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後母親的對話：為什麼年輕人不願意生孩子 -魏南枝
這是一篇專為2023年三八婦女節制作的訪問，話題聚焦於被中國社會熱議的婚育問題。
無論是還在上大學的女生，還是已入職場正在戀愛論婚嫁的職場新鮮人，又或者是事業有成的單身精英，或者已有兒女或第三代的母親，中國幾代女性的婚育問題，既是個人和家庭選擇，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國家意志的影響。
從建國初的“人多力量大”，到80年代的“只生一個好”，再到21世紀以來的鼓勵二胎三胎，婚育政策隨着中國的劇變不斷調整，女性地位和自我意識也在隨之發生巨大變化。
今日，觀察者網編輯邀請了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的魏南枝教授一起來交流。同為70後及職場媽媽，魏南枝教授還有一個身份，就是與中華全國總工會女職工部合作推動托育服務進企業的實踐。通過交流，我們試圖通過女性視角去理解，年輕一代為什麼不願意生孩子這一當下社會的痛點，並探討當下的鼓勵生育政策為何低效的原因。
【訪談、整理/觀察者網 蘇堤】
年輕人為什麼不願意生孩子？
**觀察者網：**這些年人口老齡化以及負增長問題日益凸顯，整個社會很焦慮。促進生育的政策不斷出台，但效果並不明顯。兩會上各種相關提案花樣百出，“降低結婚年齡到18歲”，“建議對2024年以後出生的孩子免除學費、課本費，直至大學畢業。”最終直指一個問題，女性為什麼不願意生孩子，您怎麼看的？
**魏南枝：**我首先要聲明，我不是從事女性研究的學者，對中國人口婚姻等社會問題也只是膚淺的瞭解。
我個人不接受“女性不願意生孩子”這個簡單化標籤：第一，現在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內的很多年輕人對結婚的興趣都不高；第二，不僅僅是一些女性不願意生孩子，不少男性也不願意要孩子。
那麼我們就需要挖掘，出現這兩個問題的共同原因在哪裏？
我認為有成本、收入和生活方式三方面原因，第一是因為當前婚戀生育成本很高；第二，相當比重的年輕人的工作收入甚至全家的積蓄都難以支撐婚戀生育成本；第三，人們的生活方式變了，現在越來越多年輕人都不願意線下社交了，很多年輕人寧願跟手機“結婚”，與虛擬世界為伴，也不願意找個人結婚，因為手機可以自己自由控制，遠比有個現實世界的家庭讓自己更容易獲得快樂。
所以，如果把年輕人不願意生孩子的標籤只貼到女性頭上，我認為這是片面的。
我們得承認，在中國，宅男宅女已經成為年輕人中間較為普遍的現象。宅男宅女現象背後必然是不婚不育比重的上升，它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一些年輕人不願意結婚，甚至不願意談戀愛了。因為從戀愛到結婚，責任和壓力會隨之增大，那更不會選擇生孩子。
某種程度上，最好的“絕育藥”是經濟社會運行的過度資本主義化、高速膨脹的大城市化，以及就業方式的靈活化。所謂靈活就業的另一面是高度不確定性，不確定性導致很多年輕人不願意生孩子。
我是做美國社會問題研究的，今天美國的代際矛盾已經非常凸顯，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的代際矛盾也在趨於明顯。這些因素之下，年輕人的生存保障、就業保障，工作帶來的安全感、獲得的尊嚴和成就感，以及向上流動的機會等等，與我們70後相比，差距越來越多。這個代際差異是必須承認的。
所以我們不能把人口負增長、生育率低這些問題的責任推給年輕人，我更不願意讓我們的年輕女性揹負這麼一個巨大的包袱。
**觀察者網：**我同意您提到的向上流動的機會在減少，但是您提到的年輕人就業保障、生存保障，從工作中獲得的安全感、尊嚴和成就感，不如上一代，好像沒有説服我。我覺得每一代年輕人壓力都很大，客觀地講我們以及我們的父輩成長環境遠比當下年輕人惡劣，大多數人都是摸爬滾打從零開始的。
**魏南枝：**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苦痛，每代人有每代人的使命。但是我在跟90後和00後年輕人接觸過程中發現，他們對自己能否有和父輩一樣向上流動的機遇是不確定的。對這個現象，有一個比方：60後是跑着走的，因為這代人的個人發展機會最多，特別是大學生能夠快速實現向上社會攀登；70後是走着走的，我們是改革開放的同齡人，機會也還比較多；80後基本上是爬着走了，向上爬升的通道已經變窄了；到了90後了，基本上是擠着走了；到00後，很多人就躺着不走了，號稱“躺平”拒絕“內卷”等。這裏我指的是普通的大多數人，不包括各年齡段最優秀的那少部分人。
討論女性問題我們一定要看代際因素。解放初期的那一代女性是非常自豪的一代人，她們無論進工廠還是在農村，或多或少受到“婦女能頂半邊天”口號的感召。婦女解放是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在這一階段農村土地是按人進行分配的，城市女性和男性享有平等的就業權利和工資收入，因而家庭中所有成員的權利是平等的，中國婦女地位得到了大幅提升。
從生育問題的視角看，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託兒所數量劇增。那時候，生完孩子56天就都可以有單位、街道或生產大隊的託兒所幫忙照看孩子。因為當時處在一個熟人社會，無論農村還是城市，父母對托育服務人員的信任度很高。有了國家託底，大量女性可以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
上世紀80年代的託兒所（資料圖）
由於快速的城市化帶來的人口流動，實際上中國社會的托育需求在急劇增長，但是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在托育服務的社會化、市場化發展導向之下，面向0-3歲幼兒的托幼機構數量迅速滑坡。而且，越來越多年輕父母工作生活在陌生人社會，就算是把孩子交給托育機構，家長的信任度和上個世紀也是不一樣的。
隨着公共服務越來越市場化，普通女性通過勞動獲得的保障、通過工作獲得的成就感和通過家庭生活所能獲得的個人滿足感都在下降。
再有，這一代年輕人對生活品質的要求，比我們70後高了很多倍，因為他們生長在日益強大的中國，大部分年輕人衣食無缺，對精神生活的需求和物質條件的要求都在提升。獨生子女客觀上需要同時承擔的養老育小的責任的確沉重，他們的需求要求和麪對的現實壓力之間的鴻溝在拉大，一部分年輕人選擇消極面對生育問題是自然而然的選擇。
**觀察者網：**我理解。他們這一代人物質豐富，沒有前面幾代人那種艱苦奮鬥的體驗。
**魏南枝：**對，所以説，他們認為天經地義的東西，其實是經過幾代人的犧牲和拼搏奮鬥得來的。像咱們的父母輩，40後50後那一代人，什麼都沒有，真的叫做一窮二白、從頭開始，咱們的母親們為了生育孩子做出了很大的犧牲。她們沒有什麼個人享受，也很難追求多高的生活品質，能夠在幹好工作的同時把孩子帶大已經是很不錯了。
這一代年輕人不一樣了，他們一出生就認為很多東西是天經地義。但是，我們決不能因此指責年輕人，這些不是天經地義的背後，我們不能忽視一些年輕人難於有成就感、陷入“內卷”或“躺平”的殘酷現實。
**觀察者網：**您提到年輕人不生孩子背後是過度的資本主義。那您同不同意這背後也是女性平等意識的提升：女性不僅僅只想做個母親，還想在職場像男性一樣有所作為？
**魏南枝：**我自己也是職場打拼的人，我當然同意。
**觀察者網：**那就不完全是背後的資本邏輯在起作用？
**魏南枝：**我覺得最根本的邏輯是，資本天然的希望以最低的成本、最少的監管，獲得最高的利潤，必須得承認這是其本能。
女性懷孕了要做產檢，生完孩子要休產假，孩子小的時候，容易生病必須請假照顧孩子，這都是常態。但是對於企業老闆來説，他們從企業理性、資本本能出發，是不願意承擔這些成本的。生孩子不是為了企業生孩子，孩子成長後為社會創造的價值也不是企業來享受，他們認為這是社會的事。
所以，這就造成一個給女性的產假越長，生育福利越多，企業越不願意僱傭女性的現象。甚至在提拔晉升各方面，會給女性設置更大的障礙，這是國內外很多企業的常態，哪怕部分國企都是一樣的。
**觀察者網：**即便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也無法避免是吧？
**魏南枝：**是的。不管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都不可避免面臨這樣的問題。因為國資委每年對我們的國企進行考核，確保利潤總額增速高於全國GDP增速是其中一個重要指標，它不會考核這些企業擴招了多少女職工，提供了多少職工生育福利保障等。
我不是譴責這些企業，我的意思是，企業認為他們沒有義務承擔保障和鼓勵女職工生孩子的社會責任，實際上現有相關法律政策和考核標準等也不足以推動企業承擔這些社會責任。
但是，我們要思考這背後的問題。如果我們陷入發展主義的陷阱，單純用GDP衡量自己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那麼我們就忽視了人類社會的複雜性。所謂“治大國如烹小鮮”，政策制定與執行需要兼顧各領域各層次各方面，在動態調整中儘可能做到恰到好處，不能過頭，也不能缺位。即使單向度的用GDP衡量，GDP的發展需要有相當比例的健康的、有紀律的、有文化的勞動力，這沒錯吧？
勞動力人口的生產和大部分家庭教育等都是由我們女性來完成的。這部分其實是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的一個最重要的基礎性因素，但是這個成本應該由誰來承擔？
20世紀90年代開啓的市場化改革高歌猛進，特別是教育、醫療、住房等社會領域都被不同程度產業化了。當民生領域最重要的三大領域被產業化之後，社會問題就會隨之產生。如果説養老相關領域的產業化非常殘忍，我用更殘酷的一句話來解釋，它是在消化人口的存量；那麼教育產業化、住房產業化、醫療產業化，其中包括相關的托育功能的產業化，其實把我們的未來產業化了，就是把我們的人口的增量給產業化了。
我們進行反思，並不是輕飄飄地批判一下資本主義就完了，而是必須要明白，這些民生領域的過度產業化是導致社會問題積累的主要原因。社會是一個複雜的有機體，很多因素相互制衡、相互牽制，如果整個經濟社會政策只有一個衡量維度的時候，必然會導致其他地方出現問題，低生育率問題，就是後果之一。
這種對保障基本社會運行的民生領域行業的過度產業化，不是透支未來，而是扼殺未來。不僅僅體現在生不生孩子，而且體現在這種人的異化：是否有意願去結婚生子，是否有意願成為一個更具有社會性的人。就像我前面講的年輕人更願意與手機“結婚”，而不願意跟人結婚，這就是人的異化。
現代人早已成了手機的“奴隸”
**觀察者網：**一些專家總結説，生育率低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因為，你看那些經濟比我們發達的國家，生育率都逐漸降低了，所以，這不單純與我們的市場化改革相關？
**魏南枝：**的確，一個普遍現象是，經濟越發達生育率越低，農業經濟更願意生孩子，工業化之後人們不傾向生更多孩子。但是，發達國家和地區也存在生育率差異，高生育率國家的政府普遍都會提供慷慨的財政支持，包括現金減税和其他相關福利，例如高質量低成本易獲得的托育服務和醫療服務等。目前就中國的情況而言，根本問題還是減負，減輕居民的生活負擔，增加居民收入，才能提高人口生育率。
女性主體的消解？
**觀察者網：**一篇刊發在2022年第3期《中國青年研究》的論文介紹，基於對重慶市10位“該生”媽媽（一胎媽媽）的深度訪談，發現他們“認為生育之路更像一個人的旅程，充滿風險與孤獨”。她們在經歷了職場發展、孩子陪伴、親密關係、個人生活四方博弈之後，最終滿足了前三項，尤其是滿足母職和工作的需求，出現了女性“主體消解”現象，這成為對生二胎、三胎避避而遠之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作為母親您如何看？您覺得這個現象是我們這個時代才出現的，還是歷代女性都有？
**魏南枝：**對於這個問題，我的看法也許不具有代表性，因為我本人也沒太關注自己的主體性問題，基本就是圍着孩子和工作在轉。
但是我沒覺得痛苦。我的母親那代人也沒太考慮自己，她們都是等到孩子上大學了，才覺得能夠活出自己了。
什麼叫活出自己，我認為在工作中的很多社交，包括比如今天咱倆一塊聊天，我們基於自己的工作、生活和思考來表達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這就是活出自己。有更多的工作，就會有更多的社會參與和社會交往，這個過程就是在不斷豐富自己和發展自己的過程，這個過程本身就是活出了自己。因此，我不認為工作和活出自己是對立的。
至於説孩子陪伴，我有兩個孩子，我只有老大的時候，我體會還沒這麼深，有了老二，就得去平衡他們的關係，觀察兩個孩子的不同性格，用不同的方式去跟他們溝通，我覺得這是對母親人格的一種發展。
我個人的體會告訴我，做母親的過程本身並不是一個自我犧牲的過程，是一個發展和完善自己的過程。但是我們的一些文學作品，把做媽媽描述地太苦。如果母親帶着一種很苦的心態去帶孩子，灌輸給孩子一種母親承受的苦都是因為生養他們的思想，孩子就會覺得他們的出生是“一種負累”，這樣不容易培養孩子的愛與被愛的能力。
相反，“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孩子長大”的同時，是孩子奶呼呼的呼喚、暖洋洋的擁抱、甜蜜蜜的笑容，多麼快樂啊！如果母親把自己養育孩子得到的這種快樂表達給孩子，孩子的內心就會被陽光滋養。
所以我不認為做母親是在消解自己的人格，相反，只要母親帶着積極的眼光去對待自己的母職，本身就是在不斷豐富自己的人格。
**觀察者網：**您這個心態是不是跟個人性格有關。另外，《中國青年研究》的調查是採訪了10個一胎孩子的媽媽，我估計也不是刻意去挑的，那麼這10個人都不願意再生或者不敢再生，可能代際原因也是一個因素。
**魏南枝：**也許我是幸運兒，這些感受和個人經歷有很大關係。
從小我的母親就和我們説，她深感幸福，因為有我和我哥哥，所以我從來都沒覺得我來到這個世界上帶給我媽媽不快樂。我的母親當然也很辛苦地養育我們兄妹，她不僅非常認真地工作，也極為投入地照顧我們。例如，她不管多晚睡覺，早晨一定很早起牀給我們做熱乎乎的早飯，讓我們吃好喝好送我們出門。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媽媽給我樹立了這樣的榜樣，讓我覺得我也應該做這樣的媽媽。
當然，我覺得也可能跟我們的年齡段有關。我們這代人還大都享受了兄弟姐妹一起成長的經歷，也比較善於做家務，所以生育願望比較強。
**觀察者網：**這樣也説得通。可能70後這一代人小時候都也受過一些苦。
**魏南枝：**對，我們這個年齡段小時候啥家務事都幹過。而比我們年輕的人很多是獨生子女，他們中間不少人是被愛包圍長大的，其實變相限制了生活能力的培養。並且，人的需求或多或少和自己的成長曆程相關，也因此覺得自己的孩子應當享受更多的愛和呵護。客觀上，他們要同時承擔贍養多位老人的重任，職場壓力大、經濟穩定性差，處於高房價等壓迫之下，再去高品質養育孩子，的確深感“不可承受之重”。
**觀察者網：**關於低生育率的話題，我們看到很多人獻言獻計，提出各種手段促進生育的建言。在這個問題上，男性的聲音很大，我們通常很少，至少我，聽到問題的主體（廣大年輕女性，或者育齡女性）的聲音？您認為這是網絡輿論上女性聲音少，還是現實社會中，本就如此？
**魏南枝：**這個問題我認為要一分為二，一方面整個世界到現在為止不同程度上還是個男權社會，不僅僅是中國。這個現象到現在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必須承認這是個事實。
温鐵軍老師説過，只有男女手握勢均力敵的資本，才能夠實現所謂的平等。我很贊同温老師的觀點。如我前面所説，婦女解放運動是中國革命的一部分，曾經中國女性的自我革命受到的阻力較小，因為婦女在革命浪潮中的確獲得了土地或者工作，有翻身做主人的現實基礎。但是，改革開放以來，缺乏應有的社會保護機制的情況下，女性的生育天職客觀上阻礙了女性實際競爭能力的提升，男權思想是在復甦的。
另外，一些偏執的話語在網絡上更容易吸引眼球，包括這些男權思想的極端話語。但是，近年來社會輿論導向實際上在逐步好轉。回顧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無論是電視電影還是網絡話語，都可以看到隱喻的女性被工具化、貨幣化的現象，這種社會輿論的結果是不少女性的自我商品化。
此外，不能把男權社會一股腦歸咎於男性，實際上有相當部分的男性是同意男女平等的。我覺得維護這個男權社會的，還有一些從男權社會結構獲利的女性。她們是“男尊女卑”“重男輕女”等男權思想的捍衞者和執行者，甚至比男性更極端。
所以我認為婦女解放最需要解放的是婦女自己，女性之間需要更多的相互理解、支持與幫助，而不是從男女對立去尋找解決之道。
男權的復甦及女性權益保護
**觀察者網：**剛剛您提到上世紀90年代到2000年初，男權思想的明顯復甦，女性被貨幣化、工具化和自我意識的商品化，可以舉例來説嗎？
**魏南枝：**例子太多了。例如那句影響了很多人價值觀的“寧可坐在寶馬車上哭，也不願坐在自行車上笑”。又如不少相親的節目，或多或少引導女性“幹得好不如嫁得好”。還有一些電視節目，倡導“真愛至上”，小三比妻子更具有道義性，完全忽視了家庭責任，用“真愛”毀掉了多少孩子的童年，甚至形成不幸家庭的代際延續。
這背後反映的就是男權社會的復甦，但我認為最可怕的是女性的自我商品化，因為一部分中國女性有可能從自我解放的主體，淪落為男權社會的維護者。
**觀察者網：**您認為現在性別平等的輿論改善了，有什麼新的跡象？
**魏南枝：**開始提倡勞動光榮了。最近董明珠説了一句話，“勞動創造財富，不是資本創造財富”，我覺得很精彩。整個社會只有尊重勞動，千千萬萬的女性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與自由。
無論女性是走出家庭工作，還是從事養育孩子等家庭勞動，都應該被尊重。但是在相當一段時間裏，其實這一塊是被忽視的。中國女性對個人、家庭和社會發揮着多重作用，多重作用意味着多重責任。現實生活中，評價機制往往忽視了將多重責任結合起來，對女性在幾個戰場同時奉獻所創造的巨大經濟社會價值缺乏全面肯定與應有支持。
清華大學法學院的趙曉力老師寫過一篇文章，《中國家庭資本主義化的號角——評<婚姻法>“解釋三”》。他認為，這些法律條文家庭關係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係，就是把婚姻和家庭完全資本主義化了。我同意趙老師的觀點。如果從法律制度到輿論引導，都從以前強調婦女能頂半邊天，變成了基於物權思想的算計等，人和家庭被徹底物化是很可怕的。
在這種物化之下，我們看到中國女性內部存在的分化：一部分幸運兒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職業生涯前景光明；一部分變為男權社會的維護者從中獲利；大量女性在農村的土地權益得不到保障、在城市遭遇就業歧視等……
**觀察者網：**女性內部為什麼會出現分化分裂？而且就業歧視是普遍存在的吧，不是我們不生孩子了就沒有了。
**魏南枝：**與我國的人口比例呈現為“男多女少”的現象相反，近年來中國高校的女生的總佔比已經超過了半數，這其實是值得研究的，也是一個可喜的變化。未來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女性成為“特定物”，也就是具備自己獨特的競爭力，不會因為自己是女性而被輕易歧視。放眼當下，優秀女性在學界、文體、商界，以及律師等專業領域比較多。但是與一些國家相比，我們部級以上的女性政治家還是比較少的。這可能跟我們的幹部晉升機制，強調工作的延續性和嚴格的年齡限制有關。
未來可期，會有越來越多優秀的女性出現，而且她們的能力能夠突破性別障礙。但是，不能因為這些優秀女性的存在，去忽視更多普通女性所面臨的各種就業歧視等現實困難。
**觀察者網：**我們出台了《勞動法》、《反家庭暴力法》《女性權益保護法》，都在強調保護婦女權益……
**魏南枝：**我們的法律對女性的保護是不夠的，而且有些法律政策實際上發揮了反向歧視作用，而不是保護作用。例如，對女性的產假等與生育相關的福利政策越多，企業越不願意招聘和晉升女性，意味着育齡女性在職場上受到的歧視會越多。
我們應當看到公共服務過度市場化抑制生育願望，需要系統調整家庭、就業、工作時間和城市規劃政策，這些政策部門中的每一個部門都應參與創造有利於家庭生育的環境。
另外，我們也還沒有建立一個完善的尊重女性承擔母職和家庭勞動的法律體系。因為女性承擔的不僅僅是經濟部門創造價值的功能，還承擔了整個社會體系的人口生產功能。
我們應當修改婚姻、繼承、税收、社保等相關法律，對承擔家務勞動更多的女性進行合理的家務和生育補償，探索對多子女的母親提供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探索對多子女家庭提供全方位補貼和幫助，探索建立註冊保姆納入社保體系等。我們積極妥善處理好單親家庭問題和做好教育“託底”，避免“問題少年”比例攀升——這些工作都是迫在眉睫的，因為生養孩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絕不是一蹴而就的。
性別對立不是出路 中下層女性更需要國家扶持
**觀察者網：**您研究政治問題，我們來探討一下中西方對於女性平等權利爭取的方式。西方大致上是通過各種運動去爭取。在中國，這類運動也很時髦，時不時會發生。但是中國由於政治環境不同，我們主要通過公開的爭論、法律修訂，以及輿論引導來一步步改善女性權益。比如我注意到婦聯的提案，提出強調婚姻家庭的和諧穩定，宣傳尊老愛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儉持家等家庭觀，試圖去解決當下的低生育率，低結婚率問題。雖然這些話年輕人當耳旁風，但也避免從兩性衝突角度去解決問題，可能算是社會治理的一種中國特色，您怎麼判斷這種不同？
**魏南枝：**中華文化崇尚和諧，和而不同是中國長期以來的社會觀。我本人是很反對從兩性對立的角度去解決男女平等問題的。我前面講了，男女不平等問題的背後，不僅僅是部分男性在維護這種不平等，還有一些人是我們女性自己。男女不平等問題的根源在於女性是否平等地擁有生產生活資料，是否能夠從勞動中獲得尊重。所以我認為，如果從兩性對立這個角度去解決問題是誤入歧途。
如果我們有更多女性以及贊同男女平等的男性，通過一個合作的對話的方式，去推動相關法律政策的完善和婦女解放的深化，我覺得這應該是一個比較可取的方式。
我不反對社會運動的存在，因為有時候社會運動也可以反向刺激一些政策的調整，但是我不認為西方那套把男女對立起來，搞“我的身體我自己做主”，“Me too”等等的社會運動就能解決問題，它其實是在分裂社會。如我以前在另外的採訪中針對美國所説的，資本需要在各種話題上製造美國民眾意見的分裂，用身份政治議題來瓦解階級政治話語，這樣美國的普通民眾就不會基於共同的階級認同和階級利益形成合力，就不會對資本的主導地位、精英層的既得利益等構成威脅，更不會對美式民主政治現有的缺陷和機制失靈等進行系統性反思。
所以，我再次呼籲要重視女性羣體兩極分化的問題，一方面要讓那些難以發聲的女性獲得表達機會，而不是因為自己的不幸遭遇成為流量炒作的對象；另一方面，優秀女性羣體也謹記不要代入自己的想象和訴求去看待男女議題，認為自己代表所有女性。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有一代代有骨氣有志氣有底氣的青年人，青年人的出生培養離不開一代代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的母親。如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李零老師所説，女性占人口一半，婦女不翻身，等於沒解放。婦女解放之路，不僅依靠婦女自己，還需要全社會團結起來，因為這不僅僅是女性自己的事情，也是關乎民族命運的大事！
**觀察者網：**今天我們就到這裏，感謝魏老師的精彩分享。我們祝天下所有女性三八婦女節快樂！一生被疼愛，活出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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