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建言2023中國經濟”系列|温鐵軍：錯過了“鐵公基”、房地產的，抓緊看向“第三資產池”-温鐵軍、王慧
2022年中國經濟頂住壓力持續發展，再上新台階。2023年中國經濟穩步回升之路該怎麼走？
疫情陰影正在淡去，全國兩會隨着初春回暖的節奏向我們走來，觀察者網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聯合推出“經濟學家建言2023中國經濟”系列視頻訪談，邀請十餘位著名經濟學家，從房地產、數字經濟、穩投資、促消費等諸多領域前瞻並建言2023年中國經濟。
中華文明根植於農耕文明，解決好“三農”問題一直是重中之重。2月13日，中央一號文件發佈，強調做好2023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2023年該如何推進鄉村振興，打造第三資產池？針對相關問題，觀察者網專訪著名三農學者温鐵軍。
【訪談/觀察者網 王慧 整理/房佶宜 審核/周小婷 朱敏潔】
觀察者網：農業、農村、農民“三農”領域，一直是您深耕不輟的研究領域，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了，您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也持續了四十多年，影響卓著，非常讓人感佩。您知道，80後、90後是伴隨着我們國家高速城市化的進程成長起來的，包括我在內，我的越來越多的同齡人對“三農”問題越來越生疏，甚至完全沒有感覺。因此，首先很想請您談談，您為什麼對“三農”問題會如此耗費心力、如此執着？您覺得“三農”問題對國民、對國家究竟意味着什麼？我們身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三農”研究的任務和之前有什麼異同？
**温鐵軍：**這個領域中還有很多事情我沒有弄清楚，所以並不特別願意改變研究方向，更何況，這個領域不僅限於“三農”問題。我們都知道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事實上，中華民族文明的復興就是農耕文明的復興，因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才是中國式現代化。
我想問問現在在城市裏打拼的80、90後，你們覺得城裏有沒有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有沒有生態化？如果你所在的環境就是一個水泥的森林、柏油的沙漠，那你是不是真的就打算把你一輩子所有的心血和生命全都放在鋼筋水泥的叢林之中？
更何況，之前疫情暴發後，我們也可以觀察到，有一定財務自由度的人，他們的想法已經從過去説來一次走就走的旅行，演化為尋找生命和自然默契融為一體的感覺。而要尋找這種感覺，需要在鄉村這種自然條件相對較多元的地方。所以人們如果只把“三農”問題看成是“農業”問題，就想窄了。
我們現在身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早在十幾年前就開始強調科學發展和生態文明，現在生態文明建設成為一項戰略性任務，走向生態文明新時代已經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重要內容之一。因此，在展望2023年形勢的時候，需要將此當成一個方向。
中華文明為什麼是農耕文明？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現在的考古發現已經把中國稻作農業上溯到1萬年以上，把粟作農業上溯到接近1萬年，更何況中國具備五大氣候帶覆蓋、三級地理台階分佈的地理條件，自然資源非常多元。人的生活，是被所處的資源環境條件所約束決定的。
所以，農耕文明實際上是一個“三生合一”的文明，即有什麼樣的生態就有什麼樣的生活，就有為了維持什麼的生活，就需要開展什麼樣的生產。
近代中國為了向西方學習現代化，調換了順序，將生產排在第一位，變成什麼樣的生產帶動什麼樣的生活，然後去改造自然環境。
所謂的文明覆興，很大程度上不是按照最近這100多年來激進追求發展主義的道路繼續迅跑，而是要考慮中國自身是如何在這一萬年的農耕文明中傳承下來。一萬年重要，還是100年重要？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只不過是最近100年過於激進，把過去那一萬年掩蓋了。
現在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目標，應該對所有人都是有啓迪的，尤其是現在佔據主流地位的利益羣體應該反思。這樣我們才能明白為什麼現在強調必須是農業強才能國家強，必須是“三農”興旺才能實現國家現代化，所有這些強調都與中華民族文明的偉大復興直接相關。
所以，“三農”不是簡單的農業，“三農”是中華民族如何把自己的根穩住，在此基礎上再去對接世界上的其它文明，才能守正創新。
觀察者網：我注意到，去年，您在北京第四屆雁棲湖論壇等許多場合提出了一個重大政策建議，就是把過剩金融轉到生態化建設之中，打造第三資產池，發展縣域經濟，您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鄉村的物業和資源型資產的開發，將會構成第三資產池，有力地支撐國家經濟向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做戰略轉型。”您能不能就這個建議和觀點向我們的觀眾和讀者作些具體闡述？
**温鐵軍：**在此，我其實特別想提醒大家，很多人的失敗不是政策不好，而是自己沒跟得上轉型。
我説鄉村振興是第三資產池，主要針對的是什麼？大家想想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時，我們國內經濟是什麼狀況？40萬家國企倒閉破產，4500萬國企職工下崗，那時農民負擔也很重，城市職工下崗，內需根本無從談起。而當時的外需，我們只能搞點低端製造業的產品，非常有限。
在那種情況下，靠什麼來拉動經濟增長？就是從1999年開始，國家先後提出的三大戰略：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中部崛起，開始大規模的搞基礎設施建設，例如構建“兩橫三縱”高速公路網、加強機場碼頭建設等等。“鐵公基”成了當時第一大資產池。當時投身進去的人，就獲得了“第一桶金”。
湖北省宜都市王家畈鎮的掛壁公路（古樟公路）。圖自視覺中國
緊接着，第二大資產池怎麼起來的？就是搭了基本建設便車的房地產。新世紀以後房地產發展迅速，是因為國家進行了基本建設的重資產投資，路、水、電、氣、通信修到各個城市，房地產不用投基本建設，也就意味着多出一塊收益，被稱為“機會收益”。這是90年代的房地產商不具備的條件，也是當時那批房地產商大部分都失敗了的原因。所以並不是誰比誰強，誰的“小目標”比誰更大，只是誰抓住了“機會收益”而已。
但房地產的過度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投機，房地產還玩起了金融，這就出問題了，中央不得不適當地做一些干預，不能讓房地產業的資本野蠻生長，要有序地開發。這當然會引發一部分人的抱怨，強調房地產、第二資產池的重要性可以理解，但下一步的發展在哪裏？房地產業已經出現過剩，還產生了金融泡沫和地方債務問題，這時候不及時調整，恐怕第二資產池要爆。所以與其抱怨，不如抓緊時間尋找第三資產池。
值得注意的是，從2005年新農村建設開始，國家就向農村大規模傾斜性投入，現在已經超過10萬億，僅脱貧攻堅一項就是幾萬億的投入，現在鄉村振興投資規模至少是7萬億。我們在鄉村振興、脱貧攻堅、新農村建設中的投入規模，已經超過了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方面的投入。
現在農村村村“五通”，又有大量的生態空間資源待開發，但金融投資等這類過去的制度只適合城市和工業，並不適合農村。金融投資人認為農村的山、水、田、林、湖、草、沙沒有投資價值，也不能被金融作為投資對象。所以很多公司成立了，卻無法進入第三資產池。
現在第三資產池已經打造出來，但如何“注水”，或者如何在大資本“注水”的過程中形成自己的收益？這是一個新的課題，需要開展調查研究，而不是牴觸。
其實，第三資產池的概念值得很多容易被帶偏節奏的朋友看一看，如果第一次資產池和第二次資產池形成的時候你沒跟上，這次又放棄了，又沒跟上，那就是你的問題了。
在此要説明一點，很多不瞭解“三農”的人往往一上來就問“農業有什麼搞頭”；當然沒搞頭，誰讓你搞農業了，我説的是鄉村振興，誰跟你説農業是投資領域？其實就是不瞭解嘛，不能再用舊觀念來看待新形勢，否則就會吃虧。所以，説清楚了，現在要投的第三資產池，可不是勸你投農業，不能理解錯了。
農村是和自然資源結合最緊密的地方，以養生為例。如果在城市投資養生行業，最多就是在樓房裏辦一個養老院。而在農村，它就是一個多業態的混合體。
我到浙江農村去，現在浙江是全國共同富裕示範區，當地村子裏就有一個鄉村文化產業集羣，我琢磨這村子裏還有產業羣？他們説跟你想的概念完全不一樣。它是一個幾百年歷史古色古香的大院，一進大門，門廳有豐富的磚雕和木雕，是專門打卡的地方，再進去是一個攝影基地，再往前是文創基地，之後還有其它內容。這樣的一個產業集羣，其實就是對鄉土文化內涵的開發。於是，各種各樣的事業就可以起來了，可以辦培訓、搞交流等等。
浙江桐廬白雲間森林康養基地。圖自微信公眾號“浙江發佈”
當然，也包括康養基地。什麼是農村的康養基地？這是值得關注的問題，並不是把佔有資源，圍上柵欄，投資建幾棟樓房，就是一個康養基地了，那已經太out了。
現在強調的這些，背後有相對比較豐富的內容，值得那些關注點還停留在城市產業集羣的人好好想一想，瞭解清楚該如何把它變成自己開發投資的收益。而這些都要基於與農村人文社會環境的緊密結合。
觀察者網：鄉村振興是一項既定的國策，我注意到，您一直強調鄉村振興是我們國家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壓艙石，同時也強調我們正面臨全球化危機，您認為鄉村振興戰略在我們國家應對全球化危機方面可以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温鐵軍：**首先要明確，全球化危機的根源是全球資本過剩，中國進入全球化之後很快也出現了中國資本過剩的情況。所以中國的問題和全球化的問題有一定的一致性或者關聯性。中國目前資本過剩，城市中的投資應該可以説是投無可投了。
現在中國出現的內部問題是，大量增加的流動性資金都變成了存款。我們去觀察地方上的銀行可以發現，一個縣的頭寸，即存款，比貸款的額度大很多。
如果想按照原來的方式去進行產業發展，無外乎就是要用原材料、能源、礦產等等，而這些全都過剩了。世界上最大的生產基地是在中國，因此中國變成一個工業門類最齊全、產量最多的國家，但同時也是過剩比較嚴重的國家。因此從2015年國家開始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的工業供給側改革，其中“一去”就是去產能。
接着就是農業供給側改革，過去有大量的投資進了農業，而不是鄉村，導致純投農業的資本過剩，成本增加，價格上漲，導致農業也成為不經濟的領域。
工業過剩、農業不經濟了，房地產現在似乎也投無可投了，於是資金大量沉澱，表現為存款率高、存款規模大，資金嚴重滯存。
產業資本過剩，金融資本也過剩，這不就是全球化的問題嘛。於是，惡性競爭就產生了。在全球、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資本過剩的情況下，中國也資本過剩的情況下，過剩資本硬碰硬地碰在一起，這就是挑戰。
資本過剩是我國前所未遇的情況，過去100年時間內，基本是資本短缺，過去前50年甚至是資本極度短缺，所以目前的挑戰是我國從未遇見過的。所以，該怎麼辦？
如果“硬碰硬”，那就是其它國家可能會和中國“硬脱鈎”，寧可要貴的、要不好的，也不要中國的。如果我們繼續按照現在這種生產方式下去，可能就會硬撞南牆，頭破血流。
雖然目前還沒“硬脱鈎”，但大量的產業已經開始從中國向其它地方轉移了，一些西方國家開始進行“友岸貿易”，只與同盟進行貿易。
當前中國大量的人口集中在城市，城市化率達到65.22%，農業對外依存度超過30%。此外，我國佔絕對比重（佔比超過50%）的進口大量存在，例如鐵礦石、大豆等。
如果有一天這些進口都斷了，那會怎麼樣？當然，我們不希望這種情況發生，但如果完全不做準備，這種情況一旦發生，高度城市化率的國家會出現大問題，委內瑞拉就是前車之鑑。
委內瑞拉是一個城市化率90%以上的國家，農業全部依靠大農場，但當其主要收入來源石油被美國掐斷，整個國家就陷入飢餓，數以百萬計的人口外逃。
2021年委內瑞拉連續八年遭受糧食危機的影響，一些當地人找到解決糧食短缺的方法——自己種植糧食。圖自視覺中國
中國是一個14億人口的國家，將鄉村振興作為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壓艙石這個概念，其實是和底線思維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所以，要讓打工回鄉的農民有房住、有飯吃、有事幹，不能斷了他們的路。不能只是一味地加快城市化，認為只有大部分人們進入大城市才能加快發展。這是危險型的激進發展模式，不是低風險的。
在這件事上，我容易被嘲笑成杞人憂天。但只有把激進發展主義模式轉向可持續的包容性發展，走回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上，才有可能完成人口規模巨大的共同富裕的現代化。
觀察者網：產業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重中之重，去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也強調，要落實產業幫扶政策，做好“土特產”文章，這種“文章”要怎麼做？什麼樣的項目在農村更有發展空間？什麼樣的產業能夠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並且真正讓農民富起來，而不是“富了老闆忘了老鄉”，也就是在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方面，您有何建言？
**温鐵軍：**這個問題非常重要，不能“富了老闆忘了老鄉”的説法也很好。現在很多地方還習慣過去那套招商引資的方法，包括如何給老闆們當好店小二，如何為投資者提供最好的營商環境。
其實這些都不為過，但這種方法是在資本稀缺的環境下使用的；現在是資本過剩了，一些縣自己就有數百億的過剩資金可以使用，所以只要真的能“守正創新”地去深改，“兩山”就是你的開發前景，大力發展縣域產業化。
縣域產業化其實就是各個縣根據本縣擁有的空間生態資源條件，進行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的多業態的生態化開發。它主要是讓農民分享產業留在縣域的收益。
這一點，其實中央已經安排了路線圖。首先就是“投改股”，把國家這些年投資到縣域的資產，改為農民可以持有的分享股權。
例如，在黃土高原光照充足、降水稀少的貧困村，國家投資架設一套價值三五百萬的光伏設備，“投改股”之後，將國家的投資轉變為農民的分享股權，這套設備就是這個貧困村的。如果這個村有一百户人家，且這套光伏設備一年淨收益30萬至50萬，大家一分，脱貧問題就基本解決了。想要把這種財產關係聯繫到鄉村振興上，就需要進一步把這個地方各種各樣的特許權，轉變為農民的收益。
湖南懷化通道侗族自治縣雙江鎮馬家壩村，村級光伏產業與河流、田園、村莊相映成景。圖自視覺中國
現在要求重構新型集體經濟，用“三變”改革的方式讓農民獲得收益。例如很多地方組建了村經濟合作社和農民合作社，企業來架設光伏或者風力發電機，由於資源是集體的，就必須讓村民享有長期化的股權收益。
這種方式可以將整個空間資源的所有權確定下來。只要把空間生態資源的“兩山”理念和“三全”（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開發的思想相結合，用“投改股”的方式壯大農村集體的固定資產，將國家維護這些資產的不斷投入變成流動資金，再將這些收益變成農民可以分享的股權收益。這就不是忘了老鄉，而是老鄉可以分享縣域產業發展的收益。這一系列深改的基本原則是生態化發展，叫“守正”，守住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人口規模巨大的共同富裕。
觀察者網：過去這些年，您曾經在很多場合呼籲解決“農村空心化”問題。我也觀察到這個現象，年輕人不管是外出求學，還是外出務工，返回農村的越來越少了，農村人口“非老即少”的狀況越來越嚴重。您覺得，解決這個問題最大的難點是什麼？怎樣才能改變和縮小我們國家城鄉之間“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和“現代文明生活”的巨大落差？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戰略全面實施已有十年，您覺得新型城鎮化和之前的城市化的主要區別是什麼？新型城鎮化在讓農村人走進城市變得容易的同時，能不能讓城市人走向農村的自願程度也得到提升？
**温鐵軍：**外出之後返回農村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並不是願不願意的問題，而是一些制度讓人無法留在農村，在這些制度的安排下，教育資源、醫療資源等公共產品市場化，導致資源分佈不平衡，造成農村待不住的情況。所以“農村空心化”是人為造成的。
此外，還有一種情況需要注意，除了農民有進城的需求，市民也有下鄉的需求。所以第二個制度方面的問題是，農村進城半年算是城市常住人口，計算城鎮化率時會被統計在內，那市民下鄉半年是否應該被統計為農村常住人口？在進城農民“市民化”的同時，是否應該解決下鄉市民的農民户籍身份？
目前已經有一千多萬市民去農村，這些人的權益如何得到保障，是否能在農村中得到和農民平等的身份待遇，這些都是問題。
早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時，就明確強調鼓勵市民下鄉與農民聯合創業創新。但國內沒有繼續出台很多的相關政策。只有2017年武漢市委書記提出20條政策鼓勵市民下鄉，被稱為“黃金二十條”。這意味着，其實羣眾中是有下鄉的積極性的，特別是在疫情打擊之下，這種積極性更加被激發，但政策好像並沒有放開。
城鄉融合現在是十分必要的。國家在提出“十四五”規劃時，2020年在面對全球化挑戰時，在底線思維基本確立的情況下，城鄉融合戰略開始被提出。過去是城鄉統籌，以城統鄉，現在城鄉融合是城鄉平等的形成融合，這才是如今該有的戰略。
今天的縣域城鎮化跟過去強調的城市化差距很大。現在應該是由擁有生態環境資源、已經發展起來的這些地方自己決定，是繼續做“村”，還是進入城市化？如果這些地方願意保持農民身份，能夠用最低成本治理方式來完成產業集羣的治理，也應該被允許。
由此可見，今天中國的創新空間非常大。用創新的思路去推進深改，城鄉融合就能成為一個市民願意下鄉、農民願意進城，雙向流動，推進新型城鎮化的新氣象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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