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泉：“對華恩情論”是對中烏關係的片面曲解，當休矣！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原泉】

從2022年初至今，國際關係格局中最大的“黑天鵝”事件，莫過於2022年2月底俄羅斯與烏克蘭——這兩個主要民族為東斯拉夫-羅斯斯拉夫人的國家爆發大規模武裝衝突。

外界普遍認為，俄烏衝突是蘇聯解體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導的世界秩序所遭遇的最大挑戰。而俄烏過去一年在戰場上打得有來有往，勝負難解，任何一方都沒有對另一方形成壓倒性的態勢，讓戰爭在新的一年、乃至未來更長時間內的走向蒙上一層迷霧，也使其對後冷戰時代國際關係格局的影響充滿不確定性。

顯而易見，俄烏衝突讓“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呈現“百年未有”的複雜和兇險，而中國如何在這紛繁複雜、充滿未知變數的環境下處理中俄、中烏、中美等關係，乃至如何自洽，自然成為我們在今後較長時間內需要應對的棘手問題。

中國對俄烏衝突的立場是穩定和一貫的：2022年2月24日，時任國務委員兼外長的王毅在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通話時表示，中方“一貫尊重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同時我們也看到，烏克蘭問題有其複雜和特殊的歷史經緯，理解俄方在安全問題上的合理關切。中方主張應徹底摒棄冷戰思維，通過對話談判，最終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機制”。用簡短的話語，較為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中方在俄烏衝突當中所持的立場。此後，中方先後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了這一立場，堅持至今。

對於中國為何在俄烏衝突中採取這一立場，廣大國人都頗為關注。但自從衝突爆發以來，有一種類似“烏克蘭恩情論”“中國應當報恩”的聲音，一直在華人互聯網、輿論界有一定市場，特別是被部分懷揣着各種目的網民所利用，煽動國內輿論的對立撕裂，比如包括但不限於樸素同情烏克蘭人民的遭遇，由於歷史恩怨看不慣當下中俄戰略伙伴關係，由於俄烏衝突影響自身工作生活，單純對俄羅斯或普京不滿，以及一些網絡“1450”等等。

其中，最典型的“包裝”便是借蘇聯解體後中烏之間的軍事技術合作，反覆刺激着國內輿論對於該採取何種立場的爭論，這其中便夾雜着上述提到的“恩情論”聲音。

首先應當承認的是，從蘇聯解體至2014年烏克蘭危機爆發以前，中國和烏克蘭開展了長期的軍事技術合作。據統計，截至2015年，烏克蘭向中國轉讓出口了30個大類的軍事技術，涵蓋了船艦動力系統、大型運輸機設計、超音速高級教練機、坦克發動機和空對空導彈等關鍵領域，其中包括眾多軍迷耳熟能詳的武器裝備，如“遼寧號”航母，“雪龍號”破冰船，殲15艦載機等，都是依託烏方提供的技術發展起來的。這無疑極大地促進了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初中國國防軍事工業的進步。

但在筆者看來，部分網民如借題發揮，將這些軍事技術合作解釋為烏克蘭對中國的所謂“恩情”，從而腦補為中國在俄烏衝突中所持立場的出發點之一，這不僅膚淺地解讀了中方立場，有意無意引導大眾對中方立場產生誤解，也不符合歷史和當下的現實。

“瓦良格號”通過土耳其博斯普魯斯海峽

2018年4月18日，航行中的遼寧艦。

第一，中烏之間的軍事技術合作是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之上的，不存在一方對另一方的“施捨”問題。

據西方學者估計，烏克蘭作為蘇聯軍工產業最重要的富集地之一，至蘇聯解體時，大約繼承了蘇聯軍事工業30%的份額；蘇聯軍事工業的精華——戰略導彈、大型水面艦艇、大型航空器製造業都以烏克蘭為基地。但解體後，也由於蘇聯時期各加盟共和國工業聯繫的切斷，以及與烏克蘭本身實力和國際地位的不相匹配，烏克蘭軍事工業失去了配套的上下游產業和需求。同時，蘇聯時期的技術和資金支持不復存在，而規模龐大的軍工遺產涉及範圍廣大，人員眾多，本身又為轉型轉產增加了巨大負擔。

在多種消極因素的疊加影響下，烏克蘭軍事工業陷入了崩潰邊緣，大量軍工領域專家和工程師在朝不保夕的赤貧狀態下苦苦掙扎。

此時恰逢中國對軍事工業升級的需求十分旺盛，中烏合作把烏克蘭軍事工業從瀕臨崩潰的邊緣拉回來了一些，使其在蘇聯解體後的亂世下繼續維繫了20多年。雙方的軍事工業合作本質上是一場各取所需的交易，基本不存在一方對另一方的單方面援助現象，更無謂“特別的恩情”了。

第二，中烏軍事技術合作更多展現出“自發性”、“民間性”和“非正規性”，烏克蘭在國家這一層面，在其中扮演的積極角色十分有限，甚至有可能消極性大於積極性。

需要明確的一點是，無論在2014年顏色革命之前還是之後，蘇聯解體後的歷屆烏克蘭政府的政策方向都是倒向西方以融入“文明社會”。在此背景下，除了因產業和需求配套的原因同俄羅斯保留大規模軍事技術合作之外（至2014年顏色革命以前，烏克蘭最大的軍事技術合作夥伴始終是俄羅斯），那個時期的烏克蘭官方層面對與美國及其盟友表現出了更加濃厚的興趣。而軍工企業和軍工人才也是對資金實力更加雄厚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趨之若鶩，彼時烏克蘭軍工人才主要流向美國、德國、以色列、韓國、新加坡等國。

相對而言，中國由於當時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且與烏克蘭當局所努力的方向相左，因此烏克蘭當局對同中國開展軍事技術合作本身就持相對（於西方國家而言的）輕視的立場，中方所能開出的合作條件也較為有限。

而中烏兩國軍事技術合作之所以能進行下去，併為雙方帶來巨大收益，更多的是基於時任中國國家領導人的高瞻遠矚，以及中國各路政府、民間人士出於對國家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而不懈堅持：須知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不僅僅對原蘇東歐國家的政治經濟產生災難性影響，也大大壓縮了中國的國際活動空間，對我們的國際環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衝擊。

儘管如此，時任國家領導人在自身面臨極大困難的條件下，仍堅持長遠眼光，創造條件與烏克蘭軍工企業和專家技術人員個人進行“搶救性合作”。比如在人才引進方面，中國留蘇學生的優秀代表、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同志就主持推進了針對包括烏克蘭在內的獨聯體各國人才引進的“雙引計劃”，從國家層面抓住了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

此外，各路政府和民間人士，從國家、民族及自身的長遠發展考慮，面對包括烏克蘭在內的獨聯體國家陷入混亂失序的時期，“八仙過海，各顯其能”，通過官方和民間、正規和非正規的渠道，以各種方式與烏克蘭軍工企業和專家學者建立聯繫，而其中相當大部分的合作關係是“非正規”的、甚至是“不合規”的。

正是官方和民間、正規和非正規並舉的多渠道、多層次、多手段方式建立起了合作關係，才使得中國與烏克蘭的軍事合作在起點雖不如西方國家，但最終在投入相對較少的情況下取得了豐碩成果。可見，與其説感謝烏方的“恩情”，不如感謝時任國家領導人的眼光和各界人士的負重前行；至於對烏克蘭當局的感激，就更無從談起了。

第三，也是筆者認為最根本的一點，自2014年“顏色革命”後上台的烏克蘭當局，同2014年以前有着重大區別。現今烏克蘭當局與過去的歷史做完全切割，徹底倒向西方，甚至對中烏合作進行一定程度的阻撓和破壞，抹煞了中烏軍事技術合作的意義，也瓦解了日後得以繼續進行的情感基礎和政治互信，因而合作的前景可以説黯淡無光。

在此，筆者還想提請大家回憶這樣一個歷史事實：相對於具體細節鮮為人知、撲朔迷離且引人無盡猜測的軍事技術合作而言，筆者認為中烏兩國交往中最為中國普通老百姓所熟知的成果，莫過於1999年中烏合拍的電視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作為新中國成立50週年的獻禮劇目，該劇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改編自外國名著的電視劇。這部電視劇的播出，將久違了的共產主義戰士——保爾.柯察金的高大形象再次生動地展示在了中國觀眾面前，國內當時引發巨大的轟動，堪稱“現象級”的電視劇。通過該電視劇，很多改革開放後成長的第一代認識了保爾，並被他身上所散發的共產主義者的高尚品格所感染。而更多的觀眾則通過這部電視劇的播出，第一次深入認識和了解了烏克蘭這個國家，並對其人民產生了樸素而美好的感情。對中國人民來説，這部劇成為中烏民間友好關係發展的重要情感基礎。

烏克蘭青年演員安德列.薩米寧，曾在1999年中烏合拍影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飾演保爾·柯察金。

同時，筆者還要指出的另一個事實是，中烏軍事技術合作的開展，同樣也有相關烏方專家對中國的樸素的“階級情感”的傾注。蘇聯解體後，烏克蘭人民與所有獨聯體國家的人民一起陷入思想上的迷茫和無助，來自中國的合作橄欖枝給了那些不願在資本主義物慾下沉淪的烏克蘭專家以新的方向，他們願意在西方更大的物質利益誘惑面前，選擇來到中國，用另一種方式實現自己的抱負。在這一點上，可以説中烏軍事技術合作對這些同中國合作的專家來説，是“有恩”的。正是這種相互成就，讓中烏軍事技術合作在先天條件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仍然結出了豐碩的果實。

然而，2014年顏色革命後上台的烏克蘭歷屆政府，全盤否定社會主義時期的歷史立場，迫害共產主義人士，從2015年起更是立法規定清除與共產主義有關的標誌，如公開展示、持有共產主義標誌將面臨五年左右的刑罰。

於是，人們看到基輔僅存的列寧塑像被推到，保爾在其家鄉舍佩托夫卡的遺蹟被掀翻，偉大衞國戰爭的老兵和曾經為國家做出過重大貢獻的專家被扣上“烏奸”的帽子而慘遭羞辱。而雙手沾滿烏克蘭各族人民鮮血的彼得留拉、舒赫維奇、斯科羅帕茨基，以及在二戰中犯下累累罪行、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斯捷潘.班傑拉則被請上神壇，登堂入室。俄烏衝突爆發後，我們通過媒體看到烏克蘭“亞速營”等非建制武裝更是公然佩戴納粹標誌，挑戰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

圖自AP

可以説，國人通過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中烏軍事技術合作、通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部劇、甚至再往遠了説——通過蘇聯時期中烏友好交往的歷史（為中國抗日戰爭獻出生命的庫裏申科大隊長，為提高我國肉類產量而引進烏克蘭大白豬等）建立起來的對烏克蘭及烏克蘭人民的樸素情感，正在因受到西方蠱惑的烏當局和法西斯分子不斷地自我踐踏，而瀕臨瓦解。

如果説上述行為瓦解了中烏軍事技術合作的情感基礎的話，那麼自2014年顏色革命以來烏克蘭當局對中烏軍事技術合作的一系列實質破壞和阻撓，則對合作造成了實質性損害。2014年後的烏克蘭執政者為了進一步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靠攏，一方面加快本國軍工技術向西方開放和流失的進度，另一方面加大了對中烏合作的限制。

受此影響，2014年顏色革命以後，中烏之間再沒有成功展開大型軍事技術項目的合作。2021年，烏克蘭當局更是出爾反爾，將本計劃由中方收購的馬達西奇公司進行所謂的“國有化”，並制裁相關中資企業，這從根本上破壞了中烏軍事技術合作的生態環境。

隨着烏克蘭進一步向西方靠攏，以及未來極大可能加入歐盟、北約的前景，西方對烏克蘭軍工技術流向的操縱和監視勢必進一步加強，而烏克蘭也勢必會認真執行巴統——瓦森納安排，與西方國家一道對中國進行技術封鎖。再加上，蘇聯解體三十年來，烏克蘭先進的軍事技術也差不多流失殆盡，未來中烏之間的軍事技術合作可以説前景黯淡。

當地時間2022年9月30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宣佈，烏克蘭已根據“加速程序”申請加入北約。視頻截圖

總的來説，中烏軍事技術合作，確實近二三十年來中國軍事技術的飛躍產生了重要作用，但雙方的合作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礎之上，絕非烏克蘭單方面的 “施捨”。雙方合作之所以成果豐碩，也要更多地看到中方的高瞻遠矚與堅持不懈。由此可見，當下互聯網、輿論場上流傳的“烏克蘭恩情論”與“中國報恩論”根本是經不起推敲的無稽之談，此類言論當休矣。

當今的中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發揮着重要作用。中國有責任也有能力在國際熱點問題中，為自身國家利益以及世界和平與人類幸福而計。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所推崇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下的外交政策不同，中國奉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中方不會受其它勢力的干擾和脅迫，在俄烏問題上的一貫立場正是這一政策邏輯下的選擇。

而中國堅持尊重俄烏雙方國家主權，堅持尊重俄烏關係歷史經緯，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俄烏衝突的立場，對於維護俄烏雙方的正當利益，遏制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發展都大有裨益。在俄烏衝突局勢尚不明朗的當下，中國明辨是非，堅持理性判斷，相信未來能為俄烏衝突公正合理的解決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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