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建言2023中國經濟”系列| 劉元春：消費投資哪個重要？這有個“一石几鳥”的方案-劉元春、王慧
2023年，中國經濟靠投資還是靠消費，成為當下爭執不下的話題。作為拉動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中的“兩駕”，消費和投資是相互排斥、完全對立的嗎？是否存在二者相契合的方案？
去年的基建投資增長9.4%，成為中國經濟數據中的一大亮點。2023年，新老基建投資會如何表現？去年民間資本投資低迷的原因是什麼？怎樣才能重新激發民間投資的活力？在吸引外資方面，我國又有哪些優勢和挑戰？
針對上述問題，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宏觀經濟學家劉元春做客觀察者網“經濟學家建言2023中國經濟”系列訪談，帶來深度解讀。
“經濟學家建言2023中國經濟”系列，是觀察者網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在兩會前夕聯合推出的重磅訪談節目，邀請十餘位著名經濟學家，從房地產、數字經濟、穩投資、促消費等諸多領域前瞻並建言2023年中國經濟，敬請關注。
【訪談/王慧 整理/張菁娟、王慧 審核/朱敏潔、周小婷】
觀察者網：“着力擴大國內需求”是2023年中國經濟工作的重點任務之一。説到擴大內需，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2008年的“四萬億計劃”。從歷史上看，擴大內需戰略曾在1998年、2008年、2015年被重點提及，本輪擴大內需的戰略和之前有什麼異同？
**劉元春：**第一個不同點在於，目前我們是在疫情防控政策優化調整之後面臨的內需不足的問題。在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沒有實現常態化的情況下，需求肯定是不正常的，因此我們要利用一些政策促推經濟社會秩序的常態化，從而恢復消費和投資。
第二個不同點在於，目前世界經濟進入新階段。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美之間的衝突進入新階段。另一方面，世界經濟從過去的高增長、低通脹、低利率進入到目前的滯脹狀態，尤其是2023年全球經濟將進入到一個新低。
因此相比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給全球經濟帶來的影響，我們目前雖然也有外需的劇烈衝擊，但這種衝擊是趨勢性的，不是短期衝擊。更重要的是，2008年我國沒有面臨房地產的深度調整，2015年房地產的調整也是週期性的，而2023年房地產整個行業的基礎參數和盈利模式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因此，這一輪房地產的調整，是週期性、趨勢性、政策性相疊加的產物，可能比以往調整的時間要長、程度要深、難度要大。
因此，2023年擴內需與2008年和2015年前兩輪相比，所面臨的問題、所疊加的衝擊因素要複雜得多。這也決定了今年我國擴內需政策的着力點和力度都可能與以往會有很大差別。
至於相同之處，我認為，首先是外需均處於相對低迷的狀態；其次，由於各種因素的衝擊，房地產都出現了或深或淺的調整，從而導致內需不足成為短期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
觀察者網：您一直強調，2023中國擴大內需必須實現擴消費與擴投資的平衡。問題是，怎麼平衡？如何找到消費與投資相契合的項目或者方案？
**劉元春：**首先，我們要理清消費下滑和投資下滑的原因。
消費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疫情衝擊導致社交隔離，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處於相對停擺狀態，從而導致常態化消費場景缺失，這是一個主要矛盾。因此，短期內促進疫後消費恢復很重要。
投資下滑的核心體現在房地產的深度下滑。2022年，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比上年下降10%，下拉固定資產投資2.7個百分點。與此同時，由於信心的不足，特別是資本“躺平”，導致民間投資積極性不高，大量中小企業和服務業行業也因虧損，缺乏投資能力和投資意願。
因此，要同步啓動消費和投資，首先要使中國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常態化，即恢復正常社會交往、經濟交易。
第二，我們要通過一些政策性工具使消費者的消費能力恢復到以往的狀態，尤其要對受疫情衝擊較大的羣體給予明確補貼。對於一些投資主體也是如此，一方面要逐步改善他們的投資信心、投資預期，另一方面也要對他們的投資能力給予相應扶持。
從原因到政策，然後我們再分析消費與投資之間的協調。這其中的協調在於：
消費是慢變量，不能太急。如果過度刺激，會導致消費替代，導致當前過度透支未來的消費，比如1月份汽車銷售又有所下降。
消費政策或許可以使某個階段的消費數據好一點，但它很有可能會產生消費替代。消費的恢復要建立在生產秩序恢復、市場循環恢復的基礎上來進行政策加力，同時還要有相應的消費場景。
比如説，目前，我國依然對汽車進行大規模的消費刺激，但可能很難產生與去年同樣的效果。因此，我們要為消費政策的啓動尋找新載體。我們之前提出建議，這個新載體可能是以裝修為主體的新一輪消費補貼、消費刺激政策。
原因很簡單，住宅商品化改革是1998年，我們住房的裝修週期一般是在10年至12年。從1998年到現在，24年左右的時間，我國即將迎來第二輪大裝修，很多中產階級家庭都需要裝修。如果此時國家出台裝修補貼政策，會對我國裝修行業、傢俱行業等有拉動作用。
與這一政策相對應的另一個政策就是我們的房地產政策。“居者有其屋”、“房住不炒”依然是我國房地產發展戰略性的落腳點。如果一個社會的盈利是靠炒房地產維繫，這個國家一定不可能有真正的創新，也一定不能完成大國崛起和民眾福利全面改善的目標。
因此，目前房地產的啓動不能僅靠居民在高負債的狀況下進一步購房，而是要啓動“政府軌”。政府目前應該集中力量為中低收入階層提供大量的經濟適用房、公租房、廉租房等。通過這種方式，我們的居民，特別是農民工階層才能真正的市民化，這其中可以激發大量消費潛力。因為當中低收入羣體能夠解決住房問題、養老問題、“一老一小”問題，真正成為城市居民，享受城市文明，他們就能夠放心的進行消費。
曾經有過測算，一個農民從農村進城之後，他的消費能力能夠提升兩倍左右。但是，如果農民工在城市裏沒有解決上述幾大問題，他們處於城市的邊緣羣體，那就不可能消費。即使他們看起來像是常住居民了，也不會釋放出城市化、市民化進程中相應的消費潛力。
因此，在投資和消費之間可以形成一種相互配合、相互促進的方案：一方面，為中低收入階層提供有效住房，使他們能夠拿出錢來裝修，同時政府又給與相應的裝修補貼。“衣食住行”中的“住”佔消費的比重接近30%，如果我們在此發力，並且密切與房地產市場的大調整，房地產投資低迷相結合，這將會是一個“一石几鳥”的方案。
如果我們把投資和消費分開來考慮，比如説拼命修橋，拼命進行一些沒有資金收益的項目，雖然在短期內能產生大量的投資需求，但是過幾年就可能變成無效的產能，甚至爛尾樓。那時候，我們會發現債務進一步攀升，還本付息的壓力越滾越大，經濟的動力就會越來越衰竭。
因此，不是投資越多越好，而要把握動態平衡。當期的投資在未來會變成產能，未來的產能如果沒有很好地轉換成消費、沒有轉換成再下一期的投資，經濟就會出現蕭條。消費亦是如此，過度消費必定導致社會投資不足。
目前，我國人均GDP剛剛超過世界人均GDP水平，離現代化強國目標的距離還很遠，我國依然處於快速趕超的階段，這個階段要想窮奢極欲，是不可能的。因此，消費也存在動態平衡，需要與我們的經濟趕超目標相匹配。目前我們的儲蓄率較高，這是中國一個很重要的優勢。
我們要在經濟發展的動態平衡上尋找平衡點，一個是消費與投資之間的匹配，另一個是消費和投資在動態中的平衡。
從理論上看，中長期的增長一定是靠投資、靠創新，而不是簡單的靠消費。但是經濟循環的動態平衡一定是要通過收入分配政策，通過政府這個“看得見的手”的調節，來使收入分配所形成的消費能力與供給能力具有匹配性。
這裏面原理很簡單，但目前大家爭論得天昏地暗，非要強調哪一個很重要，實際上動態平衡是關鍵。
觀察者網：每當中國經濟承壓時就有人呼籲基建刺激，近年來關於新基建的討論尤其火熱。我注意到，2022年的基建投資增長9.4%，成為去年中國經濟數據中的一大亮點。出現這樣一個亮點的原因是什麼？今年新老基建投資會有怎樣的表現？
**劉元春：**2022年是中國經濟增速相對較低，有效需求不足的一年。在整個社會秩序、經濟秩序嚴重受到疫情影響的情況下，要想保持中國經濟的增長，政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
政府在促經濟、促增長的過程中，它的手段是什麼？是靠一些大項目的投資？產業項目的投資還是基建項目的投資？這些很重要。
從目前來看，基礎建設先行是我國過去40年經濟高速發展的重要經驗，也是如今美國社會在總結過去經驗教訓中得出的重要經驗。
中國通過基建拉動內需，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但同時我們也會面臨着投資主體是誰，是市場來主導，還是政府來主導的問題。如果是政府主導，政府要靠什麼方式來解決資金來源，解決項目的可覆蓋性和項目的收益性。這裏面，中國已經進行了諸多創新，達到了基礎設施建設的奇蹟。
2022年11月2日，近年來，我國一些大規模基建建設和超級工程陸續竣工，使得中國被冠以“基建狂魔”的稱號。如今有“黑科技”加持的“蓋樓神器”——新一代住宅造樓機，在西安滻灞二路的滻灞國宸府項目進行全國“首秀”，最快3天就能建起一層樓的超強實力，將“中國速度”展現得淋漓盡致。 圖源：IC photo
去年有兩個很重要的轉變：第一，從傳統基建向新基建的轉變；第二，我們用大量市場性的方式來籌措資源，讓一系列優質民營企業介入其中。目前中國進行基建的方式不是過去幾十年的簡單延續。
基礎設施有一個最基本的諺語是“路越修越遠，坑越挖越深，橋越修越高”。這幾句話隱含的含義是，隨着基礎設施的延伸，其收益肯定是遞減的，成本是遞增的。這就要求我們對於整個基建的收益性和基建投資的債務要有深度的思考。
2022年全年基建投資增長9.4%，整個基建投入規模能夠達到12萬億。如果我們今年還想達到9%左右的增長，新增的投入需達到1萬億，這1萬億從哪來？是我們要着重考慮的一點。這裏面可以算幾個很重要的賬。今年我們的赤字率（預計）為3%，這意味着一般預算的赤字支出能夠增長3.9萬億。另外，2023年，中國地方政府專項債規模有望達到在3.8萬億，比去年多1500億。其中很重要的增長包括赤字率0.2個百分點的增長和經濟增長速度提升所帶來的效益。
其實最關鍵的不是簡單的量的問題，而是它的質量、結構的問題。談到結構的問題，就涉及到剛剛提及的新增3.8萬億專項債，在使用上會面臨怎樣的問題。此外，還涉及到3.9萬億的赤字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分配的問題。不同地方的財政狀況差異較大，很多地方財政難以為繼，難以支撐其基礎設施的進一步進展。
我認為，在討論基礎設施時，不是簡單地説要不要。要是肯定的，特別是在一些新動能、高新技術、卡脖子問題上，我們要有技術的突破、產業的突破、關鍵零部件的突破，背後都需要大量的新基建。沒有新基建，要想企業規模化運轉，要想民營企業在市場化模式裏願意去投這些領域，是很難的。
因此，未來想要加速趕超，加速突破產業鏈、供應鏈的短板，就要求基礎設施做進一步支撐，進一步提速。
觀察者網：這幾年從中央到地方都強調要擴大有效投資。您認為，什麼樣的投資才算有效投資，在擴大有效投資方面，您有何建言？
**劉元春：**在市場經濟裏，有效投資的一個重要原則是，投資能夠產生盈利，投資的收益能夠覆蓋成本，能夠使企業有大量的創新收益。
但是從民族、國家層面看，投資是否有效取決於三個方面：是否有利於提升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整個技術的進步，是否有利於國民經濟的循環。它考慮的不是一個簡單的投資利潤的問題，而是一個戰略性目標。
因此，一方面我們要相信市場的判斷，市場大規模發生的投資大概率是有效的。對政府而言，需要判斷一些戰略性的投資。比如剛剛提到的基建問題，包括傳統基建和現在大力提倡的新基建。這些投資具有戰略性，與市場投資具有互補性，因此政府要進行有效投資。除了基建之外，在一些關鍵技術、核心技術的突破上，也要給與大量政府性投資。
這裏面也會關係到我們的一些佈局，尤其是我們的新發展格局，要形成整個國民經濟循環在極端狀況下也能有效運轉的目標。
因此，國家投資和企業投資的準則會有一定差別。政府投資的有效性取決於國家對於整體形勢的判斷和戰略的有效性，市場投資很重要的是企業能否對未來經濟發展的信息做有效解讀，從而形成企業的營運能力。
有效投資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概念。一方面，是要相信市場，另一方面，國家必須進行戰略性的佈局。
觀察者網：我們國家民間投資佔全社會投資一半以上，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但是2022年，我國民間投資僅同比增長0.9%，您認為民間資本投資低迷的原因是什麼？怎樣才能重新激發民間投資的活力？
**劉元春：**這個問題很好。民間投資低迷實際上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單純從結構上講，影響民間投資低迷的第一大因素是房地產投資。
大量的房地產投資都是民營企業開發的，同時大量房地產的購買者是老百姓。房地產投資實際上佔整體投資比重接近30%，也佔民間投資的40%-50%。房地產深度調整，肯定導致我們房地產投資不暢。
房地產出現問題的原因有三點：第一，政策性的因素，“三道紅線”、降槓桿太猛；第二，週期性的因素，中國的房地產基本上是7-8年一個小週期；第三，趨勢性的因素，由於人口、城市化率等基礎參數變化導致的。因此，要解決房地產投資低迷的問題，單純靠一項政策是不可能完成的。
影響民間投資低迷的第二個原因是第三產業，尤其是與疫情相關聯的、接觸性服務業的低迷。比如説，餐飲業、旅遊業，很多店都要倒閉了，他們怎麼可能投資？要想恢復這類投資，首先，社會秩序、經濟交往要常態化，否則大家都不出門吃飯了就無法彌補這部分投資。因此，要快速修復疫情帶來的“疤痕效應”。
第三，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中小企業壓力很大，如何快速幫助他們修復資產負債表，也是我們投資修復的重點任務之一。
除此之外，民間製造業投資下降得也很厲害，原因是大家對於出口的預期也很低迷。中國經濟增長往往是出口投資驅動的，出口越好，外向型企業投資也會好。這一部分可能需要國家出台一些政策性的補貼。
民間投資不足還與信心低迷、民營資本“躺平”密切關聯，因為大家對於未來的政策環境，未來國資、民資之間的戰略定位還有很多疑慮。尤其是2020年10月份以後，圍繞着平台經濟、圍繞着一些資本進入非經濟領域所產生的各種亂象和對於資本無序發展的整頓，產生了諸多討論。
目前，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在法律和制度層面將民資和國資的平等性落地，同時要求一些“綠燈”案例做出樣板，引領資本信心迴歸。這方面隨着二十大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總書記在不同場合的重要指示，正在逐漸緩和。
但大家一定要看到，信心的緩和、預期的改善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要有一定的耐心。更為重要的是，當資本預期未來的收益較差，就不會投資，所以我們還得通過擴大內需、通過扶持民營經濟，通過加速中國經濟復甦進程，使得民營資本在經營中有收益、在投資中有方向、在發展中有信心。
我們要把這幾件事情持續做出來，即將進行的“兩會”會在相應的政策落地上進一步提出一些新舉措。
我認為，在民營投資這個問題上，信心的扭轉需要經濟的改善，也需要我們在落實“兩個毫不動搖”、落實中性競爭的政策上持續推進，給與大家穩定的預期。這是相輔相成的，而不是靠某一項政策、某一個舉措、某一兩句話就能改善的。它是個系統工程，我們也不能着急。
同時我認為，市場主體也應該通過正確解讀二十大，解讀目前黨和國家的一些政策和未來的走向，來科學研判未來的投資環境。
2023年2月8日，江蘇省太倉港經濟技術開發區，生產人員正在焊接風電塔筒單節筒體，奮力實現首季“開門紅”。人民圖片
觀察者網：您之前提到，在全球滯脹的環境中，中國經濟的持續復甦，將會使中國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和全球投資的目的地。2023年，在吸引外資方面我國有哪些優勢，又存在哪些挑戰？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出進一步的改進？
**劉元春：**2022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列為今年經濟工作五項重點任務之一。商務部和發改委也出台了進一步吸引外資的新舉措，在整個投資規則、投資環境、投資領域推出了很多舉措。
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在進一步全面開放的進程中，一定會為外資創造更好、更公平的投資環境。同時，中國是一個超大經濟體，擁有超大市場規模，一定會吸引相應的外資進入。過去一兩年裏，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的完備，也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優勢。
目前，可能引發外資波動的因素是美國對中國經濟的遏制，美國通過出台《芯片和科學法案》、《通脹削減法案》，進一步強化其“小院高牆”的戰略，從而限制一些資本向中國流動。
對此，我國必須進行一系列反制。在這些反制中，很重要的是，我們的產品依然具有強大的市場競爭力，我們的生產能力依然建立在全球最好的產業鏈和供應鏈上。在當前的形勢下，我們也要通過“友岸”、“近岸”的外包活動，打造新的合作平台，來對沖目前國際環境的衝擊。
在這上面，我們要有一些戰略性的思路：一方面，要通過中國大市場的構建和中國大市場的開放來吸引外資，通過營商環境的改善，進一步應對歐美的變化；另一方面，要從戰略角度對歐美的反制進行積極破題。比如，中歐投資協定要有新舉措；整個東亞圍繞自貿和投資協定要有新舉措；依靠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在投資上也要有新舉措；在WTO框架下如何提升規則性、制度性的開放。這些方面國家已經進行了很多佈局。
很多學者經常驚呼外資出逃，很多生產線、供應鏈撤離會帶來格局的進一步變化，從而提出很多悲觀的想法。我覺得，這些判斷是要很好地進行反思的。
在過去20多年裏，歐美很多專家都説中國會崩潰，同時也有大量的企業對中國營商環境產生懷疑，但是來來回回，大家依然會看到市場的力量，資本的力量，以及中國經濟持續強大所形成的力量。
因此，在吸引外資上，我們要有一些基本的戰略定位，不能亂，也不能為了吸引外資而吸引外資。中國要想真正的強大，一定要紮根國內大循環，將高效運轉作為基本盤，而不是簡單地按照過去的戰略理念進行自然延伸。
我認為，我們要在吸引外資上下苦功夫，要在對沖對歐美的遏制戰略上有所安排，還要在我們整體發展的信心上樹立一個很好的基準點。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