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瑩：對2023年慕安會的三點印象

2023年2月19日，第59屆慕尼黑安全會議落下帷幕。拜耶瑞徹霍夫（Bayerischer Hof）酒店門口的安檢設備正被拆除，門外堆滿了即將拉走的各種器械，我和團隊一行人也收拾好行李趕赴機場。旅途中思考了與會期間得到的一些感受，寫下來與讀者分享。

會議氣氛發生變化

上一次親臨慕安會還是三年前，後來受新冠疫情的影響缺席了兩屆。此次再度與會，感受最深的是氣氛變化。在我多年形成的印象中，慕安會是個辯論和研討的平台。今年，在烏克蘭危機爆發將滿一週年的背景下，會議聚焦俄烏戰事，除了邀請烏克蘭領導人視頻發言，還有美歐多國政要出席，一致挺烏批俄。會議沒有邀請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參加，連持不同立場的德國選擇黨都被拒之門外。這樣的安排使得會議成為一方表達情緒和態度的場所，前幾年“西方的缺失”之類的迷離情緒完全被抗俄的亢奮言論所取代。但酒店外遊行示威反對的聲浪則是此起彼伏。

美國一如既往地有眾多政要學者出席，從副總統哈里斯、國務卿布林肯，到60多位兩院議員和近30位政府部門和軍方要員，會場內外、線上線下密集交流和發言表態，大談俄羅斯對西方的“威脅”，誓言支持烏克蘭戰鬥到底。難怪美國人經常引用丘吉爾的一句名言：“永遠不要浪費一次好的危機”。美國顯然在充分利用當前危機實現再度凝聚跨大西洋緊密關係的目標。

不過，就連慕安會報告也承認，美歐的激動情緒對於第三方國家，也即廣大發展中國家，缺乏共情力。今年慕安會專門突出“全球南方”概念，邀請不少非洲、拉美、亞洲國家領導人出席，希望贏得他們對反俄援烏的認可和支持。但是“全球南方”更關心的是其面臨的糧食和能源短缺等問題，同時也希望烏克蘭危機能夠得到和平解決，對歐美只講打到底、不談如何實現和平表達了不同的觀點。另外，會上許多人在強調要重視和爭取“全球南方”時，並沒有把中國看作其中一部分。我在一個場合用玩笑的口吻評論説，中國顯然也不是“全球北方”的成員，那麼我們就做“全球中間”吧，大家在笑談的同時，也覺得提出重大概念時需要準確定義。

中美關係更“涼”

40多年前，是小小的乒乓球開啓了中美關係正常化之門，兩國經過多年交往與合作構築起廣泛深入的紐帶。然而現在，一個失控的高空氣球被美方當作抓手，干擾和影響雙方領導人商定的接觸安排。在一次晚宴上聽到某位美國議員聲情並茂地講述中國如何用氣球“測試和挑釁美國”，我在發言時也回應了一句説，如果中國能用失控的氣球來測試美國，那麼平流層的風一定是中國的“好幫手”。

經過這場風波，“氣球”這個詞在國際場合已經成為某種笑料般的存在，其他國家的人談到此事都難掩忍俊不禁的表情，感嘆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怎會變得如此脆弱。也有人告訴我，今日華盛頓的對華態度已經變得十分嚴峻，容不得任何人講有利於中國和對華交往的話。中美關係陷入更加難解的困境，會上來自亞非等地的代表對此普遍感到擔憂，認為氣候變化、應對疫情和推動經濟復甦等一系列重大全球問題仍需中美兩個大國承擔起責任，開展必要合作。

在慕安會上可以強烈感受到美國對華政策調整帶來的影響。美方與會者可以説是“逢中必反”，中國的意識形態、經濟政策、對俄關係等無一不成為他們指責的標靶。在涉及烏克蘭的問題上更是言辭強烈，一位美國州長用手指着我説，“如果今天中國能直接告訴普京收手，明天戰爭就可以停止”。這位態度傲慢的老兄若不是政治幼稚就是習慣了霸道，難道不明白，在一場衝突中，當雙方仍在交戰時，任何停火斡旋必須雙向進行，否則豈不是偏袒一方為其火中取栗？其實他就是試圖將歐洲人對俄烏危機的焦慮轉向中國。

在我看來，美國改變對華態度和政策的根本原因在於，對快速成長為世界大國的中國產生了深深疑慮甚至恐懼，害怕中國擁有更多世界權力，從而挑戰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一位歐洲學者在與我們交流時説，無論中國怎麼做，美國對中國的打壓態度都難以改變，因為讓美國焦慮的不是中國在做什麼，而是中國的存在本身（who you are），讓歐洲焦慮的則是中國在做什麼（what you do）。確實，歐洲對中國也有許多不滿和意見，但是關注的焦點在於如何解決這些具體問題，克服兩國關係中的障礙。

中歐需要溝通

在柏林和慕安會的交流中，可以感覺到歐洲人對中國的誤解在加深，最主要的原因是，當他們因烏克蘭問題陷入深深的安全危機感之時，對中國態度和政策缺乏瞭解。

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在慕安會上做了系統發言並現場答問，其中全面闡述了中國對烏克蘭危機的立場和態度，態度鮮明地強調了和平解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的講話在歐洲得到廣泛傳播，各方對中國即將發佈的旨在促和的立場文件抱有很高期待。

在對華政策上，歐洲人受到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影響比較大。德國也在制定自己的對華戰略，其中一個核心提法是把中國定義成“制度性競爭對手”（systemic rivalry）。這個英文詞組的準確中譯存在一定困難，systemic一詞有“制度性”“系統性”和“全面性”的多重含義。歐洲人顯然指的是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問題。另外，rivalry的含義比美方提出對華競爭時用的competition（競爭）這個詞還要重，有非此即彼的零和含義。

我們在與德國官方和智庫人士的討論中，比較集中地探討了中歐分歧問題，尤其一再質疑德方提出的與中國進行“制度性競爭”的意圖，要求解釋對競爭的終局構想。有趣的是，他們似乎從未深入考慮過這個問題，抑或是不願或不敢説出自己的真實意圖。我表示，你們提出與中國進行“制度競爭”，目的是爭出制度的優劣嗎，如同達芬奇與米開朗基羅的“才能之爭”？若非如此，難道德國設想的是“制度的替代之爭”？冷戰後西方試圖對其他國家搞民主制度輸出，結果留下的不是戰亂就是社會創傷。而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取得成功，這絕不是任何外部力量可以撼動的，當然也非其他國家可以輕易複製。

雖然德國乃至其他歐洲人在意識形態等方面對中國很難認同，但我們所到之處各方對溝通不僅不牴觸，反而非常歡迎和期待。他們對中國的涉歐政策存在許多不解和困惑，會提出一連串問題希望我們作出解釋和説明。代表團成員在德國媒體做的一些採訪受到很大關注。不少人談到，這兩三年很少有機會直接聽到中國人介紹和解釋國家的政策與做法，導致社會上的對華認識更加被偏見所影響。他們覺得現在歐洲與中國的關係進入一個更加困難的階段，出現問題時往往讓矛盾和分歧蓋過合作。有德國學者提醒，歐洲與中國的關係也已到“臨界點”（tipping point）了，雙方應認真面對和解決存在的問題。

確實，中歐關係中有些矛盾看似死結，但既然是結，就有解兒，關鍵在於能否誠懇相待、坦誠溝通並付諸行動。正如習近平主席講的，中歐關係關乎全球格局穩定和亞歐大陸繁榮，值得雙方努力維護好、發展好。

（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傅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