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塞拉•塞爾納達斯：拉美共同貨幣不是類歐元，能否打破美元霸權？-吉塞拉·塞爾納達斯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吉塞拉•塞爾納達斯，譯/觀察者網 劉嘯雲】
今年1月24日，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第七屆峯會於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引人注目的是，繼2020年時任巴西總統博索納羅單方面決定退出拉共體後，時隔兩年，巴西終於在本屆峯會上宣告迴歸。新任巴西總統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與阿根廷總統阿爾貝託•費爾南德斯舉行了雙邊會談，雙方均有意啓動拉美共同貨幣項目SUR（SUR，意為“南方”），以擺脱對美元的依賴。
這一提議在網絡上引發熱議：SUR究竟是什麼？它將帶來怎樣的影響、面臨怎樣的挑戰？它是否能取得成功？本文將對上述熱門問題逐一做出回應。
SUR不會成為類歐元貨幣
SUR項目旨在以新的拉美共同貨幣替代美元，成為阿根廷與巴西（拉美三大經濟體中的兩個）之間貿易和投資的結算貨幣。兩位總統稱，這一貨幣起初將在阿根廷與巴西試用，未來還可能擴大至其他拉美國家。
相關提案尚未最終制定，但原則上，SUR不會像歐元那樣取代成員國原本的貨幣，而是會成為“第三種貨幣”，用於替代美元，作為兩國經濟往來的結算貨幣。因此，SUR不會對兩國各自的貨幣主權產生影響。
目前，SUR的發行機制尚未公開。對於（拉美國家的）政府而言，該項目是一個絕佳的契機——拉美可通過開發用於國際貿易結算的美元替代貨幣，更好地抵禦商品價格波動和幣值波動衝擊。
巴西和阿根廷都是農業大國，土地極端集中，生產以大宗商品出口為導向，但絕大多數農民並未從出口中受益。相反，這些出口商品的國際價格波動會轉嫁在地租上，使租種的農民深受其苦，因為地租的多少是由大宗商品生產的機會成本決定的。
值得關注的是，拉美的情形與傳統的“荷蘭病”不同（指一國，特別是指中小國家經濟的某一初級產品部門異常繁榮，而導致其他部門的衰落的現象。編者注）。在拉美，當新出口資源的發現、大宗商品出口價格暴漲及大量外匯流入等因素出現時，外匯會面臨貶值。這時阿根廷的資本家就會大肆購入外匯，以推動本幣貶值——儘管他們在不斷買入美元、推動美元匯率上升之後，本有義務結清外匯流入。
由於阿根廷比索不穩，致使居民儲蓄外匯的習慣盛行。為了遏制對外匯的旺盛需求，阿根廷政府2020年9月實施新政，對外匯購買的交易徵收35%的附加税，並限制購匯額度。
然而，儘管中央銀行在控制價值波動，並根據宏觀經濟預期針對不同用途（海外旅遊、儲蓄、大豆出口結算等）提供不同價格，仍有不同於中央銀行的匯率的平行市場（相當於黑市，編者注）存在，該平行市場的匯率被資本家和媒體稱為所謂“自由匯率”。這一平行市場的存在引發了混亂和通脹。就在作者撰寫這篇文章時，用於家庭儲蓄的官方匯率（含税收）是1美元兑320比索；而在平行市場上，美元兑比索的匯率是380，比官方匯率高出18.75%。本幣貶值和平行匯率也加速了通貨膨脹。去年，阿根廷的通貨膨脹率達到了94.8%，嚴重影響了工薪階層的收入和生存能力，且導致政府對工業和科技發展的投資減少。
因此，阿根廷政府應該考慮為SUR制定這樣一種機制：該機制能夠確保SUR的實際價值在一段時間內保持相對穩定，以免重蹈覆轍，再度陷入對美元的依賴，受制於資本家對市場以及整個經濟命脈的掌控。
SUR的使命
拉美的三大主要經濟體分別為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2021年，巴西GDP佔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GDP總額的29.6%，阿根廷佔9%，價值分別為1.61萬億美元和4870億美元。
巴西和阿根廷兩國之間的貿易和投資額近300億美元，且具有不對稱性：巴西對阿根廷的重要性遠遠超過阿根廷對巴西的重要性。
在貿易方面，2021年，兩個經濟體之間的貿易額達到216億美元，這僅僅佔據巴西國際貿易總額的4.3%；但對於阿根廷來説，巴西是第一大出口國，佔總出口貿易額的15.1%，也是繼中國之後的第二大進口國，阿根廷19.6%的進口商品來自巴西。阿根廷對巴西的雙邊貿易逆差已達到30億美元。
對阿根廷而言，巴西是第一大出口國（圖源：Encyclopedia Britannica）
在投資方面，巴西是阿根廷的第四大直接投資來源國，截至2021年，其累計投資金額為53.90億美元（佔總額的5.4%），僅次於美國（201.35億美元）、西班牙（143.27億美元）和荷蘭（120.11億美元）。而阿根廷對巴西的投資排名位列第五，為6.89億美元，佔該國對外投資總額的1.6%。相較於巴西累積逾5000億美元（截至2021年）的海外直接投資，這一數額顯得微不足道。
過去幾十年間，阿根廷經濟伴隨着“走走停停”的週期性宏觀經濟波動而增長。總體來説，阿根廷的生產結構中，一方面是出口部門為國家創造外匯收入，出口貿易額中73%是農產品（2020年數據）；另一方面是工業和服務業部門，主要面向國內市場，該部門需要外匯來進口必要的資源或消費品。
留存外匯和投機性資本的部門，以及需要外匯進行生產經營的部門之間的鬥爭，加上國家經常賬户的長期赤字，導致外匯價格飆升，這反過來又加速了這個國家的通貨膨脹。凡此種種成為經濟增長的外部制約——阿根廷的GDP平均每增長1個百分點，來自進口的增長就有3%。換言之，對進口的需求越大，GDP增長越高。這一點在阿根廷體現的尤其明顯，因為阿根廷的工業和服務業相對落後，不是主要的出口產品。
阿根廷比索的長期貶值、經常賬户的赤字和不斷上升的通脹率導致局勢動盪，扼殺了當地的技術發展能力，阻礙了投資，並嚴重影響了就業水平，而這又減少了國內消費，從而再次影響了投資。因此，經濟增長受制於創匯能力，陷入“開始增長-停滯-再增長”的循環。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對外負債作為一種外匯流入形式，起到了暫緩壓力的作用。然而，附加公共政策條件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貸款，又加深阿根廷的危機：緊縮政策阻礙了經濟復甦，利息支付的又使得外匯的需求量增加，而為了償還債務所制訂的國家政策又會遏制該國的發展。換言之，這正是所謂“債務陷阱”。
我試舉一例來説明該機制的運作方式：2018年6月，IMF與阿根廷前總統毛裏西奧-馬克裏的新自由主義親美政府達成了500億美元的貸款協議，貸款數額超過阿根廷年GDP的10%，佔IMF當時所持貸款總額的40%，這對IMF而言也是史無前例的。這筆數額空前的貸款以阿根廷政府承諾的 “深化經濟改革”和 “限制政府開支”為條件。在新自由主義政府的支持下，IMF的貸款並未促進國家的發展，少數富人私自捲走大部分資金，潛逃至美國或其他“避税天堂”，這導致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的進程進一步加速。結果，貧困迅速加劇，人民生活備受衝擊。隨後，由新任總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領導的IMF發表聲明，稱馬克裏政府沒有實現任何承諾，以此為由對阿根廷施加了更嚴厲的國際限制。
因此，對阿根廷而言，創造一種對借貸國壓力更小、更有助於其發展的新型貸款模式尤為迫切。總部位於上海的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NDB）就是這樣一種嘗試。最近，巴西前總統迪爾瑪•羅塞夫被任命為NDB行長。對於部分國家而言，NBD可以替代IMF，將發揮重要作用。
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圖源：International Banker）
同樣，中國也向阿根廷表明，中國並非如主流媒體所言只對自然資源感興趣，還有意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等渠道推動投資，以促進阿根廷的發展。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框架下，中國將投資230億美元用於阿根廷國內的基礎設施建設。
此外，中國公司還曾為阿根廷的基礎設施項目和技術轉讓提供投資：僅在過去15個月內，阿根廷就在來自中國的資金支持下，實現了商品運輸鐵路（Belgrano Cargas）的升級和Atucha III核電站的擴建，價值近130億美元；2019年，中國的資金和技術幫助阿根廷建立了拉丁美洲最大的太陽能發電廠——卡烏薩里發電廠。西方的投資使阿根廷陷入“欠發達陷阱”，相反，中國的投資則直接提高了阿根廷人民的生活水平、促進了阿根廷的發展。
阿根廷的根本問題是，其必須走上技術創新的發展道路，以技術支撐獨立的工業增長，從而使本國經濟永久擺脱外部約束和債務陷阱。外匯依賴作為一個結構性問題，已迫在眉睫、亟待解決——唯有擺脱外匯依賴，才能開啓技術創新的道路。因此，阿根廷必須發展一種能夠擺脱對美元依賴的國際運作機制，這對阿根廷而言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而與巴西的合作是擺脱對美元依賴的一個關鍵因素。
目前，巴西的工業正在努力向黃金時代迴歸。1984年，巴西工業產值約870億美元，佔巴西GDP的46%，且包含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產品，例如由巴西航空工業公司（當時為國企）生產的飛機。然而，歷經新自由主義政策和私有化之後，當盧拉在2003年第一次成為巴西總統時，巴西工業佔GDP的比例下滑至23.1%，工業部門的附加值（1280億美元）低於1990年的數值（1300億美元）。由此可見，在此期間，相較於其他經濟部門，巴西工業的增加值相對停滯，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份額也有所退步。
盧拉通過推動宏觀經濟激勵和生產性政策來促進工業發展。2011年，巴西工業產值達到6040億美元的峯值，儘管其所佔GDP份額（23.1%）仍然略低於全球平均水平（28.1%），也低於墨西哥等國家（33.6%）。隨後上任的新自由主義親美總統博索納羅嚴重影響了巴西工業，例如，2020年，政府未採取有效措施遏制新冠疫情，數百萬人感染新冠，當時的工業附加值跌至2560億美元，僅佔GDP的17.7%，創下史上新低。
巴西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也是一個典型的指標。2001年，巴西的出口相當多樣化，包括第一類中的高科技產品。車輛（7.6%）、包括核反應堆在內的機械和設備（7.25%）、電子產品（5.5%）甚至飛機（6%）等高科技產品佔出口總量的26.4%，總價值達154億美元。然而，20年後，同類出口商品的總價值只增長到259億美元，在出口總量中的佔比下降到9.25%，在國家出口排名中處於較低位置。相反，礦石（17.4%）、油料種子和穀物（14%）、礦物燃料（13.6%）、肉類（6.5%）和鋼鐵（5%）等商品佔巴西商品出口的56.5%，總價值為158.7億美元。在2001年，這四個類別總共只佔巴西出口的24.86%，總價值144.2億美元。這一駭人聽聞的相對增長和絕對增長從另一個方面證實了巴西長期的去工業化進程。
新總統盧拉麪臨的主要挑戰和首要任務之一是恢復工業生產，增加其附加值和技術含量，使國家再次進入發展的軌道。這不僅有益於巴西人民的福祉，也將推動其他拉美國家的發展。盧拉總統所考慮的不只是巴西一國的發展，還將區域發展納入考量——正如他在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第七屆峯會上所言：“我們必須聯合起來，建設更好的物質和數字基礎設施，建立產業價值鏈，投資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研究和創新。”
因此，SUR的使用可以減少阿根廷從巴西進口資源、資本和消費品（佔阿根廷進口總額的19%）的美元依賴，但也有助於整合區域價值鏈，推動一體化，促進貿易和投資。汽車工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由阿根廷生產組裝並運往巴西的汽車中，原產於巴西的汽車零部件幾乎佔到了這些汽車總價值的12%，反之則不到1%。
SUR將在南方共同市場發揮重要作用
正如《外交政策》雜誌上週所披露的，“在這個由美國主導的時代，華盛頓擁有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能力：但凡美方認為某一國家是國際體系中的‘無賴’，就能對其施加制裁。美國的二級和三級制裁足以切斷多數國家或公司與全球商貿的聯繫。憑藉其強大的力量和盟友網絡，美國對地緣政治和國家行為產生了深遠影響。但是，對制裁的過度使用將削弱其有效性；一些大型經濟體或將嘗試尋找替代品，以取代西方金融體系和美元貨幣。”
因此，除了開發結算貨幣，還需開發一個能夠繞開SWIFT和美元進行國際交易結算的機制。目前，拉美國家使用的機制是“本地貨幣支付系統”（簡稱SML，為其西班牙語名的首字母縮寫）。SML由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烏拉圭於2008年創立。目前，SML尚未得到廣泛使用，也並非基於替代美元的結算貨幣，不過，通過一定的調整，SML應該能夠支持巴西-阿根廷基於SUR的貿易。
SML是從屬於“南方共同市場”的一個機制。南方共同市場作為一個創建於1991年的南美貿易集團，包含5個成員國（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和委內瑞拉）和7個聯繫國（玻利維亞、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圭亞那、秘魯、蘇里南）。中國在南方共同市場的對外貿易中佔27.3%，是其主要貿易伙伴。2021年，南方共同市場對中國的出口量達到982.5億美元（佔出口總額的29%），進口650億美元（佔進口總額的25%）。
因此，如果SUR能夠取得成功，或許可以實現與人民幣的雙邊貨幣互換——尤其是在中國擁有最大雙邊互換協議網絡（據世界銀行數據）的前提下。中國人民銀行2021年的報告顯示，該行已與40個國家簽訂互換協議，總價值為4萬億元人民幣，約合5,700億美元。
SUR面臨的主要挑戰
第一個挑戰是，SUR作為國際貿易結算的美元替代貨幣，是一種交換媒介，其成立前提是必須被巴西和阿根廷雙方接受，並隨後獲得其他國家的信任。
然而美國的霸權已經廣泛滲透於拉美國家的人民：美元被公認為可信賴的貨幣，用於家庭儲蓄甚至定價、買房等日常業務。想要打破殖民主義的束縛，就意味着首先要打破文化統治的束縛，思考和接受不同於美國霸權主義的機制。為了鼓勵商人接受SUR，政府可以考慮為巴西進口產品中使用SUR而非美元的商人提供税收優惠等補貼政策。
第二個挑戰是，需要一個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如果經濟環境穩定，投資和貿易的資金流動以及技術發展將得到明顯改善。假如在未能穩定經濟環境的前提下發展替代貨幣，最終很可能半途而廢。
第三，要在國際層面上協調生產和貿易政策。國家層面的發展政策是關鍵，沒有這些政策就不可能有發展；但國際協調是完成國家政策所必需的戰略步驟。因此，拉美和加勒比共同體旨在取代美國對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領導地位，為此，必須加強區域合作，也需加強與其他尋求共同發展的大國（例如中國）的合作。
能否對抗美帝國主義的影響
美國為了維持區域霸權而構建了“國際資金清算系統”（SWIFT），並使用美元進行石油貿易。正如美國南方司令部司令勞拉•理查森所言，拉丁美洲因其自然資源而成為美國的戰略要地，美國絕不允許自身在該地區的霸權受到挑戰。在這種情況下，獨立於美國的貨幣和結算機制的發展可能被美國視作對其霸權的威脅——特別是考慮到這是由進步人士或左翼總統推動的。
1823年，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聲稱，整個美洲都是美國的勢力範圍。從那時起，美國對拉丁美洲的戰略從未改變：在政治和軍事上完全控制該地區，掠奪其自然資源。1846年，墨西哥成為門羅主義的首批受害者之一。此後，美國軍隊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進行了100多次干預、入侵和政變。20世紀70年代，中央情報局在整個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發動了一系列軍事政變，以推翻左翼獨立政權。在一項名為 “禿鷹行動 “的秘密計劃中，中情局與軍事獨裁者密切合作，鎮壓左翼活動分子，防止共產主義浪潮在當地羣眾中蔓延。
美國針對各拉美國家的不同情況，採用了不同的混合作戰方式。對於委內瑞拉這一拉美地區的進步思想領袖，美國採取了簡單粗暴的措施：以長期的經濟制裁使該國的經濟持續惡化；將該國排除在SWIFT之外，使之無法正常進行國際貿易；直接凍結和掠奪該國的黃金外匯儲備。這些措施與當下的對俄製裁如出一轍。這一案例鮮明地反映出帝國主義何以通過所謂“多邊”機制對拉美的經濟施加影響。
針對巴西這一拉美最大經濟體和重要的地緣政治參與者，美國正採取更全面的混合戰爭策略：前總統羅塞夫遭到彈劾；現任總統盧拉在其第一任期（2003-2010）卸任後也曾受到司法迫害，因涉嫌腐敗被捕並遭受了近兩年的監禁，該案件歷經了完整的司法程序，最終巴西最高法院認定盧拉無罪。負責此案的法官塞爾吉奧•莫羅後來被任命為博索納羅政府的司法部長。
阿根廷的情況與巴西類似。2015年中右翼馬克裏當選總統後，對左翼領導人的司法迫害也在升級。前總統克里斯蒂娜•基什內爾（2007-2015）被指控犯有十幾項罪行，她的幾位部長和合作者也被指控腐敗、非法結社，甚至前副總統阿馬多•布杜（2011-2015）也被 “預防性 “監禁。上述所有人都受害於由美國推動的“法律戰”。幾年後，他們被司法系統宣告無罪，但克里斯蒂娜仍被美國的司法權力和美國推動的法律戰所騷擾。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這巴西阿根廷兩國採取行動，謀求擺脱對美元的依賴，會發生什麼？可以預見的是，美國將對其施加制裁，並將對民眾領袖的法律戰進一步升級。如今的全球地緣政治環境已與20年前進步主義和左翼政府浪潮時期不同，美國正在從巔峯狀態跌落。雖然美軍不得不從阿富汗撤軍，但美國的政治精英們仍然傲慢地認為，美帝國主義可以同時遏制俄羅斯和中國，對烏克蘭展開代理人戰爭，借台灣問題挑釁中國，不斷升級對俄製裁，加劇與中國的緊張關係，同時“在作為美國後花園的美洲大陸維持秩序”。
SUR能否取得成功？
這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如果使用者相信這個機制是有效的，那麼他們就會使用這個機制並使之生效；如果該機制是有效的，那麼使用者就會相信其有效性並使用它。孰先孰後？
SUR還沒有亮相，西方媒體就已迫不及待地對其表示質疑，限制潛在用户羣體，並打賭稱信心的缺乏將導致替代貨幣的失敗。利用媒體霸權作為軟實力武器的行為已屢見不鮮。《經濟學人》對SUR的描述稱，阿根廷和巴西提議共建一個怪異（bizarre )的共同貨幣。
《經濟學人》相關報道截圖
在門羅主義誕生的200年後，南方國家的人民正在採取種種措施，尋求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獨立。以2018年洛佩茲•奧布拉多當選墨西哥總統為起點，拉美正迎來第二波粉紅浪潮。洛佩茲•奧布拉多推動社會改革，將墨西哥的鋰產業國有化，將鋰升級為戰略礦產，並宣佈鋰的勘探、開採和使用是國家的專屬權利。鋰是數碼設備中使用的電池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9年，由庇隆主義者和基什內爾組成的左翼政黨聯盟“全民陣線”（rente de Todos）贏得阿根廷大選，阿爾貝託•費爾南德斯和克里斯蒂娜•基什內爾分別當選為總統和副總統。2020年，“社會主義運動（MAS）”在玻利維亞重新掌權，曾在莫拉萊斯政府中擔任經濟部長路易斯•阿爾塞當選新總統。去年，在洪都拉斯，左翼自由與重建黨的女性代表西奧瑪拉•卡斯特羅（Xiomara Castro）取得了同樣的成就。但是，帝國主義對拉美地區進步和左派政府浪潮的攻擊並未停止：最近，秘魯左派的民選總統佩德羅•卡斯蒂略在一場軟性政變中被解除職務。
巴阿兩國尋求貨幣獨立的做法無疑會激怒帝國，但全球南方掙脱新殖民主義束縛的過程勢不可擋。
中國能夠在百年內由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經濟體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功使8億人脱貧，中國的經驗點亮了全球南方國家希望的燈塔。西方野蠻資本主義引發了優勝劣汰的無休止的鬥爭，而中國卻提出共同發展和互惠互利的不同方案，這為全球南方提供了機會，而且我們必須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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