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東昇：如何重啓和升級中國經濟？
【文/翟東昇】
一、爭論
一月底，我把趙燕菁教授的一篇名為《債務是經濟重啓的關鍵》隨筆文章貼在了我的幾個號上，引發了微信公眾號（翟東昇的全球政治經濟研究）、B站、頭條、微博等幾個平台上總計二十多萬的閲讀和數千評論，其中B站和微博據説被自動屏蔽掉了不少評論，否則評論數更多。
圍繞趙燕菁教授的觀點，從事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研究的朋友們也吵得很熱鬧，有的經濟學者批評趙老師，説“你是搞土地金融的，對於宏觀經濟學是外行，中國可不能再吸食‘債務鴉片’了”；而其對立面則反駁説趙老師是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出發，債務懷疑派才是黑板經濟學家。（建議大家關注一下張明教授主持的兩位市場派首席經濟學家之間的辯論：徐高VS趙建）。
我的微信公眾號後台也收到很多網友的私信，觀點兩極分化嚴重：有的誇趙老師敢想敢説、見地深刻而獨到；也有的指責趙老師是房地產利益的代言人；還有不少人問我，翟老師你把趙老師的文章貼在自己的號上，是否意味着你也完全同意他的觀點？
他這篇文章中大部分觀點我都是贊同的。這兩年我們倆交流得不少，每次他回京我們都會組織學界和政策界的朋友們餐敍。趙燕菁教授與我的知識結構存在一定的交叉和互補，他跟我講土地和資本多一些，我跟他講貨幣體系和國際格局多一些。
今年春節他回京過年，我們又暢聊了兩次，所見略同，分歧較小。《債務是經濟重啓的關鍵》這篇文章的第一句話，“中國經濟下滑不完全是因為疫情”，其實也是最近半年來我在各個場合的最主要觀點之一。
當然，老趙同志一貫“先天下之憂而憂”，為中國經濟之潛在資產負債表衰退和金融風險爆發而着急，擔心中國跌入日本之覆轍，因此文中急切焦慮之情溢於言表。
相比而言，我的態度比他淡然而超脱一些。我覺得之所以會發生這樣那樣的事情，其實是歷史大週期所決定的“定數”，因為一代人必然有專屬於一代人的認知，人們的認知決定了他們的選擇，而他們的選擇又決定了他們的命運。
專家學者站出來大聲疾呼，通常情況下，並不能有效而及時地改變大眾的集體認知，很多時候只能招致誤解和謾罵。我寄希望於教育40歲以下的年輕人，因為他們思想的囟門還沒有完全閉合，還能學習和理解超出他們既有認知的新觀念和新邏輯。
我相信在社會科學領域，“心能轉物”，也就是説，人們的認知不一樣了，選擇和軌跡就會不同。因此，對中國的前途無須悲觀。
針對朋友們的評論和疑問，我覺得有必要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也羅列出來，既是對趙老師的一部分觀點的補充和修正，也是梳理我自己對當下和未來經濟政策的若干思考。供大家批評指正。
2022年1-9月全國發行新增地方政府債券42422億元。圖源：視覺中國
二、我對地方債和土地市場的由來與功能的認識
中國經濟這三十年繁榮離不開地方政府在發展中的各顯神通。平級地方政府之間都是競爭對手，相互比招商引資，比經濟增速，比產業升級。
有些省裏在開會的時候，縣委書記和縣長們的座位次序是根據上一年度的經濟業績安排的，非常公平而殘酷，不斷強化大家的競爭意識。
1990年代初，源自上海的兩位領導人入主中央，相對於北京、廣東、四川、東北等地的封疆大吏們，他們缺乏打江山那一代的天然權威，以至於新領導感慨説“手裏沒有把米，小雞都呼不來”。
於是就有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從此大部分税收收入歸中央，地方政府則獲得了改革和發展的大量“事權”，而事權對應着花錢的責任。各級地方政府發現自己“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誰能找到常規税收之外的額外財源，誰就能獲得招商引資、基建投資、以低價水、電和用地價補貼出口製造業的先發優勢，從而形成製造業聚集、年輕人流入、城市化擴張、税費收入增長的良性循環。
1987年，曾有香港公務員來上海、深圳等地，手把手教給了大陸地方幹部如何經營城市，也就是如何玩土地財政，（用趙燕菁教授的話講是“土地金融”），如何把沉睡的國有土地的所有權變成靈活可用的巨大財政現金流。
隨着這種土地經營術在各級各區域地方政府中的傳播和升級，各地政府成為本地房產市場最大的莊家，中國房地產市場就出現了類似於長莊慢牛股的走勢，碰上牛市就放量漲，碰上熊市就縮量橫盤。操盤水平低一點的地方，會看重短期內的賣地收入，要麼把價格拉得太高，要麼推出的地塊太大太多，以至於後繼乏力，比如早年的昆明。
而操盤水平高一點的地方，則提前低價屯好巨量土地，然後力保房價地價長期慢漲而堅挺，手中的剩餘土地則用作抵押物，從銀行和債券市場獲得巨量信貸，再用這些錢去撬動產業資本的流入和基礎設施的完善，從而形成良性循環。
而香港的地產商早就知道此中門道，所以有些人就跑到中國各大城市的核心地段貸款低價拿地，然後捂住不建不賣，以獲取利息與土地長期漲速之間的差價。
我在以前的文章和視頻中都講過，世界上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瓶頸都是政府無力向國民提供國家安全、基礎設施、國民教育、醫療保障、戰略產業扶持等公共產品，所以國民陷入貧窮、動盪、內耗的惡性循環，而其背後的原因則是未經社會革命的國家機器無法徵收到足夠規模的税。
先發國家通常是靠殖民貿易和掠奪，或者對外戰爭勝利獲得的鉅額賠款，從而將外部財源轉變成對內的公共產品，以此啓動現代化的良性循環。
其中越是能利用好債券市場的國家，比如英國，就越能用較優的債務信用和較低的債務利息贏得國家間的長期競爭，包括在世界市場上和國家間戰爭中的競爭；而越是不善於管理自己的債券信用的國家，比如西班牙，就在競爭中逐步輸掉自己的先發優勢，陷入違約、高息和失敗的循環。他們之間的競爭其實與今天中國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頗有幾分相似之處。
而中國式現代化，走的是和平發展的路子，沒有外部橫財，所以各地發展的資金需要從內部想辦法。上述土地市場的功能起到了一個資本市場的作用，讓地方政府在不必大幅提高税率也無須搞對外殖民擴張就實現了鉅額資本的籌集。
中國之所以能在短短二十年裏就成為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國家，土地市場的發育和支持功不可沒。在這個意義上，房地產市場、土地金融的繁榮與製造業的繁榮之間曾經是一個相互促進的正相關關係而不是此起彼伏、你進我退、相互排斥的關係。
有的人出於意識形態原因而敵視資本、債務和信用，喜歡將金融和房地產稱為泡沫和虛擬經濟，而將製造業和農業稱為實體經濟，認為虛擬經濟會擠壓和剝削實體經濟，導致後者的衰落與空心化。
從36.09%到63.89%，中國城鎮化率20年間保持高速增長。（CCTV）
這種思維只是基於局部的經驗和靜態的認知，並不符合世界市場過去三四百年的歷史和全球的實踐經驗。這種思維背後體現的是一種稀缺性思維的思想鋼印，他們堅信資源是有限的，能力是有限的，預算是有限的，錢是有限的，用在了這裏就無法用到那裏，用在了今天就無法用到明天。這種稀缺性思維甚至被寫入了教科書的基本理論假設。
但假設總是與真實世界存在一定差異和距離。就如同二維生物無法理解三維世界的邏輯一樣，如果用發展的動態的眼光去審視，尤其是加上了時間維度，就不難發現上述稀缺性思維是有問題的，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這種思維和假設本身就是問題的源頭。
當年鄧小平同志説，資本主義有市場，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今天，我們應該進一步解放思想打開認知，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玩得好資本、債務和信用，我們中華民族也應該學會運用和管理資本、債務和信用，而且只有用得比他們更好，才能在競爭中佔據上風。
兩者的不同之處不在於手段，而在於目的，在於“為誰服務”的問題，即究竟是服務於大資本家族的利益，還是服務於中國乃至全世界廣大人民的整體、長期利益。
三、債務和現代貨幣理論（MMT）
大家都想掙錢，但是很少人仔細想過錢從何而來。其實自1971年貨幣體系變革以來，貨幣供給與黃金挖掘的速度無關了，錢的唯一來源就是債務，你要掙到更多錢，如果不考慮各類資產升值所帶來的市值錯覺的話，就必須有人欠更多債。
欠債主體的不同，債所創造的錢的含金量也不同：一般來講，家庭部門和企業部門的債務最不靠譜，大型金融機構和地方政府的債務信用稍微好一些，最靠譜的是中央政府用它自己可以發行的本幣計價的主權國債。越靠譜的債務人借債利率越低，越不靠譜的債務利率越高。
最近十年來，我一直在講，1971年之後的無錨貨幣體系，意味着本幣計價的國債其實可以看作是中央政府向儲蓄者徵收的鑄幣税，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債（再強調一下，關鍵的差別不在於內債和外債，而在於本幣國債還是外幣國債）。
為了説明這個道理，我專門創造了“翟（DI）幣”這個概念。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在B站或者頭條上搜索相關的講課視頻。
1870年之前，錢的源頭是貴金屬加部分賤金屬，基礎貨幣的供給變化取決於新增的金銀銅鎳礦的開採速度。1870年代全球主要經濟體開始從金銀銅複本位轉向金本位，全球基礎貨幣的供給取決於黃金的開採速度，此後百年裏，大家經歷了金幣本位，金塊本位，金匯兑本位等三種不同形式的金本位，通過國家信用的引入，貨幣供給變得越來越有“彈性”。
但在1971年全球貨幣都與黃金脱鈎之後，錢就與金屬無關了，它變成了純粹的主權信用貨幣，錢的源頭也就變成了央行資產負債表的擴張，確切地講就是央行的新增負債。
如果央行資產負債表保持不變，那麼我們生活中的所謂“錢”將只能由商業金融機構來創造，但是請注意，商業金融機構的信用創造是受限於資本充足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的。
打個比方，央行資產負債表是食用酒精，商業金融機構創造的信用貨幣（M2）是勾兑出來的白酒。白酒太濃了嗆人，太稀了寡淡，但是歸根結底，有多少酒勁取決於央行的資產負債表規模，而不是商業銀行往瓶子裏兑了多少水。
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規模最大可以擴大到多少？答案是無窮。當一個人口結構年輕的非工業化國家大規模印鈔買國債的時候，必然會導致高通脹和匯率貶值，從而引發經濟和社會秩序的混亂。
但是，用津巴布韋、委內瑞拉以及解放前國民黨政府印金圓券的這些案例來套用到今天的美國、中國、歐洲、日本身上，顯然是缺乏常識的。
這些現代經濟體面臨的約束條件與上述高通脹案例恰恰相反，都是少子老齡化日益嚴重導致有效需求不足，而技術進步快，產能過剩嚴重。
在需求不足、供給過剩的經濟體中，你就是把這個國家所有的手紙全部印成錢，他們的CPI都不會失控，因為沒有人會傻到去囤積過剩的手機、服裝、電腦、傢俱。
那麼，商品和服務的交易無法消化的，多印出來的錢會流到哪裏去？答案是資產，包括房產、股市和債市以及各種奇奇怪怪的投機品種中。許多媒體經濟學家不懂這個道理，想當然地以為央行資產負債表大幅擴張必然導致通脹和匯率貶值。但我們做過實證研究，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在人口結構年輕的非製造業國家，印鈔當然會導致高通脹和匯率貶值；在人口結構老化的製造業國家，印鈔無法導致高通脹和匯率貶值，而是導致資產價格泡沫或者資本外流。
有不少體制內的學者和領導幹部（比如財政部的老領導們）顯然也已經注意到不同國家組別之間的重大差異，但是他們使用的概念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籠統區分。
那麼問題來了，今天的中國究竟是發展中還是發達國家？外交場合我們總喜歡定義自己是發展中國家，謙虛謹慎的傳統也要求我們繼續把自己看作發展中國家。但是這種不恰當的籠統區分和自我定位，就導致我們自我設限，在財政政策和貨幣變革上裹足不前。
2023年2月初，社科院的張明兄組織了徐高與趙建的辯論；其實早在約十年前，國開行曾經搞過一個內部辯論會，邀請我和張明兄辯論，辯論的主題是中國是否可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我是正方，他是反方。我記得那場辯論中，張明兄就用拉美和東南亞國家的危機案例來作為例證，而我反駁他的理由就是今天的中國與那些國家存在質的差異（包括人口結構和產業結構），我們不能用小學階段的經驗教訓指導大學階段的學習。
我在後續的研究中發現，最重要的關鍵因素在於少子老齡化和產業結構的差異，用發展中和發達國家來概括不同組別，太籠統了。
央行擴張貨幣基礎為財政買單，會導致什麼結果？看看現實就明白了。美國這幾年搞了MMT和全民發錢，結果如何？通脹波動與財政擴張之間存在大約18個月的滯後，目前來看，美國的通脹高峯已經安然渡過了，官方公佈的通脹峯值僅在10%左右，如今已經回到了5%-6%左右，未來不排除在此水平較長時期盤整的可能；經濟增長數據還行，失業率來到了半個世紀以來的新低，而美元匯率反而因為加息而不斷走高，甚至在俄烏衝突之前就不斷走強。
2020年上半年，當新冠疫情衝擊美國的時候，整個美國社會陷入危機和動盪狀態。為什麼2020年下半年開始，政治和社會危機逐步穩定了？他們的抗疫搞得一塌糊塗，但就是靠MMT和全民發錢，幫助美國社會安然渡過了新冠帶來的社會危機。
美國給老百姓發錢的代價誰承擔了？答案是全球儲蓄者。中國PPI（生產價格指數）與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之間的嚴重背離，就説明我們也在替他們承擔代價。有人説，中國的人民幣不是國際貨幣，所以不能學美國搞MMT。此言差矣！人民幣不是美元、歐元那樣的主要國際貨幣，而是在英鎊和日元一個檔次上，這並不是因為別人不願意接受人民幣，而是我們自己不願意承擔貨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進一步放開的代價。
更加重要的是，中國是全球最大貿易國和順差國，我們如果也搞央行資產負債表擴張，也搞全民發錢，那麼就會降低我們的儲蓄率，減少我們的順差，讓美元、歐元能夠買到的東西減少。
所以，能不能搞量化寬鬆，能不能搞現代貨幣理論，與本幣是否國際貨幣關係不大，只要中國是一個高度開放的巨型經濟體，通脹的代價就是全球幫着一起承擔的；只要中國與世界之間存在大量的經濟往來，那麼即便人民幣不是國際貨幣，我們也不可避免地承擔着別人搞量化寬鬆的代價。
退一萬步講，即便中國版的量化寬鬆真的導致了人民幣匯率貶值，我們為什麼要擔心匯率貶值呢？作為少子老齡化最快的全球最大製造業出口國，我們的人民幣其實是世界上“浮力”最強的貨幣之一，因為稍微一貶值就會導致順差擴大。
一個無錨貨幣的開放經濟體系，就如同一個連通器，大家辛苦努力創造的財富存在了各自的蜂房格子裏，但是各個蜂房底部是通的，蜂蜜在不知不覺中滲漏到別人那裏去了。別人印鈔而你不印，別人擴債而你不擴，那麼你的血汗成果，別人就拿走不謝了。
中國今天的CPI是全球最低的國家之一，但是年輕人的失業率快要趕上南歐了，這種通脹與失業率之間的組合同美國的情況恰恰相反。這説明了什麼？這意味着將會發生什麼？希望大家深思。
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從美式經濟學教條中走出來
現在中國的問題是，較低信用的主體以較高的利率借了太多債，而信用最好的主體——中央政府不願或不敢借債。中央財政不願意擴大債務規模，又對各地的經濟增速有要求，就逼得地方財政借高息債，更逼得許多大中型企業在美元市場上借入高息的美元債。
這跟我們理應構建的國家債務結構恰恰相反：風險越來越大，成本越來越貴，麻煩越來越多。中央號召經濟戰線要控風險，結果風險越控越大，根源就在於中國政策界的主流認知把債務的風險弄顛倒了。
實際上，中國中央政府的債務率是全球最低的，僅僅20%；利率也是非常低的，十年期國債的利率目前比美國的還低。其實，合理的做法應該是：中央政府主動擴大人民幣計價的國債規模，幫助地方政府和各級國有企業從高息債務中解套出來；嚴格控制和限制中國公私各部門舉借非人民幣債務；想方設法控制全政府利息支出。
中央財政的這種收縮思維的源頭，既有金銀本位時代形成的“節儉持家”的過時財政觀念的影響（也就是把家庭和企業的理財原則張冠李戴地直接套用到國家財政的邏輯上去了），又有美國華爾街所資助和鼓吹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加持。
華爾街金融機構一方面把槓桿用到極致，另一方面又告訴全世界説債務是一種罪，主張大家要控制槓桿率，甚至鼓吹要去槓桿。只有當別人不敢用槓桿，而他們自己能用足槓桿的時候，他們手中的資金和金融牌照才能變得值錢。
近年來，在中國傳播這種思想最得力的是瑞·達里歐，我從2011年前後開始關注他的觀點，也是最早開始批判他的錯誤思想的少數人之一。中信出版社的編輯朋友曾經邀請我幫他的書的中文版做序，我回復説如果讓我寫，那就變成對他的拆台和批判了。
瑞·達里歐（資料圖）
在我看來，他的思想有兩大問題：一是對貨幣體系變革的歷史瞭解不夠深入準確，無視1971年貨幣體系脱離硬錨給經濟金融體系帶來的“革命”，也混淆了本幣國債和外幣國債的不同債務約束力，更混淆了家庭部門、企業部門、政府部門債務之間的本質區別（這一點主要表現在其早期思想中，經過別人的批判和提醒，他在大約2015年之後的著述中已經提到了本幣債與外幣債差異，但是仍然無法徹底修正其邏輯體系）；
二是單因素論，就是試圖用槓桿率這個指標去解釋金融市場、解釋宏觀經濟，乃至解釋國家興衰。在社會科學各個專業的研究生論文答辯中，這種單因素論是最常見的方法論錯誤之一。想要發表學術論文的博士生，建議把《瑞·達里歐去槓桿思想批判》作為選題，看看他的錯誤思想有何危害，如何形成的，如何傳播的，如何修正的，這樣的論文非常符合時代的需要。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受到美國教條經濟思維的影響，許多年輕人對MMT嗤之以鼻，一張嘴就貼標籤説它是一種異端邪説。其實現代貨幣理論算不上啥理論，而僅僅是對貨幣體系變革及其現狀的一個描述，只要秉持實事求是的精神而不要被各類經濟學教科書催眠，睜開眼睛看看美歐日在幹啥，有啥效果，誰得到好處誰承擔代價，就不難明白其中道理。
許多經濟學教科書的觀點和命題都是在1971年貨幣體系與黃金脱鈎之前形成的，這50年來各國大學經濟系裏的教書先生們沒有及時地更新他們的知識和命題。而且受到美國學界的數學化風氣影響，全世界很多專業學者根本不學習經濟史、貨幣史和政策史，其中多數還是從數學和理工科轉行進來的，做個QUAN就能拿個經濟學或者金融學博士學位，所以不能指望他們有多少深刻的經濟思想和政治理解。
2008年之後，之所以現代貨幣理論的聲音越來越大，不僅僅是因為美國、日本的政策實踐走在了理論和學術的前邊，而且1971年以來將近半個世紀過去了，靠數學模型吃飯的經濟學家們終於有足夠的數據樣本來重新構建認知了。
對於中國的年輕人，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暫時拋開所謂的權威理論和教科書觀點，要實事求是地看事實和數據，然後再對MMT和全民基本收入的政治經濟學本質做出判斷。
而且有必要提醒大家的是，從政治和利益分配的角度看，現代貨幣理論與全民基本收入的組合，在政治光譜上就是左翼學者為市場經濟所提供的解藥之一，是替窮人和普通大眾向資本和精英爭奪利益。正是因為如此，美國左翼政治家桑德斯才會聘MMT旗手斯蒂芬妮·凱爾頓教授做政策顧問。
對於今天處於生存焦慮中的年輕人，尤其是中下層年輕人而言，這個方向的思路才能提供出路，當然我們中國學者應該有更加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改進版方案。而反方向的那些主張，比如限制槓桿率、限制債務規模、限制央行資產負債表、着力防範通脹等等，那都是符合富人利益的主張。
對於年輕人而言，你房子也沒有，存款也沒有，甚至連體面點的工作都沒有，你替富人擔心通脹、擔心福利體系養懶人、擔心工廠招不到人，是沒有道理的。
五、對中國經濟政策調整和改革的期待
由於新生人口數量斷崖式下跌，年輕人為了追逐教育和就業機會而向大中型城市聚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正在出現泡沫，而且泡沫主要存在於常住人口萎縮的小城鎮而不是大城市。
對於資產泡沫，我的態度是，最初就不應該製造中小城鎮的地產泡沫，但是既然已經出現了，那就不能直接戳破它，而是要想辦法吸收它、消化它，用時間換空間。
歐美所主導的IMF和世界銀行，給生病的發展中國家的建議，通常都是對腫瘤無麻醉切割，搞緊縮與休克療法，比如19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和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但是當他們發現自己也生了同樣疾病的時候（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和2012年的歐債危機），他們給自己開的方子則是保守療法，加大營養，温補調理，也就是説，要政府拯救，擴大中央政府債務，避免破產的連鎖效應。在這類問題上，我們要看西方人怎麼做，而不是聽他們怎麼説。
在住房改革問題上，趙燕菁教授主張學習新加坡：政府給八成以上的居民提供“組屋”，只有占人口總數百分之十幾的那批有錢人和上中產在房地產市場上追逐高檔豪華的住宅，從而支撐起地方政府手中的土地估值，為經濟循環提供抵押物支撐。
全國住宅待售面積歷年變化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戴德梁行研究部
這個思路有道理，但是在實踐中，作為居民基本福利的中國版“組屋”建設顯然遠遠滯後於中國產業與技術升級的步伐，更滯後於城市化的進程。這是我們的政府功能缺位了。
同樣滯後和缺位的是中國更廣泛的福利和保障體系的建設。過去四十年，福利主義在中國被嚴重污名化，似乎搞福利的國家都缺乏競爭力，但真實的世界並非如此。
中國的產業進步和城市化進程已經接近了歐洲與日本的水平，我們的電動汽車、無人機、互聯網、航天、船舶、高鐵、清潔能源等領域已經能夠跟世界一流水平一較高下，但是與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相比，我們的居民福利水平遠遠落後其平均水平。
一國社會支出佔GDP的比例，比如醫療、住房、養老、托幼、失業、傷殘等領域的補貼和幫扶支出，在30多個OECD國家這個指標的平均值目前是21.5%，而中國目前是在6.5%。這兩個數字之間的巨大鴻溝，可以解釋很多現象，比如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中國新生兒數量的下跌，中國本土消費能力的相對不足，比如中國的一部分人才出國留學之後不太願意回國等等。
以前是美歐日的福利體系創造了佔其人口比例50%以上的中產階級，而美歐日廣大中產的既慷慨又挑剔的消費，拉動了中國的製造業騰飛；但是如今他們的消費增長變緩慢了，尤其重要的是，他們不願意用他們的消費市場和核心技術支持我們的高科技產業，那麼中國的產業要想繼續升級，就必須依靠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了。
在此背景下，本國福利支出佔比的大幅提升，既是共同富裕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的體現，也是中美長期競爭的時代背景下，壯大和升級本土消費市場的必由之路。具體的方案，就是我所提出的“未來起點收入”。
中央地方之間財權和事權的再分配，早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報告中就已經明確地提出，這十年來也進行了若干探索，但是下邊需要加速落地。各級政府和事業單位的改革應該與技術進步充分結合，尤其是藉助網絡技術和人工智能的輔助，推進公共服務的大規模數字化和智能化，通過公共部門的數字革命實現全政府的提質降本增效，這是中國之治超越美歐日的重要戰略機遇，也是讓財政更加可持續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