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融冰：地震救援“重土輕敍”，德國對敍政策變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鍾融冰】
2月6日發生在土耳其的兩次強震現已造成土耳其、敍利亞兩國逾四萬人死亡。地震發生後，多方國際救援力量為兩國提供緊急援助。但一個現實是，來自近鄰歐洲的救援力量多集中於土耳其，而受災同樣嚴重的敍利亞西北區域，特別是擁有四百多萬人口的阿勒頗市，卻因本國至今仍處於美國的制裁下而未獲得西方足夠的援助。
作為歐盟領袖，二戰後被視為人道主義救援優等生的德國的態度尤其值得關注。
自2012年敍利亞內戰以來，德國對敍資金、物資支持和難民接收均表現出積極而開放的立場，此後引發的一系列政治社會問題更是前總理默克爾後半期執政生涯的聚訟所在。但在本次地震中，德國對敍利亞的援助似乎停留在“口惠而實不至”的階段。
這是國際局勢新變化下朔爾茨政府對敍政策有所調整，還是在實操層面面臨特殊困難？本文擬結合筆者在德多年的生活經歷作一番觀察，供讀者參考。
當地時間2月9日，敍利亞阿勒頗，地震發生後，一家人在臨時營地裏。圖自澎湃影像
德國朝野對敍利亞文化的特殊關注
“敍利亞”（Syria）無疑是一個值得全人類尊崇的名字。古敍利亞文明的範圍包括今天的敍利亞、黎巴嫩、約旦、巴勒斯坦、以色列等地，它地扼亞、非、歐交通要衝，是西方起源兩希傳統（希伯來、希臘）的交匯點，是西方文明的真正發源地。也正因如此，“敍利亞學”是歐美文史學界不可迴避的重要課題之一。
作為世界歷史語言和古文明研究的重鎮，德國學界對於敍利亞文化的研究呈現出與美、法兩國明顯不同的面向——後者多立足於“西方中心論”立場而依恃考古發現，前者則將古敍利亞同樣視作具有基督教傳統的西方文明發源地，多從古典文明的視角闡釋敍利亞歷史。
不僅德國學界對敍利亞文明興趣盎然，普通德國民眾對以敍利亞為核心的中東地區好感亦遠超一般想象：數據顯示，德國人閲讀敍利亞歷史和文學著作以及前往敍利亞旅遊的熱情，在西方人羣中無出其右者。自2012年敍利亞內戰爆發以來，即便因連年戰爭、IS恐怖活動及近年來新冠病毒疫情導致赴敍旅遊警告不斷，但每年仍有大批德國遊客抑制不住心中熱情前往敍利亞探古訪幽。
敍利亞文明在德國人心目中不因現實政治而消減的吸引力，構成了德國政府和德國社會近十餘年來對敍政策不可忽視的文化心理基礎。
外交關係與援助
1927年德國在敍利亞和黎巴嫩地區設立利益代表領事，德敍之間的直接聯繫就此建立。二戰中，敍利亞地區短期被臣服於納粹的法國維希政權統治，1941年後被英法反納粹力量佔領。1946年4月敍利亞宣佈獨立，1952年與西德（聯邦德國，BRD）正式建交。後因西德於1965年與以色列正式建交，敍利亞遂與其斷絕外交關係，轉而與東德（民主德國，DDR）建立夥伴關係——這意味着德、敍兩國的外交通道從未被真正阻絕。
兩德統一後，德敍關係發展進入新階段。
隨着2001年敍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應時任德國總理施羅德邀請飛赴柏林展開國事訪問，兩國雙邊關係及合作（當然主要是德國對敍利亞的發展援助）站上了新的台階。但由於2012年敍利亞爆發內戰（德國官方稱之為“人民戰爭”，Bürgerkrieg），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遂以阿薩德政府“獨裁政治”釀成敍國內“人道主義災難”為由，對敍利亞政府實施非法單邊制裁。作為北約成員國的德國在政治上自然也不能另作他想，關閉大馬士革的大使館而不與敍利亞斷交已是其最“獨立自主”的表態。
其後短短數年間，內戰給敍利亞人民帶來了深重的苦難。在此過程中，德國從未袖手旁觀，而是成為了歐洲最大的敍利亞難民接收國，領導歐盟為紓解敍利亞國內的難民危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實際幫助。
自默克爾雄心勃勃地做出“我們能搞定（WIR SCHAFFEN DAS）”的承諾，決定取消難民進入歐盟的禁令，數以百萬計的敍利亞難民便不必再賭上身家性命、暗中勾勒偷渡曲線，而得以坦坦蕩蕩地將這個歐洲製造業最發達、社會最穩定的大國作為自己的最終目的地。於是，斯圖加特、慕尼黑、紐倫堡的火車站，因戈爾施塔特、奧格斯堡的汽車總站，每天都在迎接這些來自古老大地上的求生者。
不僅聯邦議會的所有黨團一致表態支持默克爾的決定，絕大多數德國本土民眾也對難民的到來敞開歡迎的懷抱。翻新的安置公寓、寬裕的生活補貼、免費的醫療體檢，以及物美價廉的食物供應，讓敍利亞的客人們第一時間就感受到了“歐洲龍頭”的熱情好客。
2015年9月6日，在德國多特蒙德，人們手舉“歡迎來德國”的標語牌迎接難民。（新華社/美聯）
同時，為幫助其更好地融入德國社會，全德各州從高校到中小學都增設了針對各年齡層次敍利亞難民的免費德語班，並組織專業技術人才開展高水平的職業技能培訓，可謂“魚”“漁”兼授。對於敍利亞的青少年學生，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DAAD）還聯合康斯坦茨大學專門建立了“敍利亞領導力”項目，該項目除了由聯邦外交部出資對學生提供資金支持外，還為來自敍利亞的學生量身打造關於民主法制建設和社會結構知識的課程，旨在按照德國模式培養其今後回到家鄉重建敍利亞社會的能力。
筆者自2015年秋季在德國慕尼黑求學生活的五年時間內，正好見證了中東難民大量進入德國的過程。客觀上，難民的到來確實在一段時間內導致了社會資源和治安問題。
各國留學生們都發現房子更難租了，獎學金更難申了，工作更難找了；早期在德國定居的各國移民也多有抱怨，稱自己外裔身份之前吸引的社會關注或政府幫扶迅速被手無分文的難民稀釋，自己只能比平時更加辛苦地工作，為政府貢獻更多税收，而“既無恆產也無恆心”的敍利亞人卻可以憑藉難民身份長期享受德國社會的各項優質福利，這對勤勞的人們——尤其是以吃苦耐勞見稱的東亞、東南亞移民顯然不公平——因此，在如何看待敍利亞難民的議題上，本土德國人和早年定居德國的外裔移民間的巨大分歧真實存在。
與之相對的當然是背井離鄉的敍利亞人收穫了實實在在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在留德期間，筆者曾結識過幾位來自敍利亞的學生。他們的年齡從7歲到20歲不等，家庭條件也各異，卻無一例外地表達了自己留在德國，繼續享用優質的社會教育資源的決心。為此他們十分刻苦地學習德語，只為得到更多的深度參與各項社區事務的機會。很多敍利亞小孩在短短半年時間內就能基本掌握這門並不容易的語言，比起一些養尊處優的移民小孩，他們明顯展現出更為強勁的語言習得能力——生存危機可以激發人類的潛能，在語言學習上也獲得了證實。
德國難民政策的淵源與影響
作為曾經以高等種族自我揭櫫並對世界造成深深創傷的民族國家，戰後德國對待國外移民，特別是戰亂國家的難民呈現出了開放和包容的國家形象。
1949年5月23日在波恩頒佈的新憲法《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GG）第十六條明確規定，政治受迫害者享有避難權（“Politisch Verfolgte genießen Asylrecht.”）。出於對兩次世界大戰，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因納粹奉行種族主義為世界造成深重傷害的愧疚，德國在竭力足額支付戰爭賠款的同時，也渴望通過比其他歐洲國家更加積極的“門户開放”政策重塑國家形象，背後邏輯之清晰非常符合德國人的思維：歷史上的德國曾為世界製造過多少難民，今天的德國就應該接收多少難民。因此，單單用“歷史負罪感”這樣的詞彙來描述德國社會的這種心態或許不夠準確，“生產—償還”的因果邏輯反倒更能為德國大眾接受。
此外，通過大量吸收難民並對其開展針對性的職業培訓或能成為讓德國擺脱人口老齡化的“妙招”，也可視為當時默克爾政府的“如意算盤”。遺憾的是近十年過後的今天，尚沒有足夠有説服力的數據顯示他們對德國經濟作出了令人欣喜的貢獻。
另一方面，積極推動歐洲一體化的德國所面臨的新困境是，如何正視並尊重歐盟內部不同成員國難民政策的差異，在整體框架下協調各國消極的難民接收意願（主要是西歐發達國家）和接收能力（主要是中東歐國家），無疑需要更高級的外交智慧。
《何以為家》的主人公，在現實中就是一名敍利亞難民。
救援不力？德國的對敍政策與朔爾茨的政治出口
本次地震發生後，西方救援力量迅速抵達土耳其施展援救，這當然是源於土耳其在區域內強大的政治和軍事影響力，德國對此體會尤為深刻——在德國長居的土耳其人高達四百多萬，他們開設的超市、理髮店、賭場、酒吧、妓院遍佈全德，勢力龐大冠絕各個外來族羣。地震發生後，朔爾茨政府不敢怠慢，救援力量和物資以最快速度抵達了土耳其災區。但對於自己近年來的重點幫扶對象敍利亞，德國的態度即便不像美國那樣冷淡，但也明顯只將仁義道德停留在嘴邊而未付出行動。
這一點無疑和俄烏衝突爆發一年以來形成的新地緣環境有着直接關聯。雖然長期看來，維護穩定的德美、德俄多邊關係是德國制訂外交政策的機要所在，但拜登上台，特別是俄烏衝突爆發後發生的大小事件表明，強調美國對於“維護歐洲團結”的重要性再次成為當下德國外交政策的主流。
在作出美國的戰略重心已經徹底轉向亞太的評估後，德國的政策制訂者們顯然願意以更加務實的外交政策維護好與美國的盟友關係。正如德國外交部中東事務處的西格爾博士的分析，鑑於敍利亞仍處制裁中，沒有必要在救援問題上“刺激”（reizen）美國人。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做德國執政者的政治妥協。
另一方面，敍利亞西北部勢力犬牙交錯，政府軍和反政府武裝實際控制區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變化。阿薩德政府顯然拒絕對反政府軍控制的區域進行直接援助，而美西方提出的通過非政府組織渠道的救援也被大馬士革置之不理。畢竟在那裏，NGO不是什麼值得信任的名詞。因此，德國政府除了設立土敍兩國難民特殊入歐通道外，也只能在其外交部官方網站上宣傳自己對敍利亞“過往”的援助歷史，在敍利亞當前的政治局勢下，真正要做到為了援救生命擱置政治鬥爭在操作層面也難以實現。
地震重創敍利亞。圖自CNN
受國內“軍事剋制文化”和俄烏衝突的影響，德國在北約軍事安全框架和建構歐洲獨立防務間的遊移正在顯示出了向前者的傾斜立場。因此，既然對敍利亞的直接救援有着客觀上的現實困難，那麼就坡下驢地對其冷處理，在朔爾茨政府看來，也能換取美國在歐洲事務上的對德支持。
在默克爾結束長期執政後，其多年來苦心經營的多邊高層交流渠道和戰略互信正迅速封閉與消散。目前看來，朔爾茨似乎未能也不甘蕭規曹隨地被動接受前任留下的政治遺產。
從青少年時期便開啓政治生涯的他被德國人比喻成不折不扣的政治機器，作為一名地地道道的職業政客，朔爾茨顯然有着更遠大的個人抱負，在世界格局重組的十字路口，他自信能以更靈活的身段騎驛於美、俄之間。但其近來在烏克蘭戰場上的舉動表明，他正利用烏克蘭危機淡化默克爾建立在與普京的密切私交基礎上的互助共贏的德（歐）俄關係，轉而在歐洲安全議題上更加依賴北約同盟而非強調歐洲主體性。
自去年開始，烏克蘭成為了俄羅斯與北約角力的新戰場，但嚴謹的國際政治觀察家們並未忘記，以敍利亞為核心的中東依然是塑造德（歐）、美、俄多邊關係的重要區域。德國人近年來藉助人道主義援助在敍利亞國民中建立的信任感或將幫助他們在未來與美、俄的較量中獲得寶貴的人心依附。
也正因為此，在土敍地震之後，朔爾茨政府將援助的力量集中於土耳其，而對制裁下同樣亟需救援的敍利亞口惠而實不至，顯然不是明智的決定。特別是將這種猶疑的態度置於德國近十年來對敍難民傾力救助的背景下，此間的反差更有讓之前的努力前功盡棄的風險。協調務實外交與國內民意，在順時求變與政策延續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重新對自己在敍利亞議題上能夠扮演的角色進行精準定位，是朔爾茨政府未來必須重視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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