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極限拉扯，中美關係進入深度戰略調整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中美關係進入到一個深度的戰略性調整階段。
第一，中美之間總體的力量對比在發生變化，中國的力量崛起是不可改變的。我們像下餃子一樣地造我們大驅逐艦、航空母艦。這些東西是怎麼造的？我們自己的錢，我們自己的人，我們自己的團隊，我們自己國家的組織安排。不是從美國要了錢拿過來的，不是美國人指導我們造的。如果是美國人指導我們造的，就像當年蘇聯一樣可以改變，不讓造了，專家撤走。但現在不行。
第二，經濟在成長。為什麼能成長？中國把新冠疫情控制住了，全球所有訂單跑到這來，正常復工復產，美國進入宅經濟狀態從我們這兒買東西，你能阻斷嗎？這就叫不能阻斷的重大的調整和變化。
第二塊叫結構性矛盾的非對稱複合相互依存，在美國有多少東西是中國製造的？有一家電信公司叫東俄勒岡電信，可以查裏面的華為基站換了沒有，2017年的事兒，我印象中過了好幾年還沒換。
為什麼沒換？因為要國會撥錢，雙方價位談不攏，國會給13億美元，他們要17億美元。基站要換零部件的，據華為那邊説還沒停。如果説中國的中央政府下一個指令，從電信的某一些系統裏面，把一些東西剔除出去，過了四年還沒改完，從工信部開始到這電信公司早就一茬人換掉了。
第三，持續對沖的利益和行為認知。兩百多頁的法案，我把前言看完就不想看了。為什麼呢？我之前批過一份叫Longer Telegram的電報。法案從它的摘要版裏面抄了兩段，是copy/paste地抄了兩段，有幾句話一模一樣、一字不差。美國從特朗普政府開始，在國內大體上是真的陷入了紅色恐慌，red scale，就是對共產主義的恐慌。這是一種PTSD，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羣體範圍的集體心理性質的變態。
這有淵源的，跟他們在新疆棉花上的舉措是一樣的。他們總説中國人是受害者，指的是我們在一些近代史問題上，基於那段歷史記憶有情緒的回溯。歐美國家有加害者記憶、贖罪情節，一個常態版、一個變態版。
常態版是去拯救自己的罪，反省自己犯了多少錯誤。這很痛苦，相當於你不停地自我否定。變態版是通過譴責一個認為跟它犯了一樣罪孽的對象，去轉嫁內心罪惡感。他們把中國樹成了一個靶子，上面投射了他們所有恐懼的情緒，以及以前做過的所有壞事，然後認為可以通過對這個靶子的打擊，去實現自身內心的舒緩。
中美關係整體性的發展現在在第五階段：摩擦、約束性博弈和再定位的時期。
這裏面有幾個基礎性的判斷：第一，堅決沒有冷戰，不存在冷戰，或者是新冷戰。作為一個特定專有名詞的冷戰已經game over，符合嚴格定義的冷戰狀態，在今天的中國跟美國以及可見的將來基本不會出現。
第二，力量對比，摩擦、博弈、再定位。不要將摩擦、博弈視為一種不正常的狀態，不要簡單地去排斥和討厭競爭這個詞。陳詞濫調，我認為中美關係正在進入新常態。包括美國人在內，我們需要調整的是對中美關係的預期認知，是物理裏面的那個參照系、那條基線。
中美關係的本源就應該是這個樣子的，雙方的實力接近、不完全相同。有些地方美國有優勢，有些地方中國有優勢，大多數問題上面大家能夠形成某種共識。有些問題上，存在非常尖鋭的矛盾和摩擦，但這種矛盾跟摩擦可以進行管控。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在台灣邊上我們的飛機、美國的飛機同時出現，會怎樣呢？大家按照規則飛。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不要給自己製造焦慮，要活在一個現實的世界。不要給自己設置一些不切實際的目標，也不要自己嚇唬自己，尋求某種莫名其妙的滿足感。
中國老百姓既然關心國際時事，在國際時事上大家需要儘快地成熟起來。設置理性的國家利益目標來適應今天這個世界，學會用這個時代所需要的方式在裏面玩遊戲，去拓展中國的國家利益。
在此過程當中，第一，避免“跪族”，看見老外骨頭一軟啥都跪；第二，避免過度膨脹和同態復仇，當年你怎麼搞我的，我現在統統搞你一遍；第三，不要做那種莫名其妙的老舊帝國復興夢，人類歷史是往前走的，中國古代有些東西是被淘汰掉的，不要心存僥倖。
中美關係各種各樣的問題其實就是幾個：首先是台灣問題，這是我們要完成的解放戰爭。從法律上來説，解放戰爭只是暫停沒結束。所以講歷史，因為國際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美國可以這樣搞霸權。那我們怎麼辦？我們實力強了，過去完成。美國人所維繫的那個國際體系，是霸權的、是強權的、是需要被改造的，技術上面大家可以好好談。
第三，經貿問題。今天講的勞工權益、知識產權都是。2018年美國人跟我們打貿易戰，用的是特別301條款，到現在還在用。當在經常項目上第一次出現順差93億美元，美國人立馬打特別301，中國加入WTO之前打了五次。
以前上海有紡織業、紡織女工的，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夜之間紡織廠全部關停，女工全部下崗，紡織業向新疆轉移。因為那個時候中國不是WTO成員，沒有GATT關税及貿易總協定。我們出口美國，是要從美國拿紡織品進口配額的。美國一夜之間把從全球進口的配額砍掉了三分之二，是災難性的打擊。我們是靠政府下崗再就業工程扛過去的。新疆的紡織業是承接了這波盤子才過去的，向原棉產地靠攏，降低生產成本。
（烏合麒麟繪）
2001年中國加入WTO。美國人就不能用特別301，只能用WTO爭端解決機制。所以中國商務部講到中美貿易戰根本不是什麼保護主義，這是全球範圍多邊貿易和單邊主義。兩個國家貿易出了糾紛，根據他自己定的WTO遊戲規則，要到WTO裏面去解決的。美國人不去是因為不喜歡這個結果，標準的“玩不過就耍賴”。
跟美國人進行戰略博弈，中國要克服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要學會耍流氓。要用美國人聽得懂的語言、看得懂的方式表達我們的意見。這次安克雷奇會談就是一個起點，就是要拍桌子，然後坐下來談。
知識產權歷來最核心的東西是藥。西方國家研製醫藥就是給人命標價，他們的防疫為什麼搞不好？因為他們走的是醫療路線，我們的叫公共衞生路線。在西方有錢你才有命，沒錢死了活該。在我們這裏命是命不是錢。這是資本主義跟社會主義的區別。
知識產權是個分界線，有內生合理的東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護創新，但要看領域。最弔詭的是它最核心的領域是生物製藥，越是重的病、越是好的藥越貴。為什麼？你花錢在買命，就是在那個世界裏面命是可以用錢來衡量的，應該且必須用錢來衡量，這叫資本主義。
經貿問題很簡單，自打有了貿易逆差之後，美國人就認為是中國作弊。
第一個是中國人工成本太低。説我們強迫勞動，結果我們《勞動法》出台，一羣外企跑過去美國國會告狀，中國的營商環境急劇惡化。惡化的標準跟依據是我們給工人漲工資了。你跟我説的人權，我提上去了，你跟我説營商環境惡化。
接着講人民幣低估，2004年到2014年差不多十年時間，人民幣漲了42%，升值了。然後中國對美國的順差漲了24%，雙方同步變化。所以特朗普任內要當時的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給中國貼上匯率操控國的標籤，姆努欽保留了最後一絲華爾街出身的人的尊嚴，畢竟是在高盛那邊混過的，説真沒操控，那東西畢竟還是個技術標籤。
商業竊密。意思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全靠偷美國，就是我們字面意思上，薅了美國人四十年羊毛。所以説美國有一種很嚴重的病，這種病受制於它的方法論。方法論説，我是完美的，我是上帝的寵兒。但凡出了一個問題，我連錯都不認。其次，一旦發現這是個錯，責任一定不在我。但凡指向我的，Disinformation，fake news。指向別人的就是證據。這種東西在心理學上是精神病，是歇斯底里，躁鬱症的情況。
安全議題上人權問題其實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中國當時的客觀情況是，1992年中國的改革開放解決了經濟上重新進入國際體系的問題。
1994年，世界婦女大會在中國的召開解決了在政治上重返世界的問題。2000年後，天津大學開了一個婦女學科的論壇，建立了一套全新的、以西方社會性別為核心概念的性別平權框架，把1949年以後我們這邊推的勞動經濟權力平權的框架，整體性地推翻了，從生理性別轉向社會性別。通過福特基金會，對中華女子學校援助直接開始培養行動派女權，這就是一條基本的脈絡。
所以要求性別平權是正常的，但是性別平權是有不同的套路的，搞清楚哪一種套路，哪一種流派以及那些人是誰。其他事情該怎麼做，你自己找正確的路線去做。
我們的人口總數是美國的四到五倍，所以對於我們來説，發展的關鍵不在於GDP的總量是不是超過美國，我們更關注中國老百姓的人均生活水平如何。當我們追求每個中國老百姓，可以過上美國人一半的幸福生活的時候，我們不是要超過美國，是讓美國變成我們的1/3。就像今天的日本一樣，2010年之後沒過幾年，日本的GDP只有我們的1/3了，然後消停了。
所以從現在開始，到這個目標達到為止。美國會不反抗嗎？我們能滿足美國的要求嗎？沒有哪個人説，我僅僅願意讓美國滿意就不要發展了。我們只要做到對核心利益進行有效保障這等安安穩穩地實現之後，想做什麼不可以做？
當然那個時候，對我們的第二個真正的考驗才會到來。到了這個階段會不會膨脹，會不會變得不知道自己姓什麼。2000年前後美國人基本上不知道自己姓什麼，全世界亂作一氣，所以有了安克雷奇會談。這會談當中某種程度上是一個預言，中美之間會進入到一個新階段，在這個階段裏面，會充滿火藥味和戲劇色彩。
那場會談結束之後採訪王毅，記者説我們都緊張死了，上午的會談氣氛那麼緊張。王毅説不緊張，雙方只是在坦率地交換各自的立場而已。這就是大國外交，這種幅度的起伏都是正常的，大個子5%的顛簸跟小個子的5%，完全不在一個量級上。
還是英國人那句話，沒有永恆的敵人，也沒有永恆的朋友，唯一永恆不變的是我們的利益。基於這個利益，跟美國人該吵的當然要吵，吵完了以後不能拂袖而去，繼續該談的還是要談。
談完之後的公報裏面，雙方的分歧該講的還是要講，合作全球氣候變化，應對氣候變化工作小組，政府間的對話該談還是要繼續，小組成立還是要成立。該見面還是要見面，見面該拍桌子還是要拍桌子，拍完桌子該談還是要談。
接下來，中國開始展現出自己的行動力，所以這也是一次很特殊的機會。表明有些事情我們也是會去做的，而且現在也能夠去做。比如説，跟我們的戰略合作伙伴靠攏，中美之間靠攏，中俄之間靠攏，全球三大國，中，美，俄，美國跟中國關係不好，美國跟俄羅斯關係也不好，美國在自己走向相對衰落的時候，同時對中國跟俄羅斯表示強硬。
在今天這樣一個全球疫情，導致世界範圍內供應鏈都不足，原先根據供應鏈優化和產能轉移而從中國大陸市場上移掉的訂單，重新迴流到大陸的情況下。美國説要進行全球服裝業核心產業鏈位置的重構，是在發夢嗎？
沙磊是一個出陰陽稿件的記者。根據採訪倫理，記者採訪完之後，在發表之前會把稿件給受訪者看一遍的。沙磊是在給人看一遍之後再加一段發出去的人，這種人就沒有資格做一個記者。因為他製造謊言，違背行業規則，一個人炮製了這麼一段出來。
為什麼？因為切中他們的要害，就可以站在種族主義的立場上，用道德關懷把我掩蓋起來。穿着3k黨的制服，弄一篇譴責你強制勞動的宣言，彰顯自己的卓爾不羣。
直白地説，我們這一輪新疆問題，在美國之所以能夠被煽起來，是因為有特殊的力量介入，是猶太人在美國的遊説力量在介入。大概在2009年前後，當時美國國內智庫和研究國際關係的人當中，出過一系列文章批評“猶太院外遊説集團”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綁架、對美國中東政策的綁架。
在中東問題上被遊説以後，美國過度地親以色列，搞得美國在中東反而弄得不好了。這批“猶太院外遊説集團”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當性，説我不是隻聽以色列的。如果穆斯林、信伊斯蘭教的人被迫害了，我們也會去幫他的。
他們選了新疆。2009年6月份，7·5事件兩個星期之前，熱比亞第一次進美國國會的聽證會就是“猶太院外遊説集團”安排的。那次我在現場，美國在包括西方歐洲媒體，在西歐國家政府在新疆問題上進行宣泄的第三個ptsd就是他們有失偏頗地過度偏袒以色列的中東政策。
他們把新疆構建成一個“像中東某個國家一樣的伊斯蘭國家”，然後基於這個堂吉訶德的想象進行作戰。網上有一張對比，説老外看到的新疆跟我們的新疆不太一樣，我們的維族同胞是彩色的，歐美國家貼出來的維族人受害者是黑白的，因為他們的想象中新疆應該是那個樣子的，是一個像“ISIS”的控制區那樣，女士全部是一身罩袍，但凡你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你就侵犯了當地的文化，你就是文化上的種族屠殺。
中國人有一個優點是我們善於反思，我們的缺點是太擅長反思。西方突然之間跑過來指責我們，我們就會想是不是做的有一點問題。我可以明確告訴大家，在新疆這一輪的輿論較量當中，我們沒有任何錯。
西方對我們新疆所有問題的批判，是建立在從零開始的一個謊言的基礎之上，完全叫做先射箭，再畫靶子。他們朝着一個空無人煙的地方，射了一箭，然後在那畫了一個靶子説，這就是問題。
我們在中東地區做出了強勢回應。所以中國提出關於實現中東安全穩定的五點倡議。這個倡議不在於內容。第一，我們在中東國家兜了一圈，第二，我們兜遍了美國在中東地區的盟友及對手，包括它的支柱國家，比如沙特、阿聯酋、伊朗、沙特、巴林。巴林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第五艦隊駐泊地，是歐美國家的寵兒。
巴林人在“茉莉花革命”那一年，突尼斯那邊搞事情的時候，巴林的政府是30%的遜尼派產生的，民眾是70%的什葉派，什葉派是親伊朗的。親伊朗的什葉派民眾，遵循“茉莉花革命”的遊戲路徑，用社交媒體組織上街示威遊行反巴林政府。巴林政府從沙特借了少爺兵，開着坦克過來直接用機槍掃掉的，在YouTube上有視頻，視頻記錄了槍聲、槍擊以後倒下的畫面。
有一個男子穿了件白襯衫，前胸全部被血染紅，向記者進行描述。BBC做了一個視頻，拿這個視頻去採訪巴林政府，巴林政府説that’s rule of law，這是法治。
巴林這樣的國家我們照樣一圈兜完。
我們在中東拋出了一個震撼性的口號：中東是中東人的中東。直接告訴你在中東我們跟美國開始進入另外一個遊戲模式，沒有你對我很重要。我不care中東是不是我的，我也不care中東是不是你的，但沒有你在中東對我很重要。大家都不要碰中東，讓中東自己玩，自阿拉伯國家獨立建國，謀求擺脱西方國家殖民統治開始，沒有任何一支外部力量和一個外國的領導人，在中東地區放過類似的話。
首先所有人到中東去，像美國跟蘇聯的領導人到中東去，關注的是中東是你的還是我的，至於中東人想什麼不重要。像中國這樣體量的領導人告訴中東人，其實你們應該自己幹。我們在中東地區要代替美國向中東提供安全保障，是沒有這種能力的。
但是我們要求在中東地區建立一個沒有大國在裏面的地區自主性的安全架構，包括美國也不在裏面。不僅在道義上具有可行性，在實力上也具有可行性。
所以我們提出了關於中東安全穩定的五點倡議：第一，倡導相互尊重，第二，堅持公平正義。這兩個offer是美國開不出來的，因為它不要相互尊重，也不要公平正義，它要求美國主導下的地區霸權秩序。
第三個，實現中東地區的核不擴散，秉持了我們一貫的立場，跟我們在朝鮮不擴散問題上的立場是一樣的。我們從來不講朝鮮不擴散，我們講半島無核化。朝鮮半島無核化意思是什麼，北邊不行，你南邊也不能有。你南邊自己沒有，外面跑來一個人在南邊放點核武器也不行，這個叫無核化。整個中東地區不行就是説，如果伊朗屬於中東地區要無核化的話，那麼另外一個以色列也不行。
第四，中東地區共建集團安全。第五，加快發展合作。這些東西的提出，是我們第一次在東亞次區域以外的次區域體，提出一個完整的安全倡議。這個安全倡議不着急，中國人做事情五年規劃都是起版，10年、20年看個結果很正常，更何況共產黨從來講究“功成不必在我”，反正是我們這邊一條線上下去的。這種事情會對地緣政治產生深遠的影響。
美國在歐洲拉幫結派。但冷戰時期，歐洲跟美國關係的基礎是蘇聯的威脅。當時蘇聯有可能把歐洲給平推了，然而能夠把蘇聯平推給阻住，唯一的可能是來自於美國。
在20世紀80年代戈爾巴喬夫上台的時候，美歐之間就已經出現了一個問題。尼克松説，蘇聯紅軍在一個星期之內橫掃整個西歐，直抵英吉利海峽。在20世紀80年前是歐洲最温和的，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都承認一個圖景，面對這種威脅，只可能通過強化跟美國的跨大西洋軍事聯盟關係來加以阻斷。
從戈爾巴喬夫上台開始，歐洲內部就有人不相信這一套了。因為戈爾巴喬夫在中歐地區，事實上推進了華約的大規模裁減計劃。要相信有一波軍隊要推過來，軍隊必須真實存在。但今天美國人告訴歐洲人，普京要推到英吉利海峽，歐洲人不信。
在特朗普政府任內，掀掉了美國單槍匹馬無敵於天下，可以通過單獨直線施壓，壓服任何一個單一反抗者的神話，被他戳破了。他跑過來壓了中國，不行。壓了華為，不行。叫上夥伴一起壓，還是不行。然後任期到了下去了。
拜登有他的歷史使命，證明叫上夥伴一起對中國進行對抗，也不行。布林肯作得很厲害，他非常天真地相信通過舌燦蓮花，僅靠概念，不用掏真金白銀，就能把歐洲盟友團結在美國身邊，他真的相信價值觀的力量。讓這樣的一個人當美國國務卿，我們可以繼續往下走，但前提是我們自己保持清醒。
拜登的困境。第一，霸權的結構性困境。美國這個霸權，是以金融霸權為核心的，但這個金融霸權帶來的結果是，金融在美國國內的結構性生長。這種結構性生長會對美國內部進行不斷的侵蝕，貧富差距的分化、實體經濟的衰退、全球產業鏈結構的調整和變化，會讓美國獨霸全球的軍事霸權。它在實力和成本分攤上遇到支撐性的困境，大家會質疑美國作為霸權的可信度。
在霸權結構當中，美國已經進入到了一個動盪期。霸權的資源開始進入加速流散階段。金融霸權國內放那麼多水，美元還值不值錢，我需不需要持有你美元霸權，2021年拜登政府賣7年期美國國債，認購率降到歷史新低，這是我不相信的表現。
第二，國內的經濟社會結構制約。這個國內的經濟結構制約、實體經濟的凋敝、產業階層的分配、貧富差距的分化。特朗普的興起是源於真實的存在，7000多萬支持特朗普的美國人，大多數是美國真實的普通民眾。
就像那個在國會山裏面被打死的，從空軍退役下來的三十幾歲的女兵，核電站的警衞。她的精神和心理是要接受定期評估的，不是個病人。她是基於理性選擇選了特朗普。這説明特朗普對面的那些精英，連特朗普願意面對的問題都面對不了，這就是制約。面對這種制約，拜登有沒有拿出解決方案？有，但是問題永遠不在於解決方案，而在於解決方案的執行。
要執行這樣一個方案，真正意義上的兩黨一致是什麼？是強化制約，而不是助力政治結構。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拜登通過的2萬億美元方案，美國的最低工資時數被拿掉了。我寧可印錢發支票，不漲最低工資。為什麼？發支票合算，對資本誰而言，那個不合算。到今天還在搞這個，所以大家對美國一定要有信心，它就是搞不成的。在中間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花樣，最後結局一定是爛尾的，這是肯定的。
曾經還有過很多針對拜登健康狀況的謠言，一個隨時承受這種謠言攻擊的美國總統，他要肩負的任務是團結美國兩黨，甚至是凝聚整個國家共同面對對美國的威脅和挑戰，複雜性、全面性、系統性，超過蘇聯的競爭對手，你覺得他四年之內，可以完成這樣的任務嗎？
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出口等貿易活動，都在結構性地增加。把這些東西全部剔掉，用什麼產能來替代美國自身GDP貢獻中超過21%來自於金融、保險、房地產？如何對它進行結構性的限制？
從2010年到2021年，在美國各大產業中十年間膨脹最厲害的是第一產業，採掘業。美國的頁岩油跟我們是不一樣的，它是作為一個金融衍生品來進行製造的。只要有頁岩油壓裂技術，有開採權，銀行就給貸款。拿了錢就開，開出來之後企業包裝上市。投資不是通過賣油來回收的，是通過市面上的金融產品定價的變化回收的。
所以當金融銀根抽緊以後，變化會很快。拜登上台後，新基建的主打提出新能源、清潔能源、碳中和。第一件事情是把頁岩油關掉，以賓夕法尼亞州為代表，在頁岩油油井上從事工作20年、30年、40年，更長時間的白人員工怎麼辦？
特朗普跟拜登在2020年最後一場辯論，最核心的一個問題是拜登被特朗普追問，你對於水獵開採法的態度是什麼？因為這句話關乎賓夕法尼亞20票，所以拜登被他追的説不出來。結束辯論以後，特朗普團隊裏面拍的視頻，哈里斯和拜登在多少場合説過，我要把水獵法關掉，清潔能源就關油井。在這樣的情況下，修橋跟修路大家不用擔心，不要用中國修橋跟修路的造價跟效率，去理解美國。
要去找美國的修橋和修路的例子，平均那一座橋大概是中國造價的20倍，大家往下低一下，10倍吧。那2萬億根本不夠花，它大體上能夠完成中國4萬億投資的1/8到1/10的體量就不錯了。剩下的其他全部變成金融利潤，錢一分不少賺，這個是美國的債務，是壓在美國霸權上面的，達摩克里斯之劍，霸權正在壓垮霸權本身。
這些霸權借了債以後幹嘛？用在包括美國的房屋開支，他現在要收税，理論上應該是要向富人收税。但是他現在是向企業收税。企業收税和富人收税的區別是什麼？企業税是可以轉嫁的，富人收税嚴格説叫做資本利得税，對富人個人擁有的資產進行徵税，這個才叫富人税。所以還是那句話，對美國大家要有充分的信心。
新冠疫情的變化，斯蒂芬·沃爾特講：權力和影響力從西方向東方的轉移。就是馬凱碩説，從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化，轉向更以中國，不是以中國為中心，中國作為一箇中心起來，多中心的未來。
科裏·舍克説，美國政府的狹隘自私和無能，美國將不再被視為國際體系的領導者，這是特朗普政府時期各方的看法。拜登要重新成為領導者，目前為止，美國重新成為領導者的主要表現，就是美國總統出來説，我要重新成為領導者。國際社會吃不吃這一套、買不買賬，大家可以再看。
約瑟夫·奈説，21世紀的技術，不僅在分佈上是全球的，在後果上也是全球性的。美國即使作為一個世界大國，在競爭中佔據上風，也無法獨善其身。
今天美國陷入到這個局面，是他們基本上理解不了的，要理解美國今天，基本的政治經濟學常識得有，沒有政治經濟學常識，美國在這麼短的時間裏突然陷入到了這麼一個困境，是很難進行有效解釋的。
中美現階段的主要特點，一個是傳統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出現；約束條件下的競爭性合作成為趨勢，中美之間競爭是新常態。但是這種競爭，我認為還是最終要走向合作的，因為對中國跟美國來説，我們的利益都是，世界不好我們也不好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合作是趨勢，雙屬性的複合相互依存持續深化。中美之間，我認為叫競爭合作型的自穩定機制，就像陀螺一樣，倒到一定程度它會回來，在一個幅度之間擺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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