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中民：炒作中美在中東對抗，正中了西方下懷
中東地區的政治與安全局勢在3月10日出現重要變化。當日，中國、沙特阿拉伯、伊朗在北京發表三方聯合聲明，宣佈沙特和伊朗達成一份協議，同意恢復雙方外交關係，引發世界關注。
對此，上外中東研究所教授、中國中東學會副會長劉中民認為：“沙特和伊朗都有謀求發展的內生動力，雙方已經具有緩和關係的訴求和基礎。在中國的積極斡旋下，沙伊雙方最終達成復交，是中國全球安全倡議的一次成功實踐。”
以下為觀察者網專訪內容：
【採訪/劉惠 整理/楊珈媛】
觀察者網：3月10日，沙特伊朗在北京宣佈復交，引發全球媒體關注。2016年初，沙伊兩國因沙特籍什葉派教士事件斷交。7年來，多個國家努力調解，但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如何分析促成沙伊復交的背景？中國在其中發揮了哪些作用？
劉中民：總體上，近兩年來，內求發展、外求緩和是中東地區國際關係的發展潮流。具體來説，有以下幾方面因素：
第一，上述趨勢主要體現在土耳其與地區國家、沙特與地區國家、以色列與地區國家的關係都在緩和。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來自該地區國家在“阿拉伯之春”發生十多年以來，都想爭奪地區主導權，但是誰也無法主導中東，反而使得自身國內問題越來越突出，因此關係緩和就成為一種潮流和訴求。
在此背景下，自2021年以來，沙特與伊朗已經在伊拉克和阿曼的斡旋下舉行了多輪會談；伊拉克前總理穆斯塔法·卡迪米曾積極斡旋沙伊關係，但去年伊拉克新政府上任後，此事有所擱置。總之，沙伊雙方已經有了緩和關係的訴求和基礎，這也是近兩年雙方關係出現變化的主要原因。
第二，“阿拉伯之春”以來，沙特與伊朗在中東地區的持續對抗，使得雙方都投入了比較大的戰略成本和資源，特別是2016年斷交以來，矛盾對抗更加突出，在一些地區熱點問題上，比如敍利亞、黎巴嫩、伊拉克、也門均出現了雙方代理人競爭或戰爭的情況，實際上雙方已陷入僵持，都出現戰略透支的窘境。
第三，為了響應國內的發展訴求，2015年沙特薩勒曼國王當政以來，特別是王儲穆罕默德·薩勒曼在沙特積極推行改革，2016年提出沙特“2030願景”，包括持續推動國內改革和反腐、伊斯蘭教的温和化、從傳統單一的石油經濟向多元化經濟轉型等這樣一個宏大的改革發展計劃。
目前，沙特還計劃在西部建設大規模的“紅海新城”，國內有一股強烈的發展訴求。沙特改革的背後，是“阿拉伯之春”的啓示，也就是説政權安全來自於執政業績、民生改善和社會進步。
中沙伊三國發表聯合聲明 沙特和伊朗宣佈恢復兩國外交關係。（視覺中國）
從伊朗方面來看，情況更加嚴峻一些。我們在之前的採訪中談過伊核協議的困難，今年其國內又發生多起民眾抗議，俄烏衝突後由於伊俄的合作，美國又加大了對伊朗的制裁，因此伊朗國內面臨更多的挑戰。可見，雙方都有來自內部的謀求發展的內生動力，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深層次原因。
在沙特與伊朗復交的過程中，中國確實發揮了比較突出的作用。綜合來看，雙方近兩年不斷在伊拉克、阿曼的推動下進行對話、保持溝通，這為彼此關係緩和創造了條件；但最後協議在中國達成，很大程度上還是因為地區小國很難做為一個強有力的調節者。沙伊雙方對中國的信任，中國與雙方的友好關係、中國的大國影響力和國際信譽、中國的全球安全倡議都為中國斡旋沙伊關係奠定了基礎。
伊斯蘭合作組織外長理事會主席、巴基斯坦外長扎爾達里對沙伊兩國復交難掩喜悦和激動之情。（觀察者網）
觀察者網：沙伊兩國復交會對伊斯蘭世界內部的關係產生什麼影響？
劉中民：我認為最核心的影響是緩和中東地區、特別是海灣地區的地緣政治矛盾。長期以來，中東地區的大國不斷爭奪該地區主導權。過去沙特和伊朗都是美國的盟友，但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後，伊朗就變成了美國的敵人；伊朗不斷輸出革命，矛頭直指沙特，雙方的矛盾激化和地緣政治對抗已經激烈地進行了40多年。因此，兩國復交對海灣地區、乃至整個中東的安全、地緣政治緩和會起到較大的作用。
第二個影響在民族層面，沙特所屬的阿拉伯民族與伊朗波斯民族之間的歷史恩怨非常久遠，可以追溯到伊斯蘭教產生的時期，阿拉伯民族創造了伊斯蘭教，征服了波斯帝國，這種民族恩怨長達千年。到了當代以後，伊朗輸出革命，海灣阿拉伯國家抵制革命；還有上世紀80年代兩伊戰爭，沙特支持伊拉克攻打伊朗，再加上兩國斷交後積累的民族矛盾，可謂積怨甚深。因此，復交對雙方民族矛盾的和解會起到促進作用。
第三個影響在宗教層面，沙特與伊朗背後是遜尼派與什葉派的矛盾。雙方矛盾的本質固然是政治的矛盾，但只要政治矛盾突出，教派矛盾也會顯現，特別是這些年敍利亞、也門、伊拉克、黎巴嫩都有其各自支持的遜尼派與什葉派力量的對抗，由此出現了教派力量的陣營化。而兩大陣營的中心就是伊朗和沙特，所以復交對緩和教派矛盾會起到一定作用。
但是，就宗教角度而言，復交對伊斯蘭世界的影響還有待觀察，這取決於雙方下一步關係進展是否順利。沙伊雙方在伊斯蘭世界也存在競爭和對抗，比如在阿富汗的爭奪，對巴基斯坦以及南亞的影響，對中亞、非洲的影響，甚至在伊斯蘭合作組織內，沙特和伊朗也是地區大國爭奪組織領導權的主要角色之一。如果雙方復交、關係緩和沒有遇到太多反覆和挫折，那麼對於緩和教派矛盾、伊斯蘭世界的內部矛盾會起到積極的作用。
第四個影響，從熱點問題來看，沙伊復交會給一些熱點問題降温，會實現中東地區乃至伊斯蘭世界的力量重組和整合。這種整合有可能沿着緩和矛盾的方向發展，比如在黎巴嫩，伊朗支持什葉派民兵組織真主黨，沙特支持遜尼派政治力量；在也門，伊朗支持什葉派胡塞武裝，沙特支持遜尼派的過渡政府。沙特與伊朗的代理人競爭延伸到了敍利亞、伊拉克、黎巴嫩、也門等問題上，影響着地區熱點的政治解決，也是雙方政治矛盾、教派矛盾、民族矛盾等問題的聚焦。沙伊復交有可能會緩解這些熱點問題，但也考驗雙方未來如何建立信任，並解決這些問題。
觀察者網：對此，以色列前總理納夫塔利·貝內特表示，“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恢復關係對以色列來説是一個危險的發展，對伊朗來説是一個政治勝利。”如何評估以色列對沙伊復交的反應？
劉中民：沙特與伊朗復交會從幾個方面影響中東地區格局，這當然會涉及到以色列、沙特、伊朗這三方的複雜關係。
2020年，以色列和美國、阿聯酋、巴林所簽署的《亞伯拉罕協議》，是以色列繞開巴勒斯坦問題與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的嘗試。從2020到2021年，美國一直推動《亞伯拉罕協議》。近幾年，摩洛哥、蘇丹、阿聯酋和巴林這四個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阿聯酋甚至和以色列建立了自由貿易區。
去年7月，拜登訪問中東，希望推動建立一個反伊朗的聯盟，如果要建立這個聯盟，沙特和以色列都將是美國需要拉攏的對象。當然，美國最後並沒有如願以償。
最近幾年來，沙特和以色列一直有所交往，兩國甚至在安全領域有所合作。
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右）最近幾個月反覆表示，他希望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首次建立外交關係。 POOL PHOTO BY RONEN ZVULUN
因此，沙特與伊朗的復交很可能會衝擊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的進程，而這一進程正是美國和以色列正在努力推動的。美國想進一步在中東地區建立“小北約”，而這個“小北約”所針對的主要對象就是伊朗，防範俄羅斯與中國的威脅也是考慮的因素之一。因此，對於沙伊復交，美國與以色列方面的反應是比較強烈的。這主要可以通過兩方面來看：
一方面，從輿論層面看，無論是美國還是以色列，作出比較高調的反應其實是正常的，特別是以色列，因為以色列目前的地區戰略仍然以伊朗為主要的敵對目標。此外，以色列希望通過與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來建立和擴大反伊朗的陣營，此時沙伊復交對以色列自然是當頭一棒。
另一方面，我們需要看到問題的複雜性。沙特與伊朗此次在中國的推動下實現復交，但聲明裏針對的更多是雙方關係和海灣問題，並未提及阿以衝突。沙特近年採取的是比較靈活的外交政策，包括在美俄、中美之間保持平衡，很大概率不會徹底得罪以色列，因為沙特與以色列關係的背後更主要的其實還是與美國的關係。
未來，隨着沙特與伊朗關係的改變，看待中東地區問題或許也該換一換眼光了。過去人們基本上都是從敵友關係、矛盾的角度看待中東問題，遵循着“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甚至“敵人的敵人也是敵人”等邏輯，但未來恐怕需要改變這一邏輯了——沙特有可能在未來會與以色列、伊朗同時開展關係，甚至不排除下一步沙特與以色列建立正常化關係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説，中東地區矛盾最頑固的以色列與伊朗的關係也可能會出現變化。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關係是意識形態塑造，雙方其實並沒有太多實質性的矛盾。以色列也不傻，如果它對於沙伊復交過於計較，反而會把沙特推向伊朗的一邊。
當然，沙特也在努力平衡與地區國家關係，尤其是與以色列、土耳其、伊朗的關係。從這方面來看，沙特可能會處於一個相對有利的位置，與伊朗改善關係的同時，也不會關閉與以色列改善關係的大門。
總的來説，以色列在輿論上高調反對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在該國想擴大反伊朗陣營的情況下，海灣地區體量最大的阿拉伯國家居然與伊朗復交了。以色列當然不願意看到這樣的情況，但也會正視現實，不會與沙特撕破臉。
觀察者網：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利益正在增長，參與程度正在擴大，中國為此也發表了“中東安全新架構”。隨着美國的戰略轉移和力量收縮，中國應該以什麼樣的姿態參與到中東的地區安全？
劉中民：中美在中東的關係相較於過去確實發生了變化。冷戰結束後，美國在中東事務中擔任領導角色。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實施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帶來了能源需求，而中東自然是重要的能源供應地。
在這樣的背景下，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內，美國主導中東的政治安全問題，中國則主要在經貿、能源、工程承包等領域與中東保持合作。在中東的一些核心問題上，中國更多是通過聯合國來表達自己的立場。總體上，中國在中東政治領域的介入是有限的，保持了總體超脱。
當地時間2023年3月11日，巴勒斯坦拉姆安拉，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會見中國政府中東問題特使翟雋。（視覺中國）
特朗普政府上台後，中美關係逐漸緊張；在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裏，中國更是被放在了俄羅斯前面，作為美國的首要競爭對手。在此情況下，雙方在中東的矛盾張力開始加大，中國在中東的影響力在上升，而美國卻在收縮，“一增一落”反映了中美在中東的力量變化。因此，美國很擔心中國在中東會取代美國的地位。
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美國不斷地拉攏中東地區國家，要求他們在涉及到中國主權安全發展的利益問題上向中國施壓，比方説在“一帶一路”、5G通訊合作方面，中東國家都受到了美國的壓力。
中國參與中東安全具有如下特點：
第一，中國多次提出不尋求勢力範圍、不扶持代理人、不填補權力真空，但美國始終把中國作為一個威脅因素來看待，無論是在全球事務上還是在地區事務上都是如此。實際上，沙特與伊朗復交就體現出了中國與美國不一樣的安全思維。美國作為中東地區事務的主導者是有能力推動沙伊復交的，但它卻沒有這麼做，因為在它的邏輯裏，伊朗是地區的威脅者，是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共同的敵人，塑造中東地區安全同盟必須保證這一基礎。美國一直遵循的就是傳統的“零和博弈”思維，這種思維也是不利於地區和平持續發展的。
第二，中國強調中東國家的主導地位。中東地區長期存在的問題就是事務主導權由外人操縱，從奧斯曼帝國衰落，到兩次世界大戰，再到冷戰後，無論是中東的能源還是地區安全，都是由外人操縱的。中國認為，應該要由地區國家自己來主導自己的安全。
而且，中國提出的中東安全新框架是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要求尊重各國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加強安全對話，這非常明顯地體現在沙特與伊朗復交的事件上——中國提供了沙伊雙方對話的平台，雙方與中國發表了三方聲明。
中國近些年一直倡導地區國家通過對話來解決安全問題，同時也不斷表達中國願意為中東地區安全提供對話平台和機制。從去年底的中阿峯會，到一個月前的伊朗總統萊希訪華以及發佈的聲明等文件，都傳遞出的信息就是——中國在與沙特、伊朗的互動中，各方都敢於觸碰敏感問題，不再回避矛盾，本質是為了解決問題。
實際上，我覺得沙特與伊朗能夠在中方主持下在中國完成復交，恰恰是近期三方密切互動的階段性的成果。中國與沙特、伊朗高層的互動，以及中國在外交理念上提出的新安全觀、中東安全新框架、全球安全倡議，所有這些努力所結出的果實就是沙特與伊朗的復交。
沙伊復交的輿論反響很大，甚至被形容為“石破天驚”，但對於我們長期跟蹤中東動態的人來説，這一舉動其實並不奇怪。沙特與伊朗本來就一直在談，一直順應着地區局勢求緩和的潮流，雙方已經有了兩年的對話。當然，假如沒有中國的助力，復交的過程可能會耗時更長，確實應該充分看到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所發揮的重要建設性作用，看到中國外交理念與實踐在中東取得的階段性成果。
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看，也要考慮到中國和沙伊將面臨的挑戰。沙伊簽署了復交協議，下一步應該如何落實，雙方應該如何解決矛盾與問題。如果雙方現在簽了復交協議，幾年後卻發現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在地區熱點問題上依舊明爭暗鬥，那很有可能會再次撕破臉皮。
因此，對於沙特和伊朗雙方，還有中國作為第三方，之後還會面臨很多的問題：海灣地區能不能出現阿拉伯國家和伊朗共同參與的地區安全機制？在熱點問題上，伊朗能否放棄對黎巴嫩真主黨的長期支持？能放棄對巴勒斯坦哈馬斯的扶植嗎？説到底，雙方只有建立互信，才能真正建立穩固的關係。這個過程不會是一蹴而就的，但是我們對中東的看法確實需要改變，一味從對抗、矛盾、衝突的思維來看待中東問題恐怕不符合當前中東的情況。
觀察者網：半島電視台評價説，“中國斡旋下沙特與伊朗簽署協議，對華盛頓形成三維打擊”；美國智庫保衞民主基金會行政總裁杜博維茨評價，沙伊在中國調節下復交，對美國利益來説是“輸、輸、輸”。如何看待美國的表態？中國對中東地區的參與引起了美國的牴觸和懷疑，中國和美國未來是否有可能在中東發生衝突？
劉中民：在國內輿論中，一些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自媒體總是以美國為參照物來觀察和分析中國與中東的關係，有時候看似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中美兩個大國力量在中東確實呈現出“此消彼長”的力量態勢，但現在一些自媒體所帶的節奏恰恰和西方所希望出現的情況不謀而合——中國與美國會在中東發生對抗。
儘管中美力量呈現出此消彼長的態勢，且一定時期內，在美國不斷施壓下，中美在中東可能會出現局部緊張的態勢，但這並不意味着下一步中美要圍繞這一力量變化進行你死我活的博弈。
在中美與中東國家的多方互動中，其主要影響因素之一是中東國家的戰略自主性在增強，這也與中國倡導的新型國際關係相契合。
沙特就是一個比較明顯的例證：在俄烏衝突中，海灣國家、阿拉伯國家都沒有選邊戰隊，都選擇在美俄之間進行平衡。去年拜登訪問中東的時候，沙特外長的回答是非常明確的，沙特與美國發展關係的同時，並不意味着就與中國走向對立——這就是中東國家的戰略自主。
大國在中東的態勢正在發生變化，中東國家都看到了美國力量的消退，中國影響的增長。而中東國家自身的戰略自主性增強，對未來限制大國在中東對抗會是一個很有利的因素。
美國目前仍然是海灣地區的絕對軍事力量（資料圖片）
當然，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力量會持續存在。美國目前在敍利亞北部還有上千名軍人，在海灣國家也有大量的軍事基地，這個地區的國家之間的矛盾對於美國而言仍有可利用的空間，特別是以色列與伊朗的矛盾。美國甚至把中東和印太聯繫在一起與中國進行大國競爭。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東和南亞也有出現了“小四方機制”——即美國、印度、以色列、阿聯酋形成的四邊機制。因此，美國的主導地位確實和過去不能同日而語，但美國在中東的破壞性作用卻日趨突出，它還是能在很多問題上“搞事情”。
在中東地區，未來發展很可能是進入大國關係相對平衡的階段，美俄中的影響會進入到一個比較複雜的階段。
觀察者網：中國作為第三方調和的模式，在未來巴以問題、烏克蘭危機和阿富汗問題上是否有可能再次應用？
**劉中民：**本質上，這些熱點問題和國家矛盾還是取決於國家內部訴求和地區形勢。
比如，在比較巴以問題與伊朗和沙特的關係時，可以看到兩種不同的局面。沙特與伊朗這兩三年都在尋求對話，而在巴以問題上，雙方的衝突在循環上升。不論是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的行動，還是巴勒斯坦方面出現一些更年輕的激進力量的反以行動。在巴以問題上，中國提出很多方案和主張，但在當事雙方對立上升的情況下，儘管外部力量可以嘗試勸和促談，但沒有多少可行性。
烏克蘭問題背後的大國博弈更加突出，現在俄羅斯跟烏克蘭是彼此互不讓步，雙方的訴求南轅北轍；烏克蘭背後又有美西方的強大力量支撐，美國在中東影響下降，轉向烏克蘭，這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烏克蘭衝突的長期化。中國提出了《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這一文件，但從美、歐、俄、烏幾個主要方面來看，該方案目前很難實行。
阿富汗問題可能要稍微樂觀一些，因為目前已經建立了很多機制。現在阿富汗問題的主線是塔利班與“ISIS”、前政權力量的矛盾，“ISIS”搞了很多次恐怖襲擊。但説到底，阿富汗問題能否解決，取決於其內部究竟是否存在有利於勸談促和的條件。當然，第三方的態度是否公正也很重要。中國去年在安徽屯溪舉行了第三次阿富汗鄰國外長會，就是為解決阿富汗問題做貢獻的具體舉動。
此外，阿富汗問題涉及的當事方很多，像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以及中亞國家、外部大國力量參與；中國確實能夠發揮一定作用，但只是眾多角色中的一個，關鍵還是取決於阿富汗內部，同也涉及到多方國家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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