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高管為何密集來上海？政府工作報告釋放的明確信號，讓他們堅定選擇中國

今年以來，上海迎回了許多經年未見的海外老友。麥肯錫公司全球總裁斯特恩費爾斯、開雲集團董事會主席皮諾、豐益國際集團首席執行官郭孔豐等跨國公司高管們接連來滬，為下一步在華戰略謀篇佈局。

過去五年，我國持續擴大對外開放，深化互利共贏的國際經貿合作，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均居世界前列。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這是再一次旗幟鮮明地向全世界宣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

代表委員們認為，我國應當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以更高水平開放更有力促改革促發展。相信全球市場的“掌舵者們”都會“用腳投票”，堅定選擇中國。

優化營商環境吸引更多外企

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全球經濟下行壓力增大背景下，去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2326.8億元人民幣，按可比口徑同比增長6.3%。在代表委員們看來，這既體現出中國經濟的韌性、活力、潛力，以及對外資的強大吸引力，也再次證明對外開放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引擎。

“外資外貿在當前經濟發展階段仍扮演着分量十足的角色。”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權衡認為，促進外資外貿發展，需要加快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和營商環境。全國政協委員、德勤中國主席蔣穎則指出，主動對照相關規則、規制、管理、標準搭建制度體系，是進一步推進高水平開放的根本性舉措，也是優化營商環境的基礎。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已經釋放出了明確信號。”全國政協委員、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合夥人呂紅兵説，“接下來要把信號轉化為實實在在的行動，吸引更多外資企業來華。”

3月10日，浦東康橋，開市客在中國大陸的第三家門店開啓試運營 李茂君 攝

我國已全面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並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生效實施，積極推動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等高標準經貿協議。蔣穎表示，值此窗口，更應該順勢而為，結合中國特色，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市場規則，“一個企業從進入市場到投入運營的全生命週期，都需要通過制度保障來不斷降低經營成本。政府要‘放到位、管到點’，想清楚到底什麼要管、什麼可以不管、用什麼方式去監管，從而達到監管與發展的平衡，讓經營主體能夠放開手腳，充分發揮作用。”

法治化、國際化的市場規則，不僅能推動內外資企業公平競爭發展、更好吸引外資；還能增強全球資源配置能力，讓外資更順暢地賦能國內企業。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田軒建議，通過股票市場互聯互通機制的持續優化、債券市場對外開放的穩步推進、跨境資產配置工具箱的不斷豐富，加快吸引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入市，“更多更優資本、人才和技術的流動，能幫助國內企業有效降低融資成本、提升風險抵禦能力和公司治理水平。”

積極主動參與國際規則制定

當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而經濟全球化卻正遭遇逆流。新形勢下，全面擴大開放應有新的題中之義，以更好爭取開放發展的戰略主動。

在代表委員們看來，隨着數字經濟等新型業態興起以及現代服務業的擴大開放，我國在諸多新興領域，需要主動對照國際相關規則、規制、管理、標準建立約束機制，以制度型開放向世界展示我們對外開放的意願。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銀保監局黨委書記、局長王俊壽提出，上海要主動承擔起為國家“試製度”的責任，探索建立長三角地區跨省立法協同機制，重點推進長三角營商環境的聯動認同。同時，可以依託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臨港新片區，探索制定國際金融中心税收支持政策。

“我們既要對照國際規則、國際標準，也要主動作為、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提升在國際競爭中的話語權。”蔣穎説。不少代表委員也提到，主動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才能增強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中的影響力、在全球資源配置中的強大推動力，實現更高水平對外開放。

中遠海運滿載國產汽車機械出海 李茂君 攝

全球範圍內，數字經濟、新能源等新興業態層出不窮，不少前沿領域尚無國際通行的成熟規則標準。若能在這些領域引領規則制定，即便“後發”亦能“先至”，繼而將下個週期的發展節奏掌握在自己手中。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經信委副主任張英認為，以數據產業為例，我國應積極參與數據流動、數據安全、認證評估、數字貨幣等國際規則和數字技術標準制定，以更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重塑和國際利益分配新格局。

如何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在蔣穎看來，關鍵在於積極融入國際大市場，“想當‘鏈主’‘羣主’，首先要主動走上國際舞台，多參與、多交流，讓別人瞭解你，然後才能發現你的優越性”。

因而，保障企業“走出去”成為一大要務。呂紅兵舉了一組數據：去年我國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9853.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5.2%，連續多年位居全球前列。但與此同時，有關國內企業“走出去”的法律制度卻不多，且不成體系，權威性不夠、針對性不強。他建議，儘快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投資法》，以此作為我國對外投資法律體系的基本法，形成符合我國改革開放實際、體例科學、內容完整、協調一致的對外投資法律體系，強化服務性與保障性，作出產業規範與引領。

支持自貿區開展更大程度壓力測試

開放戰略落地，無疑需要排頭兵與先行者。十年前，我國第一個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揭牌成立，擔負起撬動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支點職責。正是自貿區艱辛摸索出的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引領了全國外資管理制度的重大變革，最終推動外商投資法出台。

“十年夯基壘台，如今自貿區要進一步推進制度型開放。讓中國和發展中國家一起，在世界經濟秩序重構中發出訴求與呼聲，推動一些重要領域的談判，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院長周漢民建議，自貿區在數據流通、税收監管等方面要進一步探索，譬如可以針對數據確權交易、隱私權保護、數據跨境流動等重點領域，加快先行先試。

臨港新片區最新航拍圖 孟雨涵 攝

“臨港新片區正在推進國際金融資產交易平台等重大功能性平台加快落地，在跨境業務外幣收付、匯兑和資金流動等方面需要中央給予更大力度政策支持，支持新片區實行更大程度壓力測試。”全國人大代表、上海臨港經濟發展（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上海自貿區臨港新片區黨工委副書記袁國華提出，在跨境金融、離岸貿易等重點領域的開放上，臨港新片區在資金進出、外匯管理等方面對比國際公認競爭力較強的自貿區仍有一定差距，“希望國家層面明確牽頭部門，高位推動國際金融資產交易平台等重大功能性平台在臨港新片區儘快落地”。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長金鵬輝同樣建議加快探索離岸交易的金融服務。“可以按照先易後難、由點到面的原則，首先從總部經濟入手，在浦東探索建立離岸資金管理模式，實現外來外去資金進出自由便利，逐步形成與香港配合、與新加坡競爭的離岸業務發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