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鵬鯤：扭轉“工科理科化” 必須照顧年輕一代的利益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餘鵬鯤】

3月10日，《中國科學報》刊登了一篇包含曹德旺在內的25名科學家、企業家聯署的文章，題為《屈從論文  難下工廠 “工科理科化”亟待扭轉》。他們認為中國要從工程大國邁向工程強國，工程人才培養中必須改變“工科理科化”的現象，讓更多的工科教師、學生去工程一線解決真問題。

這25名科學家、企業家分別是：歷軍、王軍成、王國棟、王焰新、王耀南、印遇龍、劉經南、楊敏德、楊善林、陳景河、陳夏裕、吳義強、李華軍、李德仁、嚴建文、何清華、武強、羅琦、胡正寰、侯保榮、郜春海、徐衞林、曹德旺、潘君驊、魏臻（按姓氏筆畫排名）。

和很多類似提議相比，可貴的是這些科學家、企業家（以下簡稱提議專家）給出了“工科理科化”的定義——“所謂‘工科理科化’，是指工科的評價體系及運行方式向理科靠攏，甚至完全向理科看齊。其典型特徵，是用理論科學的方法解決工程問題，重視論文發表，忽視實踐創新”。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提議專家給出了包括制定合理的工科教師評價體系、高校建立雙導師制（校內導師、企業導師）、鼓勵校企合作等六條建議。

什麼是“工科理科化”？

提議專家雖然給出了“工科理科化”的定義，但這一概念具有模糊化、開放性的特徵，仍需要進一步歸置和釐清。

提議專家們認為：“‘工科理科化’問題在本科教育中最為嚴重，研究生教育次之，其潛在影響還滲透到高職、中小學教育中”。這説明他們所説的“工科”是社會性的“工科”，並具有較為廣闊的外延，而非教育意義上的工程學科。

根據現行教育政策和法規，高職、初中乃至於小學都沒有什麼工科理科的劃分。高中有文科和理科的劃分，但也沒有工科。因此認為“工科理科化”的潛在影響已經滲透到高職和中小學教育中，從教育管理的角度出發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為什麼要摳這個字眼？因為專家們的幾乎所有建議都是針對高等教育提出的。“工科理工化”作為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具有全面性和綜合性。只在高等教育上下功夫，是解決不了的。顯然，問題的複雜性和解決手段的侷限性構成了一對矛盾，專家們的提議卻忽略了這個重要的方面，因而説服力大打折扣。

高教領域到底存在什麼問題，讓提議專家們如此焦慮呢？《屈從論文  難下工廠 “工科理科化”亟待扭轉》一文中指出：“教師寧願或不得已在黑板上教修機器、教蓋房子，也不願或無法下車間、下工地去解決工程中的真問題；學生解決了生產線上的關鍵工藝問題，卻經常因為沒有發表頂刊論文，而不得不面對畢業評優時的窘境；在產業領域，大量關鍵共性技術難題得不到及時有效的解決，面對一些要害環節的‘卡脖子’現象，企業往往無計可施”。

筆者加以歸納，專家們認為高等教育存在教學脱離實際、學生畢業評價手段單一、高等教育投入對強國的拉動作用有限等等問題。不得不説，這些問題在高校普遍存在，而且確實是亟需解決的重大問題。

早在2010年，《羊城晚報》的一個調查就指出：高校教育存在大量的落伍內容。大學生們抱怨：“專業空泛，感覺學不到什麼”“學習沒壓力，只為了一場考試？”“不知道讀大學究竟在讀什麼！”。

2011年，一位不願具名的某985大學退休教授在接受《工人日報》採訪時表示：“在我熟悉的領域，竟然還在用上個世紀60年代的。我當年就是用的這種教材，幾十年以來這些內容都沒有什麼變化”。

2015年，《中國教育報》引述了多位高等教育從業者的評價，認為中國大學應用型專業的教材較為陳舊，已經被時代甩在身後。

儘管有很多呼籲和關注，我國大學部分教材還是遠遠落後於科學技術發展進程。以至於有的知識已經成為了學生的常識，然而還是未能寫入課本。直到近年來，教育部高教司“十四五”規劃中大力整頓“舊教材”的問題，“完善教材質量監控和評價制度的建設，鼓勵高校用優教材、新教材，堅決淘汰過時落後的舊教材”，這個問題才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至於在評級學術成果時，“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的問題（簡稱“五唯”）以及缺乏“卡脖子”技術成果的問題，就更是家喻户曉的頑瘴固疾了。

為何教學不貼實際？

如果“工科理科化”在高等教育裏指代的是上面這些問題，那麼扭轉它就是必須的。可為何這樣一個人人説好的事，在現實中卻推進的步履維艱呢？

中國的大學生為何更能忍受低質的教育呢？這要從就業模式説起，例如在德國，本科生就業與職業院校的學生相比幾乎沒有任何優勢。B站有一個德國UP主，曾經做過一個針對德國企業的採訪，企業主明確表示：“有時我們對自己培訓過的（職業院校）培訓生比對應屆大學生更滿意”。

職業教育和本科教育在德國是雙元並重的

而在美日英等多數西方國家，如果科研內容不是企業所需要的，又不走科研的道路，碩士乃至於博士，在就業上與本科的差距遠沒有國內這麼大。著名數學家張益唐在美期間，因未能獲得美國教職，且為方便繼續研究數學，不願做過於勞心的工作，因此只能在快餐店工作了很多年。

不難看出，這些國家的就業模式是衡量應聘者可能創造的價值，並與企業需要進行匹配的模式。企業招聘主要是看這個人本身，至於學位和應屆生與否，固然還是非常重要，卻不能與國內的重視程度相提並論。

國內的就業模式，更像是學歷稀缺度匹配模式。通過資格考試後，大學生就具備了一定的稀缺度，根據大學聲譽高低，大學生的學歷稀缺度也各有不同。就業時，不同薪資稀缺度的企業傾向於招聘與自己企業同一甚至更高學歷稀缺度的學生。長期以來甚囂塵上的“讀書無用論”、“學歷貶值”都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的。

很多高校今天的畢業生，比十年前的畢業生要優秀一些，但就業形勢完全不能與十年前相比，這就是學歷稀缺度匹配模式的必然結果。在這樣的模式下，只要入學並順利畢業，同一級學生的學歷稀缺度就是一樣的，學生沒有太多動力主動與產業接軌。更沒有動力冒着不能順利畢業的風險，主動要求增加學業難度，並倒逼高校教師提高產業實踐水平。

其實為了提高教學內容與產業實踐的貼合度，教育部和高校每年都會進行大量地問卷調查和電話回訪。學生是學不到真本事的最大受害者，但在培養中出現了只要給分高，學生是絕不介意為不學無術的老師“打掩護”的現象。因此調查往往出現一個奇觀——學生們普遍認為在校學習的知識對工作幫助有限，但卻幾乎認為每一位老師的課程都設置合理、結合實際、生動有趣。

而學歷稀缺度匹配模式的形成，又與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乏力、企業市場化競爭模式扭曲、產業升級出現一些困難甚至高等教育招錄模式等等問題密切相關，是一個異常複雜的社會問題。

為何來源實踐的科研少？

不能為了科研而科研，工程學科的科研尤其如此。目前高校破除“五唯”的運動轟轟烈烈，但不難發現積極響應的以院士和教授為主，青年教師的積極性目前不算高。

年輕人思想最活躍、最解放，最有希望做出突破性成果。正如著名科學家王選所説：“我38歲的時候，在電腦照排領域的研究在國內處在最前沿”，“今年我68歲，3年前得了國家最高科技獎，但離學科前沿更遠了”。

為何離前沿更近的青年科學家，更想搞論文、搞帽子、搞職稱、搞學歷、搞獎項呢？2021年中紀委、中監委主管的《中國紀檢監察》刊登了一篇題為《曬一曬‘象牙塔’裏的那些官僚主義》的文章，或許指出了問題的關鍵。

該文指出高校中“門户林立，近親繁殖”，“以同門情誼打造利益圈子的現象在一些高校不時存在。有的學科所謂‘大佬’徒子徒孫遍地，以師生、同門為紐帶互相提攜，形成封閉的‘圈子’”，“‘圈子’不加約束，就會演變成派系，派系之間不單是學術上的分歧，還有行政權力和項目利益上的爭奪”。

文章進一步分析：“在年輕學生話語中，課題組內‘大老闆’‘小老闆’稱呼不時出現，有的‘大導’掌控一切，以家長作風扭曲學術傳承”。進而必然導致“有的甚至在項目到手後立馬分包給課題組的年輕老師或學生，自己動嘴不動手，出錢不出力，成為‘學術包工頭’，把師生間‘授’與‘學’的關係異化為老闆與員工的僱傭關係”。

在這樣的情況下，青年科研工作者作為弱勢方必須自保，重論文、重帽子、重職稱就是必然的。一篇論文至少有兩個等效的署名位置，出力的和出錢的都各得其所。“大導”當二級教授，“小導”當五級副教授，也均怡然自得。但是應用研究必然是多環節、重資產的運作方式。在現在單位強勢、山頭林立的情況下，青年科研工作者在權益分配中完全沒有保障。

作一個假想，博士小青完成了A、B兩種生物機制聯動的研究，博士小年完成了C種化學品及衍生物對人體影響的研究，小年的“小老闆”小教在小年的基礎上，完成了C種化學品及衍生物對A生物機制的研究。“大老闆”小師有一天在檢索論文時發現，小青和小教的成果似乎預示着C種化學品及其衍生物，有可能通過A影響到B種生物機制的關鍵指標D（例如精子活力或者血壓水平）。

於是小師找到學院，要求撥款2000萬，在某種化學品及其衍生物中尋找針對關鍵指標D的特效藥。學院領導非常重視和支持，暫停若干項關鍵儀器採購，專門撥款。在研發中，因為影響了儀器採購進而影響了其他課題組，被罵得狗血淋頭，由於研發週期太長，學院領導三天兩頭催問進度，小師壓力巨大。

最終研發成功實現了產業化，年賺8000萬。領導找到小師，説學院對你支持很大，至少6000萬你應該回饋學院，還有1500萬應該給學校。每年你們課題組可以增加經費400萬，你個人獎勵可以增加100萬。至於小年和小教，他們在這個過程中，不是已經有研究成果了嘛？至於小青，都不是我們學校的，管他呢。

領導還説學院老傅要衝擊院士了，你得出成果幫幫忙，其他老師還有幾項成果，雖然每年進項不大，但和你的打包成大健康課題，材料裏就可以寫“研究成果產業化落地成果喜人，共計投產6項成果，實現利潤8106萬元”，這樣就有點有面了。雖然連連説好，小師一點也笑不出來。

雖然是個虛構的故事，但何嘗不是現實呢？當“大佬”取代國家立項成為課題組的核心時，科研組織必然就沒有了真正的集體主義。

此次提議的25位科學家、企業家身份可以歸納為另外的兩類：要麼是兩院院士，不然就是企業的董事長。做出這樣的安排，可能是專家們生怕分量不夠，在輿論上説服力不足。但既然“現實”強調帽子，那又何須對年輕學者的功利過分苛責呢？關鍵是要造就適合科技創新人才的土壤，則突破性科技成果的湧現自然水到渠成。

要對青年展現更多的善意

毋庸置疑，學者們希望扭轉“工科理科化”的傾向，根源和關鍵就是中國目前的“卡脖子”技術太少，科學研究和高等教育對產業的拉動作用還太小。

前面反覆辨析大學生學習與就業模式的關係、青年教師科研志趣與高校環境的關係，就是希望在高科技研發在內的所有領域落實尊重人才、尊重科學以及按勞分配的初心和使命。但通讀專家們的提議，一種“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的擔心卻油然而生。

2月24日，多部委聯合舉辦了“權威部門話開局”系列主題新聞發佈會。根據科技部披露的消息：2022年我國企業研發投入佔全社會研發投入已超過3/4。另外1/4的研發投入，也不是高校自由支配，相當多的經費是由國家統籌的科研專項資金，青年教師能夠分到的就更少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提議卻聚焦於高校改革，説明專家認為企業的研究能力還弱於高校、劣於高校。奇怪的是，專家們卻建議“企業人士入校做兼職或專職教師，不應將論文作為他們入職的硬槓槓”。這樣不熟悉學術規範，也不熱心學術的老師，頂着CEO、CFO和董事長的頭銜進入高校，就能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專家們還建議“打破‘在校修完學分再出去實習’的模式”，“拿出小學期甚至一個學期的時間，讓學生參與企業實踐，並將企業實踐納入學分管理”。在不改變就業市場學歷稀缺度匹配模式的情況下，學生若企業實踐不積極，教育培養是否能夠僅以學分相威脅？哪種模式既能夠保證學生的自由選擇，又能保證對學生的教育成果公平對待？

近年來，“建議專家不要建議”一直是互聯網上的重要話題。部分專家的建議之所以不受歡迎，不在於他們強調成果的“桃子”是如何好吃，如何有營養，而在於迴避了“桃子”由誰種、怎麼分配的問題。

建議這些專家，先做一些與提案內容緊密相關的社會實踐，這樣提的問題就會更有針對性，也容易實現。沒有前期鋪墊和基礎，就要求行政部門以強制力推動可能不利於弱勢羣體的改革，既不明智，恐怕也不合理。

英特爾於2011年前後，同國內部分專家以及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了英特爾軟件學院系列課程。這套教材是針對職業院校編寫的，但使用的單位不止於職業院校。像這樣的書，我認為我們國內的企業也可以編，而且完全有能力編的更好。

英特爾軟件學院系列課程

除了編寫教材之外，關心高等教育的專家和企業還可以提前兩年發佈人才技能需求和招聘信息，講清楚兩年後產業會出現哪些新的具體的需求，給出預期薪酬和招聘人數，以鼓勵在校生主動磨礪產業需要的技能。

如果企業和這些專家都不能預測產業兩年後發展的具體需求，卻希望青年學生和教師先去企業試試看，還建議“高校在工科研究生學位論文評審、驗收時，可考察任務是否來自企業、由哪幾家企業提出等，邀請企業總工程師參與評價”、“鼓勵企業以多種形式合作辦學，給予其減免税收、加大補貼、發放貸款、土地使用優先等優惠”。不解決前面的問題，這樣的主張似乎有些過分。

中國目前正面臨着新舊動能轉換、產業轉型升級的重大考驗，完全可以理解專家們的焦慮心情，也明白先行者們把更大的希望寄託在青年身上的考量。但專家們扭轉“工科理科化”的提議，勢必會對年輕一代提出新的更大的要求，並加劇他們培養和擇業中的風險。

“拿出小學期甚至一個學期的時間，讓學生參與企業實踐”勢必會佔用青年學生自由探索和學習的時間，更會凸顯安全問題；“將企業實踐納入學分管理”可能造成尋租空間，部分學校可能會主動向企業出賣學生勞動力，更可能對大學生擇業施加不公平的影響。

企業代表儘管在社會地位上可以與院士、教授們平起平座，但作為老師，其師風師德是否也經得起考量，能夠承擔教書育人的重任？專家們還提議“酌情規定工科師資要有一定年限的產業經歷”，這意味着青年教師獲得長聘編制的時間還要再延長，並要與企業發生一些利益交換。此類師資改革的合理性，需要進一步謹慎評估。

正因為這樣的提議可能會對年輕學生和教師的利益產生很大的影響，而且他們承擔的風險很大。因此必須考慮和照顧年輕一代的利益，尤其是其中經濟條件差、獲取信息能力較弱的個體。既要關懷上厚愛幾分，更要實實在在地優化代際分配，增強他們的獲得感和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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