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埃克豪特：西方可參考中國的監督機制打擊壟斷
【翻譯、編輯/觀察者網 李澤西】
2020年和2021年間，面對部分行業日益壟斷化的現象，中國政府重拳出擊，對於提倡市場健康發展，鼓勵行業競爭，保護消費者和勞工的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2022年6月，中國人大常委通過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的修改，進一步提高了中國反壟斷工作的規範化和常態化。
過去幾年間，尤其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後，許多享有市場支配力的大企業反而迅速擴張，引起了全球多國監管部門的注意。反壟斷的歷史證明，壟斷現象是個全世界的問題，永遠無法被徹底消滅，需要更智慧的方式打擊和堅定的決心防止。
《利潤悖論》作者、倫敦大學學院經濟學教授、歐洲經濟協會副主席簡·埃克豪特（Jan Eeckhout）認為，導致收入跟不上生產力增長的原因，是各行各業的龍頭企業市場支配能力日益增長，損害了消費者，勞工和社會整體的利益；壟斷問題在西方，尤其是美國愈發嚴重，導致平均工資幾十年內基本零增長。他近日接受了觀察者網的採訪，闡述了西方反壟斷背景，“國家重點扶持企業”與反壟斷話題之間的關聯，以及日益複雜化的政府監管需求對普通人民當家作主的意義。
近40年餘間，美國平均工資未能跟上平均生產率的增速
以下為採訪全文：
觀察者網：感謝您接受觀察者網採訪。反壟斷是全世界各國都在處理的一個難題；不過，在解決任何問題之前，我們都應該確定自己想要達到的目標。首先，我們為什麼要反壟斷？反壟斷法規的主要目標應該是什麼？
**簡·埃克豪特：**我認為“反壟斷”這個詞已經表明，顧名思義，就是要反對壟斷，這也基本上等同於提倡競爭。
對於自然壟斷的市場，這會有些困難，從某種意義上説，市場只有一家公司存在的空間（觀察者網注：自然壟斷一般指前期投資很大，涉及面很廣而利潤不宜過高的行業，多家企業參與將導致大量浪費；許多公用工程，如供給自來水、電力、通訊的企業都是自然壟斷）。因此，本質上來説，我認為反壟斷監管不是為了創造更多的企業，因為這在自然壟斷情況下顯然行不通，而是在一個現有網絡或平台上創造更多的競爭。
我用舊技術舉個例子。對於鐵路運輸來説，有兩條平行鐵道互相競爭是沒有意義的。但基於現有的鐵路網絡，我們可以鼓勵企業在這個網絡上互相競爭，不同的企業提供不同的服務。這意味着我們必須將網絡與運行分開。在電商或社交媒體等平台式現代技術上，我們也可以嘗試類似的做法，在一個統一網絡平台上有許多不同的企業競爭。
觀察者網：許多國家扶持了跨國大企業的“國內版”，允許它們在本國內達到接近壟斷的地位。雖然企業都在各自活躍的市場實現壟斷，但是國際上該行業仍有多家企業的參與。假以時日，這能否成為國際上重新引進競爭的基礎，從而幫助所有人？
**簡·埃克豪特：**我比較懷疑。如果兩個這樣的超大型企業，比如零售業的亞馬遜和阿里巴巴，在全球範圍內競爭的話，在某種程度上這是有一些好處的。但阿里巴巴在中國擁有最大的市場份額，亞馬遜在美國和歐洲市場擁有最大的市場份額，在單個市場內並沒有真正的競爭。
零售業通過物流、分銷營運實現規模經濟。這又回到了我剛才提出的觀點，在這種情況下最高效的模式是一個擁有真正全球規模的超大平台。當然，零售業並不一定需要全球只有一個平台，但跨越全球的純線上平台才會必然趨向一個全球性的平台。這意味着我們應該在共同平台上鼓勵競爭。
萬維網的設計就是一個開放的網絡平台形式，任何人都可以接入。我可以從我的大學服務器向全球任何地方的谷歌郵箱帳户或163帳户發郵件。零售業要複製這一特質確實有點難，但社交網絡完全可以。目前，如果我在推特上，就無法聯繫用臉書的客户；但這是完全可實現的。我認為創造競爭的一個好辦法是聯通、開放這些平台網絡，讓多家企業在共同平台上面競爭。
觀察者網：您在《利潤悖論》中表示，美國近幾十年來許多政策都直接或間接幫助企業實現壟斷；這些政策是否會在今年或未來幾年內導致大型經濟危機？這場危機會有什麼樣的特點？
**簡·埃克豪特：**一般來説，市場支配力週期比較長；過去25年左右的時間內，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壟斷程度都在不斷增長。而經濟危機基本上是週期性的，每5到10年會有一次危機，兩者週期頻率顯然不一樣。對任何國家來説，如果能採取遏制壟斷的政策，就會創造長期更多的經濟增長。受壟斷力量的影響，西方許多經濟體當下經濟缺乏創新，市場無法達到產能潛力。不過，我不認為壟斷本身會引起經濟危機。
觀察者網：您提到硅谷科技公司僱有許多高度專業人才，這些員工憑藉自己的專業特長可以獲得非常高的工資。隨着最近的裁員和降薪潮，科技行業是否正趨近於其他已多年工資停滯乃至下降的產業？為什麼現在才發生這一現象？
**簡·埃克豪特：**目前仍然不清楚為什麼會發生這一情況。在我看來是，其中有幾個因素。首先，這些公司覺得近期或將發生經濟衰退。他們確實在裁員、在縮減業務規模，以圖保護他們的利潤。他們覺得如果繼續僱傭這麼多人，而自己又預計未來收入會縮水，他們利潤會下降乃至轉盈為虧。
2022年間，全球許多科技企業都開始裁員
其次，這些企業或許開始擔心社會上日益高漲的反壟斷呼聲，也可能導致他們被迫縮減業務規模，因此需要裁員。我不確定這與最近裁員浪潮有多大的直接關係，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和歐洲的競爭管理機構確實在打擊壟斷方面變得更加積極，可能會對這些科技巨頭造成較大的影響，但我仍然不確定影響多大。第二點只是我的推測。
觀察者網：一些人提出了為什麼我們不應該對壟斷採取行動的潛在論調，比如未來的高收入會激勵創新努力，政府更容易監管和控制壟斷型企業，壟斷企業的規模效益對社會有幫助，壟斷往往是不可避免的，等等。具體到中國等國家，也有這樣的説法：國家重點扶持一個對國內市場享有支配力的企業，可允許該國在國際經濟舞台上享有一席之地，代表國家利益，不被“卡脖子”。您怎麼看這種觀點？
**簡·埃克豪特：**就你説的最後一點，即中國需要國家重點扶持一些大型企業，才能在全球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這恰好證明了壟斷本身是一個問題。如果企業壟斷不會產生問題，中國就不必這樣做，因為這樣的話，中國的公司就可以與業內各家企業合作，而不是依靠行業中唯一的公司。中國政府並不會努力在傢俱或紡織品生產行業重點扶持企業，因為那裏有足夠的競爭，所以中國政府並不擔心，中國是否在這些行業中有足夠大的份額。
而一旦有了壟斷現象，人們就會擔心國際市場份額，因為要麼你的國家有市場份額（壟斷），要麼你的國家徹底沒有市場份額。
既然其他國家的企業壟斷了市場，擁有自己的壟斷性企業可能是最好的回應。從這個意義上説，也許這是正確的做法。但這絕對不符合消費者的利益。消費者想要的是一種全球治理；中國可以主動提出與美國、歐盟等經濟體協商，效仿國際專利法規和協議，建立一個國際權威機構以落實有利於全球競爭的監管體系，並打擊壟斷。
至於這些壟斷企業創新的激勵，這是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提出的“創造性破壞理論”的經典論據：為了獲得短暫的市場支配力，企業會不斷地進行創新，並淘汰現有的劣勢技術。
熊彼得的理論已經通過專利系統實現了，專利制度提供給了企業短期的壟斷權。但熊彼得也提出，這個時間段必須較為短暫，我們顯然不希望一個企業能夠永久“坐吃山空”；這個時間段或許應該是一年或兩年吧。
現在這些占主導地位的公司，如谷歌、Meta、亞馬遜等巨頭已經存在了幾十年，很長一段時間都在盈利，缺乏通過進行正確投資而獲利的激勵方式。從長遠來看，創新速度實際上正在下降，因為這些占主導地位的公司一直在打壓小企業創新的動力。創業公司的數量已經減少了不少，僅有的創業公司也面臨來自巨頭的惡意收購，巨頭接管與之競爭的小企業以扼殺後者的創新潛力。
觀察者網：在《利潤悖論》中，您列出了一些打擊壟斷的手段和工具，例如專利制度改革、拆分企業、嚴控收購和併購、提倡平台互操作性等。這些工具的應用場景是什麼？其次，其他人提出了一些工具，例如建立更強大的工會，還有政府建立不求盈利的國企，為缺乏競爭的行業帶來競爭；您對這些想法怎麼看？
**簡·埃克豪特：**首先要做的是建立一個獨立、強大和熟悉科技的競爭監管機構。權威機構必須瞭解細節情況，就像藥物審批過程一樣，專家會查看藥物試驗的結果。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
我不認為政府應該自己成立一家公司，我甚至不認為補貼是解決方案；政府的作用是監管。監管意味必須訓練出行業專業人士。比如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管控藥物和藥物的新專利，這需要科學家理解藥物生產過程，但他們本身不從事生產。我不認為政府的角色是建立競爭對手，因為這不是政府特長。政府唯一的作用是監督和確保行業競爭。
觀察者網：隨着生產過程和供應鏈日益複雜，普通人已經逐步喪失了自行辨別商品質量和安全性的能力，這需要政府進場監督。而隨着社會和經濟的複雜化，政府角色也在日益複雜，同樣會使普通人更難監督政府。這是否意味着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治理結構？
**簡·埃克豪特：**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也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本人不懂汽車的運作原理，但我會開車。我無法也沒有能力監督汽車的生產，但我可以用汽車幫助我的生活。
我認為現在的政府非常相似。不論是汽車生產還是貨幣政策，我可以説出一百萬件非常複雜的事情；在這些領域中，只有專研這些話題的專家才有詳細的瞭解。
我認為我們需要徹底重新設想政府的作用。政府不應自己進行生產，而是應該加大法規制定和監管的力度；兩者都需要專業化知識，而它越專業化，法規制定和監管就越困難。所以我認為政府需要做兩件事：增加專業化程度，以及利用新技術以推進這一專業化進程。
這意味着普通人民不可避免的需要放鬆對政府的監督；我除了相信我的汽車生產商別無選擇，我除了相信政府監管造車過程也別無選擇。
目前許多美國政府機構並沒有採用專業的新技術，從而客觀評估那些客户難以觸及的企業信息；畢竟製造商能夠生產產品，但它們的經濟效益和客户利益之間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產出的產品可能也會反應這一情況。
我在書中談到波音737 Max型飛機發生的事故，這就反映了監督的缺乏，也表明製造商與公眾的利益不一樣，而飛機本身又是極其複雜，耗費巨資製造。美國政府對其並沒有完全瞭解，允許波音誤導自己，造成兩次飛機墜毀事件。
2019年，波音737 Max型飛機發生兩起墜機事件；圖為埃塞俄比亞航空302號班機空難
因此，美國政府需要加大專業化程度，同時也必須接受自己脱離選民的直接監督。當然，我們需要構建某種層次制度，允許選民施行間接監督權：選民投票委託第一級的專家代表自己，後者再委派更專業的專家。普通選民無法瞭解行業細節，但波音的CEO也不知道飛機上的代碼具體寫的是什麼，他通過委派組織架構中不同層級的人，對局勢就有了較好的掌控；政府也需要類似的邏輯。
這其實有點像中國的政治結構。中國的政治體制內有平行監督機制，對企業有着比較專業化的監督，西方可以從中得到一定啓示。
觀察者網：在20世紀初，美國是如何與鍍金時代產生的“強盜大亨”（觀察者網注：19世紀末、20世紀初極少數壟斷“托拉斯”控制美國的鐵路、石油、鋼鐵等核心產業，這些巨頭的控制者被稱為“強盜大亨”）鬥智鬥勇並降低不平等現象的？今天，我們可以那段經歷吸取哪些經驗教訓？今天與當年又有什麼重要差異呢？
**簡·埃克豪特：**這段往事首先證明，打擊壟斷是做得到的，但也證明過程將非常困難，托拉斯反擊得非常激烈。
約翰·皮爾龐特·摩根（J·P·Morgan，摩根大通的創始人）就是一個例子，他1901至1904年合併美國中西部鐵路公司的嘗試遭到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反對。後來，羅斯福在1912年嘗試重新競選總統時，遭到摩根這樣的人的堅決反對（觀察者網注：有觀點認為，摩根1912年實際上是支持羅斯福的競選）。
我覺得這體現了市場力量和政治權力之間的惡性循環，當某個企業擁有更多的市場力量時，可以利用所獲利潤遊説政客“買影響力”，得到對其更有利的監管法規，從而得到更堅固的市場力量，加強遊説能力，這種惡性循環很難打破。
在鍍金時代，雖然非常困難，但是美國政府最終成功將托拉斯打壓下去了。但是，我認為與其發動直接政治攻擊，我們應該建立機構，長期監督市場競爭力，避免壟斷。這與我之前提到的並行運作的政府有關，政府機構需要深度、專業地瞭解行業。
美國Puck雜誌諷刺鍍金時代“強盜大亨”政治影響力的漫畫
觀察者網：這個機構將如何參與現有的政治體系，如何擺脱現有的經濟影響和政治體制因素？既然您如此強調這樣機構的重要性，為什麼它此時此刻尚不存在？
**簡·埃克豪特：**我認為建立這樣的機構並不容易；該機構涵蓋的國家應該是越多越好。
比如説，歐盟落實反壟斷政策比單個歐洲國家要容易得多，因為單個國家可能會專門扶持某一個企業，而這些企業有可能會影響該國應對壟斷的政策，但是歐盟代表二十多個國家，任何一家企業都無法左右其決策。因此，通過國際平台是最好的途徑；聯合國是個現成的渠道。
當然，這需要很多國家同意參與進來。不過，我們可以參考國際專利法的歷程。70年代的日本沒有參與國際專利法，曾經抄襲過許多新發明；現在，日本成為主要專利大國之一，是專利法的堅定擁護者。印度目前也比較猶豫，但是未來應該也會參與的。
這些國際機構也是有政治限制，但還是能夠取得一些進展。某個國家可能覺得自己可以通過扶持某家企業在一個行業獲得收益，但如果一意孤行可能會在17個其他行業蒙受損失；17比1的權衡不難做，他們就願意參與國際議程了。
觀察者網：我們如何調整勞動市場的結構，這樣人們不再需要極力追逐極少數頂級工作和精英大學的名額？
**簡·埃克豪特：**這些頂級工作崗位和精英大學名額中，只有極少數產於激烈的市場競爭。這也有例外，職業運動員有非常高的工資，那是因為他們確實有能力，確實有貢獻；梅西這樣的偉大足球運動員可以在世界各地銷售產品和廣告。但絕大多數頂級工作崗位都是在能夠主宰市場走向的企業巨頭裏面。我認為減少這些企業的市場支配力可以減少大家擠破腦袋追逐極少數頂級工作的現狀；這些工作將變得更有實際價值，而其他工作崗位的薪酬也將提高。
觀察者網：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企業大部分新增收益都流成為企業利潤而非員工漲薪。這筆新增企業利潤最終落在何處？
**簡·埃克豪特：**這些錢會流向企業的股東，最終掌握在個人的手中。我們都可以購買上市企業的股份，從其增長中獲利。當然，數據顯示絕大多數股份由一小部分人持有；財富愈發集中於私人公司、私募公司或上市公司。現在最有錢的扎克伯格、馬斯克等人都是在行業發展最快的時候賺了大錢；如果你在2002年就是臉書的早期投資者，你現在會非常富有，但大多數人蔘與的時間要晚得多，難逃“韭菜的命運”。財富的集中，源於企業市場份額的集中。
簡·埃克豪特：大部分股份由極少數人持有
觀察者網：我的問題意思是，任何經濟都是一個大循環，長遠來看每一處的進賬都會有相應的出賬，反之亦然；股東、億萬富翁的錢最終也會花出去，回到經濟循環中。本質上，這一過程會造成什麼問題嗎？
**簡·埃克豪特：**從效率的角度來説，不平等本身沒有問題。然而，行業壟斷確實會降低市場效率，對美國生產總值帶來-8%的影響，對其他國家亦有顯著負面影響，我們稱之為“無謂損失”。
如果一部手機賣1200美元，而生產成本是350美元，將該手機估值介於350美元至1200美元之間的消費者都不會購買，因為價格太高了，但他們實際上都願意付成本價購買它。這就對社會福祉帶來了損失，因為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賣方價格最終會達到接近350美元，這些消費者都應該能夠買到這部手機，而在壟斷市場中，這些潛在消費就不會發生，因為壟斷企業將會人為抬高價格。
把所有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雖然對社會公平正義不好，對效率來説並不一定是壞事；但即便不考慮社會公平，將所有的市場份額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最終也會降低市場效率，帶來GDP損失。
觀察者網：市場支配力背後最重要的結構性因素是什麼？這些結構性因素本身是否可以通過技術和政策得到扭轉？
**簡·埃克豪特：**我覺得市場支配力增長的主要結構性推動力是新技術的出現，使得越來越多的行業出現規模經濟效益。要想建立谷歌搜索引擎，或者成立百度這樣的企業，你需要巨大的前期投資，後期的運營成本則低很多。這與我之前提到的火車線路例子相同：行業只允許一家獨大，要想為了建立第二個類似的企業而再度耗費巨資毫無意義，因為第二家企業無法產出回饋前期投資的收益。這就是自然壟斷。
如果該公司是私營的，那麼它將選擇高價出貨。要想把價格降下來，就需要把基礎設施、網絡、平台從運營中剝離出來，我們稱之為互操作性。不同的廠家將在這個平台上爭奪客户，這將降低價格。政府需要監管平台，要求平台所有者允許競爭對手在自己的平台上操作，付一定金額的租金；這即提供了合適的准入機制，同時會帶來創新的動力。關鍵問題還是要繞過規模效益。
觀察者網：您在《利潤悖論》中假設人類可以在人工智能和自動化推進的過程中採用和學習新的技能。這些新技能是什麼？人類是否可能遇到一個“學習上限”，超過這一上限，大多數人再也無法與人工智能競爭，導致更加極端和根深蒂固的經濟收入不平等呢？
**簡·埃克豪特：**如果你問40年前的任何人，2023年的工作會是什麼樣子，大多數人無法給出之正確的答案，因為無從知曉我們將使用什麼樣的設備，什麼樣的信息技術。例如，當時關於GPS、移動通信等技術的瞭解非常有限。因此，要想預測我們具體會做什麼樣的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
當然，我們可以看出一些整體趨勢。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工作時長在減少，因為技術替代了我們的一些工作時間，允許我們享有更多的閒暇時間（觀察者網注：此處主要描述西方勞動市場）。我們有機器做手工活，現在也有機器做“思考活”。我們現在還在做的很多事情可能會被自動化，新技術的意義本身就是替代、節省勞動力，釋放出時間讓我們去劇院、看球賽、開展創新，或許我們可能走向3天週末制。
這一過程最大的潛在威脅是，這種替代並不利於打工人，只會幫助企業獲取更多利潤。有可能是一部分員工被替代——企業無法划算地給這些員工提供任何形式的工作——剩餘的員工工資水平也較為低下，產生更高的企業利潤。這將造成更極端的不平等；新技術本身確實會創造一定的不平等，如果再加上市場支配力的影響，將是社會的災難。
觀察者網：您所説的情況是否適用於ChatGPT？
**簡·埃克豪特：**我認為ChatGPT到底多有用，目前還是一個富有爭議的話題。它有很大的潛力，但同時也會犯許多較為嚴重的錯誤。因此，我們首先應該觀望一下，ChatGPT是否還能進一步提高。
我認為ChatGPT的創新並非本身在於內容，我們完全可以從百科和搜索引擎上獲得同樣分量的信息，只是格式非常不同；ChatGPT提供了現成的信息，而百科上搜索需要人工查閲以尋找有用的信息，難以一次性得到一個完整、簡要的答案，搜索引擎也需要通過多個鏈接才能拼湊出所需內容。
我覺得我們可以給ChatGPT一到兩年的時間，看看它能如何進步。
ChatGPT
觀察者網：經濟結構變化的步伐似乎一方面太慢了，但同時又太快了。對於創造性破壞、有效防止壟斷形成來説，創新的速度太慢了；如果每年會出現一個新的顛覆性技術，那壟斷企業顯然沒有機會“坐吃山空”。對於普通人來説，創新也太快了；當許多失業的人還在重學編碼時，ChatGPT就已經出來了，降低人們學習新技能的動力。對此，您怎麼看？
**簡·埃克豪特：**從企業的角度，回到熊彼得“創造性破壞理論”，當下的問題還是創新太慢了，企業巨頭可以鞏固自己的行業地位，通過提高市場準入要求建立長期的壟斷。
對於普通人來説，確實可能存在科技變化太快的情況。不過，我比較樂觀，認為科技會適應人類。所有的新技術並非出自天堂，而是由人類為了人類構建的。因此，新技術結合了人類適應新科技以及科技服務人類的能力。我認為在一個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下，這個過程是非常靈活的；如果科技變化太快，人們沒有時間學習新技能，那大家會選擇採用其他更便捷或更容易理解的方式達到類似的技術效果，使科技發展速度順應人類適應之的速度。
我更擔心的企業自行改變新技術，確保其他人無法從中獲利；但只要市場競爭激烈，我並不擔心科技發展太快的可能性。
《利潤悖論》出版方：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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