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杜金：“索羅斯，打錢！”這是俄羅斯自由主義的恥辱
【文/亞歷山大·杜金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羣】
索羅斯的遺囑
2023年2月16日，喬治•索羅斯，一個擁護全球主義和單極化並不惜一切代價維護西方霸權的重要思想家和實踐者，在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了堪稱里程碑式的演講。
這位93歲高齡的索羅斯在感覺自己生命將盡時，總結了當下的形勢，決心遵循其導師卡爾•波普爾的教導，全力投入“開放社會”對抗其敵人—— “封閉社會”的鬥爭。如果説哈耶克和波普爾是自由派全球主義學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那索羅斯就是列寧。
也許索羅斯有時候會顯得誇大其詞，但總的來説，他確實公開闡明瞭世界政治的發展趨勢。他的觀點比拜登的支支吾吾或奧巴馬的妖言惑眾更重要。所有自由主義者和全球主義者最終都會按索羅斯説的做。對於歐盟、軍情六處、中情局、外交關係委員會、三邊委員會、馬克龍、朔爾茨、貝爾伯克、薩卡什維利、澤連斯基、桑杜、帕希尼揚和幾乎所有代表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後現代主義和所謂“進步主義”的人，索羅斯是他們的主心骨。索羅斯很重要，這篇演講就是他發給世界“隱行者大會”的信息，是他對無數已知或未知全球主義代理人的告誡。
索羅斯首先指出全球形勢危急，並立即給出了兩個主要原因：
- 兩種類型政府的衝突（“開放社會"vs.“封閉社會”）
- 氣候變化。
索羅斯在演講的第一部分和結尾兩次提到了“氣候”（我們將在後面討論），但兩種類型政府的衝突，實際上是兩個“陣營”、單極世界支持者（如施瓦布、拜登、歐洲官僚機構及其地區衞星國，如澤連斯基恐怖主義政權）和多極世界支持者的衝突才是演講的主要內容。讓我們依次審視索羅斯的觀點。
開放社會和封閉社會：基本定義
首先，索羅斯給出了“開放”社會和“封閉”社會的定義。在開放社會中，國家保護個人自由。在封閉社會中，個人為國家的利益服務。從理論上講，兩者對應於西方的自由民主社會和傳統社會（無論什麼樣的）。此外，在國際關係領域，這恰好對應於國際關係中的自由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之爭。
索羅斯在慕尼黑發表演講
在地緣政治層面，我們可以將其比之於“海洋文明”和“陸地文明”之爭。海洋文明是一個商業社會，施行寡頭政治、資本主義、物質主義、技術進步並崇尚自私的肉體享樂。它是自由民主的文明，從基層開始建設政治並破壞所有傳統價值觀——宗教、國家，莊園，家庭，道德。這種文明的典型代表是古腓尼基人建立的迦太基，一個輝煌到極點的強盜奴隸制殖民帝國，崇拜金牛和血腥的摩洛神，會獻祭嬰兒。迦太基就是這樣一個“開放社會”。
它的對手是代表陸地文明的羅馬，一個建立在榮譽、忠誠、信仰、英雄主義和古代傳統上的社會。羅馬人崇拜光明的天上諸神，堅決抵制海盜和商人崇拜的血腥邪教。羅馬可被視為“封閉社會”的原型，一個執着於起源和傳統的社會。
到目前為止，索羅斯是自由主義、大西洋主義、全球主義和地中海統治權（“海洋權力”）的現實化身。在迦太基對戰羅馬時，他會毫不含糊地站在迦太基一邊。他的想法與古羅馬參議員老卡託的説法“迦太基必須被摧毀”正相反，即“不，必須被摧毀的是羅馬”。在當下這個現實環境中，我們討論的是“第三羅馬”，指的是莫斯科。
説到做到。索羅斯在俄羅斯人為製造出了一個自由主義反對派組織，在獨聯體國家中組織和支持各種仇視俄羅斯政府及俄羅斯傳統的政權、政黨、運動、非政府組織。“羅馬必須被摧毀。”畢竟，“羅馬”是一個“封閉社會”，而“封閉社會”是“開放社會”的敵人。敵人必須被摧毀。否則他們就會摧毀你。這是一個簡單而清晰的邏輯，西方全球主義自由派精英及其各界代理人都遵循這個邏輯。
而那些不同意索羅斯的西方人，比如唐納德•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則立即被宣佈是“納粹”，會受到歧視並“被抵制”。而索羅斯説的“納粹”是指那些反對他的人。如果一個帶有納粹標識的烏克蘭恐怖分子血戰羅馬，那他就不再是“納粹”，而不過是個“孩子”。無論誰支持羅馬，都肯定是一個“納粹”。特朗普、普京、埃爾多安，伊朗阿亞圖拉、歐洲民粹主義者都是。這就是雙標的摩尼教邏輯，而正是這種邏輯在指導着當今的世界精英。
躊躇不決的大國
在將全球主要玩家劃分到兩個陣營之後，索羅斯開始審視那些中間派國家，它們既不屬於其鍾愛的迦太基（美國及其衞星國），也不屬於其憎恨的羅馬（莫斯科及其衞星國）。莫迪領導下的印度就是此類國家，它一方面加入了大西洋主義者組織的四國機制（迦太基），另一方面又積極購買俄羅斯的石油（因此，根據索羅斯的説法，它在與羅馬合作）。
埃爾多安的土耳其也是如此。土耳其既是北約成員國，同時也強硬對抗索羅斯積極支持的所謂“庫爾德恐怖主義分子”。在索羅斯看來，埃爾多安應該親手毀掉自己的國家，這樣埃爾多安就會成為一個徹底的“好人”，也就是説，埃爾多安要站在“開放社會”一邊。但同時，埃爾多安和莫迪還是“半個納粹分子”。索羅斯毫不掩飾地建議莫迪和埃爾多安政權應被推翻，並引發印度和土耳其的血腥騷亂。這樣，“半封閉/半開放”的社會將變得完全“開放”。這就難怪埃爾多安不會聽從他的建議，如果埃爾多安聽到了索羅斯説的話，那他肯定會做相反的事情。莫迪也開始領悟到了這一點，但他卻不太敏鋭。
索羅斯也向最近再次當選的巴西左派總統伊納西奧•盧拉提出了同樣的選擇，是盲目服從全球自由主義寡頭，即站到“開放社會”一邊，還是維護巴西主權，加入多極化陣營（如金磚國家組織）。索羅斯威脅説，如果盧拉不聽全球主義者的話，站到“封閉社會”一邊，他將面臨血腥的混亂前景。索羅斯將發生於2021年1月6日的特朗普華盛頓大起義與2023年1月8日的巴西博爾索納羅支持者騷亂相提並論。索羅斯警告盧拉：“如果你像拜登，那迦太基會支持你。否則……”鑑於索羅斯以積極支持“顏色革命”（支持“開放社會”）和直接援助各類恐怖分子而聞名（只是為了讓他們攻擊羅馬，即攻擊“封閉社會”），他的威脅並不是空話。他有能力推翻政府和總統，使一個國家的貨幣體系崩潰，並能發動戰爭和政變。
烏克蘭：自由主義霸權對抗多極化趨勢的主要前哨站
索羅斯接着談到了烏克蘭戰爭。他聲稱，到2022年秋天，烏克蘭已幾乎取得了對俄戰爭的勝利。在戰爭第一階段，深藏在俄羅斯的索羅斯間諜顯然有所退縮，遲遲不敢對克里姆林宮下手。但在10月過後，形勢開始不利於迦太基。羅馬進行了部分動員，着手摧毀烏克蘭的工業和能源基礎設施，即開始了真正的戰鬥。
索羅斯特別提到了葉夫根尼•普里戈津和瓦格納集團。根據索羅斯的説法，普里戈津是扭轉戰局的關鍵人物。值得思考的是：如果一個相對較小的私營軍事公司憑着 “正確”作戰，就能夠扭轉“封閉社會”對抗“開放社會”（在全球外交、政治、經濟等領域發起作戰行動）這一偉大戰爭的戰局，那麼全球主義者的世界主導地位應該是非常脆弱的。
對於他高估葉夫根尼•普里戈津的作用，我首先傾向於認為，索羅斯錯誤地關注了焦點人物。但他通常是對的。他知道一個由少數熱血分子組成的團結組織是有辦事能力的。在這些團體的協助下，索羅斯一再發動政變，贏得戰爭，推翻其不喜歡的政治領導人。但當此類熱血組織站在羅馬一邊時，那就該迦太基擔心了。
索羅斯接着分析了西方對基輔的軍事援助數字，並呼籲西方儘可能增加對基輔的軍事援助，以便一勞永逸地擊敗俄羅斯。這將是“開放社會”取得的決定性勝利——這是索羅斯畢生工作的最高成就，也是全球主義者的主要目標。索羅斯直言不諱地説：烏克蘭戰爭的目標是“瓦解俄羅斯帝國”。為此，有必要不遺餘力地迫使所有獨聯體國家，特別是依賴索羅斯的瑪雅•桑杜，加入對俄戰爭。普里戈津和其他熱血分子應該被消滅，而他們的國內外對手則應獲得支持。
中國和那個毀了一切的氣球
索羅斯接着轉向了他的第二大敵人——中國，另一個“封閉社會”。索羅斯認為，中國在抗擊新冠疫情的鬥爭中犯了戰略性錯誤。他還認為，儘管中國與華盛頓的關係有所改善，但中國氣球墜落事件將導致兩國關係再次降温。台灣危機已經暫緩，但尚未解決。現在一切都取決於俄羅斯。一旦俄羅斯被打倒，那麼中國將不再是阻礙“開放社會”到來的不可逾越障礙。顏色革命可以從中國開始：民族起義、政變和恐怖襲擊——索羅斯知道如何做到這些，並可能把這些手段教授給他之後的繼任者。
外媒炒作氣球事件
特朗普是美國“封閉社會”的代言人
回到美國本身，索羅斯開始詛咒特朗普，他認為特朗普在效仿弗拉基米爾•普京，他是美國 “封閉社會”的代表。
索羅斯夢想特朗普和德桑蒂斯都不會在2024年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但他將一如既往地以實際行動來實現自己的夢想。這是“世界政府”送給共和黨人的又一大污點。
全球主義實踐者索羅斯
根據即將離任的喬治•索羅斯所説，世界應該像他想的那樣。他用盡自己將近100歲的人生，努力實現這一目標。他在1991年的反蘇革命中摧毀了社會主義陣營，摧毀了蘇聯，使蘇聯解體後新成立的共和國政府裏充斥着他的代理人。
在20世紀90年代，他完全控制了俄羅斯的一眾改革者和葉利欽政府，他們當時大聲宣誓要建立一個“開放社會”。是的，普京的到來奪走了他的最終勝利。當這一點變得明顯時，索羅斯幫助烏克蘭變成了一個仇視俄羅斯的血腥納粹國家。這與“開放社會”的自由主義教條有點不一致，但在與俄羅斯帝國這樣危險的“封閉社會”作鬥爭時，它將發揮作用。
索羅斯説，烏克蘭是決定性因素。如果俄羅斯贏了， “開放社會”和全球自由主義霸權會出現大幅倒退。如果俄羅斯垮台，失敗者將陷入困境。索羅斯的事業將獲得最終勝利。這是地緣政治的終結。
普遍“變暖”
在演講的開頭和結尾，索羅斯談到了另一個對“開放社會”構成威脅的因素，那就是氣候變化。
氣候是如何影響地緣政治、文明變革以及衝突對抗的，一個俄羅斯電報羣“Ekslikatsiya”給出了機智的解釋。以下是從那裏引用的發言。
“2023年2月16日，全球投機者、‘開放社會’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的狂熱追隨者喬治•索羅斯在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了主旨演講。演講的大部分內容都是關於地緣政治以及單極化自由主義世界秩序與索羅斯和全球精英所稱的‘封閉社會’展開苦戰……
然而，我感興趣的是，這些地緣政治結構問題是如何與索羅斯在演講開頭和結尾提到的全球變暖問題聯繫在一起的。總而言之，我得出了以下結論。
索羅斯明確表示，南極和北極的冰川融化，以及普京、埃爾多安和莫迪，都對“開放社會”構成了真正威脅，氣候議程直接融入地緣政治話語，全面參與了這場大對抗。
乍一看，這似乎有點荒謬。只因為索羅斯首先説到了冰層融化的危險，其次才説到執政的普京和俄烏戰爭，設想中的全球變暖（即使我們接受它是真實的）竟然就成了全球主義者的敵人，甚至成了‘頭號威脅’。
回想一下，地緣政治教導我們‘海洋文明’正在對抗‘陸地文明’。
大西洋主義的主要中心都是沿海港口城市——迦太基、雅典、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倫敦和今天的紐約。這一法則甚至適用於美國的選舉政治，傳統上支持民主黨的藍色州，包括極端自由的紐約，都位於美國西部和東部沿海地區，而更保守的紅色共和黨州，即幫助喬治•索羅斯的主要敵人特朗普贏得大位的州，則位於美國內陸。
世界其它大洲的情況也大致如此。正是‘海洋文明’建立了喬治•索羅斯努力捍衞的‘開放社會’，而反對它的‘封閉社會’則屬於陸地文明，包括橫跨歐亞的俄羅斯、中國、印度、拉丁美洲，甚至北美內陸地區（美國紅色州）。因此，如果冰川融化，海平面將迅速上升。這意味着首先被淹沒的正是大西洋主義者的核心基地，即全球自由主義寡頭的據點——沿海地區。在這種情況下，開放的自由社會，也被稱為‘液體社會’（齊格蒙•鮑曼語）就會被‘沖走’：只有‘封閉社會’將繼續存在，位於內陸腹地。
地球變暖將使許多寒冷地區，特別是歐亞大陸的東北部地區變得肥沃。在美國，只有支持共和黨的州能倖存下來。民主黨的據點將全被淹沒。在這種情況發生前，垂死的索羅斯向全球主義者宣佈了他的遺囑：‘開放社會’要戰勝俄羅斯、中國、印度、土耳其等國，要麼是現在，要麼就永遠不會發生。這樣，全球主義精英就可以逃入內陸地區生存下來，否則，‘開放社會’就會終結。全球主義者為何對氣候變化念念不忘，這是唯一的解釋。不，他們不是瘋子！索羅斯不是，施瓦布不是，拜登也不是！全球變暖，就像‘冬季將軍’在二戰中曾幫俄羅斯對抗希特勒一樣，正在成為世界政治中的一個因素，它現在站在多極世界一邊。”
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解釋。我自己都沒想到。
索羅斯是迦太基的神經網絡和操作系統
總之，我們應該注意以下幾點。當我們知道喬治•索羅斯是誰、他有能力做什麼和他已經做了什麼時，我們決不能對他的話掉以輕心。一些評論家聲稱“這個老金融投機家瘋了”。索羅斯不僅僅是一個人，他還是西方自由主義文明的“人工智能”機器。這台機器的代碼和算法是維持西方21世紀統治權的基礎。
在這種多層次的全面統治中，意識形態與經濟、地緣政治與教育、外交與文化、情報與新聞、醫學與恐怖主義、生物武器與生態議程、性別政治與重工業和世界貿易交織在一起。就索羅斯而言，他是一個需要我們應對的“開放社會”操作系統，在這個系統中，所有的答案、行動、步驟和策略都經過精心策劃。新的信息被輸入到一個調試良好的系統中，這個系統就像發條一樣精準運行，或者更確切地説，像一個超級計算機，一個全球主義的神經網絡那樣運行。
“一個封閉社會”，也就是“我們”，必須建立我們自己的操作系統，創建我們自己的代碼和算法。對索羅斯和全球主義者説“不”是不夠的。作為回應，有必要更積極主動一些。我們要和他們一樣團結、周密、理智，並有資源和能力支持。從本質上講，這樣的反索羅斯體系屬於“歐亞主義”和“第四政治理論”（這是一種多極世界哲學，全面捍衞神聖傳統和古老價值觀）。面對索羅斯，光辯護還不夠，更要還擊，而且是在所有層面和所有領域還擊。談到環境問題，如果索羅斯認為全球變暖是一種威脅，那麼全球變暖就是我們的盟友，就像“冬季將軍”一樣。我們應該把全球變暖這一不明現象招募進瓦格納集團並給它頒發一個獎章。
索羅斯，打錢！俄國自由主義的恥辱
我與索羅斯只見過一面。20世紀90年代初，我應邀在莫斯科的一個會議廳與索羅斯會面。索羅斯由《生意人報》的自由派人士馬克西姆•索科洛夫介紹登場，他周圍還有一羣身份不明的索羅斯基金會工作人員。這次會議是為了推介卡爾•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這是索羅斯、拜登和所有當代自由派人士的“聖經”。一開始，發言的主要是波普爾擁躉。但幾乎所有人都在説同一件事，這事與波普爾完全無關，即“親愛的喬治•索羅斯，給我錢，有多少給多少！”唯一的變化是，“不要給他/她錢，他/她是一個無名小卒，把錢給我！”索羅斯幾乎都要睡着了。
1970年代，卡爾•波普爾接受電視採訪
最後，他們把話筒給了我。原來，我可能是聽眾中唯一讀過波普爾的人。可能馬克西姆•索科洛夫也讀過。而其他人只是像鐘錶一樣不停地重複：“給我錢，給我錢”。這就是我國的自由主義者。難怪他們多次改變自己的意識形態立場，以至於使外界都感到頭暈目眩。在現在的“特別軍事行動”期間，他們在哪？到處都是。既在那邊也在我們這邊。“索羅斯，給我錢！”很容易被“普京，給我錢！”所取代。但這並不重要。
當我説出我所想到的俄羅斯傳統價值觀與“開放社會”的個人主義不相容時，索羅斯一激靈清醒了過來。他那佈滿皺紋的臉頰，即使在那時他也不那麼年輕了，漲得通紅。在聽了我的小講座後—— “自由主義永遠不會在俄羅斯獲勝，它可能會被拒絕或踐踏，我們將回到最初的俄羅斯道路，用盡全力再次對抗全球主義和西方霸權（最後我用一句可悲的‘回家吧，索羅斯先生！越早越好！’結束了發言）”，索羅斯做了總結陳詞。他對聽眾説：“據我所知的俄國曆史，革命是由你們這樣的人（他指着坐在大廳裏的大多數人）發起的，由像他這樣的人（他指着我）完成的。你沒有一句話提到波普爾，但似乎只有你這個‘開放社會的敵人’讀過《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這本書，並在剛才叫我滾蛋。這是俄羅斯自由主義的悲哀。你們要的是錢，而他要的則是思想。但我希望我錯了，你們會有所收穫”。於是他結束演講，前往匈牙利。
現在他和他的基金會，不僅在俄羅斯，而且在匈牙利，都被看成是危險的“恐怖主義組織和個人”。這真的是名副其實。
但總的來説，索羅斯的分析是正確的。在20世紀90年代，權力掌握在自由主義者手中，但漸漸地，幾乎在不知不覺間，他們失去了權力。
今天，我們顯然走上了俄羅斯道路，正在對抗“開放社會”的全球霸權，為一個多極世界而戰。
畢竟，我們是羅馬，而他們是迦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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