也是聰明人，他回答説：“陛下信順以待天下，又得賢相，相與圖治，中興之功，日月可冀。”不僅拍足了高宗的馬匹，還重點捧了秦檜，恐怕也是看透了如今的“中興”是宋高宗與秦檜共同締造的。順便一提，本場殿試的第二名是秦熺，秦檜的養子。

總之，在秦檜的輔佐下，宋高宗心中的中興大業最終落腳於和議，而他本人也認為，和議意味着自己成為了“中興聖主”。紹興二十年，南宋官方編修了專門記載這段光輝業績的《中興聖統》，不難看出，宋高宗迫不及待地要給自己定性。而負責將這本書供奉到宋代列祖列宗面前的，正是秦檜的兒子秦熺。

“中興”難逃史筆

對於這份後人看起來很難名實相副的“中興”，宋高宗自己是很得意的。即便是二十年後完顏亮撕毀合約、舉兵南下，差點毀了高宗“中興聖主”的形象，退位做了太上皇的宋高宗也要竭力挽回顏面，甚至在立皇太子的儀式上説出了“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賴卿等掩覆”這樣失態的話。

隨後，南宋官方掀起了一系列塑造“中興聖主”的文化工程，直至今日還留存有《中興瑞應圖》這樣的作品。

天津博物館藏《中興瑞應圖》（局部）。

全圖書畫相間，共計十二幅，用來歌頌趙構即位時的“上天祥應”之作。

南宋會為高宗遮掩，但史筆如鐵，後人也會覺得他是個開創了“中興大業”的聖主嗎？元代的趙孟頫是宋皇室後裔，在憑弔岳飛的七律詩文中，他寫下了這樣一句：“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王旌旗”。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趙孟頫顯然不覺得高宗的形象有多偉岸。

到了元朝末年編修《宋史》時，史官給宋高宗寫了長達四百五十多字的評語，其中雖然表揚了宋高宗“繼體守文”、延續宋朝江山的功勞。但對於他誅殺岳飛父子，貶斥趙鼎、張浚也毫不留情予以批判。

對於宋高宗心心念唸了大半輩子的“中興”，元朝人倒是把他和歷史上的不少君主做了對比，但比來比去，結論是宋高宗更像是“克復舊物”的晉元帝。至於“中興聖主”的人設，元朝史官壓根就沒有給宋高宗考慮過，反而在評語的最後一句寫上了：“帝方偷安忍恥，匿怨忘親，卒不免於來世之誚，悲夫！”

在後人眼中，宋高宗並非沒有優點，但大概率是配不上“中興”這個詞的。

在評價宋高宗這件事情上，同為“高宗”的清高宗乾隆皇帝很積極。從乾隆四十五年開始，70歲的乾隆帝開始經常在御製詩文中提到宋高宗，原因無他，就是因為宋高宗高壽。在古代帝王裏，只有梁武帝、武則天和宋高宗年壽超過80。武則天一般不被認可，梁武帝實在難堪評論，也只有宋高宗能夠拿出來説事。特別是他享年81歲，曾經讓乾隆帝很是羨慕。

早年間乾隆帝為母親修建清漪園，將新殿命名為“樂壽堂”。而宋高宗退居太上皇之後，有“樂壽老人”的別號。雖然後來乾隆帝發現自己重複了宋高宗的名號，但還是傾心於“樂壽”二字，並且把自己做太上皇的宮殿也命名為“樂壽”。

儘管乾隆帝羨慕宋高宗的年壽，讚賞宋高宗的文學造詣，也很欣賞宋高宗的藝術水平，但對於宋高宗的政治作為，卻很是鄙視。在《題樂壽堂》詩中，乾隆特意加註，説宋高宗急於禪位，是“避事偷安”之舉，自己的宮殿雖然與他重名，但絕不向他學習，而是“深鄙之”。

對於宋高宗最為在意的“中興聖主”的身份，乾隆帝就更鄙視了。在宋人繪製的《蠶織圖》上，乾隆帝題詩之餘，又一時興起，寫了一段注，把宋高宗狠狠批了一通。説宋高宗最應該做的是卧薪嚐膽、恢復河山，而他費力搞農桑，雖然也幹得不錯，但歸根結底是本末倒置。

還有一次，他給自己的《題宋中興聖政草》詩做注，把宋高宗與歷代中興之主做了一通對比，説宋高宗非但遠遠比不上週宣王、漢光武，就連晉元帝也不如。末了，乾隆帝還不忘加上一句：“顧靦然詡為中興，不亦深可鄙哉”，真是殺人誅心。

雖然宋高宗很努力地給自己建構“中心聖主”的形象，終南宋一朝，官方也儘量為他塗脂抹粉。但歷史終究要回歸事實，宋高宗的功業成色有幾何，他的人設是怎樣，後世史書早有定論。反而是在今天，有人用所謂的邏輯推演，説宋高宗不僅權術高明，而且愛民如子、不惜己身。比如説宋高宗委屈求和，是為了減輕江南百姓的負擔、熄滅中原大地的戰火，硬是把宋高宗説成了忍辱負重的苦情男。這樣的形象，不僅完全不符合歷史，就算是宋高宗自己恐怕也是不可能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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