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一龍：“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並不矛盾，找到結合點很關鍵

消費、分配、改革，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的重點，也是我們當下發展面臨的核心問題。

如何刺激有效投資，拉動消費增長？如何解決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分配不均”，使改革成果惠及所有人民？下一步國家機構改革，又該如何應對新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新問題？觀察者網專訪清華國情研究院副院長、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鄢一龍，解讀2023年政府工作報告。

3月5日，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新華社記者 翟健嵐 攝

觀察者網：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着重強調了如何推動經濟發展，將今年的GDP目標設置為5%。您怎麼看這個目標設定？

**鄢一龍：**今年兩會，有兩個很重要的背景。第一，今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開局之年，所以説怎麼開好局，這是關鍵。第二，今年也是換屆之年，政府工作報告對過去一年、過去五年的工作做了系統性總結，但對新一年的政府工作建議就比較簡略，基本上沒有脱離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框架，同時也是落實二十大的部署。

從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開局之年的角度來説，要開好局，最關鍵的還是要實現經濟的中高速增長，實現高質量的經濟復甦。放在全球經濟環境中來看，5%的目標已經不低了，而且面臨的困難也不小。實現這個目標核心在於讓經濟循環由原先的消極循環進入到積極的良性循環，擴大需求端，將經濟均衡推向更高水平的均衡。

同時我們現在經濟發展處於兩難、多難的矛盾交織時期，需要我們重新學習《矛盾論》中的方法論，加強系統思維與戰略思維，不是簡單地既要又要還要，而是要更好地區分好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同時要學會尋找矛盾雙方的結合點，作為化解矛盾的突破口，這才能真正落中央提出的更好統籌國內國際、發展與安全、短期與長遠等。

觀察者網：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要“着力擴大國內需求，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這也是我們最近在熱烈討論的話題，但大家現在普遍的抱怨不是説不想花錢，而是沒錢花、不敢花。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鄢一龍：**所謂消費的“不能、不敢、不想”，主要是指中等收入羣體，但被房貸、未來的不確定性等因素所束縛，中低收入羣體有巨大的潛在消費需求，但是購買力跟不上，富裕階層本身邊際消費傾向就比較低。

首先要做的就是千方百計提高中低收入羣體的收入，提高勞動報酬佔國民總收入的比重，加強中低收入羣體的職業技能培訓，拓展就業機會與渠道，考慮適時推出城市版本的精準脱困工程。

第二、培育新的消費熱點。隨着數智化革命推進，人們的衣食住行遊娛學消費方式都會發生重大變革。隨着世代更替消費熱點也在變化，Z世代會為趣味、顏值、價值觀等付出很大的消費支出。注意力經濟、親子消費等同樣會是新一輪消費的熱點。

第三、拓展新的消費時間、空間、場景。時間方面：夜間經濟、假期經濟都成為重要的消費熱點，更重要是要為勞動者創造更多的休閒時間，將消費和休閒有機融合。空間方面：宅經濟、虛擬空間、海洋空間等。場景方面：個體的大量消費行為是消費場景引致的，對不同層次，線上與線下消費場景需要統籌考慮，加強規劃。

數智化時代，也帶來了新的消費空間

第四、可以進一步探索公共消費和私人消費的結合。比如，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到，要“加強住房保障體系建設，支持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我們一直強調保障性住房，但力度還是很不夠，可以通過共有產權方式進一步擴大保障性住房覆蓋範圍同時，按照“漲價歸公”原則，降低保障房的資產屬性，保障房未來資產升值部分歸國家所有，這就能在堅持“房住不炒”定位同時，更好滿足剛需，儘快實現住有所居。在改善性需求住房這個問題上，政府之手也可以介入，比如由政府提供一些渠道和政策支持，來舊房換新房、小房換大房，這也會帶動裝修等新一輪消費。

第五、把握體驗型、參與型消費的興起。體驗型、參與型消費的興起，則意味着消費者需要在消費過程中更主動，更有參與感，包括體驗式的旅遊，而且隨着數智化時代到來，會出現大量的產消者角色，消費者更多進入生產過程，定製化、個性化的產品越來越受到歡迎。服務型消費中能夠提供新的體驗，提供新生活方式的消費也會越來越受歡迎。

第六、拓展發展型消費。對於中高收入羣體，在生存型、品質型消費需求滿足後，許多西方發達國家都走向了奢侈型、享受型的畸形消費。中國更需要鼓勵的是能夠促進人全面發展的發展型消費。在這方面，中國潛力巨大，例如，積極培育全民健康、全民健身市場；積極培育全民終身教育、開放教育體系，提高技能的消費；鼓勵各種文化消費、心理健康消費。

當然，鼓勵消費需要避免過度消費、超前消費陷阱，寅吃卯糧的消費方式會加大整個社會的脆弱性。

觀察者網：除了消費端之外，政府在投資端怎麼去發力？

**鄢一龍：**我們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是在需求端，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問題關鍵還在於投資，不能只是依靠市場無形之手，關鍵在於發揮政府之手“創造需求”功能，國防建設、重大科技項目、應對氣候變化等國家戰略本身就會帶來巨大的經濟需求。在投資端，政府除了解決眼下緊急的問題外，還有我剛才提到的“開好局”的問題，要為未來30年打基礎，這就要靠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去拉動。

首先是加大數智革命方面的投資，新基建實際上是為我們現在面臨的數智革命打好基礎設施，把這個基礎設施構建好了，才能為未來處於領先地位創造條件。數智革命是和美國戰略競爭的至高點，雖然説美國在很多方面都領先於我們，但在數智基礎設施上，我們具有社會主義優勢，系統性能力很強，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例如，這幾年內容電商的迅速發展就是建立在高速物流、通訊基礎設施普及的基礎上。

其次，把握好人類科技革命浪潮。數智革命是智能技術、能源技術、生命技術、空間技術四大技術革命浪潮疊加的革命，將根本改變影響人類社會運行的信息、能源、生命形態和生存空間，推動人類進入數智文明時代，其中會產生大量的投資需求。例如，能源技術革命將改變工業革命時代以來化石能源為主體的格局，幫助人類文明實現與地球母親的和解，解決我們迫在眉睫的氣候變化危機等環境問題。同時，能源技術革命不僅僅是能源結構變化也是使用能源量級躍升。隨着太陽能更大規模使用，可控核聚變等新能源技術運用，人類利用能源規模將躍升到新的數量級，這樣才足以支撐人類社會從工業文明社會躍遷到數智文明社會。

第三，要把握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擴大內需的結合點。在構建現代產業體系、推動產業基礎高級化，推動製造業綠色化、智能化等領域加大投資。

第四，在老基建、軟基建、綠色基建等方面，我們也有很大的空間。包括新的“鐵公基”項目的投資，城市更新計劃，教育、養老、社區建設等民生領域投資。

觀察者網：經濟問題引發的社會問題中，分配引發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我們一再強調改革發展成果要惠及全體人民。如何從分配製度上入手，讓人民更有獲得感？

**鄢一龍：**對於分配的問題，我們始終是朝向共同富裕這個方向去努力的，這一點毫無疑問。這是由我們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的，也是人類發展的必然方向，共同富裕不是個可選項，而是個必選項。

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在“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之間找到結合點，而不是將兩者對立起來，甚至故意炒作這種對立。資本要認識到共同富裕能夠為資本發展創造新的機遇與空間。我們發展已經到了不“分好蛋糕”就很難“做大蛋糕”，同時“蛋糕”做不大，也談不上進一步的“分蛋糕”，經濟不能保持合理增長，最大受害羣體就是普通老百姓。

分好蛋糕是能夠促進做大蛋糕的。例如，推進共同富裕能夠有效應對經濟發展面臨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我們面臨着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實際上不平衡發展本身就不可能是充分的發展，如果只有少數人發展起來，大多數人沒有充分發展起來，整個社會需求就會不足，經濟發展也失去了市場空間。

推進共同富裕能夠通過生產集中促進經濟效率提升。到今天，鄉村一家一户分散經營，已經成為束縛農業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因素，而通過將農户組織起來、聯合起來就能夠有效解放生產力。推進共同富裕道路能夠通過提升弱勢羣體的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提高他們參與經濟建設的能力，從而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發展。

先富帶動後富，是能夠共贏的，比如政府推動的扶貧工作，很多企業也參與其中，一方面是在做扶貧工作，另一方面也為企業探索了新的商業模式，同時解決了“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問題。精神共同富裕能夠促進勞動者主體性生產要素更好發揮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從而促進生產效率提高。

觀察者網：報告大量篇幅提到了民生問題，特別是我國人口2022年出現人口負增長，中國如何破解人口負增長命題？

鄢一龍：《報告》中提出完善生育支持體系。應對人口負增長的核心命題，是要綜合施策，破除“低生育率陷阱”，要認識到不僅僅是總和生育率低，而是一種社會發展的疑難綜合症，實際上已經進入陷阱中去了，問題是如何出來。要從婚、育、養、教全週期，從經濟負擔、女性職業發展、社會文化心理全場景加以考慮。政策保障方面，應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降低撫育成本，嚴厲打擊就業歧視，保障生育女性職業發展的權利等；增強民生保障工程的公益屬性，加強社會共同體建設。

社會文化方面，要致力於衝破以競爭為中心的“內卷”生活方式，恢復以人的真實福祉為核心。整個社會不論哪個階層生活方式都變得越來越“內卷”，就如同外賣員詩人王計兵寫的《趕時間的人》“從空氣裏趕出風/從風裏趕出刀子/從骨頭裏趕出火/從火裏趕出水/趕時間的人沒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我們的資源無疑已經比前幾十年豐富多了，但是大家的幸福感沒有相應增強，反而普遍焦慮，根源在於我們過於迷信“競爭擇優”的資源分配方式。在發展水平較低階段，競爭確實可以促進公平，提高效率，但是到一個發展水平較高階段，再一味用金錢、分數、考核等等手段來刺激大家拼了命競爭，導致的只是無發展、無意義的內卷，我們似乎已經忘記了有更平等、更團結、更從容的資源分配方式，如果生活只有趕路與比拼，沒有“過日子”，如果生了孩子，只是意味着面對新的內卷式競爭，那年輕人怎麼會顧得上生孩子呢？

觀察者網：正如您提到的，分配問題對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年兩會，還有個關注點在國家機構改革，這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九次機構改革。您一直關注政府治理，從您的調查來看，過去5年政府機構改革，側重點是什麼？下一步改革，我們面臨的問題有哪些？

**鄢一龍：**實際上不僅僅是過去五年，從十八大以來，我們整個國家治理體系有一個大破大立的過程，進行了系統性重構。我把它概括為六大體系：

第一，完善黨的全面領導體系，這是過去幾年很重要的一點。因為黨的領導體系貫通到其他各個體系，將整個治理體系貫通起來。黨的十八大以來，最主要的工作是解決了黨政機構重疊，職責交叉、權責脱節的問題。通過統籌設立黨政機構，把黨政職能相近的部門合併或者合署辦公，強化了歸口協調功能。在組織制度機制上，使得黨的全面領導渠道更暢通，中央的決策能夠更快的貫徹部署下去。

第二，對國家權力機構的改革。在黨的全面領導體系下，國家權力機構是個分工的體系，包括黨中央的領導權，全國人大的立法權，國務院的行政權，中央軍委的軍事權，紀委監察委的監察權，最高法、最高檢的司法權，全國政協的協商權。在這個分工體系下，對其他國家機關的做了很大的調整，比如黨的十八大以來最重要的是組建了監察委員會，使黨的紀律檢查和國家機關監察有效統一，包括對人大、政協體制、司法體制的改革，這一系列改革更好的強化了國家機關職能。

第三，對行政體系進行改革，也就是我們狹義上理解的政府治理結構。比如十九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對國務院機構進行了大幅度調整，推行了“大部制改革”，重建了15個機構，重組了3個機構，調整4個機構體制化改革，可以看出改革力度是非常大的。

第四個體系就是武裝力量體系，這也是一個大破大立的改革過程。黨的十八大以來，重構了人民軍隊體系，按照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組建的原則，建立了五大戰區，加強了軍委主席負責制，同時，對中央軍委機關的機構職能配置也進行了調整和重新定位，對武警包括退役軍人的管理機構也做了改革。

第五個體系是地方治理體系，最主要是解決中央與地方過度的職責同構、權責不匹配的問題，要求職能組織更加對口，解決條條專政和塊塊專政的問題，更多發揮地方積極性，賦予省級以下行政機構更多自主權。以往我們的機構設置是上下對應，但改革之後，有些地方會根據層級和實際需要，設置諸如大數據局這樣的機構，鄉鎮以下機構也更加精簡。

最後一個體系是社會治理體系。十八大以來，對羣團組織做了很大的改革，強化了羣團組織的活力，所以説是這麼樣一個大系統的調整。

現在，我們改革又進入到一個新階段，也面臨了一些新問題，要求我們的治理體系進一步升級與升維。

首先表現在國家安全方面，黨的二十大已經提出國家安全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我們要注意這個提法，以往這些也會涉及，但會放在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能力現代化裏面，這次是單獨提出來了。因為我們現在面臨的安全形勢更嚴峻，我們已經處於一個高度不確定、高風險的時代，也對我們應對安全風險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黨的二十大報告已經提出要健全國家安全體系，核心還是要強調黨中央對國家安全的統一領導，同時要強化國家安全工作協調體制，要加強“大安全”體制建設。

當然在我們看來，應對安全問題除了設置專門的安全領導機構外，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加強整個治理體系的韌性。這就像我們故宮這些傳統建築中的榫卯結構，看着好像不是很剛硬，但在受到地震這樣的外部衝擊時，可以很好地緩解衝擊，整個建築不會倒塌。國家安全問題也一樣，我們要考慮的是在受到外部衝擊時，甚至是在極端情況下，整個系統不會崩潰，具有很好的自我修復能力。

第二個問題在於數智革命也給我們的治理體系帶來了新的挑戰，也會帶來治理結構的重組。政府和企業的邊界被打破了，很多原本應該是政府做的事情，變成了平台在做。也就是説，平台企業介入了原先屬於政府工作的外部性領域，由企業為社會提供公共基礎設施。

另外政府的治理空間也發生了變化。原來更多是物理空間的治理，但現在人類很多活動轉移到虛擬空間了，怎麼去實現虛擬域治理現代化，包括認知符號塑造，網絡謠言治理，認知戰，數字貨幣等都是政府面臨的課題。治理方式也需要調整，原先基於條塊分割的行政流程，變成了數據驅動，流程化運行，這需要政府更加敏捷、更加智能化去響應。

第三個新問題是如何提高超大規模的複雜社會治理能力，應對現在我們所面臨的這些風險與挑戰。我們把治理系統分成兩套，一套是自覺治理系統，一套是自發治理系統，好的社會治理是需要能夠將AB兩套系統有機結合在一起。自覺治理系統有自己的優勢，但也面臨很多約束，決策者注意力有限，超預期情況會不斷出現，這就要更好發揮自發的治理系統作用，從風險角度來説，自發治理系統是應對高度不確定、超預期情況的第一道防線，從創新角度來説，許多前沿創新是很難規劃出來，而是在複雜的經濟社會活動，在試錯過程中湧現出來的，這就需要為社會留出更多自主行動、自由組合、試錯容錯的空間。

面對超大規模的複雜社會，面對複雜環境、複雜過程、複雜系統，政府需要有《道德經》中説的：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智慧，不能是簡單的控制思維，而是要和整個複雜社會共同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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