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舸：中國共產黨做對了什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強舸】
中國共產黨的一大特色是“政治確定性”
每年春季都是中國的“兩會季”，五千多位代表、委員齊聚北京共商國是。這也體現了我們國家的一大優勢——即“政治確定性”，這種確定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從我國的政黨制度和國家制度來説，中國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政權，這在很大程度上能夠避免“兩黨執政”、“多黨執政”中政黨更替帶來的一系列政策變動，甚至是大規模的、顛覆性的變化問題。
美國是“兩黨制”國家，這幾年民主黨與共和黨交替執政。每當共和黨執政就會推行“減税”政策，民主黨執政就會推行“增税”政策。共和黨執政會削減一定的社會福利，特朗普上任之後就曾強調要削減社會福利，民主黨執政又會增加社會福利，這些政策不能簡單地論對錯，但政策的頻繁變化會無形中提升社會成本。
相反，我們國家能夠有效地保證社會政策的長期穩定，特別是針對涉及民生問題的規劃，政府能夠長期執行下去，因此我們不太可能出現那種政黨間因為理念不同而朝令夕改的問題，那樣會造成巨大的社會資源浪費。
其次，我國的“政治確定性”還體現在中國共產黨自身有較強的連貫性。“一黨長期執政”不必然能夠保證“政治確定性”，不少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是例證。社會政策不能連貫地執行背後存在很多原因，比如推行改革會引起一系列利益格局的變動，這需要政黨自身具備強大的定力；還有一些政策和規劃可能會超出實際情況，比如GDP的增長不完全符合預期，因為在實際工作中我們會遇到各種干擾性因素，所以很多政黨可能定下了宏偉的目標，構思了美好藍圖，但是到實踐層面會發現很難推行，它們就會選擇放棄。
新當選的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進行憲法宣誓
我們國家的政策在實際推進過程中肯定也遇到過類似的困難，客觀和主觀層面的困難都有，但是“政治確定性”體現在中國共產黨遇到困難時，有恆心、有毅力逐步解決困難，能夠帶領中國人民把我們定下的事情持續向前推進。
新中國剛成立時我們國家定下“現代化”的目標，周恩來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中明確提出了“四個現代化”，改革開放中這個目標被再次強化，在實際工作中我們遇到了很多困難，但是堅持把它一步一步推進下去了。
20世紀80年代，黨的報告和政府工作報告中描述中國的未來生活，描述2000年我們應該實現哪些目標，回頭看我們定下的目標都實現了，説明我們的預期是有“確定性”的。
另一方面，我認為中國的“政治確定性”還體現在“確定性”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鋭意進取、勇於創新、持續改革的“確定性”。溯源歷史我們會發現很多封建王朝都有“政治確定性”，但這對於國家治理和人民羣眾來説並不是好事。
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確定性”在於黨最核心的目標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我們的初心使命是確定的，但是黨會依據時代變化不斷調整具體的政策和執政方向。改革和調整存在風險，尤其是基於一個已經比較完善的政策方略和較強的“路徑依賴”，比如我們當前由主要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到自主創新的轉變，這種戰略調整就存在一定風險，一般的執政者未必敢去推行這些政策，而中國共產黨敢作敢為。
客觀來説，我們國家推行改革的進程中也會遇到障礙，而中國共產黨的“確定性”體現在我們能夠始終根據時代變化來推動改革，始終有一顆年輕的、朝氣蓬勃的心，我們的“確定”體現在“初心”，而不是具體政策方向的確定層面，因為任何政策和方向都可能在不同的階段產生不同的作用，都有可能不符合確定的目標。
第四個方面，“確定性”還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我們國家擁有一套優越的制度，能夠始終把人民羣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對國家治理的要求體現出來。“政治”是眾人之事，國家治理是全民廣泛參與的事情。如果國家的機制不能將民眾的意志和訴求體現出來，那麼政策和政治的穩定反而可能導致治理的不穩定。
中國共產黨從建立之初就強調“以人民為中心”，強調“走羣眾路線”，新時代我們在這方面做了更多大力地推動，二十大報告中也提到了“全過程人民民主”再次煥發新生等問題。可以説我們國家的“政治確定性”是黨領導羣眾共同構建的，這讓我們能夠更長期地維持一種確定性，而不是通過其他方式來維繫“確定性”。
但西方國家往往會從這個角度攻擊中國的“確定性”，首先我們要認識到，中國的理念、道路和政策難免會遭到“非議”，我們應該泰然處之，因為我們無法做到讓所有人滿意。
其次我認為做出回應時，我們應該從實際成效來談這個問題。如果單純從理論層面講“一黨執政”好還是“兩黨、多黨執政”好，在世界範圍內不會有定論。
西方國家中“兩黨執政”的情況比較多，執政層面問題很多，但是世界範圍內也有一些“一黨執政”國家，現狀可能更糟糕，我們看到了這些問題，所以才強調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執政”制度是最適合中國國情的。
我們要基於事實來看制度發揮的作用，無論是新中國70年的發展、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還是過去10年的發展，我們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包括反腐敗鬥爭、脱貧攻堅、鄉村振興都可以充分地體現這一點。
“中國式現代化”及理論創新
追求理論創新是中國共產黨的傳統，從“毛澤東思想”開始我們就能看到這種特徵。
馬克思主義是揭示了事物運作規律的真理，十八大後我們始終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因為我們的社會仍然處在馬克思所指出的時代，他的判斷和理論對我們理解今天的世界依然具有強大的指導性。我們的理論創新，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的創新，不是拋開馬克思主義另搞一套的創新。
不過，馬克思經典文獻的分析對象主要是歐洲，他首要關心的是歐洲革命，是第一國際的創始人，所以他的很多分析都是基於歐洲的現實，很多論斷都是為了推進歐洲革命。20世紀20年代馬克思主義傳到中國的時候，中國還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馬克思指導革命是建立在分析工人階級的基礎上，當時中國的工人階級無論在數量還是力量都不算主要階級。
因此，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一開始就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早的成果。今天的現實世界又變得不同，我們想要用理論指導實踐，就必須做出理論創新，必須深入地解讀當下所處的時代和當下中國所處的環境，在這個基礎上才能提出相應的行動指南。
二十大報告的第二章提出“開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新境界”，這個內容在十九大中沒有出現，而二十大特意提出的原因在於，經過過去10年的探索，這個理論已經成熟、成型了，所以我們通過黨代會將它系統地表述出來。
從新時代的任務出發，中國共產黨需要進一步的理論創新。過去40年，我們國家的目標是消除貧困奔小康，當時的一系列理論都是圍繞着“怎麼建成小康社會”展開的。2020年我國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現在我們完成了既定目標，有了新的命題，就需要新的理論做支撐。
新的理論既在於如何我們走好“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後一段路，踢好“臨門一腳”，也在於我們如何挑戰新的一步，比如如何達到共同富裕，不能讓任何一個人掉隊。現階段我們國家不可能做到高度的“共同富裕”，但是我們的確消除了絕對貧困，這是巨大的成就。
江蘇省連雲港市一家扶貧工廠的工人正在生產線上忙碌（圖源：IC PHOTO）
在2012年，中國還存在近一億人的貧困人口，他們的貧困問題怎麼解決？我們僅僅靠傳統的經濟發展理論，不足以解決最貧困的那批人的問題。所以新時代我們開展了理論創新，做出了一系列具體的論述，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是成功的。
從改革開放初期到2016年左右，中國所處的外部環境整體比較平穩，2016年之後“反全球化”浪潮興起，國內外重大碰撞頻發，中國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這些變化意味着我們也需要順應時代調整發展模式。因此，我們主動地推動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創新，提出了新的發展格局，這也成為我們實際的工作指南。
比如説生態文明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都是現階段我們國家發展重視的內容。然而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我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剛剛步入工業化的初期，生態環保問題受關注度不高。十九世紀，倫敦得到了“霧都”稱號，這一方面有自然地理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當時工業革命推動倫敦高速工業化，自然會有大量污染氣體產生，儘管倫敦人“苦霧霾久矣”，但一部分倫敦人認為煙囱和霧霾就是文明的象徵。
我們今天再用舊理論來支持發展，只顧着把工業產值拉上去，無視粗糙的工業發展對環境的危害，肯定不符合當下羣眾的心理和訴求，所以我們也要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我們還強調“共同發展”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從根本上來説，為什麼中國共產黨重視理論創新，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有不斷理論創新的動力。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則是“指導實踐”，前提是我們要先分析具體的實際。實際情況不斷髮生變化，即我們自身所處的歷史階段、任務、目標、內外部環境都在發生重大變化，所以説偉大的時代需要偉大的理論，我們迫切需要進行理論創新。
在二十大報告中，對“中國式現代化”以一個半個章節的篇幅予以論述，實際上“中國式現代化”這個詞早在2020年十九屆五中全會中就提了出來，在新形勢下被逐步推向一個新的戰略高度。
我們為什麼將“中國式現代化”放在一個較高的位置，給予它豐富的論述？我認為根本的原因是時代變化中“中國夢”的內涵變得更加豐富了。
“兩個百年”奮鬥目標中，第一個百年目標已經實現，1949年到朝鮮戰爭結束這段時期，我們國家完成了“站起來”的目標。持續推進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為“富起來”而奮鬥。我們現在還不能説中國已經完全“富起來”，但是按照原有的道路基本上能夠實現富起來這個目標。下一個階段，我們國家要“強起來”，要構建一個既能引領世界潮流的大國形象，讓中華民族再次提出迴歸到歷史的偉大地位，同樣也要全面滿足人民羣眾方方面面的需求。這些就需要中國共產黨基於新的歷史使命給予我們系統的回答，這個系統的回答就是“中國式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有幾個特點需要特別把握。第一個最大的特點是“黨的領導”，現在的很多解讀忽視了這一點，其實報告裏寫得很清楚。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共性也有特性，只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同於其他國家現代化的特徵，這也是我們能夠獲得比其他國家更大的成就的主要原因。
同樣是人口大國，印度的現代化為什麼落後中國那麼多，就是因為印度缺乏像中國共產黨一樣的領導集體，缺乏一個強大的中央政權將政策一以貫之，相應的，中國共產黨鋭意進取的品質能夠保證我們在不同的時代條件下不斷變化。
第二，二十大報告用較長的篇幅來論述“中國式現代化”，是為了把握好方方面面的特徵。現代化早期，我們追求的是單一的經濟數據增長，比如工業產能和農業產量的增長情況，更注重物質層面的進步；新時代的現代化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涵，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它概括成“第五個現代化”。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雛形中的重要內容，這個概念不僅強調物質基礎的現代化，更關注精神文明的現代化，不僅強調社會整體的現代化，也重視社會風氣、個人面貌和自然環境的現代化。第二個百年進程中，中國社會需要“中國式現代化”這樣一個系統指南，二十大報告因此對它展開了全面的、詳盡的論述。
從這個角度來講，儘管很多學者會提及中國式現代化和西方現代化的不同，這是我們需要關注的，但在我看來，我們國家在發展過程中不一定要對標西方，中央多次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和西方民主是不同的。我認為中國走的是不同於西方現代化的一條獨特道路，給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新的參考。
在現代化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過分強調差別，客觀來説我們也要承認西方當前的現代化的程度還高於我們。為什麼會這樣？西方現代化的優勢在於它們較早開始了原始積累，通過殖民戰爭和血腥的掠奪攫取了“第一桶金”。“中國式現代化”和西方現代化最大的不同在於，我們在一個沒有血腥和殖民主義原始積累的基礎上實現了現代化，中國發展靠的是自力更生，這種發展模式對世界上其他還未實現現代化的國傢俱有更大的參考意義。
另外，我們用21世紀的中國和19世紀的美國比較，那肯定也有很多不同，這種比較結果的説服力並不強，所以我們並不強調和西方的系統性比較。
“全過程人民民主”與西方式民主的本質區別
兩會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具體踐行，這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優越性。
首先，我們要承認民主是人類追求的共同價值。在此基礎上，我認為相較於西方式民主，我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有四個方面的特色和優勢。
“全過程人民民主”和西方式民主的第一個區別是，在時效上，我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以“全過程”取代西方民主的“選舉授權”。西方民主是代議制民主，其核心是選舉授權。這種民主形式相對於封建專制而言肯定有進步意義，但仍然存在嚴重的問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代議制政體中，人民只有投票的權利，而沒有廣泛參與的權利。人民只在投票期間被“喚醒”，選舉結束後就進入“休眠期”。這樣的民主是形式主義的，存在以下幾種弊端。
其一，除了選舉之外，民眾幾乎沒有影響政治的渠道。由此，國家政權容易被利益集團干涉，民主政治可能變異成“分贓政治”。
其二，民眾監督無門。我們看到，日本的監督部門動不動就鞠躬道歉。剛開始我們還覺得這樣挺好；但現在中國人普遍見過了世面，就開始嘲笑日本——該負責的不負責，該處分的不處分，只鞠躬算怎麼回事？
其三，代議制民主常常無法實現民眾的訴求，導致民眾的不滿持續累積，最終“激勵”民眾跳出代議制政體、走向“街頭政治”。近年來，西方的“街頭政治”愈演愈烈，這説明很多西方民眾並不認可西方的民主制度。
近年來，西方的“街頭政治”愈演愈烈（圖源：BBC）
“全過程人民民主”當然不否定人民的投票權，但還關注投票以外的其他權利。一個制度是否民主，不僅要看人民有沒有民主選舉的基本權利，也要看人民有沒有持續參與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
在我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中，人民的參與不是一時的，而是貫穿始終的。在立法環節，人民可以積極建言獻策：“五四憲法”經歷了廣泛的全民討論；近年來全國人大常委會也在各地設立基層立法聯繫點。
在決策環節，我們倡導“開門問政”。大到二十大報告這樣的國家發展戰略，小到設立公交站這樣的基層治理問題，都會通過互聯網等渠道向普通羣眾廣泛徵求意見。
在執行環節，我國人民擁有監督的權利，更重要的是，在中國，人民的監督的確是有用的。例如，中國羣眾認為政府工作人員工作有問題時，常常會説“我要投訴你！”大家能把這句話當“口頭禪”講，説明投訴在中國確實是有用的，但在其他國家則不然。
“全過程人民民主”和西方式民主的第二個區別是，在原則上，全過程人民民主強調以人民中心，而不是資本至上。客觀來説，現代民主本身就誕生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環境中，所以，“如何對待資本”是民主必須面對的重大命題。
從經濟角度來説，我們不能簡單地把資本定性為負面，資本是可以發揮正面作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各種形態的資本的參與。但是，資本如果不受任何規範和限制，就可能造成很多問題，比如使民主選舉淪為“金錢遊戲”。我們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強調處理好資本與人民的關係，真正做到“以人民為中心”。
全過程人民民主和西方式民主的第三個區別是，在形式上，全過程人民民主以“協商民主”完善“票決民主”。投票表決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少數服從多數”是民主政治的主要規則，這也是我們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
但是，單純的票決民主會造成很多問題，比如難以保障少數羣體的利益、難以通過“二選一”應對複雜治理、票決成本較高導致無法事事票決，等等。
我們之所以強調協商民主、強調廣泛的參與，就是為了彌補票決民主的不足，保護少數利益、優化決策機制、提高民主效率。
“全過程人民民主”和西方式民主的第四個區別是，“全過程人民民主”以黨的全面領導為根本保證。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國民主從源頭上就與黨的領導密不可分。孫中山先生一度追求民主，試圖以此扭轉國民黨軟弱渙散的傾向，但沒有成功；蔣介石更不必提，完全走向了專制。在那個年代，唯有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把民主集中制確立為自己的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中國的民主發軔於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民主實踐，然後擴散至共產黨領導的工會和軍隊等各個領域。
從現實的角度來看，民主始終面臨異化的危機。所以，我們要強調，黨除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和最廣大人民羣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要始終確保黨不變色、不變味，從而更好地彌合分歧、團結羣眾。
中國民主發軔於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民主實踐，圖為1948年提出的解放軍內部“三大民主”
為什麼我們黨現在如此強調“全過程人民民主”概念，以至讓其在二十大報告中獨佔一章？我認為有這麼幾個原因。
首先，我國的民主實踐經過長期發展，取得了比較突出的成績。總書記在2019年12月首次提出了“全過程民主”，在2021年7月1日正式提出了“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要求。在此之前，我們黨已經在百年曆史中推行了長期的民主實踐，“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很多理念和要素就是從之前的民主實踐中提煉出來的。
第二，我國的民主實踐還有待進一步發展和提高。在完成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朝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推進的新時代，我們的民主制度、民主運作和民主實踐也必須達到與國家發展相匹配的更高水準。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人民的利益訴求是高度統一的：抗日戰爭時期，大家都渴望把日本侵略者幹掉；1949年之前，中國人民的基本共識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又共同追求民生的改善、物質水平的現代化。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便民主運作制度不那麼完善，也能滿足當時的時代需要。
但是今天不一樣。隨着中國邁入新時代，新的矛盾也隨之產生。現在人民羣眾的共識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但在實現偉大復興的具體方法上有所分歧。不同的社會階層和社會羣體也有了不同的利益訴求：如果我是搞傳統能源的，我當然希望國家繼續支持傳統能源；如果我投資了新能源，那我就希望國家扶持新能源。如果我是北京人，被霧霾影響了生活，我會希望加強環境治理，最好把鋼鐵廠都關了；而如果我是河北人，在鋼鐵廠上班，雖然也會吸入霧霾，但相較之下我會覺得保住工作更重要，希望國家以更柔和的方式推進治理。
民主就是匯聚眾人之意。當眾人的利益訴求一致時，這個目標很容易實現；但當不同的社會階層和利益羣體產生後，要實現這個目標就很難了。我們黨需要尋找一種更高水準的民主運作方式，從而既體現不同羣體的不同利益訴求，又能將這些訴求整合起來、形成整體性的意識。
更進一步講，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旨在解決現實問題，也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和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更高要求。現代化不僅是經濟的現代化，更是政治的現代化。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水準取決於人民參與的程度——人民不僅要有投票權，更要高效、有序、系統性、全方位地參與國家治理。所以，在新時代，我們需要以全過程人民民主來全方位提升治理水平，真正把“黨的全面領導”、“以人民為中心”等理念落到實處。
除了反腐敗，作風建設的成就更值得關注
這十年間，我們進行了全面從嚴治黨。二十大報告提出，我們找到了跳出歷史週期律的第二個答案，那就是自我革命。
具體而言，根據十九屆六中全會和二十大的總結，這十年的全面從嚴治黨主要取得了三個方面的成就：其一，反腐敗；其二，抓作風；其三，做到理想信念堅定、組織體系嚴密、紀律規矩嚴明。
反腐敗確實是一大亮點，國內外都很關注，國外關注的力度甚至可能比國內還大。我們以一往無前的決心、信心和勇氣推動反腐鬥爭，這無論從縱向或橫向對比來看都是非常可貴的；更加難得的是，我們的反腐行動確實收到了實實在在的成效。
除了反腐，作風建設也是值得重視的。作風不正的負面影響比腐敗大得多，抓作風的難度也比反腐敗大得多。
腐敗是少數人的事。所謂“權力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有權力是腐敗的條件，而大多數人不掌握這樣的權力。比如，一個單位幾十號人、上百號人中，只有兩三個人有權給批文，那麼，其他人想腐敗也未必有機會。
但是作風問題不一樣。只有少數人掌握足以導致腐敗的權力，但每一個普通的黨員幹部或行使公權力的工作人員都有可能產生作風問題，比如違規吃喝，比如在落實中央決策部署時形式主義發作，比如接待羣眾辦事時推諉、扯皮、甩臉色……
對於羣眾和社會來説，作風問題的實際影響比腐敗問題大得多。習近平總書記就曾經講過：“相對於‘遠在天邊’的‘老虎’，羣眾對‘近在眼前’嗡嗡亂飛的‘蠅貪’感受更真切。‘微腐敗’也可能成為“大禍害”，它損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羣眾獲得感，揮霍的是基層羣眾對黨的信任。”
“大老虎”們的腐敗行為固然會間接損害人民利益，但一般不會直接影響到普通羣眾的生活（當然間接影響是很大的）；而作風問題既可能存在於“大老虎”身上，也可能存在於羣眾身邊的基層工作人員身上，會直接激化黨羣和幹羣矛盾。我們平時看新聞，能明顯地感覺到，很多時候羣眾看中紀委“打老虎”的新聞就像看熱鬧一樣，不會特別激動；引起網絡熱議的反而往往是社區、學校等基層機構的問題，這些才是羣眾的切膚之痛。
抓作風的難度也比反腐大得多。處理腐敗官員是有嚴格法律依據的，一旦抓到證據，腐敗官員自己也不得不低頭，然後去監獄裏慢慢進行思想改造；退一步講，哪怕無法改造他們的思想，被查辦後他至少不可能再作惡。作風問題則不然。對有“四風問題”的黨員，要做到的是從紀律上懲戒，從思想上改造。這就要難不少。
不過，雖然抓作風非常困難，我們黨近年來還是取得了巨大成就，這主要是因為黨中央率先垂範、身先士卒。我們黨在抓作風問題時，第一步制定“中央八項規定”，嚴格規範中央政治局委員。在黨中央作出典範的基礎上，進一步要求全黨貫徹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
這十年來，我們黨通過抓作風遏制了違規吃喝的不良風氣，“能喝酒”再也不是公務員的“必備技能”。2015年公車改革以來，公車私用現象幾近絕跡。過去習慣於“一杯茶一支煙一張報紙看半天”的一些基層幹部也改掉了壞習慣，深入羣眾，特別是在脱貧攻堅中普遍做到“5+2，白加黑”。
這是一個很大的成就——反腐敗影響到的主要是少數掌握較大權力的領導幹部，而抓作風提升了每一個普通幹部的工作狀態。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抓作風明顯改善了許多過去所謂的“老油條”幹部的精神面貌。這樣的改變是非常了不起的。
近年來黨建方面的另一個重要成就是加強組織體系建設。大部分黨員對黨的組織建設都很熟悉，但未必瞭解組織建設的重要意義，不明白組織建設對國家治理有怎樣的影響。為了解釋這個問題，這裏我們可以談一個具體的例子，那就是醫院的黨建。
二十大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裏有一句話：“加強公立醫院黨的建設”。最新一版的黨章在第三十條中專門加上了“醫院”二字。
2020年新冠疫情剛剛爆發時，我國醫療系統展現了強大的戰鬥力。圖為援鄂醫護及其家屬於2021年重訪雷神山醫院（圖源：IC PHOTO）
當時很多人不理解，醫院黨建這事很重要嗎？值得放到二十大這麼重要的場合專門研究嗎？值得為此修改黨章嗎？有好幾個朋友專門問過我這個問題。
當然重要，當然應該在黨章修改中寫入。雖然二十大黨章就此只改了兩個字，但這背後體現着幾千萬人的努力，是新時代的一項重要成就。
具體來説，十八大以來，中央就高度重視醫院黨建工作。2018年6月，在前期探索成績基礎上，中央出台了《關於加強公立醫院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意見》明確公立醫院實行黨委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並對公立醫院的決策機制、治理機制、監督保障機制、隊伍建設、黨的建設等提出了具體的規範和要求。
2020年初，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其他國家的醫療系統幾乎都崩潰了，只有中國的醫院系統和醫療隊伍爆發出了強大的戰鬥力。試想一下，假如沒有十八大以來對基層組織建設的重視，沒有2018年6月出台的《關於加強公立醫院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沒有這些年在醫院黨的建設、隊伍建設方面取得的成效，我們的醫院系統醫療隊伍還能爆發出那麼強大的戰鬥力嗎？
從醫院黨建這個例子就可以看出，組織建設是一項根本性的成就，會對國家發展產生顯著影響。因此，二十大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提出把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全面寫入黨章。
歸根結底，反腐敗做的再好，也只是不讓壞事發生，作風建設和組織建設才能從根本上打造一個更加強有力的中國共產黨，繼而真正以黨的領導帶動中國各項事業的發展、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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