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建言2023中國經濟”系列| 張軍:很多行業,不能數字化轉型就要掉隊-張軍、王慧
數字經濟不知不覺間已經成為推動我們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之一。2021年,我們國家數字經濟規模達到45.5萬億元,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為39.8%。
數字經濟的本質是什麼?會對中國未來10-20年經濟轉型有什麼影響?數字經濟的發展會對勞動力市場結構和宏觀經濟的調控帶來哪些影響?
在數實融合的大趨勢下,我國的數字化轉型接下來將面臨怎樣的機遇與挑戰?針對具有天然壟斷傾向的數字經濟,該如何實施監管?
圍繞上述問題,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做客觀察者網“經濟學家建言2023中國經濟”系列訪談,帶來深度解讀。
“經濟學家建言2023中國經濟”系列,是觀察者網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聯合推出的重磅訪談節目,邀請十餘位著名經濟學家,從房地產、數字經濟、穩投資、促消費等諸多領域前瞻並建言2023年中國經濟,敬請關注。
【訪談/觀察者網 王慧 整理/房佶宜 審核/周小婷、朱敏潔】
觀察者網:首先想請您從經濟學家的角度跟我們的觀眾讀者講講,數字經濟的本質是什麼?
**張軍:**現在數字經濟無處不在,幾乎存在於我們生活和經濟的每一個場景中,所以大家可能不太會去思考,數字經濟到底是什麼。
但從源頭上來説,我們有了數據、對數據的處理方式、算法和人工智能之後,數字經濟是技術驅動所造成的現象。數字技術的發展對整個經濟形態進行了碾壓式的改變。
可以很形象地將數字經濟想象成各種各樣平台的加總。我之前説過,通過一個國家APP的數量就大概可以捕捉其數字經濟發展的態勢。
有時候我也在想,如今數字經濟已經產生了這麼大的影響,未來數字經濟會怎樣?當討論ChatGPT的時候,一定會顛覆我們對很多數字技術發展的現有認識,我覺得這個世界現在已經變得不可想象了。
觀察者網:數字經濟會對中國未來10-20年經濟轉型有什麼影響?
**張軍:**大家現在都在談轉型,但今天談論的轉型的含義,可能跟20年前是不一樣的。
20年前談轉型,是指很多傳統經濟部門向現代部門轉變。最典型的傳統經濟部門比如農業、傳統製造業,現代部門是就指現代製造業、服務業、金融業等等。
而今天談轉型,必須增加一個維度,即數字化轉型。用數字技術改造一個行業,甚至整個流程都要再造,業態、經營模式等等都要改變。
舉個最形象的例子,20年前我們要乘出租,要麼打電話約車,要麼在馬路上伸手攔車。這在當時已經很現代化了,它也會進行調度,通過電話來合理匹配供給和需求。而現在通過手機APP就可以叫到車,藉助一個平台更迅速地匹配了供給和需求,並且去掉了“調度”環節,這其實是“去中心化”模式。
數字化轉型已經成為一個潮流,不論是現代的服務業還是製造業,如果沒有數實融合和數字化技術驅動,就會掉隊。

觀察者網:過去這些年,數字經濟為我國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在當前的就業形勢下,大的數字平台例如微信、電商等,如何更好地在推動多樣化就業方面如何發揮更大的作用?
**張軍:**2021年我在北京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當時主辦方安排我跟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舉行了一場對話。當時我們談到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在數字化時代,什麼是失業,什麼是就業?
現在就業和失業的定義都發生了很大改變,跟原來完全不一樣了。
假如我是開專車的,在接到統計就業、失業問題的電話時,我好像也不太能把自己定義成專車司機,因為我可能還有別的工作。所以,如果對方問我現在的單位和就業崗位到底是什麼,確實很難定義。這個例子説明,數字技術讓就業的含義變得更加豐富,就業不再是指從事單一崗位,一個人可能同時有幾個崗位,甚至這些崗位之間毫無關聯。
反之,如果詢問某人是否處於失業狀態時,我們很有可能得到的回答是,“我在過去一個禮拜沒有就業”,但這並不等於“我沒有就業機會”。
數字化技術的驅動實際上帶來了整個勞動力市場結構的巨大改變。現在很多發達國家也是如此,可能它的經濟不太好,GDP增長率可能在下降,但失業率卻維持在非常低的水平,甚至是創歷史新低。例如,美國、歐洲和日本就是這樣。
在傳統認知框架中,大家很難理解這兩個現象。因為通常大家會認為,經濟不好就創造不了那麼多就業崗位,失業率一定會上升。但如果用數字經濟的理念去看待它,這恐怕就是一個常態了。
未來的宏觀政策,特別是將來政府部門在管理宏觀經濟時,需要運用數字經濟理念,因為那些傳統的管理方式是基於勞動力市場失業、就業的嚴格統計口徑來做出的,但現在的狀況下顯然已經不成立了。
比如騰訊等數字平台在創造就業中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們可以讓勞動力市場擁有充分的彈性,讓就業變得非常豐富,讓不同的場景同時出現在一個人的身上,一天內可以變換多個場景,這在過去傳統經濟部門中是無法想象的。
那天,斯蒂格利茨教授也説道,將來在經濟框架下再去統計失業率,可能意義不是那麼大了。關鍵問題在於人們在各種各樣的就業機會當中如何選擇,而不是要麼就業、要麼失業,這種所謂的二元對立選擇模式已經不成立了。確實可能會出現一個人暫時退出勞動力市場一段時間,然後再重新進入的情況,人們變得相對自由,技術上也沒有障礙,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我國2014-2021年數字化產業收入、增加值規模及增速
觀察者網:最近和數字經濟相關的ChatGPT非常火。這個人工智能AI機器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很多人都擔憂自己要失業了。我注意到,您之前在和皮凱蒂的對話、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科爾斯的對話中,都提到了技術的發展讓資本跟勞動之間的替代關係越來越明顯。結合今天的主題數字經濟,您覺得未來數字經濟的發展會對勞動力市場結構和宏觀經濟的調控帶來哪些影響?
**張軍:**我和皮凱蒂當時討論這個話題的背景是,他通過研究發現,在過去幾百年裏,資本主義國家財富分配的總體趨勢是差距不斷擴大,資本拿得多,勞動拿得少。如果要從理論上去解釋這個趨勢,其實沒那麼簡單,因為其中涉及到一個問題,即資本跟勞動的關係。
理論上,如果資本跟勞動是互補關係,那麼當技術發展使得資本增加時,勞動也會增加。但如果二者不是互補關係,而是轉變成替代關係,那麼當技術發展不斷偏向資本,資本越來越多,勞動或者説就業就會越來越少。這種轉變會導致一個社會在收入和財富層面變得更加對立。這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馬克思在19世紀看到的場景——經濟快速增長,工人們工作時間很長,工資卻非常低。
但是,數字經濟的發展並不見得會讓馬克思看到的場景再現,因為就像剛剛我們提到的,現在就業的含義比過去更加豐富。
設想一下,如果資本跟勞動會不斷走向替代關係,未來隨着技術和數字經濟的發展,很多工作都可以由機器來替代人工。很多人會擔心,這樣我們不就失業了?但是,我們的想象力可以再豐富一點,可能我們的確喪失了一些可以被機器取代的就業,但是社會上會繼續產生新的我們暫時無法想象的機會。
我認為技術的發展一定不是簡單的線性發展。如果是線性發展,大量的人都會失業,而它可能是非線性軌道,等到勞動被替代到了一定階段以後,社會中會出現大量過去不存在的需求,這對於我們來説是新的機會。
但反過來説,即使我們被替代了,也不一定是壞事。今天對比過去的50年、100年,實際上人類的很多機會都被機器替代了,但人類並沒有很痛苦,反而越來越happy了,生活的水準、質量和人的價值都在持續提升。所以,總體來説,科技能幫助人類尋找到想要追求的更理想的目標。

浙江永康一工廠使用智能化生產技術提升效率。圖自視覺中國
這其實也符合馬克思曾經的暢想,希望人類社會能夠實現“按需分配”,即生產力高度發展,物質財富也極大豐富,人類好像並不需要為了達到某個目標而付出巨大勞動,因為勞動已經由機器完成了。馬克思就把這個場景定義為共產主義。
觀察者網:現在很多人覺得ChatGPT對自己的工作造成了危機,您覺得需要有這種危機感嗎?
**張軍:**其實,我並不擔心。ChatGPT是一個大模型,它必須“有中生有”,“有”就跟我們所有人都有關係,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IP。將來需要解決的問題應該蠻有趣的,如果有了這種技術,怎樣確保每個人的原創IP不受技術侵犯。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它不見得會對知識、思想的產生造成毀滅性的影響,反而會讓知識和原創思想變得更加有價值。
觀察者網:數實融合是近年來的一大趨勢,從流水線上到整個工廠管理,我們看到有越來越多的數字化轉型成果落地,對中國製造業而言,數字化轉型接下來將面臨怎樣的機遇與挑戰?數字技術如何推動中國的實體制造高質量發展?
**張軍:**我認為這是一個大趨勢,因為最初數字經濟發展是從消費端開始的,比如從電商這類平台開始慢慢發展起來的,可能大多數國家都是這樣,首先在消費領域開始應用,出現大量APP等等。但最終要走到產業端,並不是一個水到渠成的結果,它是有門檻的,包括工業互聯網也是如此。
我們現在已經意識到,中國在工業互聯網方面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首先就是需要技術上的創新。其次,中國整個工業體系的層次豐富、體系龐大,有大型、中小型的工業企業,要對整個工業流程再造、走向數字化就相對會難一點。
我認為,不同國家之間在數字經濟方面最後的競爭平台可能主要不是消費互聯網,而是工業互聯網。工業互聯網才是真正決定哪個國家能在數字經濟發展上保持全球前沿地位的一步。
這兩者有很大的不同,消費互聯網的邏輯相對簡單,就是原來我們去店裏買東西,現在在網上買東西。而對於很多從事工業互聯網相關行業的專業人士來説,工業互聯網的邏輯完全不同。
因為工業互聯網需要顛覆整個工業和製造業的概念,是對原本行業的一個巨大沖擊,需要改變組織方式,把那些東西推倒重來,這就是流程再造。它會完全改變傳統意義上的工業組織結構,以及投入和產出之間的傳統函數關係。
流程再造並非易事,需要大規模的集體行動和投入。它的前提是我們要在工業互聯網層面有突破性的技術創新,現有的消費互聯網技術恐怕不太用得上。因此,當下產業界和實業界都在強調,數實融合不像消費互聯網那樣簡單,而是一個完整的創新。
觀察者網:統計顯示,全球範圍內來看,我們國家數字經濟的規模位居第二,僅次於美國。您認為中美在數字經濟發展中分別有什麼特點?中國發展數字經濟有什麼獨特的優勢,我們還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改進?
**張軍:**中國的消費互聯網發展得好,是因為有先天優勢——中國是一個超級消費市場,市場大、消費者規模大。但是,想從消費互聯網轉變到工業互聯網,沒有那麼容易;某種程度上也是因為存在路徑依賴,即習慣會給我們未來的選擇造成較大障礙。
美國的消費互聯網發展不起來也是因為路徑依賴:第一,美國的零售業發展很好,擁有大型連鎖商店模式;第二,美國銀行業發達,信用卡普及率高,形成了信用卡文化,移動支付難以發展。而中國則是跳過了信用卡環節,直接使用移動支付。
我覺得在工業互聯網方面,美國目前可能會比中國走得要快。首先,我國積累的相關知識受到消費互聯網影響較大,或者説這些知識更多的是與消費互聯網有關,這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轉型困難。其次,由於消費互聯網的不發達,當美國開始關注數字化時,注意力會先放在工業上。所以,中美兩國在數字經濟發展方面是各有千秋、各領風騷。
但也要看到,中國在工業互聯網的發展上也有自己的優勢。當我們認識到工業互聯網發展對於數字經濟轉型的重要性,以及美國工業互聯網發展較快的實際情況之後,國家會更加重視,會推出轉型戰略。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市場經濟,國家沒有能力推動轉型進程,但中國有這個制度能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中國在工業互聯網領域的發展速度會比較快,會有一個追趕的過程。

2022中國5G+工業互聯網大會現場圖。圖自視覺中國
在推進工業互聯網的過程中,國家能力總體上是比較積極正面的,對於政府來説,可以在需要的時候整合資源,減少短板和牽制,加快進程。但由於數字經濟的發展更多的是基於市場主體的創新,並不是簡單地政府通過資源分配就能夠實現的,所以也要防止政府過多的干預,從而使得市場主體的創新空間變小或者影響其創新動力。
在我國具備舉國體制優勢的情況下,我們要保持適度的干預,防止過度,這樣會使數字化轉型更快更順暢。
觀察者網:數字經濟比傳統經濟更加容易實現“贏者通吃”,具有天然的壟斷傾向。因此接着要解決的就是有效監管問題,這也是全世界監管體系面臨的共同挑戰。在完善數字平台監管方面,您有何建言?
**張軍:**我認為,首先我們得有一個基本共識:監管是必要的。但對於還處在轉型過程中的數字經濟來説,監管要謹慎,要對市場保持友善,監管的理念和做法也要能夠跟着市場一起發展。
其實,對數字經濟的監管是全世界共同面臨的挑戰。學界要加大對相關領域的理論研究,過去有很多經濟學家專注於產業組織和市場結構,這些都跟監管有很大關係。
上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威廉·鮑莫爾組織了一個研究團隊,其中有一個人來自美國的監管部門。之所以需要進行聯合研究,是因為當時美國面臨着一個問題——有很多受到監管的行業發展得非常不好。
比如,美國航空業受到的管制很繁雜,但無論是從現實還是從研究角度都會發現,由於政府的過多管制,這個行業已經失去了競爭力,服務質量差,資本得不到更新,各方面都不盡人意。這在客觀上需要經濟學家去反思,對這些行業的監管有無改進之處。
鮑莫爾的團隊研究發現,判斷是否出現壟斷,不能僅僅看市場份額。市場份額大,可能有兩個原因造成,一是壟斷,通過排斥競爭對手獲得特別大的份額,提問中説的“贏者通吃”基本屬於這個情況;二是技術原因導致,企業的規模經濟效應特別明顯,它需要有足夠大的份額才能維持正常的盈利水平,才能生存下來。
理論上來説,市場份額大又不會造成壟斷,需要一個條件,即競爭對手隨時可以進入市場。
鮑莫爾團隊通過研究航空領域獲得的發現,這也適用於其它本質上類似的行業。他們的研究實際上為傳統的監管理念打開了思路,監管不能“一刀切”。
鮑莫爾的研究創造了“可競爭市場”這一概念。“可競爭市場”可以看上去是壟斷結構,某一企業市場份額很大,但該市場的准入壁壘很低,其他競爭對手可以隨時進入。
通過這個例子是為了説明,在數字化時代,我們對於行業、市場的監管方式,不可能一成不變。過去對傳統行業的監管已經有了一套比較成熟的理論、政策,但數字經濟的邏輯和傳統經濟不同,從“贏者通吃”這一點就可以看出。
所以,在數字化轉型時期,監管第一要保持友善,第二要高度關注數字經濟中市場結構的變化,不斷進行研究,而不是直接套用針對傳統行業的監管理念來應對。
這對學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學者要走到前面去,對這些領域進行研究,澄清社會對相關行業的誤解,或在理論上解釋行業中出現的新現象,幫助政府改善監管,從而使監管變得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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